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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十年了，如果有人问我当初为什么要搞文学社，我仍然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此刻，反复回荡的只有刚刚在未名“我们”版看到的曾任社长的陈朗讲的一个笑话：一男子走出火车站，一女子问他：“大哥，过夜生活吗？”男子问：“多少钱？”女子答：“啥子钱？老娘就图个快活。”
    搞文学社，大抵也就是图个快活，像一次欲望，像一场海潮，潮来时乘兴而舞，潮退时自然消歇。那是纯粹的快乐，青春享受的一种，无可比拟的财富。多年来，搞文学社期间办过的8期社刊一直在我漂泊的行囊里占据重要位置，它们负载着难以忘怀的学生记忆，我总是不敢翻动它们，那里面的少年意气会像刀光一样斫伤我今天的生活。
    自杀的诗人戈麦说：戈麦经常面露倦容，有时甚至不愿想25岁之后的光景。文学社生涯毫无疑问属于25岁之前的事。那是热爱海子的时光，用冷水洗澡，躺在床上听到走廊里银铃般的笑声就会有干渴感，酷爱深夜骑自行车四处游荡，喜欢在暑季的暴雨里狂奔、在朦胧的酒意中取消一场莫须有的爱情。世界蓊郁深绿，风摇撼着树木，万物蒸腾着生长的腥味，多么蓬勃，搞一场文学射吧。
    文学社生涯和溢出来的生命的热力有关。我总相信，年轻时搞文学社的人体内有更多的热量。这些热量没有被组织进一个计划严密的人生功利进程，而是被播撒到一件“无用之事”上，用流行的话来说，是一种“反熵”行为。猴子本来都是四条腿走路，这样习惯了，舒服，可是有一只猴子很反常，它居然尝试用两条腿走路——人便这样诞生了。如果有一天，青春的孩子们想不起来搞文学社，或许是可悲哀的事，或许人们便一辈子安于躬腰驼背，又变回猴子的模样。
    十年了，如果栽一棵树可以锯掉做房梁，如果生一个孩子也快小学毕业；文学社的十年，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妓女，她接待的客人越多，就越是容光焕发，而那些从她帘幕低垂的房间走向世界的迷途的人，不会忘记她的温暖和骨肉。为什么她是不老的？因为她不是做生意，只和“快活”有关。

                                           2007年5月“我们”文学社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