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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保卫现代诗歌及其对象》

◎沈方



《说保卫现代诗歌及其对象》


    近段时间,似乎出现了一个呼吁“保卫现代诗歌”,这里涉及到的需要保卫的“现代诗歌”,估计不是英语国家的“现代诗歌”,不是法语国家的“现代诗歌”,更不是西班牙瑞典等语种国家的“现代诗歌”,只能是汉语“现代诗歌”。

    没有消息证实,汉语之外的其它语种国家也有此等“保卫现代诗歌”的呼声,唯独我们这个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才有人认为,汉语“现代诗歌”需要保卫。难道汉语“现代诗歌”正面临破坏其独立存在的攻击,诗将不诗,有成为沦陷区的危险吗?几十年前,当中华民族遭遇外敌入侵的时刻,诗歌曾经是民族救亡的战斗号角,且不论服从于民族救亡的战斗诗歌在诗学意义上历史价值如何,但毕竟血气方刚,是民族精神力量的表现。如今的汉语“现代诗歌”不但不能作为保卫者,而且堕落为气息奄奄的受保卫者,这是汉语“现代诗歌”的咎由自取,还是栽赃诬陷?两者都不是,所谓“保卫现代诗歌”,完全是在错误的时间和地点得出的错误判断。

    即使诗歌有病,不过是误入诗歌的病人有病,诗歌有罪,仅仅是乔装打扮混入诗歌的敌人有罪。倘若既有罪,又有病,那也可以申请保外就医,何必非要在诗歌中折腾。诗歌之所以为诗歌,决不是一时一地的作为能够成就,更不是突发奇想心血来潮的产物。诗人作为诗歌中的精神主体,不是以诗人人数的数量复制取得存在意义。诗人以崇高、深刻、广阔的诗歌精神屹立于文化传统之中,是文化传统本身,也是历史本身。

    “现代诗歌”应该就是指二十世纪初以后的汉语“新诗”。尽管“新诗”诞生于汉语诗歌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道路曲折,命运多舛,至今尚未建立无愧于汉语诗歌传统的功勋,但是,“新诗”是汉语民族的声音,不是诗人个人才华的表现,所以,也不会因为诗人个人才华的有限而终止,“新诗”是无限中的无限,根本没有必要保卫,况且,谁有资格保卫?“新诗”延续着伟大的汉语诗歌传统,而且在开创诗歌道路的过程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新诗”传统,是崭新的诗歌语言秩序,不会因为偏见而倾覆,也不会因为出于自私的瓦解而毁灭。“保卫现代诗歌”中的“现代诗歌”只能是此时此刻的当代诗歌,但是,当代诗歌作为“现代诗歌”的当代生态和状况,是“新诗”的延续,何劳保卫?所谓“保卫现代诗歌”无非是害怕被诗歌抛弃的人的挣扎和呼救,他们要保卫的不是诗歌,而是他们自己。“保卫现代诗歌”是他们自己向自己扔出的救命稻草。

    退而言之,假设“保卫现代诗歌”的理由得以成立,那么保卫谁呢?由谁来保卫呢?以什么手段保卫呢?诗人以诗歌写作行动挑战个人才华,反过来,个人才华决定了诗人的行动能力,而个人才华绝不可能与是否受到保卫有关。诗人的写作是远远大于个人才华表现的诗歌行动,服从于人类命运,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精神探索,是不妥协的产物。如果当代诗人将诗歌改造成自我满足的城堡,在其中满足于个人才华的表现和谋取精神虚荣,这样的诗人没有必要保卫。历史的经验证明,伟大的诗人和强悍的诗歌精神从来就不需要保卫,他们的行动恰恰就是与外部世界的对垒和斗争,甚至与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反其道而行之,荷马宣扬暴力,但丁热衷于报复他在实际生活中无法报复的敌人。当他们感到无力支撑,失败在所难免,决不要求保卫,他们知道如何自我了断,只有庸人才祈求庇护。因此,陷诗歌于受“保卫”的境地不是诗歌的耻辱,而是呼吁者的耻辱,“保卫现代诗歌”是没有受保卫对象的虚假口号。这是一。

    其次,号召哪些人来“保卫现代诗歌”。社会机构团体吗?机构团体以自身的宗旨作为处事原则,在社会结构中发挥协调作用,只能保护机构团体本身的利益和成员利益,诗歌精神不可能成为机构团体的行动指南。即使出现一个强有力的诗人团体,那也只能保护诗人作为社会人的利益,无益于诗歌精神的传递和发扬,诗人在传统中的竞赛始终是孤独的斗争。寄希望于诗歌读者吗?但是,隐秘的诗歌读者不仅不可能形成力量,他们也没有义务行使保卫职能,而且,诗歌读者在理论上天生就是决定诗歌存亡的法官,怎么可以要求法官保卫由他判处死刑的案犯的生命?即使强迫诗歌读者通过市场交易方式为诗人提供物质条件,扩大诗人的生存权,并且齐声诵读诗歌,那也无济于事,垂死的照样要死去。数十年的“新诗”历史不是已经给出答案了吗?“恶搞”诗歌的事件没有错,“恶搞”也是人类的自然权利。“现代诗歌”的一大特征就是多元价值观,诗歌内部的各行其是已经发展到指鹿为马都有权成为诗歌价值和意义,难道来自诗歌外部的价值观就可以判断为“恶势力”?当代诗歌内部的实情表明,对于传统和经典的“恶搞”和瓦解是一些人成就自我的路径,“现代诗歌”的本质就是反对权威,“现代诗歌”的历史表象不就是崩溃分裂吗?

    那么,是否有可能号召全体诗人团结起来组成统一战线呢?似乎有一种观点认为,诗人们面对“恶搞”诗歌出现了空前的团结,这无异于痴人说梦。诗人不是行业协会的代名词,诗人的个体精神活动之间不应该形成集体意识,诗人不应该全体团结,而且不可能全体团结。充其量,诗人们只有小群体利益,对于此小群体的保卫,实际上就是对另一个小群体的打压。诗人们不是低智商的白痴,当代诗歌内部小群体之间的“路线斗争”史教育了诗人,在共同抵御外敌的斗争中取胜的不是全体诗人,而是善于扩大自身地盘的人,一旦外侮去除,内战就迫在眉睫,而诗歌的胜利取决于自我的搏斗,不是由外部斗争的成败决定的。作为诗人,他的创造力以及对创造力的反响才是最好的报偿。因此,诗人们的团结是可疑的,诗人的个人言论仅仅是个人立场表达,目的是自我保护。当然也有认为天赐良机,借此抛头露面,当作亮相机会的人。

    再其次,以什么手段“保卫现代诗歌”。经济的手段吗?税收和行政性罚款构成国家经济手段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并实现利益再分配,而公民之间经济利益由契约关系调整,但是,无论如何,经济手段都无法规范和调整诗歌这个艺术行为,要求损害“现代诗歌”的行为人付出经济代价显然不现实。行政的手段吗?没有一个政府行政部门为“保卫现代诗歌”的艺术价值而设立,当然也没有任何一部行政规章涉及“现代诗歌”的艺术价值,依靠行政手段“保卫现代诗歌”从何谈起?法律的手段吗?从宪法、刑法到民法,没有一项条款维护“现代诗歌”,法律不能确保“现代诗歌”不受批评攻击。如果法律手段能够“保卫现代诗歌”,那就意味着可以对“恶搞”诗歌者起诉,这倒可能是诗歌本身的灾难,从此以后,凡是受到批评攻击的诗人均可以起诉批评者,文学批评将不复存在。最后只剩下道德谴责这个手段,但是,“现代诗歌”以保卫自身为由去谴责“恶搞”者,无非是笨拙的反批评而已。在道德上,诗人并无先天优越性,“现代诗歌”包括诗歌传统从来不是卫道士,“现代诗歌”的反叛性、反权威性和反道德性与“恶搞”简直就是孪生兄弟。

    由此可见,“保卫现代诗歌”的受“保卫”对象非常可疑,“保卫”者又如此不确定,连“保卫”手段都无法落实。所谓“保卫现代诗歌”实在是无中生有,轰轰烈烈的声援和“力挺”,除了打空炮还是打空炮。

                                                   2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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