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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录、访谈、序文及答卷

◎沈方




《对话录、访谈、序文及答卷》




    木心先生在《即兴判断》这本书中如此说:“甲讲了一段话。乙说:对。乙讲了一段话。甲说:对。《对话录》原来是这样架构的,‘对’也有,‘话’也有。”柏拉图发明对话录这种文体,原意是要通过对抗辩难迅速切入问题,省略起承转合。孔老夫子也搞“子曰”,不过他当时说了也就说了,并没有对话录的计划,后来他的弟子觉得老师讲的话重要,这才以文字记录,结果搞出一部结构松散的文献。无论柏拉图还是孔夫子,都不会预见到他们身后,对话录竟然如此风行,世界上采用对话录这种文体的著述汗牛充栋。木心先生说话素来风趣,词锋犀利,慈悲中暗含刻薄,他如此形容对话录,令人惶恐不已。但木心先生《鱼丽之宴》一书也有“对话录”,题目为“仲夏开轩——答美国加州大学童明教授问”,想搞“对”与“话”者尽管放心继续对话并录之。只是不要试图与木心先生比拼,他的“风言”和“嗻语”非常人可为,况且人家木心先生也没有以“对话录”命名那篇问答,老老实实称之为“答美国加州大学童明教授问”。

    问在先,答在后,一问一答,本无什么天机秘密,而问者不甘心单单就疑惑发问,有意无意要插入自己的观点见解,因此现在的“问答”大多进化为“访谈”了。既然“访谈”,势必超越问答,主客角色不时实行交换,直逼对话录,由问答转入讨论,不得不命名为“访谈”。“访谈”也无不可,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趣,尽管大胆访谈,不必左顾右盼。现在的“访谈”文字,不乏可圈可点之处,无论在提出问题阐述观点,还是在积累资料方面,大概也有建设性价值。比如,木朵一直坚持的诗人“访谈”,以一人之力,耐心研读诗作,遍访各类当代诗人,由量变到质变,长期积累终可做成史料性文献。但是,也有那么一些“访谈”不幸被木心先生言中。甲说“正如你三年前所说”,乙说“正如你两年前所言”,如此投桃报李,不是没有,有愿意对号入座者,不妨自己照照镜子。

    “访谈”之所以成为一种新兴文体,原因复杂,其中大有奥妙。“访谈”文体特有的互动功能,往往应用于采访和讨论问题以外的目的,“访谈”不再作用于采访,讨论问题也降到次要位置,“访谈”演变为互相烘托、互相缠绕的贿赂性文体。“访谈”的首要条件是你来我往,必须形成“二人转”结构,“访”与“谈”正反两方之间的友情既是叙述线索,又是内在动因,“访谈”之间眉来眼去,牢不可破的情义跃然纸上,栩栩如生,生动感人。休想在此类“访谈”中观看针尖对麦芒的讨论,因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以小访大,以低访高,或以未名访知名,那是大对小和高对低以及知名对未名的抬举,反过来,又是大对小和高对低以及知名对未名的恩惠。“访谈”文体在当代诗人之间的沟通、润滑作用日益显示出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很有一些人以“访谈”为荣,“访谈”成了跻身于诗坛的途径,上档次的台阶,上规模的投资,同时也是出入诗歌领域的身份证,然而他们很少有木朵的耐心、恒心与访谈范围,预期目标一旦实现,他们就不再浪费时间精力了。

    能够反映当代诗人关系的文体还有诗集的序文。与温饱思淫欲相似,经济对文化产生催情作用,当代的诗人积累了一定作品后,大多自费出版诗集。在王阳明先生那个时代,江南一带的闺中才女就已经流行缔结诗社,吟风弄月,何况当今盛世。明清之际,传统文人的初级阶段目标是“刻一部稿,娶一个小”。“刻一部稿”就是自费出版著述,“娶一个小”乃是娶小老婆的意思,如此在精神和生理上一起获得满足,说明这个读书人的经济地位不可等闲视之,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两只手都不软。出版诗集,自然要附上序文,或者自序,或者请人作序。洁身自好者,反复权衡利弊,以为自己作序文不失为爱惜羽毛的恰当方式,又避免了惊动别人的麻烦。后进者遇到自己的作品结集成书,心中忐忑不安,请前辈师长作序,以表示谦逊讨教,其中也有要求推荐介绍的意思,因而当代诗人出版诗集千方百计请名家作序文的现象依然蔚为成风,苦心孤诣,精神可嘉。比较而言,数同辈之间互相为对方的诗集作序最经济实惠,序来序往之间,不欠人情,不需要润笔资费,由于没有代沟,双方无理解障碍,才智过人者写来字字珠玑,捧场的话也说得贴切稳妥。序文也并非尽是应酬文章,近的不说,远的如昭明太子萧统作《陶渊明集序》,说陶渊明“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一言九鼎。再如艾略特为西蒙娜.薇依的《扎根》作序,与他在序中提及的居斯塔夫.蒂蓬为薇依《重负与神恩》所作序一样,均能“持久地与薇依的著作相伴随。”

    然而序文大多出于人情关系,不能不是装饰性文体,阿谀溢美之词难免,固执己见讲真话的罕见,能够回避概括和判断转而旁敲侧击,叙旧记事,已经属于高智商了。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对讲真话耿耿于怀,实因为讲真话是远胜于蜀道之难的难事。比如我在此提及木朵的诗人访谈并借机美言,倘若木朵日后认为我也有史料价值,突然“访谈”,岂不要立刻显示出我的虚伪,可见真话也是陷阱。为防将来遭遇不测,特此设下伏笔以自救。即使我在列举序文时舍近就远这一细节,也不免有故意清高之嫌疑。

    “或者”与“诗生活”两个网站联合推出“中国诗歌调查”,我猜想其用意是收集当代诗歌资料,从而反映当代诗歌的真实情况。调查问卷前言声明“问卷的设计覆盖面广,以诗人、诗评家为主要对象,旨在对当代中国诗人做一个全面调查”,回答问卷者必是诗人或诗评家无疑,所谓“诗人”,宽泛论之,凡写作诗歌者皆有资格称作诗人,以严格态度论之,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可以当之无愧?暂且不论资格问题,就说如何做答卷。第一题:“你如何看待各类诗歌奖项?你认为近年来文学界哪个奖项最具或最缺乏公信力?”当代诗歌的奖项有媒体和诗歌活动助威,来势汹汹,去势也汹汹。获奖诗人和主其事者当然不会否定奖项的公信力。而与奖项无缘者或出于诗学观念或出于狭隘心态,必然不承认有公信力。对奖项有期待者,思前想后,既不愿得罪奖项,又不肯授人于柄,只好尽量含糊其词,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问题是,关于诗歌奖项的公信力说来说去,见仁见智,究竟谁的意见有“公信力”呢?第十二题:“你认为朦胧诗人的成就是否被夸大了?你觉得朦胧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的是谁?”不谈何为“朦胧诗”之说,倘若对多多五体投地,又认为北岛影响更大,如此怎么选择,怎么选择才是真话?艺术成就与影响力有无必然联系?喜欢与否是不是与艺术成就相关?要是很多人都认为北岛艺术成就大,岂不成了“大家觉得”,而非是“我觉得”?

    “朦胧诗后,你最欣赏哪三个诗人?”这个问题也是一个难题。服从小圈子观念和个人趣味,是一种办法。选择昌耀、海子这样的已故诗人是一种办法,不伤大雅,又无关利害。坚持唯知名度论,也是一种办法。比较有意思的办法是避实就虚,不正面回答问题,对真正欣赏的三个诗人名单实行保密,发明一个理由,以其它话语虚与委蛇,莫测高深者终究还是不可测,是为上策。或者,不妨以不可一世之大无畏精神回答:一概不欣赏。理论根据是英国人拉金的话:“关于当代诗坛,我只能说,符合我的想法的诗并不多,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太多的话我自己就没有那么大的劲头想写了。”不无道理,但是,当真没有欣赏的诗人吗?恐怕不见得。总而言之,我深恐在回答这份问卷时掉入自己的陷阱,木心先生说:“唯中年的无知者可怕。年幼无知,很可爱,来日方长,说不定将是个哲师圣雄。年老无知,也可喜,终究快要结束其如假包换的真的废话了。”


                                                        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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