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 ⊙ 我从不正眼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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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以蒙昧到怎样地步

◎徐江



人可以蒙昧到怎样地步

徐 江

一个多月的时间,诗歌似乎又成了公共话题。只不过这次的亢奋点,有点像《疯狂的石头》里的那种一根筋式错乱。

先是中青报2006年9月初刊发了两个实习生刘玉海、唐艳所写的文章——《中国诗界20载冷暖自知》。该文由“‘诗人’,成为一种讽刺”、“逃离诗歌”、“诗界集体步入冬天”三个部分组成,以一种悖离事实的主观口吻对现代诗现状做了曲解性悲观描述,所引“论据”不是道听途说,便是与实际情况截然相反,反映出作者对现代诗发展的无知。中青报历来是一家报道相对严谨的媒体,将实习生采写的文章单独刊发已很不寻常,而文章出现如此重大错误竟能通过终审,在该报报史上堪称“奇迹”。

接着登场的是轰动网络与平媒的“恶搞赵丽华”事件。该事件由网友中对诗人赵丽华的作品《一个人来到田纳西》、《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引发争论为开端,相继引发出一些后来被命名为“梨花教”网友们的访写、攻击和谩骂,甚至有好事者发明了用以仿写的“诗歌软件”。其间,被恶搞者的家人及日常生活受到舆论和媒体的空前骚扰,不少诗人为此在网上和媒体对赵进行声援。至此,恶搞事件已经牵涉到了三个亟待媒体与公众正视(但媒体和公众未必会有“心情”去正视)的核心话题——A、网络时代,人们对现代诗歌审美分歧的表达方式与尺度;B、舆论有无权力和必要干预艺术家创作的自由;C、恶搞对被恶搞者生活的介入与伤害。

整个事件中受到声援的并不仅仅是被恶搞的赵丽华,也包括了迄今尚不知名的恶搞发起者以及恶搞行为本身。这部分声援声音里即包括拥有大量粉丝的前少年商业写手韩寒、现役足球记者李承鹏等。但显然这两人的声音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支持恶搞和质疑被恶搞的那几首诗,而是把挑衅的矛头对准了现代诗。“我的观点一直是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的,现代诗这种体裁也是没有意义的……千万别拿徐志摩的轻轻的和海子的春暖花开跟我说事,写了几十年句子出几句顺口的也是应该的。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现代诗的最多价值只能作为歌词的一个小分支存在。既然没有格式了,那有写歌词的人就行了,还要诗人做什么”(韩寒);“其实赵丽华根本就应该感谢韩寒,否则哪儿有那么多人知道赵丽华,大家都知道赵丽蓉。在此,我谨感谢赵丽蓉阿姨曾经给我们带来的无限娱乐和智慧,她老人家才是诗人,比如:探戈/揍该趟啊趟着走/三步一趟/五步啊/一回头/这叫“趟戈”!这才叫诗歌……诗人需要的是高尚,而高尚的前提就是孤独,那你们去云端上孤独去啊,这么一场群殴显得多么不符合你们的雅致”(李承鹏)。

几乎与网上的热闹同时,一场由在京诗人发起的,以声援赵丽华为主题的现代诗朗诵会在北京某书局举行,因会场一度出现短暂失控,引来了某媒体曲解式的观察与报道,报道采写者在尚不能准确介绍所采访诗人的成就与文学经历的前提下,坚决地将他们塑造成了要么灰心丧气表示准备不写、要么茫然不知所措的“迷惘的一代”……

上述热闹如果单独看,除可充作市井意味的谈资外,本没什么值得正视的内涵。可一旦把它们联系起来,作为诗歌和诗人在当代社会生存的大背景中的一部分来看,却是使人震惊的:它揭示了经过二十年的创富煎熬,国人已渐渐开始习惯以一种物化的、市井的思维方式来衡量和评估人文与艺术创造!这可能要比所有知名不知名的恶搞参与者身上那些——文革式的借无知撒泼哗众取宠,对中小学持续了几十年的僵化式诗歌启蒙的因袭,以及个人为补偿早年文学失意所滋生的报复性敌意等——要更对一个民族的精神有害。人们在“物质”、“用处”、“传统”的神圣名义下,自动跳进了一个新的二元对立的万人坑。而且与四十年前相比,这一波群体性蒙昧大潮,是以自发、网络民主、言论多元的名义到来的。中国人这么快就成了苏格拉底时代的雅典人吗?这值得每一个从事文化与人文工作的人去研究,更值得每个受过现代文明熏陶的有良知的国民警惕。

恶往往会选择蒙昧作它的坐骑,而蒙昧在现代社会,往往更亲睐“多元”和“平等”的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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