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非 ⊙ 平墩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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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关于诗歌话题的信

◎江非





一封关于诗歌话题的信




    XX,您好。来信收到。如今纸上的信已经非常稀罕了,所以您的信我看了两遍。一遍是领会您的那些话题,另一遍是针对您的问题试着先回答自己。但是对于诗歌这个在我们的生活与精神中徘徊了好久的幽灵与朋友,我又能说出些什么呢?它已经过于熟悉,过于亲近,让我们无法启齿。说起它来,我们或许都要打破一个很大的平静——对于我尤其是——这些年来,我总是不想正面地去谈论它,尤其是不愿带着辩解与纷争的心情去谈自己与它的关系。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与性情有关,与很多时候的心情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对它的感情,二是我曾经看过、听过那么多谈论它的文字和话语,但我总觉得有许多——尤其是当下的一些谈论——好像一直是在根本之处背离了诗歌——人类这个亲密朋友。我们有时候误解,有时候也曲解了它。这让我长期对于谈论它的任何言论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甚至是充满了怀疑,觉得在任何时候谈起它来对我来说都是为时尚早。但是,到底什么时候又是恰当的时候呢?也许永不到来。今天,在您的这封信的启发下,我鼓起了点勇气,终于要和您说起我的几点想法了,我依然显得很是羞涩,底气不足。您看下来,就把这次交流完全当作我的自言自语,或是对于诗歌的另一种误解吧。
  您问我,诗歌是什么?这个问题令我很难回答,所以,我只好把它篡改了一下,改成了“诗歌对于我来说,是什么”。这样我就可以避开您给我的难度直截了当地说是“情怀”了。是的,在我写诗以来,我的诗歌以及我写诗歌,就是一种“情怀”。是情怀的促使,也是情怀的结果。可情怀在我这里又是什么呢?我思考了一下,归纳成了以下三点,首先是对于生命所表现出的深度探望的欲望和爱,其次是对于生命的各种时间形式所构成的人类所持有的历史性的关怀和怀念,第三,就是对于我们的祖国和民族以及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所自动接受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角色责任。我现在对于“情怀”的这种解释,我想还是基于六年前那份关于诗歌的个人提纲里我的那些基本认识。在那份提纲里,我曾经给自己说:诗歌就是“风,雅,颂”,就是对时代的介入、批判,以及对广阔民生的记录、关注、承担;就是对个体生命、事物本身,以及客观存在的世界关系的个人阐释;就是对民族、祖国,以及更为恒久的自然事物和人类精神的壮烈歌唱。所以,诗歌所当然具有的三个属性从重到轻应该是:①史学性,②社会学性,③艺术性。也就是当诗歌作为一种文字记录的方式而呈现时,我们应该看到人民在劳动、人民在思想、人民在动情,并选择了新鲜的言说方式进入了文明的第二史册。对比我目前的解释和从前的这些感悟,您会发现,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只不过是侧重和顺序有了一些简单的调整。其实这些年来,正是这个提纲在指导、教育着我。让我去写,写着自己所认为的诗歌。2004年以后,我甚至把大部分的诗歌精力都放在了“对时代的介入、批判,以及对广阔民生的记录、关注、承担”和“对于我们的祖国和民族以及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所自动接受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角色责任”上。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我个人觉得当下的诗歌中缺少了这个重要的方面,而一个时代的诗歌组成一旦缺少了这个侧面,将是很大的遗憾。将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诗人在自动放弃“责任”,放弃人类有史以来分工给知识分子的三大责任即“命名、预言、教育”中的“教育——唤醒”责任,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诗人这一角色,在经过了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之后,也确实无奈地进入了“放弃”这一历史时期。这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诗歌实践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您可能还记得1998年所发生的“盘峰之战”。那个事件,在表面上看,是被当事人声称为诗歌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之间的争议,或者依据后来各自秉承那次争议结果的中坚力量的继续保持和在场,说成是一个大学的诗歌养成反对另一个大学的诗歌传统,是关于“诗歌写作”的简单问题,并未关乎诗人这一社会角色,更不关乎知识分子这一历史称谓。但是在我看来,问题并非如此简单。那个事件之后的两年里,我一直认为这些“诗歌写作”问题争议的背后可能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问题,在等着我们反过来思考我们的诗歌未来以及历史对于诗人、知识分子激情的影响。这个问题的本身发问就是:我们的诗歌在那几年中为什么分成了这样的两个阵营?被指为“知识分子写作”的,很显然,是“回”到了知识与情趣;被指为“民间写作”的,很显然,是“下”到了生活与情绪。这一“回”一“下”,难道只是中国诗歌史本身的艺术规律而无关乎历史事件,无关乎诗人们在知识分子的激情过后的回避和惊惧吗?那么,“回”“下”之后,空出来的那一部分诗歌去哪里了?相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抗战时期、朦胧诗时期,诗歌的表达与陈书中那个被慢慢漠视的部分去了哪里?诗歌的启示与教育哪里去了?难道我们在接下来的诗歌呈现中还要继续等下去而不去针对时代与责任在诗歌中恢复一些东西吗?这些问题所带来的困惑,让我一厢情愿地去干了一些诗歌的活,并企图通过这些活把自己所认为的知识分子责任而不仅是一个诗人的责任尽量恢复得完整一些。因为,我觉得,我们正在面对的历史发生,已经给了我们恢复的时机。我们的眼下,并不是一个诗人无话可说的时代,有话可以不直接说的时代。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中国的诗人和知识分子们也应该坚决地走出那个阴影。所以,在早些时候尤其是近几年,我写了一些诸如《一只蚂蚁上路了》、《时间简史》、《妈妈》、《英雄帖》、《一支手枪要有枪柄》、《人民的需要》、《切·格瓦拉》、《漫长的信》等之类的诗歌,这是我“情怀”的更为急切的那部分所致,也是我所认为的部分诗歌。我个人认为这是在恢复一个诗人情怀中的与历史有关的那一部分。那个至关重要的部分。
  不但如此,“情怀”还影响到了我对诗歌的阅读以及我对诗人朋友们的考证上。我读一首诗或者衡量一个独立的诗人时,也主要是看有没有我所认为的那种情怀,如果有,我就是认为那是符合人对诗歌的要求的,如果没有,就很快否定了。比如,我读海子、李亚伟的诗歌时,就看见了一个诗人“对于生命的各种时间形式所构成的人类所持有的历史性的关怀和怀念”,读于坚时,则看到了一个诗人“对于生命所表现出的深度探望的欲望和爱”,读北岛,则是在复习“对于我们的祖国和民族以及我们所面对的时代自动接受的一种知识分子的角色责任”。到了2005年,我甚至极端地给自己提出了“诗歌工具论”,极端地否定了“诗歌之内的诗歌”、“文学之内的诗歌”、“艺术之内的诗歌”,把诗歌完全定位于服务于构成“情怀”的这三个方面的一种“精神工具”,以“诗歌不是诗歌”的论调在内心去激烈反对“针对诗歌写诗歌,讨论诗歌”,反对讨论一首诗歌时马上去说“这首诗歌写得怎么样,使用了什么样的语言形式”,而不是关注“在写什么,为什么写”,不去关注、揣测一个诗人写出这首诗的时代背景、思想背景,从而更加反对所有建立在语言追求论以及艺术格调论上的各种讨论。在我看来,这些类似的讨论,都是舍本逐末,都是知识判断触角的极端萎缩,是把诗歌当成了语言的消遣,而不是在通过语言这种符号把一个人最主要的情怀付之于可述,从而忽视了它服务于我们以及历史、社会、精神的工具性。所以,“情怀”——在很大的程度上,已经成了我判断诗歌与诗人的一个先行的标准,一把率先介入的尺子。在一个诗人的生命历程和时代因素所构成的不同的写作背景下去考察“他为什么写”“为什么写出了这首诗歌”,成为我判断、接近一个诗人、一首作品的唯一尺度、唯一通道。自然,与此同时,我也就与那些率先强调“诗歌之内的路线”、“诗歌之中的语言”等等类似的言论、作品、诗人们保持了足够的距离。这种距离,让我接下去思考,也自然可能让我与他们很快就区分开来。在很多的时候,这造就了一种孤独,甚至是朋友中的孤独,但也正是这种孤独,让我觉得我可能比他们更需要“情怀”。如果不是要建立我所想象的那种情怀,不是要表达这种情怀,诗歌作为“诗歌”,作为“艺术”,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
  您的第二个问题问我,要通过诗歌干什么。
  这确实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着的问题。所以,我很快就可以回答您:这些年来,我试图通过诗歌一直寻找的就是:“我们与天国的交界之地”和“我们与地狱的交接之地”。用一句简单的话说,就是对于隐秘和未知的迷恋、追问,对于幸福与痛苦的根源的挖掘。这一认识的产生,也是建立在我所钟情的那个诗人的“情怀”之上的。我认为,这是诗人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要行使的和科学家同等重要的使命。是要去发现的使命。诗人,在某种程度上,和牛顿、哥伦布,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还是在那份早年的提纲中,我曾经这样告诉自己:诗歌也应该是对各种世界关系的确认和求证,但努力方向截然相反,它不是让各种关系更为明确、清晰,而是让它们更加模糊、错杂。这样,就要相信辩证法。就要用辩证法找到事物之间的矛盾,打开诗歌的通道,进而找到万物之间那种比数理定律更让人在感情上、精神上所乐于接受的和谐。对于这个描述,如果现在再加上一条:诗歌其实也是一种客观的关系,诗人在寻找这种关系时和那些自然科学家们唯一的不同是忽略了时空,解除了时空的限制,我认为还是确切地表达了我对于“诗歌要去干什么”的基本想法。其实,每个人出生以后,所面临的产生困扰的基本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我是谁?我们是谁?这个问题,是我们对于个人生命的发问,也是对我们所参与其中的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发问。而诗人天生就负有了解答这个问题的使命。去发现“我们与天国的交界之地”和“我们与地狱的交接之地”各在何处,就成了这一使命中最主要的部分。而当我们一旦行使这一发现时,就可以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获得感情上的满足,并且可以依据这些发现被诗歌带到一个更合情、更合理的去处,把温暖送给灵魂,把知识送给思想,把力量送给革命。可到底什么是“我们与天国的交界之地”和“我们与地狱的交接之地”呢。这个问题有些复杂,在我看来,应该主要是指我们与客观世界之间的矛盾以及我们与我们之间的矛盾。天国,其实是被客观世界更大程度上掌握的那些未知;地狱,其实就是更多地被我们所掌握的这些已知。天国,包括自然、情感、意识等等,是幸福实现的主要途径;地狱,包括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等等,是痛苦产生的主要通道。但无论怎么说,它们都是一种要和我们发生的关系。诗歌的使命,就是要发现这些关系,然后把这些关系解释得更加合乎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自己、认识世界。这是我个人从喜欢上用诗歌这个工具表达自己、认识外部之后,就一直乐意干的,也是我不敢放弃的一种个人努力。在这个努力的要求之下,我写了《我打算一个人到莒南去》、《一头熊》、《傍晚的三种事物》、《平墩湖》、《10分钟》、《面对一具意外出土的尸骨》、《花椒木》、《一斤白酒的自由》、《死亡学教授》等等诗歌。在这些诗歌之中,我也像是在那些被“情怀”指使写出的诗歌中,无所顾忌的使用着“国家”、“人民”、“革命”一样,毫不犹豫地使用了“世界”、“时光”、“死亡”这些“大词”。我觉得,这些诗歌,就是奔向那些“大词”的所在之地的,是诗歌走向哲学性的必然要求,根本就没有必要忌讳什么。不但如此,我还教育自己,发现、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获得幸福的最大的渠道。天人合一,是人在精神上调解周边矛盾的终极追求。充满天人合一的气息,也是诗歌的至高境界。至于我为什么要这样教育自己,我也想在这里给您仔细解释一下。
  这些年来,我始终认为,“天”也就是自然世界与诗歌的关系是人与真理的关系中的极为重要的一种。我们那些与自然界有关的生活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诗歌之心、写作之意诞生的根源,是诗人试图以微弱的艺术能动性影响时间、改造空间、创造秩序这一共同情怀的最终归属。这种关系之中不但包含着我们在血脉之中相对于史前的朔源追根以及走向归路的秘密好奇,还隐藏着我们因此而从动归静的强烈愿望。这种关系首先以获取自然的劳动方式然后以回到自然的亲情方式得以体现。在现代生活中,后者已经表现为不可分割、不可缺少的自然与人的“母子”关系。这在诗歌上,就是一直以来诗人们所追求的具有典型中国艺术意识活动气质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自然生活对于诗歌的影响和诗人对于自然生活的迷恋,从诗经开始就从未停止,那时的诗人和那时的诗歌,几乎没有一首看不见自然之物的影子,而到了屈原、李白、王维、陶渊明等人那里更是距离越来越近,几乎接近了“天人合一”。屈原与植物的关系、李白与山水的关系,“天门中断楚江开”、“窗前明月光”、“大漠孤烟直”“桃花潭水深千尺”这样的“先有自然天地才见人”的诗句,无一不在说明着自然生活对于诗歌或者是一个诗人的不可忽略、不可漠视。新诗诞生以来,诗人们也从未放弃过对于“天人关系”解读,从未放弃对于天地的拷问和友谊,并且自觉地接受自然生活的影响以“新诗”的形式写下了“海子的故乡”、“于坚的高原”等等与我们的阅读需要和精神追求极为亲近的优秀诗歌,进而借助这一影响对我们所面临的更多的社会、心灵和思想问题进行了有效的处理。但诗人们为何要这样地沉醉于我们的一个对立面?为什么自然界中的事物和我们从它们那里所获取的信息会与我们的心灵如此亲近?也许这些问题的只有我们的祖先才能回答,也许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赋予我们这样提问的权利。但毫无疑问,我们从自然生活那里获得了社会生活中所不具有的更大的自由,在感受上,我们总是因为自然界与我们的巨大差别而觉得我们永远是它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脐带没有剪断的母子感情,也是我们渴望一个更大的怀抱和去处的愿望的最后安慰。所以,每当我们感到了看到一片白云和看到一把菜刀在心灵感受上所产生的不同,我们面对一片麦地和面对一条马路时在诗歌意识上的所产生的不同,我总是怀疑,到底是我们在通过诗歌活动复活那些没有生灵气息的事物的和我们相通的一部分,还是那些事物在一直对我们行使着绝对教育与哺乳的义务。如此说来,自然生活还因为会让我们对自己向来充满了巨大的怀疑却找不到答案而让我们对于更大的神秘和未知陷入永久的翘首以望而耿耿于怀。所以,我认为,人来于自然,还要回归自然,而那条回归的道路依然还在自然之中。开拓人的心灵出路、寻觅人的精神归宿、调解人的自我关系,正是诗歌最主要的职能,在这一意义上,诗歌和自然生活的功用可谓不谋而合,不但是母子,还是兄弟。所以,单从诗歌创作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丰富的自然生活或者是没有如此生活造就童年的人,就不会有令人敬畏的作品,这不是一个人的才华或者是知识不够,而是因为他缺乏了一条驯养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让一个人冷静而看到对面的一片开阔地,让一个人更加看清了我们的起步之途和穷途末路而更通晓我们的心灵。这也正是文字不灭,诗歌不死的原因,因为诗歌早就看透了这一切,对诗歌来说,它向来只有两个主人,一个是人,另一个就是自然之界,人与自然在相互比较之中产生的对立与协调,温暖与教诲,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诗歌之中完成的,诗歌有史以来正是人与自然进行交流、了解、相互敬畏的一条迷人小路和简单温和的策略。中国古诗是从“河边草”开始的,新诗从“两只蝴蝶”开始,我想那蝴蝶依然要飞下去,那草也依然要绿下去。
  您的第三个问题是:“平墩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个提问,让我感慨万千。十分伤感。是啊,这么多年来,“平墩湖”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是我的自然世界、出身、童年、少年、记忆,我的亲情、血缘、根基、立场、动力,还是我的未来?是中国众多村庄中的一个,还是农耕文明消失的一个缩影?是一个现实的代表,还是一个梦想的典范?我想,这些都是的,都是大家已经注意到的,也是当朋友们把我和“平墩湖”联系在一起,所乐于谈论的。所以,我就不过多和您重复类似的话了,在这里,我急于想交待的是我的那个初衷。也就是当初我选择“平墩湖”时,在个人诗歌写作上的一个意图。说实话,当初我在选择“平墩湖”时,我并没有着重考虑到大家后来所说起的这些,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想为自己的诗歌体系建立一个确切的“文学符号”,让诗歌在这个符号之下显得真实可亲,从而缩短诗歌的放射力所要走过的路程,以便亲切诚实地把所要传递的诗歌信息简便快捷地送到读者那里。所以,“平墩湖”从一开始,在我这里,就是一个“符号”。我从没有期望这个“诗歌符号”能告诉大家一个真实、具体的中国乡村的当下现状。相反,我期望的是,我能在这个符号之下借助于诗歌,尽快地展开、实现我对更为普遍的人和人类社会的“生命所表现出的深度探望的欲望和爱”、“对于生命的各种时间形式所构成的人类所持有的历史性的关怀和怀念”、“对于我们的祖国和民族以及我们所面对的时代自动接受的一种知识人分子的角色责任”以及“对各种世界关系的确认和求证”。我只是在借助于这个符号对以上种种在进行思考、冥想、喊叫,甚至是在虚构。我期望“符号”“平墩湖”之下的人,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符号平墩湖”之下的那个村庄,是一种人类各种社会、历史以及未来栖居状态的一种模拟。我要在“平墩湖”中说出的,还是我对于诗歌认知中所关注的那些根本问题。所以,从某一方面说,很多朋友是误解了我和“平墩湖”的关系。导致这种长期的误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除了对身边的朋友之外,我并未明确、主动地地阐述过我的这个念头,另一个方面就是朋友们并未认真、系统地读过那些“平墩湖”。如果仔细读过了,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主观上还是在诗歌实践中,我都一点儿没想沦陷到某个具象的村庄里去。虽然说到它时,不管是对它的自然概念、地理概念还是文化概念,我都饱含深情,但是这些深情还是来源于对那个更大的人类社会在内心全盘关注的“情怀”。我的这个初衷,在《干零工的泥瓦匠》、《劈柴的那个人还在劈柴》、《水是怎样抽上来的》、《在傍晚写下落日》、《在一些坏天气里》、《边界》、《一条消失的小路》、《逃跑的家伙》等这些篇目里有着明确暗示。诗歌是我认为的一种“工具”,那么,“平墩湖”在我这里必然是这个“工具”的“工具”。是一个故意设置的“诗歌符号”。所以,有一年,有一个朋友在一个诗歌论坛上,出于某种原因,说我的“平墩湖”并不是什么当下的乡村、乡土,而是一种“伪借乡村”的个人冥想,我心里一阵悲喜。这句话虽然并不是基于完全理解我“假借”“平墩湖”的初衷而说出的,但这些年中像这样多少误中了我的那个设想的也不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有很多时候,一种理解的惯性和认识的惰性往往会阻止了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去理解一些事物。也正是这个原因,长期以来,我对于任何一位诗人或者任何一篇作品都表现出了很大的谨慎,很吝惜自己的发言。我不是不想说出自己对于别人的理解,而是我确实惧怕自己有限的理解能力带来的武断、片面的理解,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简单、机械的误解。误解可是一种不可饶恕的暴力。
  这个问题,就说这些吧,下面我来回答您的下一个提问:如何评估一个诗人。
  这又是一个大问题,是一个事关研究方法和考证谱系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已经超出我的能力很多,但我还是想力所能及地说出我的一些想法。我个人觉得,要全面地考证一个诗人,就必然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时代背景、诗人生平以及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后面二者。我始终认为,一个丰富的生平会带来丰富的作品,而一个丰富的生平同样也是解读诗人的作品,从而让一个诗人“诗”“人”合一,爆发出无限诗歌力量的最佳钥匙。可以说,抛开了诗人所处的时代、诗人的一生,我们根本就无法去全面评价一个诗人,无法领会他作品的全部内涵。一个人的作品,有时候也正是因为他的一生,才具有了出奇的魅力。比如屈原、李白、杜甫、闻一多、徐志摩、海子、顾城等诗人,他们的生平,不但是佐证还在一定意义上有力地补充了他们的作品。所以,我认为,要看一个诗人,首先要看他是否有着一个“诗”“人”合一的一生。因此,我一贯提倡,诗人都要追求一个合乎作品以及诗歌梦想的一生,都要写出与这些梦想相一致的诗歌,而在研读那些看不出一个人的情怀与梦想的诗歌时,每一个后来者都要保持高度的学术、学习的警惕性。我们研究一个诗人,说到底,还是在研究他所处的那个人类历史时期,还是在研究那个历史时期的人的精神与情感、活动与秩序,是研究“记忆”而不是“技艺”。所以我觉得,从一个人的生平里找出他作品的意义是评价一个诗人的最好办法。生平过去了,接下来,就要仔细地看作品,把作品作为研读一个诗人最直接、最鲜活的研究依据。但我们到底要从哪里着手去考量一个诗人的作品呢?这个问题,其实在上面谈到“情怀”时,我已经和您交流了一些我的看法,在这里要补充的是,要整体的估价一个诗人的作品,我个人认为,除了要看“情怀”之外,还要对于以下几个具体的方面进行仔细地揣摩,这几个方面就是情感、技艺、思想、立场、境界与胸怀。这几个方面应该与“情怀”一起,构成了一个诗人的个人诗学体系。一个独立的个人诗歌体系的形成正是一个诗人成熟的重要标志。一个诗人,他的作品中,必须具有诚实的陈书情感,娴熟的表达技艺,尖锐的思想倾向,鲜明的发言立场,与对立高度统一的境界,与天下拥抱而爱的胸怀。一旦具有了这些,并借助了一个形式的体系——语言书写体系或者是我们已经说过的“符号体系”——表达了出来,我个人就认为,他是优秀的,是在借助诗歌这个工具在代替“我们”与自我发言。所以,我在看待、领会一个诗人时,往往很少去关注他的哪一首诗歌写得好、哪一句话写得好,在诗歌交往中也与持有类似评价习惯的人基本上不敢交流什么。我更看重一个诗人是否建立了一个自成系统的个人诗歌体系、个人诗歌王国,是否创造了一张完整的个人诗歌地图,然后去在他的王国或是地图上体会一个诗人无处不在的诗意“气息”。但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个人诗歌体系是多么难!在我们上面所提到的大家所熟悉的海子、于坚、李亚伟、北岛四位诗人中,在我看来,也只不过是前三位已经做到了,我们的同辈诗人中,更是少之又少甚至是连这种努力都不要了,只学养一项,就卡死了大家的脖子。在这个遍地是靠一两首“成名作”、“代表作”就成为诗人的诗歌时代,遍地是“诗歌诗歌”、“语言语言”、“文学文学”、“艺术艺术”的时代,完整的高于诗歌但是又落实到诗歌上的“个人体系”,也成了一个困扰我的没落理想。
  您的第五个问题是让我说一下对“民间”一说以及对当下的诗歌评论现状的看法。说实在的,我很喜欢“民间”这个词。喜欢《诗经》里的“民间”,《古诗十九首》里的“民间”,《乐府诗》里的“民间”。在我看来,“民间”首先是一种精神,其次是一个立场,甚至是一个方法论,但绝不是姿态、口号,更不是一种借口。近些年来,“民间”作为一个富有特殊意义的语汇,确实为当下诗歌注入了不可多得的活力,让这一语汇作为一种精神的号召,继续秉承了我们的先贤所创造的诗歌传统,启示教育着几代人的写作,从而为诗歌又一次打开了另一番天地。但是,仔细观察一下,我们不难看出,真正领会了作为“精神”的“民间”一词的人是很少的,这从多数人的创作上就可以一眼看出。在这几年疾呼“民间”的人群中,有确实的“民间”者,但也有那些想借此表明什么,获得什么的人,尤其是那些跟班起哄的人,一般把弄一本诗歌民刊就等同于“民间”,把同几位“民间”精神的切实领会者交往,就视为民间,也跟着去呼喊“民间民间”。这是一群“民间”的随众,是一些盲目的苍蝇,在我看来连信徒都不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民间”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不知道在目前的汉语诗歌中,“民间”对于诗歌到底意味着什么。可以说,形式主义的“民间”,让他们在诗歌上和诗人群里显得既无聊又猥琐。此前我就听说离我最近的一个省里有一个“热爱”着“他的”“民间”的诗人,为了到一个官方刊物上发表四首诗歌,亲自驱车200公里,去高速公路上等着刊物的一位编辑,还有一个比他更“民间”的,遵循着他对于“民间”的理解,面上装着对官方刊物恨之入骨的样子,暗地里却频频给人家寄稿子,一次发一两首也不亦乐乎。可见,“民间”在他们这里,只是一种幌子,只是一种托词、说辞,替他们说得再大一些,是一种对立,假想于发表、合群、结伙等之类小事的对立。但是,他们选择的这种对立面太小了,如此来注解“民间”的意义,只能看出来他们的无知和自身的“小”。如果真要给“民间”一个对立面,树起一个对立的“庙堂”,我认为,那起码要比一个国家还要大,那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记忆。所以,在疾呼“民间”的人群中,我认为一定有确实的“民间”精神的持有者,同样,在我看来,那些默不作声的人群中,依然存在着大量“民间”精神的秉承者,甚至更多。他们的创作,不但显示了足够的“民间”活力,还预示了“民间”精神在眼下再次在诗歌上的补充和未来。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喜欢这个词的时候,还要学会鉴别,从“呼”者和“默”者中进行两次甄别,从这两者中认出那些真正“民间”精神、立场的拥有者,暗地里把他们引以为同道。
  至于诗歌评论的现状,由于对严谨学术那一块不是很了解,也很少看到那些从事严谨学术研究者的著作,所以我只能从我的印象中和您说一说我个人对于“诗歌时评”的看法。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看到的那些诗歌评论家以及他们的诗歌评论行为及其文章的看法。我想说的是:当下的诗歌评论已经基本上是懒惰的、无能的、附庸的。这句话有些偏激,但我确实觉得如今的诗歌评论已经只会跟着“诗人”们的创造,只会去捕风,连捉影的能动性都已经丧失了。诗歌评论的惰性,已经让当下的诗歌评论陷在表象之中,陷在“派”、“代”、“团体”这样的词中拔不出脚来。种种迹象表明,目前在榜的一些诗歌评论家那里,他们根本就不去全面系统地了解当下的诗歌创作,好多事情大多都是听来的,一旦听来,就马上使用了。他们的文章,大多数也只是应景之作,只是在“诗歌”的范围之内评论一下一个人的几首作品,一个“派”里的几个人,或者是抓住了一种简单的现象,赶紧写篇文章拉进他的一个片断式的诗歌随想之中,凑凑热闹了事。与创作现场大多数诗人并未想着要建立一个“创作体系”一样,大多数的评论家并未想着要建立一个博大的个人诗学“评价体系”,并不想像海德格尔评价荷尔德林那样,把诗歌带出“诗歌”,把一个诗人在内心的发言交还由哲学、史学、美学所构造的整个精神世界。当面临“个”、“人”这些概念时,他们几乎是一片茫然,发出的声音依然是“诗歌诗歌”、“语言语言”、“艺术艺术”。这些声音听起来刺耳而令人无奈,甚至有一两个能发出清越之音的人,也被他们淹没了。对于这一种局面,我常常问自己,是这些在场的诗人没有为他们的学术发现和研究准备足够重量的作品吗?但我还是从大多数的诗歌评论文章的学术指向上得出了一个坚决否定的结论:当下的诗歌评论已经与评论家的学术责任分道扬镳了。好多优秀的诗人的那些优秀作品,还要平静的在失望之中期待于未来,等待着那些能避开“表象”,发现“意志”的人,那些既能站在高处归纳过去,又能看到未来的人。那些由外到里的人。
  您的下一个问题是问我对未来诗歌与古代诗人的看法。在收到您的信件之前,我刚好和身边的朋友交流过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我把和他们的交流简单一说。但未来我不敢去谈,只能说到我所观察的一些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朋友们的诗歌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在今年的五月份,我对这些更年轻的朋友产生了兴趣,就在网络上从一个博客链接开始,细致寻找了大约有500个生于80年代人的诗歌博客或者是掺杂着诗歌作品的博客。看完之后,我既悲凉,又温暖。悲凉的是,这些生于80年代真正在沉静中写着诗歌、爱着诗歌的人,竟然是直接从“第三代”诗人那里吸取了诗歌的养分和诗歌价值观,而对于“第三代后”以及我们这一代“70后”,在继承上,表现了极大的漠视。温暖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已经自觉地把诗歌领回了“精神”和“崇高”,对于在诗学表现上的“第三代后”的“向虚向弱”和“70后”的“向下向低”自动进行了无情的免疫。这种状况,让我很是纳闷,我焦虑地问自己:难道“第三代后” 和“70后”这两代人竟然没有参加到我们新诗的传统建设中来?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让我在反思之中不寒而栗,难以想通。如果说按照社会历史的影响和发展来说,他们这一代人应该在思想和生活上是更 “向下向低”的,那为什么却在诗歌上表现出了如此的“向上向高”呢?难道他们已经厌倦了某种东西,已经意识到了某种东西,以至于让他们在感情取舍上可以忽略掉两代人?这让我想起了有一次曾经在一个座谈会上的发言。在那个座谈会上,我把“五四”以来的中国的新诗流变过程,从新文化运动、抗战、建国、开放、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以后对应比喻为以下七个时期:夜莺时期、苍鹰时期、鹦鹉时期、乌鸦时期、天鹅时期、蝙蝠时期、布谷时期。所以,在反思中我得出了一个并不可靠却很可信的结论:可能真的是“布谷”鸣叫的诗歌时代要到来了。这些直接从“天鹅”时代学会了低沉、旷远之鸣的“布谷”们,他们并没有屈从于他们的生活和成长史,而是直接针对诗歌发出了高亢之音,并且随着他们中间真正富有才华的人慢慢出现,也将结束一个由两代诗人共同组成的“非鸟非兽”的“蝙蝠时期”,而告诉我们一些历史的真相。这是我对于稍后的诗歌状况的一些想法。对于古代诗人,我只能从喜欢上说了。在那些古代诗歌中,我最喜欢的是《诗经》、《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喜欢那里面的气息与旋律。古代诗人,最喜欢的是王维,然后是杜甫、曹植、屈原。喜欢王维是因为他在诗歌中表现出的人与自然融合的努力,喜欢杜甫是因为他的忧患与批判,曹植是因为他语言的硬朗和眷顾,屈原是悲壮与宏大。李白,我只喜欢他的诗歌,但是不大喜欢他这个人,不喜欢他有着浓郁的俗世功利之心,却喝点小酒,装作毫无干系没事人的样子。对于那些古代的诗歌作品和诗人,我一直觉得应该是我们汉语诗歌的最终的源头与榜样,只有不断地读他们,才能养成我们中国诗人所独有的“情怀”。所以,前些日子,我看见一本诗歌杂志上一个诗歌奖的入选专号上,那么多的诗人都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列举了一大串的外国恩师,我感觉到很是悲哀。不是为古人,而是为今人。
  话扯远了。您最后一个问题问我,影响一个诗人成长的因素主要有什么,如何看待诗歌中的想象力。这个问题的前半个话题,令人有好多话要说,但是这里,我只想说:一个诗人一定要曾经在一个“圈子”里,哪怕这个圈子几年就解散了。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圈子才是朋友们之间交流思想与争议看法的地方。那种氛围,会让坚持的更加坚持,模糊的更加清晰,从而塑造一个诗人的性格和诗学秩序。这是好多的成长经历已经证明的了,古今中外,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对于一个“圈子”的促成和有效,我认为要有那么一个灵魂式的人物。这个人,要向圈子里提供关于诗歌不成熟但是真诚、新鲜的理论、思想和理想。另外,我觉得,圈子还会让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除了自己写诗以外,去做一些关于诗歌的更有意义的工作。这些工作,会让朋友们接着把寄托于诗歌的活干下去。至于想象力,我觉得它是让诗歌意图得以成为诗歌的灵魂性工具。在目前,很多困扰诗歌现状的问题中,想象力的匮乏就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我们不但看到了有很多人已经放弃了这个让诗歌穿越时空的重要工具,而且还会看见,在剩存的一丝游脉中,大家所倾心的也只是那种整体想象,从而忽略了想象力其实在细节之处更具力量的好处。有很多人,没有认识到简单的想象才是最大想象,整体与复杂反而会使想象的力量锐减,会使“想象”只能去表达“我变成了一棵樟树”,对于“我是怎么变成樟树的”,却显得无能为力。而在我看来,后者才是最重要的。后者才是各种未知的藏身之地,才是想象力的用武之地。在前面,我已经向您表达过我对于诗歌的认识:“诗歌是对各种世界关系的确认和求证”、“ 是对于隐秘和未知的迷恋、追问,对于幸福与痛苦的根源挖掘”,所以,我向来觉得,想象不仅仅是诗歌内部的事情。想象力其实也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诗歌才能。想象与想象力其实是我们找到那些事物关系的唯一意识途径。想象力其实就是我们的认知力。对于那些隐秘和未知,我们只能通过想象来做到,也只有通过想象才能取消时空的限制,显示出诗歌的魅力,显示出人作为思考主体的精神魅力。所以,我认为,想象力也应该是检验一个诗人及其作品的重要标志。从诗歌作品想象力的测定中就足以观察出一个诗人的认知力量,观察出他对于诗歌去发现、整合我们的外部关系以满足我们的知识需要和灵魂需求的懈怠与积极。另外,我认为想象在诗歌作品中的重要性,刚好也反证了诗歌是什么,诗歌要去干什么。为什么那么出奇的想象会在诗歌中让我们觉得合情合理,在感情上接受,在理智上认可呢?我想主要还是因为,诗歌正是要去对那些通过想象得来的各种关系进行认证,那些关系也是在诗歌之前就已经确实存在的。诗歌作为一种认知的载体与工具在诗歌史、文学史中的发展变化,其实也正是我们想象的对象和想象侧重的转移和变化。
  以上是对您的几个问题的回答。但作为一次比较完整的交流,我还想在这里补充我对于诗歌的另外两个认识,也就是我是如何看待诗歌的“语言说”与诗歌的“文本说”的。也就是关于诗歌的形式的认识——我为什么要反对在诗歌写作和研究中执行“语言”脱离“被语言”而单独强调为考查体系的诗歌价值观以及反对把“写得与别人不一样”之类的言辞在诗歌考察中作为一贯性、甚至是唯一的借口。“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这是一句老话,我始终认为,这句老话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在长期的聆听环境中,我又总是觉得大家在理解、使用这句话时,忽略了这句话的完整性。没有完全理解这句话的用意,也没有注意到这句话中所包含的一个必然的前提。很明显,如果把这句话更为清晰地表达出来,应该是这样的:诗歌是艺术,是语言的艺术。很显然,这是一句针对诗歌的艺术性所说的一句话,而艺术性只不过是诗歌各种属性中的一个很小的方面,是诗歌发展演变的后来过程中才引起大家注意的一个方面,它不但不是第一属性,甚至连第二属性都算不上。这一点,我们只要简单的考证一下“语言是什么”,考证一下语言的诞生,就很快能得出结论。我想,我们的祖先,在以第一次发声创造了口头语言和第一次比划创造了形体语言以及第一次书写创造了文字语言时,原因都是一样的,都是出于交流与记录的需要,是“被语言者”要在人之间被人体现的需要。可以说,语言在最早之初,就是一种工具,是和人的双手以及手中的实物器具在功用上没有什么区别的,只不过语言是针对于“软”的,而实物是针对于“硬”的,人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直接的交流是第一的,记录是第二的,然后才有其他,但不论使用语言干什么,那个“被语言者”才是最重要的,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符号下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而当最初的语言在口头上分成话语和歌唱、在形体上分成示意和舞蹈、在书写上分成绘画和文字之后,作为其中之一的文字语言,除了当初的那些普遍的工具性功用之外,还被首先是用于占卜和诗歌,从而建立起了两种更有利于人的工具被用于对“天”的询问和对于“人”的自问。这两种工具无疑也都完全继承了“语言”的记录等早先属性而对于“语言”不断地进行再创造、再拓展、再丰富。所以,我个人认为,从这个角度说,“语言更是诗歌的艺术”,是基于交流、记录等属性完全附属于那个“被语言者”的语言改造艺术。作为语言使用形式的一种,在诗歌中,我们首先看到的也应该是那个“被语言者”,是交流——社会,是记录——历史,是更多的“被语言者”——诗歌的内容!而如果一旦脱离了这样的考察程序,那就是单纯的语言学内部的事情,而不诗歌,不是诗学了,不是胡适、海子等人那样对于诗歌语言的贡献了。那样的语言,也将不再是“语言”,而只能是文字,是语句、造句!但是在我们目前的诗歌现场中,就有很多人在那里忙着造句,在漠视着“被语言者”,无聊而空洞地背离了“语言”,却在那里假惺惺地强调着“语言”,更不知道简单与熟悉之中的语言创造才是诗歌语言中基于“被语言者”难度最大的创造,一味的给别人玩着自己都不知道言之何物的“空对空”、“鬼打鬼”,机械而空洞,从而进入了一种严重脱离语言与诗歌的本性——“工具性”毫无意义的复杂与陌生。而在这种“脱离”的趣味上,在整体上再上一步,就必然导致了关于诗歌的另一说:绝对“文本说”的出现。而我个人认,机械的“文本说”正是这些年中汉语诗歌研究中的一个更大的失误,并成为了一些诗歌的急功近利者流落于形式主义,混事的招牌和停步不前、不肯深入拓展自己的诗歌认知力的借口。这种“文本说”是什么呢?吃“文本说”的行为是什么呢?用他们的两句话来说很简单:“写得新鲜”,但是一辈子只新鲜一次、“写得和别人不一样”,但是一辈子只是这一个样。他们津津乐道于一辈子只用一个腔调说话,一辈子只在形式上写一首诗。“新鲜”已经过时了,还在呆当初的“新鲜”里不肯爬出来。这样的诗歌行为和主张,乍一看,也没有什么多大的错误,但仔细一想,我们就会发现里面存在着一个致命的问题:这些说法同前面的“语言说”是一样的,其实是忽略了形式来源于内容这个实质,忽略了“新鲜”是“被语言者”发生变化以及“发现”被更新才得以实现的。我们一旦被一个固定的“文本”和“新鲜”困住,就是认识和探索的停顿在诗歌形式上的反映,就是在“新鲜”之后,面对更多的“被语言者”、“被诗歌者”、更大的存在、关系和发现的要求丧失了“诗人性”。所以,我始终认为,不同的诗歌内容绝对对应而且需要着不同的诗歌“文本”形式,一个优秀诗人的诗歌创作在“文本”上的表现,是不断的随着这个诗人的诗歌认知发生着变化的。同样,“文本”的表现与变化,作为一个外部现象,也必然反映了一个诗人的认知的变化与进步。这一点,我们对比诗人于坚早期的“高原”系列作品和后来的“事件”系列作品,就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面对于浩浩荡荡的古今中外诗歌史,谁又敢说他写了一首“文本”上“和别人不一样”的诗歌呢?那很可能是类似的作品,人家只写了一首,而你被这一首教育而写了无数首而已。如果单从诗歌在语言整体上的个人叙述特色来说,我认为,所谓的“文本”特征其实只是诗歌叙述中的方言特征和节奏特征的结合而已。一个人,只要不是整天满嘴普通话、标准音,是用方言进行写作的,在说话中有一个自己的方言性语言节奏习惯,一个可以在更大范围和高度上被体现的强烈“文本”、“风格”特征很快就会建立起来,根本就不是什么多大的事。所以,我在这里给您说了这些我对于“语言”、“文本”的认识,并不是想绝对否定、反对这种意识,我是针对于目前的一种“绝对意识”,才说出自己的反对的。相反,我觉得“语言”和风格性“文本”都是一个诗人的最基本的意识,是每一个诗人最起码都要有的才能。根本就不用拿出来去绝对强调,更不能作为诗歌研读与创作先入为主的最大标准。因为这种形式范畴之内的东西,如果一旦超出诗歌的其他几个要素被放在领导位置上被无限青睐,不但会限制一个诗人的探索、认知的进取之心,还会让我们对诗歌的理解停在一个较远的距离上,最终妨碍新诗的传统在形式上的养成,进一步销弱新诗与古诗在流传与口头传播上的抗衡力量。而依上所言,脱离了客观关系的实质而被我们独立查看的语言现象的诗歌正也是从语言那里直接继承了“符号性”和“工具性”。是诗歌“工具性”的另一个佐证。
  好,话就说到这里吧。已经夜深了。信纸已经用去了40多页。非常感谢您的来信激起了我说话的欲望。作为同辈朋友中令我敬重的一位,这些话您就当是友谊的一部分好了。虽然对于它们的对与错、中肯与偏激,我并没有抱有多少的明确认知,也不知道这些“工具论、情怀论、体系论”之类的说法到底有什么样的道理,但是我还是向您说出了,其中的失与误,我们在以后的交流中再慢慢修订吧。另外,我想告诉您,我可能要去参与另外一种生活了,这种生活到底是什么,我也不很清楚。我把前几天写的一首短诗附在这里,就算已经给您汇报了。诗人的命运也许永远只有两种,猝死和挺住。让我们向那些猝死的人致敬,向那些挺住的人学习!祝您健康。江非2007年6月25日于故乡。




江非年表 (一)



  1、1974年旧历1月初6生于山东省临沂市一个落后乡村的农民家庭,祖父厉玉亭、父亲厉金佃,母亲王玉瑛;因祖父曾经拥有大量土地、骡马、枪支、房产、大洋以及酒厂、油坊,少年时代,仍被称为“平墩糊村的地主后代”;后随外婆李秀真成长,接受外婆以及民间说书艺人的传奇人生和个人英雄主义熏陶。
  2、1981年开始就学,1992年中学毕业,期间,零星接触《论费尔巴哈的哲学提纲》、《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系统阅读叔本华、尼采哲学论著、鲁迅全集以及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现当代文学作品选大学读本,接触海涅、普希金的诗歌以及茅盾、郁达夫的小说,写作哲学小册子《论两个客观》、政论小册子《论四权法案》以及第一首诗歌习作《自南面吹来的风》和第一篇小说习作《粮食中的鼠》。1990年冬,步行考察鲁南、苏北郯城、临沭、东海、赣榆、连云港等5县市,写作考察报告《在泥淖中的中国农村》;1991年夏,骑自行车考察山东半岛各地、市,写作考察报告《没有蒸汽的中国农民》。组织学生写作团体,全面阅读毛泽东选集、金庸作品以及《我的奋斗》一书,在相公中学发表公开演说《我们为什么要活下去》。
  3、1992年,学校教育结束,整理第一本手抄作品集《诗六十一首》,写作回忆录《十七年》,跟随一位远房表哥学习西医;秋天,怀着追求“传奇一生”的人生理想参军入伍;与表妹李小燕定婚。
  4、1993年,开始在海军东海舰队服兵役。期间,大量阅读商务印书馆版系列汉译西方哲学著作、经典文学著作以及中国先秦诸子作品和现当代文学作品,接受各种先贤的论著学说。1994年秋,外婆李秀真去世,全面放弃“传奇一生”的行动理想;零星接触“朦胧诗”以及“第三代诗人”诗歌作品,自印诗歌小册子《五十一首失望的歌及一首绝望的诗》,定下“诗歌九部书”的写作计划;饱含对共产主义信仰的热泪和忠诚,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1998年冬,离开部队回到故乡平墩湖,自印诗歌小册子《独守空房》。
  5、1999年,开始在临沂各地务工,系统接触“朦胧诗”及“第三代”诗歌。2000年1月,在《诗刊》发表处女作《关于故乡》,当年秋末,放弃务工,回平墩湖潜心耕种、写作。元旦前夕,与表妹李小燕结婚。
  6、2001年3月,写作随笔《一个山东人住在平墩湖》;11月,在《天涯》杂志发表组诗《小镇》。
  7、2002年2月,在《青年文学》发表组诗《江非的诗》;5月,在《人民文学》发表组诗《入秋与无题》;参加第18届青春诗会;10月,在《诗刊》发表组诗《平墩湖》,提出“诗歌就是风、雅、颂”的诗学命题,总结《一份个人的诗歌提纲》,呼吁诗歌要重新回到“为什么写”、“写什么”上来。同年4月女儿出生。
  8、2003年5月,在《花城》发表组诗《小歌十六首》,获《北京文学》新世纪首届北京文学奖诗歌奖;参加陕西安康诗会。
  9、2004年5月,获第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修订《一份个人的提纲》;最终把“诗歌九部书”定名为《逍遥游》、《草间令》、《沧海雀》、《英雄帖》、《短歌行》、《箜篌引》、《沂州辞》、《长亭赋》、《欢乐颂》等,试图通过“九部书”完成个人诗歌体系,接近“风、雅、颂”完整结合的个人诗歌理想,并最终把“九部书”改编成诗剧《平墩湖》。8月,诗集《一只蚂蚁上路了》在“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第七卷出版;作为驻校诗人去首都师范大学进行诗歌学术交流;完成《草间令》、《沧海雀》、《英雄帖》、《短歌行》、《箜篌引》的写作。自印诗歌小册子《平墩湖》、《英雄帖》;10月,诗合集《三个刀伏手》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
  10、2005年1月,《英雄帖》在民刊《今朝》部分刊出;3月,获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提名;深刻反省1999年以来的个人生活、中学时代以来的社会交往。反思2001年以来的个人写作和1998年以来的汉语诗歌,完成《逍遥游》;开始写作《沂州辞》、《长亭赋》、《欢乐颂》;重新开始各种社会务工。5月,编选诗合集《我的三姐妹》, 6月,诗合集《江非李小洛诗选》出版,诗歌小册子《英雄帖》第一次、第二次修订;9月,诗合集《白银书》出版。11月,参加武汉诗会,《沂州辞》第一稿完成。
  11、2006年3月,参加济南纪念徐志摩活动;5月,主持编选诗合集《我们柒》;对诗歌的认识再一次发生重大转变,在《欢乐颂》中开始更倾心于取消时空的想象力和把更多的可能和存在带进诗歌中来。7月,诗歌小册子《重觅消失的小路》第一次印制,共印制5册;出任诗歌民刊《诗歌现场》、《明天》编委、“明天·额尔古纳华语诗歌双年奖”评委。10月,参加济南山东70后诗人诗歌朗诵会,11月,参加深圳“自然论坛”、济南山东作家高研班。
  12、2007年1月,诗歌小册子《纪念册》第一次印制,共10册;参加第二届“明天·额尔古纳华语诗歌双年展”颁奖会。2月,诗歌作品《切·格瓦拉》等第一次被澳大利亚汉学家西敏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发表。3月,出任诗歌民刊《汉诗年会:拾加壹》编委,完成《长亭赋》第一稿,努力把诗歌的想象力转向“细节之处”;代朋友编选诗集《信使在途中》,诗合集《我们的美人时代》;春天过后,用一句话总结已经活过的三十余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漫无边际空想的三十年”。7月,写作诗学随笔《一封关于诗歌话题的信》,提出诗歌的“工具论、情怀论、体系论”,诗集《纪念册》在朋友的资助下出版。10月,参加第一届万松浦书院文学论坛,12月,参加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人民文学及南方文坛杂志社第六届青年作家、评论家论坛。
     13、2008年3月,参加四川罗江诗歌节,作《诗歌,从“形声区”向“影默区”的转变》的发言;诗歌小册子《独角戏》第一次印制,共印制1册;诗歌思考继续向“纵深的沉默区域”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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