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 ⊙ 黑暗中的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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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人生笔记

◎伊甸



运 河 往 事

  一年又一年,我急急匆匆地奔向运河。天冷了我奔向运河,天热了我奔向运河,似乎运河是可以让我撒娇的母亲的怀抱。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的爷爷奶奶和我的弟弟妹妹住在运河西边的乡下(桐乡县河山公社),我和我的父母住在运河东边的小城(海宁县硖石镇),直线距离不到四十公里,来一趟或去一趟却又要赶火车,又要坐轮船,又要步行,几乎要折腾一整天。我的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都在城里读书,一到寒暑假,我就像一头小小野兽冲出铁笼扑向森林,兴高采烈地往乡下奔,和弟弟妹妹在一起尽情地游泳、抓鱼、摸螺蛳、削水漂、赌草、爬树……假期结束,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城里,缩起脖子像冬眠的虫蛹一样熬日子。
  来往途中,必须经过运河。不是横渡运河,而是坐着轮船在运河里漂上好几个小时。轮船突突突地响着,似乎很卖力的样子,速度却比人的步行快不了多少。那个时代除了口号在加速,报纸上的工农业产量在加速,甚至加速到了疯狂的地步,但生活的真实节奏却是如此缓慢,缓慢得好像地球停止了转动似的。坐在船里的人一个个像和尚打坐,姿势僵硬,表情漠然。只有几个孩子时不时地嚷嚷几声或者扭动几下身体,然后在父母的训斥下无可奈何地安宁下来,过一会儿又开始嚷嚷和扭动。如果没有孩子们带来的这股生气,我不知道该把这艘沉重的木制轮船比喻成什么。
  大部分时间里,我总是扭头朝着窗外,看河岸上的树木和庄稼是怎样缓缓地、悠然地向后移动。我甚至会盯着河岸上一丛像火焰一样热烈燃烧的野花看上好几分钟,直到它消失在视野里。有时候,岸上会站立一大排人看我们的轮船,我也就一个个地看他们,看嘴里叼着长烟管的老爷爷,看衣服穿得或鲜亮或暗淡的姑娘,看双手拄着一柄锄头或者肩上扛着一把铁耙的小伙子。写到这里,我想起卞之琳的一首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当轮船偶尔鸣响汽笛的时候,河滩上的鸭和鹅就会受到惊吓,它们慌乱地拍打着翅膀向岸上奔逃,只恨不能像它们的祖先一样飞起来。趴在柳树下的黄牛却只是转过头来朝我们冷冷地看上一眼,对轮船的虚张声势表示不屑。有时,不远处的村庄里窜出几条黄狗或者黑狗,朝轮船不服气地大叫几声,似乎在威胁说:看你敢不敢上岸来!
  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四小时……有时候轮船出了故障,船工手忙脚乱地在那里修,我的心就开始渐渐揪紧了——再修不好,我就要赶夜路了,那可是整整十八里在桑树林和稻田中间弯来绕去的狭窄的泥土路啊,中间还要在几个棺材旁边擦身而过!当地风俗,人死后不是马上埋进泥土,而是把棺材放在野地里,棺材外面搭上一个小房子遮风挡雨。大白天在棺材边上走过,都让人慌兮兮的,晚上不知道要让人怎样心惊肉跳。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一天,我爷爷听说马上要限制迁户口了(这以前户口的迁徙比较自由,也没有城乡户口的差别),为了把我的户口从乡下迁到城里,他起大早赶到硖石我父母那里拿了证明材料,当天就火烧火燎地往回赶。他乘火车到沪杭线上的一个小站长安站下车,然后去赶长安开往石门的轮船,但末班轮船已经开走了。六十岁的爷爷毫不犹豫地沿着河岸开始步行,从长安走十五里到崇福,从崇福沿运河走十八里到石门。到石门时天已经黑了,他舍不得花钱住旅馆,摸黑往家里赶。夜虽然没有黑得像墨汁一般,但天上没有月亮,地上没有灯火,只有稀薄的星光给天和地画出了一个隐隐约约的轮廓。爷爷终于迷路了。他在一片桑树林中走啊走,走了整整一夜也没有走出这片桑树林。幸亏爷爷那时身体不错,累了一天一夜,他居然没有趴下。后来爷爷多次说起这段经历,他不承认自己迷路,硬说是遇到了“鬼打墙”(乡下一种迷信的说法,鬼打了一堵人看不见的墙不让人通过)。爷爷的事假如发生在我身上,我即使不累趴下,也早就给吓破了胆。我最恐慌的一次是,因轮船故障,到石门时已是夕阳西下,我不敢有一分钟的耽搁,拼命往老家赶,终于在天黑透之前,我一头扑进了家门。看着油灯下的爷爷和弟弟妹妹(那时奶奶已去世),我有一种到地狱边缘走了一趟又回到阳间的感觉。
  年复一年,我在运河里坐着轮船来来往往。从20岁到26岁的几年中,我在运河上来往得更勤了。特别是石门到崇福这一段运河,我几乎熟悉每一座桥,每一条支流,每一个石埠。也许天生与运河有缘,我认识了一个在运河边出生和长大的女朋友。我至今保留着她三十年前写的一首关于运河的诗,诗题是《啊,我的母亲——运河》,其中两段是:“啊,日夜不停地奔流,/送走百帆又通千舸,/告诉我,/你为何这样匆匆走?/是否为了易逝的春秋?”“运河之水不断流,/带着啊/运河女儿满腹愁。/何处寻/人生欢乐与自由?”当时还是文革期间,她能写出这样抒发内心真切情感的诗,确实不简单,一定是运河水赐予了她诗情和灵性。但诗情和灵性并不等于爱,我和她来往了七年,运河见证了我的希望和失望,快乐和忧伤。后来,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像乱风中的纸鸢一样摇晃不定,最终一头坠落下来。一个严冬的深夜,我独自坐在运河边的石阶上失声痛哭,运河悄悄带走了我的泪水,默默地奔向远方……
  爷爷死了,运河边的女朋友在我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我远远地离开了运河。此后好多年,我差点儿遗忘了它,甚至有几次我或轻佻或冷漠或忧郁地走在运河边,竟然完全没有想到我身边这条被高楼大厦围困起来的河流就是运河。它是如此陌生,我无法在它身上找到记忆和慰藉。
  我终于逃脱不了运河与我祸福与共、生死相缠的命运。多年以后,运河居然来到我的身旁,紧挨着我盘踞下来,日日夜夜睁大眼睛盯着我,絮絮叨叨地提醒我它的存在,它和我生命的隐秘联系。它离我是如此之近,我听得到它的呼吸声,看得见它额上的每一条皱纹,我甚至感觉得到它悄悄地渗进了我的血液。我站在运河边我的新居的阳台上,久久地凝视运河,仿佛它是我血脉相连的亲人。我不得不承认:它仍旧是我的运河。我想起当代诗人王家新以《诗歌》为题的一首诗:“诗歌,我的地狱/我的贫困,我的远方的风声/我从来没有走近你/我的城堡/我的从山上滚下的巨石……诗歌,我的死亡/我的再生,我的不再存在的奇迹/你夺去一切,你高高在上/你俯下身来/给我致命的一击吧/现在,我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向你祈求的人”。此刻,我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把诗中的“诗歌”一词全部替换为“运河”。我一遍又一遍读着,我读得如此投入,这首诗的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揳进了我有关运河的全部往事。
  运河缓慢,然而坚定地流着,卷走所有的恩怨、泪水、梦想和岁月。



深夜的独白


假若有爱,其余的一切都是无所谓的;假若没有爱,其余的一切也是无所谓的。

人活着,艺术存在着,归根结底都在寻找意义。即使最终还是无意义,寻找却贯串生命和艺术的全过程。

多么需要孤独、沉静,全身心进入一种境界;多么需要懒散、自由,灵魂在从容不迫的漫步中才有可能接近上帝。

庄严和深沉之上的宁静、和谐是优美的,它吸引我们坚挺自己的悟性,向它挺进。

最近我才渐渐掂出“纯粹”这一个词的份量。对于艺术来说,只有艺术之内的东西才是纯粹;对于爱情来说,只有无条件的爱才是纯粹。当然彻底的纯粹无法达到,只能逼近。逼近也是困难的,需要非凡的人格力量。大部分人是向后转,背离纯粹。这是轻松而快乐的。但巨大的危险在于:存在的意义陷入无边的晦暗,人在精神上杀死了自己。

生命,只有生命,才是最崇高、最神圣的东西。因而,人的生命权利,当高高在上,君临世界。一切道德、艺术、宗教,应当是为人的生命服务的,应当臣服于人的生命权利,否则,一切道德、艺术、宗教便是虚伪的,便是生命的敌人。

灵魂为何总是一叶不系之舟,永无宁日?也许生命本来就是这样,茫茫大海,岸只是存在于幻想之中,眼前能出现几个小岛便是无上荣幸了。

有所期待总是幸福的。它甚至是生命的唯一支撑。等到无可期待时,生命就成了一片荒芜。期待有时是一种创造,有时是一种挣扎,有时仅仅是一种宿命。

为什么要对人类精神中最自然、最美丽的爱情加以种种蛮横的道德限制呢?以至于人们似乎是为了这些限制而活着,而不是为了爱而活着。爱情可以是柏拉图式的,可以是精神和肉欲水乳不分的,也可以是纯肉欲的。它们各有各的光辉。一般来说,以精神和肉欲完美无缺的结合为最动人、最深刻、最幸福。

爱是人类精神中一种最强烈的光辉。只要这种爱是真诚的,不掺杂任何商品成份的,就是真正的爱情,纯洁的爱情。我对“纯洁”这个词的一贯理解是不把爱当作商品。

你关灭电灯,躺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你感到黑暗像汹涌的海浪一层一层地向你压来。除了黑暗,还是黑暗,白日里五彩缤纷的一切是真实的吗?你是真实的吗?此刻你被融解在强大的黑暗里,分不出彼此。假如光明再次到来,你仍然会和光明融为一体吗?不,黑暗已无孔不入地占领了你体内的许多阵地。
为了剔除黑暗,你不得不让自己受伤,流血,甚至割去一部分器官。

电影中为了渲染某种紧急的气氛,常常让时钟的秒针“滴答滴答”走得愈来愈响,甚至到达令人恐怖的地步。实际上,时间的流逝是无声无息的。正因为无声无息,它便轻易地从人的身边溜走,好像一个窃术炉火纯青的贼。往往在事情过后,我们才心疼地发现我们失去了什么,这时窃贼已远走高飞。

独处时,才能把四分五裂的自己渐渐收回,渐渐成为一个真实的、完整的“我”。我愈来愈感到与世界保持距离的必要性。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必须隔着一条河打量世界,如此,才能在不得不投入世界之怀抱中的时候,保持一份冷静和清醒。

“挣扎”这个词,可以用来概括人生的全部内涵。

我喜欢那些对生活、对艺术充满热情和创造欲的人。那些人是火焰,是光,给世界带来勃勃生气。我不喜欢无所事事、灰心丧气、对一切都浅尝辄止的人,这样的人犹如深秋的风,给生活带来寒冷和萧条。

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随波逐流,而真正的诗人却逆流而行,他们的不合时宜注定他们是不幸的人。他们的幸福和荣耀仅仅存在于他们的诗歌中。

存在愈来愈呈现它的荒谬和苍白。生命的车轮在打滑。难道人归根结底是一只屈服于环境的可怜的甲虫?我得试试跟命运对着干的可能性。

我们在现实中感到困惑和压抑。在这尴尬的年头,各种观念像五马分尸一样折磨我们脆弱的心灵。我们的灵魂骚动不安,如飓风肆虐下的海洋。我们全体患了神经焦虑症。我们该怎样沉到大地上来,让自己像山峰一样坚定而从容,像原野一样开阔而明亮?





  只有信拒绝着虚无。一段少年时代青涩的恋情,遥远得像山那边的炊烟,似有若无,假若没有信作为见证,它就好像不曾发生过一样,连回忆都显得如此虚幻。信从一个隐密的抽屉里走出来,清晰地诉说着当年的心跳、痴迷、苦苦的相思、怯懦或者勇敢、泪水……如此真切,一切仿佛刚刚发生,你甚至想伸出手去握住那双早已消失的小手。
只有信抵抗着遗忘。年轻时代的友情像夏日里初升的旭日,一生的热烈、灿烂都浓缩在其中了,然而沧海桑田,风云变幻,当年抵足而眠、肝胆相照的朋友渐渐消失了踪影。如果没有那一叠叠的信,我们如何记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不知天高地厚的青春豪情?如何记得“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自命不凡的英雄主义情结?那比成熟珍贵十倍的幼稚,那些可爱的傻气和真诚,那一去不复返的梦想……如果没有这些信,我还真难以相信自己居然这么年轻过,我为当年自己的年轻而骄傲。许多人一辈子没有年轻过。那些信——展示着我青春生活的一幅幅图画:那些栩栩如生的细节,色彩斑斓的场景,余音绕梁的誓言和诗歌,内心的光芒和阴云……
信,是一生的见证(还有日记)。如果没有抽屉里的几千封信,我怎么相信自己爱过、恨过、羞愧过、骄傲过、忧郁过、幸福过、彷徨过、果断过、逃避过、挺身而出过?有这些信,我才能触摸自己的实实在在的一生,就像触摸这些信纸时感觉到的那种惬意的微凉、光滑、洁净。有这些信,我才感受到生命的饱满、厚重和缤纷,我才不会为虚无和遗忘而恐慌。
我从十六岁开始正式写信(十六岁以前曾奉老师和父母之命写过几封信,但那不是我要写的信,故忽略不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是我写信的高潮期,每月都要写几十封信,大部分信都在一千字以上。我写过的最长的信大约是一万字左右。多少个寂静的夜晚,我在台灯下全神贯注地给朋友和恋人写信。不仅读朋友和恋人的来信是一种幸福,写信也是一种幸福。写信的时候,自己的思想、情感、灵性都被激发出来了,有时候如有神助一样,一些奇异的想法会像电光石火般熠熠闪耀。
我收到的最长的信,有整整五十三页,约两万多字。那是山东曲阜师大中文系教授张元勋在三年前给我的一封回信,他详细地回顾了1957年北大反右时关于林昭、我的老师沈泽宜以及他自己的一些遭遇,让人唏嘘叹息。这封信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我收到的最长的编辑来信,是当年《十月》杂志的诗歌编辑骆一禾的信。他用女性般的纤细笔迹写了密密麻麻的七页,不厌其烦地谈论他对诗歌写作的一些想法。斯人已去,他的信静静地躺在我的抽屉里,夜深人静时,我仿佛能听见一个纯粹、高尚的灵魂悄悄说话的声音。
  时过境迁……写信的时代过去了。电话、电子邮件代替了古老的书信。一切都是那么方便而快捷,人们的生活像车轮一样飞速地旋转和打滑。我们再也静不下心来细细地感受某种情感、某种思想的幽微和精妙。偶然收到一位特立独行的朋友寄来的信,就好像得到一件珍贵的古董似的,拿在手里细细地鉴赏,唯恐忽略了它无与伦比的美和高贵。
  当年里尔克住在一个又一个幽静的古堡里,给那些美丽、热情而又有艺术才华的女性朋友写下了无数动人的信,以至于后来在慕佐古堡,他为了全力以赴地写诗,强迫自己“戒信”。他把写信的灵气和智慧全部投进了两部伟大的作品——《杜伊诺哀歌》和《献给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我读这两部作品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那是里尔克用生命和灵魂写给我们的信——写给全人类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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