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刀 ⊙ 沉默中的喧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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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几种写作的批判——一则不严谨的随笔

◎老刀




  
老刀■文


林贤治先生在1998年所选编的流亡者译丛,我零零散散在旧书店购得了一些。在这套丛书的总序里,林先生写下了这样的话:
什么是历史?它是与人类尊严密切相关的伟大的集体记忆。因此,除了可供实证的故址和文物之外,历史的构成,还须包括由回忆录、日记、书信、自传、传记等形式披露的不同人物的内心真实。甚至可以说,那些袒呈的个体生命,千疮百孔的灵魂,比历史家的关于民族、国家、政党的一鳞半爪的记载,或者梳理得整整齐齐的材料更真实、更可靠。
很显然,林先生这里所说的“历史”所指并非我们在教科书中学到的所谓历史,而是真正的过去岁月的真相。对于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来说,当他开始有目的地去梳理历史,或者出于某种利益驱使,甚至迫于某种压力去书写历史的时候,他的书写不可避免地沾染了浓重的非历史的色彩,其真实性也必然会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出发来看,相反恰恰是一些文学家、思想者在不经意间留下的一些零散文字更接近历史真相本身一些。这些文字的直接作用对象也许只是作者的生活、内心,然而从中我们不难猜想出一个时代的真实背景。
真正优秀的作品确实具有揭示作者生活的时代背景的力量。
同样是关于流亡者,记得有次朋友小饮中,一位朋友就极端地认为,惟有流亡才可以成就一个真正的大师。当然这样的观点有些偏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下我们生活的时代,庞然大物出于维护自身目的的恶意遮蔽已经让文学日益远离生活本相,远离读者。
如果林贤治先生的观点在几百年后依然被某个历史学家接受,那么当这个历史学家在那时回首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企图想冲破官方描述的迷雾,从民间写作中寻找一些真相的时候,他会找到哪些作品?我们不敢想象。一个时代文学创作是否贫瘠,是否秉承了文学最基本的良知,任何当下的奖项和销量都不能说明问题,惟有站在更远的地方,才能看得真切。
这其中涉及到很多近年来在所谓先锋批评家们的文中被刺之以鼻的问题:文学史情结、写作良知、干预现实……


A.文学史情结支配的功利写作


不管文人们如何清高,但是谁也不会拒绝文学史的邀请。古人的“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在当下已经演变为对文学史的不懈追求,包括一些打着颠覆、反叛的幌子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们,他们的骨子里同样充斥着对进入文学史的渴望。而同时,时代给予他们更多的是一种焦虑,这种焦虑表现为年轻写作者的日益浮躁,小有名气的写作者则不择手段企图创造“历史”。去书店的书架看一看,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数不胜数,更多的,是另一些人在扬言要重写文学史。
我自己的书架上,仅当代诗歌史就有好几种,而且还不断有朋友提到某某要重写当代诗歌史。翻读这些书,唯一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些人在给自己和自己的身边人寻求历史位置,而那些看似客观的描述背后真实的支配是作者强烈的个人好恶,著史的意义已经变得和前些年编辑民刊差不多了,不过是一些人担心“历史不给我们位置,我们自己为自己寻找位置”罢了。
真正意义上耐读的文学史应该是完全剔除个人与作者之间感情、部分剔除自己对作品本身好恶的客观记录与评价。因为文学史写作有别于文学评论写作,这种区别的实质是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评价时的文学价值尺度和文学史价值尺度的区别。而对于这两点,可以说在当下中国文坛,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基于此,也可以说,在当下中国文坛,还没有人有资格来撰写当代文学史。
然而文学史还是一本本地在出,由此派生出的各种文学怪现象也屡见不鲜。例如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所谓“十大诗人”的评选。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对过去百年也好、五十年也好的诗人进行这么一个排序,这种“十佳”评选模式原本就是来源于政治领域的,而政府行为的评选目的十分明确,就是在于通过宣传典型,营造某种社会氛围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文学界的“十佳”评选,则是赤裸裸的对文学史位置的抢夺,同时还兼顾获得一些当下商业炒作的副产品。乐趣园的“十佳评选”一度被认为是笑话,然而在识破乐趣园网站以此为噱头提高网络人气之外,一些候选人锲而不舍地拉票、不择手段为自己投票的做法也应该让我们深思。应该说,一个作家的价值与位置如何,在他写下作品的那一瞬间已经成为定局,作家不是商品,不可能通过打折催销、网络炒作就可以获得进入文学史的入场券。而且可以作一个断言,那些醉心于此类名利的作家们,也不可能带来怎样优秀的作品。
由文学史情结而产生的焦虑归根结底是一种恶俗的名利焦虑。一些自命不凡的著名作家在种种场合表现出的这种焦虑丑态,在本质上和一个文学初习者对发表的巴望并无异处。正如我在去年某篇文章中批判的当代某著名小说家,单凭其在简介中自诩为“大师”并一再在多种场合拿“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说事这一点变可以判断,他绝对不会成为真正的伟大的作家、大师,任其写作技术如何纯熟,其写作目的的不纯必然会伤害到作品质量,而那些小说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些技术手法不错的工艺品,绝不是伟大的文学作品。
俗语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如此简单的道理在文学创作中却少有人明白。任何将目的指向文学史的写作都是苍白和可笑的,这点恰如苏珊•桑塔格的评论,她自己称那些文字不过是她在写小说时的一些副产品,而结果正是这些评论成就了她在评论界的名声。又如伟大作家萨特曾经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谁也不可能否认他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B.利益驱使下的闲适写作


闲适写作是向周伦佑先生《红色写作》一文中借来的词,周伦佑将与红色写作相对立的没有血性的消遣娱乐式写作称为白色闲适写作。而我认为,写作的“红色”应该可以分别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上的红色,二是艺术上的红色。而后者又可以成为前者的基础,但是前者并不一定非要成为后者的归属。甚至从更长久一些、更文学一些的角度来看,后者显得尤其重要一些。
内容上的红色无疑指的是写作对一些现实问题(政治、环境、人文、历史等等)的关注,这就要求写作者在写作上放弃小我选择大我(至少是某种程度上的放弃),一味关注个人生活细节的小情调小情绪便受到批判,被指责为闲适写作。换句话说,红色内容的写作者实际上并不是代表一个人在言说,而是必须要赋予作品一定的阶级性。
成文英先生在《常识与阶级性》一文开头说:
有人说文学没有阶级性,同时就有人给予反驳,说主张文学没有阶级性的这句话本身,便是有阶级性的论调。我以为真理是在反驳者这面。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几乎一切事物都有阶级性,因为人们的生活既分为阶级了,则各人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也当然就有阶级的区别。
这段看似在为内容红色写作做辩护的话事实上恰恰是一种否定,既然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性无所不在,那么一个写作者在关注自身生活、情绪的时候必然也会体现出其阶级立场,那么作品也就有了阶级性,而不是象一些人指责的那样,是一种小文人式的闲适写作,不过是彼此的阶级立场可能有所不同罢了。一个在乡下种地的农民若是写出小资情调的文字来就会被责难为写作丧失血性,那么那些住着别墅开着汽车喝着洋酒的富人们偶尔也来几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感慨,是不是给人以假惺惺的感觉呢?
可以说,任何一个写作者,包括最伟大的作家也不可能跳脱出自己所处的阶级进行写作,任何一种写作,只要是严肃的,基于内心真实出发的,都具备其先天的阶级性,都应该被归为内容红色的行列。相反是一些打着关注底层的幌子,依靠博取读者同情的眼泪来抬高作品和写作者自身身价的作品,才是真正应该遭到唾弃的。因为它们违背了写作的基本良知。
写作良知在很多场合被混淆于社会良知,一些投机者恰恰是利用了这种混淆来为自己的论调赢得了坚实的群众基础。那种对文学本身极度不负责的写作才是真正的闲适写作,虽然它们从表面上看很有血性。
我去年曾经为《新京报》写过一偏题为《打工诗歌:直面苦难还是直接矫情》的小文,激怒了南方的一些诗人。在他们的论坛上,有人指问我是不是吃白面馒头长大的,甚至扬言要“干掉”我。对这样的指问我不禁感到心寒,不错我承认我是吃白面馒头长大的,但是同样有知情的朋友告诉我,那些劣质诗歌的写作者们,在南方打工多年,很多已经是一些厂里的中层,衣食无忧,在这种情况下仅凭想象与臆断一味夸大所谓苦难,用一种不真实的充满自怜情绪的笔调来抒发虚伪的感情,已经丧失了写作的基本良知,违背了内心的情感本身,其目的无非是为自己赢得一些同情的关注罢了。
而这种不真实的矫情在诗歌中处处可见,也许这些写作者不知道,苦难是无法伪装出来的。


C.商业掌控中的伪写作


商业社会中作家们的生存越来越显得艰难。一个写作者,在骨子里或多或少存在着一种敏感的情绪和英雄主义的情结,尽管随着先锋写作的宣扬这种类似传统文人的酸和清高在被逐渐抛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不是哲学,她永远不可能依靠智慧、道理取胜,文学所依仗的抒情是不可能被完全抛弃的。即使在一些“反抒情”的作品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作者在抒情,只不过抒的方式不一样罢了。
由于中国文学在“十年”期间受到了政治过于强暴的束缚,而随后的改革开放又过快为中国作家们带来了域外的阅读刺激,以至于中国文学在主体意识强烈的现代主义立足未稳时便遭遇了浓郁后现代主义色彩写作的破坏,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前者尚未成熟便夭亡,而一些初期的并不成熟的写作又为后来的颠覆者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攻击理由。另一方面后者也因此表现出一种过度的自信狂欢和浅薄。在这种情况下,商业一干预文学便几乎完成了对文学的俘虏,作家倒戈于书商,文学献身于市场。
而其中受到伤害最为严重的,当数表面红红火火的80后一代。商业的干预让一些人一夜成名之后,接着到来的是利益丰收。于是一场既成名者作秀、未成名者焦躁的80后闹剧便上演了:借助媒体炒作向娱乐圈取经打造作家明星,写作者出书完全瞄准市场,版税收入几乎成了他们衡量作品价值的唯一标准,胸中无墨者成名后为了避免出版荒只得大批抄袭,低劣作品的不断重复与复制……
可以说,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商业行为,80后的绝大多数作品目前只能算是书商们借以牟利的快餐式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距离还很远。如果真的要以年代来划分作家群,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盘点,80后是最没有希望的一代。当他们为自己能够象明星一样获得“粉丝”而沾沾自喜的时候,当他们以为获得市场自己的写作便是有文学价值的时候,当他们醉心于所谓天才的追捧的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曾经有多少真正伟大的作家在二十几岁的年纪已经完成了怎么样伟大的作品,他们不会去阅读,他们所有的写作营养只是来自其他大众文化消费品。

记得诗评家陈超先生几年前曾在一篇文章中义正词严地指出,诗歌丧失读者不是当下这个时代没有好诗,而是再也没有能够静心读诗的读者了。诚然,陈超先生的话会获得大多数诗人的认可,然而我们也不妨将它理解为对诗人的一种安慰。首先,作为写作者,对读者的批判本身就存在态度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不应该面向大众,毕竟文学不是通俗歌曲,不一定需要多少读者,但是要看拥有如何质量的读者。一个伟大的写作者应该是能够用作品引领人的,而不是其作品受到读者口味、市场需求的影响。

(说明:本文为随笔,不是严格评论,文中除了两段完整引文外,均未与原文核实,仅取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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