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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之外的中国笔记体小说

◎蝼冢



章回之外的中国笔记体小说
——我的文学传承或东方文学观

亚伯拉罕•蝼冢


我所珍视的不是《红楼梦》,也不是《金瓶梅》,而是中国古代的笔记体小说,如《太平广记》,《洛阳伽蓝记》、《郡国图志》、《水经注》、《博物志》、《酉阳杂俎》、《考工记》等等,也许很多人尚不大把它们看成是小说,我却认为它们正好是小说的核心部分。

一方面是我觉得小说和学术一样,开始走向实证性,这意味着小说的根本精神在发生改变,小说写作者必须有足够的精力去学习新的东西,做田野调查,另一方面我觉得它们有着典型的中国式思维形式在里面,区别于其他国家或者地域性的东西在里面,很中国。理所当然,东方性还应该包括印度和阿拉伯的古代文学,这三者融合起来,正好是我理想当中的东方文学程式。因为中国的笔记体小说内容短小精悍,耐读,精萃集中,但在形式上缺乏必要的探索,而印度和阿拉伯的古代文学正好又在这一点上能够给我们更进一步的启示。举例来说,大家都熟悉的《一千零一夜》,它使用的就是层层相因满枝开花的套层结构(欧洲人把这叫做中国盒式的结构,也可看做曼荼罗花式),故事的吸引力非常强大。老歌德在读到这部书的时候说他百读不厌,被它漂亮的结构吸引住(大意)。事实上,只要想一下,这种具有强烈东方叙事色彩的小说,在西方曾一度灿烂,而且脉络清晰,有一个很明显的西传过程。应用这一东方叙事程式的首先就有古罗马时候阿普列乌斯(124或125-2世纪末)的《金驴记》(又译《变形记》),这是古罗马文学史上保留至今的唯一的散文体罗马小说;阿普列乌斯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一生游历甚广,到过希腊,北非等很多地方,资历丰富,善于演说。《金驴记》总共有11卷,取材希腊民间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希腊青年误服魔药,由人变成驴,历尽艰辛,最后由埃及女神伊希利挽救,复为人形的传奇经历。接着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候薄伽丘的《十日谈》(1348-1353),乔叟的诗体小说《坎特伯雷故事集》(1387-1400),乔叟在意大利文学的影响下,主要是薄伽丘,进一步发展了法国骑士爱情文学,把现实主义逐步加入这一诗歌传统里面来;再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的《苏鲁支语录》(《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92);直到二十世纪意大利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这已经是1989年了。而稍微说宽泛一点,直接或间接受到过《一千零一夜》影响的还有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唐吉诃德•德•拉•曼却》1605年出版第一卷,十年后才出版第二卷),以及《安徒生童话》和《拉封丹寓言》。

《一千零一夜》的西传跟十字军东征(1095-1291)和穆斯林征服世界建立伊斯兰教帝国有关,以西班牙为例,711年阿拉伯人入侵西班牙,到1492年,西班牙光复统一时才把摩尔人赶出伊比利亚半岛,当然,我们不是谈历史,而是由这些看到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背后隐藏的文化的相互渗透这一事实。

《一千零一夜》自身的成型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的。一般认为,最先的故事来源于波斯和印度,古代阿拉伯著名史学编撰学家《黄金草原》的作者马苏第(?—956年)指出,山鲁佐德的故事源于波斯故事集《赫佐尔艾夫萨乃》(一千零一夜之意);另一阿拉伯史学家伊本纳迪姆(卒于1047)在他的《索引书》重提到他见过早期阿拉伯文译本,一般认为这本阿拉伯文译本的作者是《卡里来和笛木乃》的译者伊本穆格法。其次,书的故事内容来自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朝(750-1258)流行的特别是哈伦拉希德(786-809)和麦蒙(813-833)两位哈里发时期流行的故事。第三个来源是麦马立克朝(1250-1517)时期流行的故事。这本书的上限可追溯到八世纪,下限到十六世纪,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最后在埃及定型。

而不管是《一千零一夜》,还是上面所提到的其他作品,这类虚构文学的始祖归宗于古代印度的Pañcatantra,即《五卷书》。这本故事集使用的就是典型的套层结构,即中国盒式结构。印度人讲故事的时候喜爱这种形式,这点到后面再讲。《五卷书》最早的成书约在公元前1世纪,最流行的是耆那教僧人编的本子,12世纪的样子。因为有五卷而得名,第一卷《朋友的决裂》,第二卷《朋友的获得》,第三卷《乌鸦和猫头鹰从事于和平和战争等等》,第四卷《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丧失》,第五卷《不思而行》。但是现在人们看到的内容已经不全了,大概只有原来的五分之一内容。公元570年左右被翻译成巴列维文(古波斯文)和叙利亚文,但这些译本都已散佚,而从巴列维文译出的阿拉伯文,以及从阿拉伯文直接间接译出的其他版本则流行于亚欧各国,这是我们在前文描述过的西传盛况。

处在阿拉伯文译本和巴列维文连接点上的就是诗人伊本穆格法(Ibn al-Muqaffa’,724-759),他将巴列维文的《五卷书》删改成阿拉伯文的《卡里来和笛木乃》,全书十五章,有的十六章,大小五十多个故事。虽然是删改编纂,但已经完成文化传播史上伟大而惊险的一跃了。

细心点可能已经留意到,成书二世纪末期的古罗马作家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从时间上看,受到《一千零一夜》影响是不可能的。确实也是。但是《金驴记》与《五卷书》有关,主要是其中写到驴的爱情故事,两书几乎如出一辙,而且在整部作品的叙事手法上更加强了我对这一看法的认同。从历史上看,作家生存的那个时代,埃及以及北非主要被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统治,直到七世纪。166年罗马使者就到达过中国。当然这种猜测是不可靠的,主要还是回归到故事文本本身上去。那时候还没有成书的可能,而传播故事的途径就是讲故事,那么商人就承担了这一主要角色,今天我们熟悉的阿拉伯数字,其实源自印度,由印度而阿拉伯世界,再到西方世界。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公元前480年,当泽尔士人入侵希腊时,他的军队中还有“身穿棉服,肩荷竹弓和铁头竹箭”的印度人。而之后,印度与西方文明的直接碰撞就是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的到来。虽然他在印度只呆了两年,到四年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的去世,人们关于印度的描述都是一些诸如印度人高10尺,宽7尺,有些没有嘴巴的人,恒河的蛇形鱼长达300尺以及印度人的一夫多妻、种姓制度等等奇谈怪异的东西,但是亚历山大的海陆军对开辟海陆商贸所作的贡献是实有其效的,它使印度西北部经由阿富汗和伊朗,到小亚细亚与地中海东部海港东西向的贸易迅速发展,并在他之后希腊化的国家把这种贸易持续发展达二百多年之久。从这些可以看出,《五卷书》中故事内容与题材对《金驴记》有过影响也不是不可能的。

《五卷书》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不但在中、西亚,欧洲,在印度本土也是这样,即有南传,也有北传。

成书十世纪的《嘉言集》(Hitopadeśa)直接受《五卷书》的影响编写而成的,但结构比《五卷书》完整,诗和故事都有删减,主要流行于孟加拉。特点还是大故事套小故事,以人和兽为主人公,叙事用散文体,夹杂诗文。还有Jātaka,巴利文《佛本生故事》,特点是将较古的诗歌和晚的散文结合,“只要把这些稍加改动,即可成为一个本生故事。改动时按照一个固定模式:1.引导的故事;2.用散文叙述过去的故事;3.保留下来的较古的诗歌;4.语法注释;5.点明佛祖是过去故事的真正主角,他的敌人是反面的人或者禽兽”。  《尸语故事》也可当作这一说法的明证。

北传的情况是,印度古代故事集《僵尸故事二十五则》(Vetālapañcavimśatikā),这部书有多种梵文版本,有散文体的独立著作二部,也有诗体的,收在《伟大的海故事》中,全书叙述健日王维修道人搬运尸体的故事,僵尸鬼讲了24个故事。在藏区和中国西南一带,受《僵尸故事二十五则》直接影响而编成的就是著名的《尸语故事》(已经有了汉译本,迪庆州版本的是十四个故事十三章),形成于十世纪之前,吐蕃时代已经在藏区流传了,有多种抄本(版本),这是因为,这种叙事结构具有开放性,不同地区流行后,不同的讲叙者随时增加添改了。但在形式和叙事特色上都是接近《僵尸故事二十五则》原形的,可能有地域上的便宜,也可能是宗教传承上的缘故。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故事集中也能见到《五卷书》中记载的故事,但看得出,古人们吸收的是故事,而不是叙事方式,这说明,叙事形式在中国的故事中一直不大重视,中国的古代的“小说”艺术似乎是以“散”为美的,各种笔记体小说都是这样,这种散,当然也是美的,他与日本草纸文学构成一道辉煌的风景线。草纸文学由形形色色的物语、短篇、散文、随笔和插图构成,读者群和写作群都很庞大,读者参与意识比较强,如《土佐日记》(纪贯之,935),《枕草子》(清少纳言,996或1004);《源式物语》(紫式部,1004-1009),《平家物语》(无名氏,十三世纪),这两部小说均早于中国四大古典名著,日本文学的这种成就到今天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

在近代西方,哥特文学兴起流行的时候,他们把《僵尸故事二十五则》当作哥特文学对待。英国理查德•伯顿爵士在印度北部收集到一个具有类似特色的版本,他整理出来后给了它一个很西化的名字,叫着《吸血鬼的故事》。实则就是《僵尸故事二十五则》(《白图帕智西》),照伯顿爵士的说法:这是一本古梵文记录的,讲述自然界里住在死尸堆里并可让死尸复活的蝙蝠、吸血鬼或者魔鬼们的神话故事集,又叫着《一个吸血鬼的二十五个故事》。英国理查德伯顿爵士说《摩西五书》也是受到这书影响,这一说法显然只能说是大胆而草率的猜测,因为《摩西五书》,即犹太教经典托拉成文大致是在前450年。有的说是前八世纪,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都相去甚远。可见爵士在强调《白图帕智西》这一梵文古抄本时过了头。不过,这使他的英译本获得更多的卖点倒有可能。

1900年,周桂笙《新庵谐译》中介绍过《一千零一夜》;1903年出版的《海上述奇》(无锡钱揩重印)和《侠女奴》(萍云女士译,周作人化的一个名字)介绍了辛伯达(辛巴达)和阿里巴巴两个故事,这是中国最早的《一千零一夜》故事选本。我们熟知“天方夜潭”,但始终没有引起波澜,而“天方夜潭”这一称呼本身还含有不可致信的鄙意在里面。这是不应该的。人们喜欢的是这一讲故事的形式,内容都根据自己所处的时代而加以发挥,创造,诞生了很好的作品。但汉语文本中在这一叙事程式上,确实没有诞生可资一比的大作品。抑或是中国人尽忠于自己讲故事(叙事)的方式,比如较早的《搜神记》,《淮南子》,晚近的《聊斋志异》,宋朝《太平广记》就不用说了。然而,这些不可以称之为“长篇小说”,它们缺乏长篇小说的基本因素,这是一个值得好好考虑的问题,与《五卷书》《一千零一夜》相比,它们还有一个形式问题,区别于章回体小说的形式问题。可能又要回到中国的宗教信仰这个问题上了,至今还存疑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宗教信仰?这个问题不是我所能回答的,但我觉得我们是有信仰的,那种信仰可以称之为宗教,也可以不是,因为它不同于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五卷书》的诞生之初,本身就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倒是像《论语》,所以它的实用性很强,甚至有可操作性,《佛本生故事》更加明显,《一千零一夜》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换言之,那是布道书和圣书的另一种形式,以讲故事取代了说教。没有吸引力的布道大抵是没有人愿意听下去的。正是这样,所以这一叙事程式保持着它令人难以想象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我们看到卡尔维诺似乎没有明白他的前辈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呈示出来的本意,所以《寒冬夜行人》比起前者,终究不再是一本好小说,卡氏只是看到了形式,而没有领悟到这更深一层的东西。

《五卷书》的影响,一定还有一些没有被注意到的,我只是浅浅的说了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实际上,我想说的是,东方的文学和我们自身的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现在为什么我们的文学看起来总觉得走在人家后面?不是欧美就是拉美?在今天,很多人一味地将小说洋化的时候,不妨注意一下我们身上自身的这些因素,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血。现在太多的作品,只要一翻开就能闻到它们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洋味,毫不讳言,我把它们称作欧拉美的尾巴。这是很让人难受的吧。尽管他们披着汉字的外套,有的还有好几层,但是看穿了,就觉得一部几十万字的作品就跟没有写一样。这有历史的原因,但归根结蒂还是自身的原因。文学的地域性可能会越来越模糊,而每个真正的写作者至死都在自己的母语之下宿命。对于地域性我个人的看法(给老聃的一篇文章中阐释过)是,地域性必然存在,但却是妥协的存在,与意识形态有关。它不足以支撑整个写作……地域性写作,从方法论意义上来讲,它还有待于一次新的革命。二十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可以说是地域性写作的颠峰时期。从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上承乔伊斯,其由十五个长篇几十个短篇构成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及其世系描绘了美国南方社会长达两百对年的历史的所构筑的地域性写作方法论对拉美、亚洲等后来者影响颇深)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再到大江健三郎《同时代的游戏》,而且这三位都摘走诺奖。把大江健三郎划入地域性写作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的“村庄=国家=小宇宙的森林”这样一个写作概念,这个意识也是支撑他写作的很大动力。照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区别于大日本帝国文明以外的一种文明。当然,我们熟悉的大江是以核武器为中心题材而展开的一系列人道主义关怀性质的作品。实际上,常年居住墨西哥的大江跟马尔克斯是哥们。但他们各自回归到了自己的领地。中国承接了这一国际道路,而且在上个世纪后期也表现出强大的势力倾向,贾平凹镇守大西北,莫言打磨他的高密乡,陈忠实晚年得志搞出一部《白鹿原》,再晚点就是闫连科,李锐等,但是很显然,他们进去了,卷进了地域性大潮,但谁也没有真正走出来,从本质上讲,他们没有炒出好的咖喱饭,因为地域性写作总体上看处在一个下坡的没落时期;除他们之外,另一批作者如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刘震云等则在探索另一条道路,进行文本实验,他们的写作源头也是很显明的,更多的也是夭折于青黄之中,后来有的中断写作,有的朝向了其他方向;还有一条道路,如韩少功,他走的是将二者结合的道路。即是地域性又是文本实验,写出过一些令人眼睛一亮的东西,另外,潘军的文本实验小说或许也该算是这一路子的。我个人的看法是,小说的写作,走在了诗歌的前面,小说还有章可循,诗歌完全乱了套,这种“乱”随着网络(划时代意义)的出现,全民皆书,大帝国公民仿佛一夜之间都换了行头,成了诗人,陶醉、淫浸在一片汪洋潮骚之中。当然这种乱绝非不好的事情,我们的时代,是需要集大成者的出现,历史地看,也应该出现。而且这个时代应该是那些能够站在人类各种文明源头具有俯瞰能力的人的最佳恩赐。不知道你是否同意这种看法?地域性写作正处在没落的路上,中国的小说又将重新面对多元,重新组合之中,在国际跳蚤市场上逛了一大圈之后,欧拉美行不通,于是开始思考自身的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是继续地域性,文本实验,还是新写实?而已有的这些则也只能作为经验加以封存。

清理自身是相当残忍的,但是必须这样做。我觉得自己也应该跟自己算一笔账了,将福克纳,马尔克斯,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统统的扫地出门,把曹雪芹也清理出去,曹雪芹于我终于一文不值,我终于觉得自己干净了。这不是排斥,更不是民族主义,我抛弃了乔伊斯,并不表示我就不喜欢马图林,这是寻找自身元素的必要,文学和语言、思维习性一样,是大地的产物。是先有了大地,然后才有了语言(文学),大地先于语言(文学)而存在,而语言(文学)先于身体而存在,大地是本质的。说语言(文学)是符号工具,是对语言的误解,因为语言是掌控着肉身的事先存在,“方言的差异并不单而且并不首先在于语言器官的运动方式的不同。在方言中总是不同地说话的是地方,也即大地(Erde)。口也不只是有机肉体身上的一种器官,不如说,肉体和口归属于大地的涌动和生长,我们从大地那里获得了一种稳靠的根基持存状态。”因此,作者要所说与写的就是身体和大地,文学无所谓现实与不现实,它面对的始终是大地。当我觉悟到语言之土,我就明白了,我不得不将他们从我的意识中一一清除。我的纯洁性就是我的大地性格,而且生来如此。

而将《太平广记》的体和印阿文学的式结合起来就是我想象中理想的东方文学程式。《五卷书》、《一千零一夜》和《太平广记》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人、神、鬼魅、巫傩都是相通的,融之为一个世界的,这样也许更真实的反映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全部存在(集团心理,集体无意识)。当我整理在铜座收集的《度亡经》——超度死者的仪轨书——时,我感到他们的心理结构完全不是唯物的,而是巫傩的,参杂一些儒家,道家,佛教的东西,这就是构成存在的心理现实,每个人死了,活着的人都是这么去对待的。而这种东西在那里那么坚固的生长着。完全可以感觉到那种强烈的存在气氛,即使是抛弃了单个的个体,而只通过这些本质的东西。当然不是说,不要个体和肉身,而是超越了它们来看主宰个体和肉身的东西。

除此之外,它们还有各自的特点。《五卷书》婆罗门教,印度教味道重一些,当然还有佛教和耆那教的一些思想痕迹。《一千零一夜》被伊斯兰教的思想主宰着。《太平广记》则是中国的儒道释巫傩思想,而且总体上偏阴,它没有最高的唯一的造物主(因为我们的哲学里没有),但对神界,冥界,人间和梦等的描写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总体偏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聊斋》也应该算入它们的行列;《西游记》是中国玄幻文学的集大成者,但作为章回小说,应当别论,重新开辟专题。《庄子》能当作小说的话,我觉得那是中国最好的笔记体小说。)总起来看现代意识不强,是这一程式所面对的问题。我所说的现代性指作品的形式意识和文本本体意识,以及百科全书式的囊括性。并且把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文本当作二十一世纪文学的一个起跑线。看过米洛拉德•帕维奇《哈扎尔辞典》(1984)的朋友对这部作品应该有较深的印象。如果说博尔赫斯的作品是二次方作品,那么帕维奇就有三次,甚至三次以上;如果说卡尔维诺是形式意识较强的作家,那么在帕维奇的神奇结构面前也只能下而处之。我觉得他是吹响二十一世纪文学之号角的第一人,《哈扎尔辞典》也是将东方和西方叙述程式相结合的经典意义上的作品。尽管也可能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比如在场性问题(但是神话是永恒不在场的,神话永远不怕不朽的威胁),尤其牵涉到作者亲自叙述的那些内容。在中国,韩少功《马桥词典》算是这方面的一个积极尝试,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他走到了所有中国作家的前面,很多年前的那一场官司,纯粹是一场阴谋和无理取闹。

那么,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是中国笔记体小说呢?显然,首先,在形式上,它区别于章回体小说,套层结构是传统留给我们的形象,应该还有很多的形式途径可走。取消章回,问题也随之出现了,即作品的形式问题(形式即内容),笔记体小说主要依靠一种较强的形式来弥补取消章回之后带来的连续性,比如层层相因的套层结构,套层结构保证了多重叙述的可能性;当然也可以根本不需要连续性。人们还可研究更多的叙事原型。

其二,它的囊括性,百科全书式的汪洋恣意。光玩形式本体难免糟糕,中国八九十年代那些作家在这条路上走过一阵,最终差点把自己给玩死了,也就是说小说的形式本体主义也是没有出路的,所以我觉得囊括性就成了突出的问题,这也是笔记体小说“开放性”的一个优势。现代小说绝对不能满足于讲一个漂亮的故事,也不是怎么讲的问题,新小说派提倡的“小说不再是叙述一场冒险,而是一场冒险的叙述”,我觉得那就是小说本体主义的一个代表说法,比如《橡皮》,《弗兰德公路》,以及电影《低俗小说》,都是这些主张的模板。终究因内容和语言的尴尬,让人觉得索然寡味。

第三,打破情节律,这也是笔记体小说的一个突出特点。笔记体小说的本性决定了这点。新小说也在打破情节,但那还是一个故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讲述罢了。新小说从形式和内容都没有笔记体小说本身所具有的优势。甚至,那仅仅是《五卷书》的又一个变样回溯。

第四,集团心理、集体无意识,笔记体小说打破情节,不重情节,是为了表现集团(集体)心理的存在。这点,我在跟朋友讨论《中国村庄史》的时候,做过一点说明——我说了,我去掉了情节和人物,而想表现一种集团心理的存在。因为,我写了很多个小说,仍然发现,我写不完汤错。所以,我写那些传习,遗留在血液中坚强的东西,本质存在,控制着无数代人的东西。个体,事实上都消解在这些东西里面了。但那些东西不是个体,但通过个体继续着。我写的就是这些东西。直接表现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个小说的自我意识。写法跟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帮搞文本实验的文本有根本的区别。它们也表现存在,但依然是依情节律进行的。这篇小说,显然着力点并不在于此。它有着更大的目标。《灵的编年史》依靠的手法,也是由这个小说的启示而生发的。颠覆小说的基本元素:情节,人物,环境。给予小说更大的宽松和自由。

第五点要说的就是小说的语言,我主张把小说的语言纯粹度提升到诗歌或叙事诗之上。最后,笔记体小说之反电影。小说就是小说。这是电影出现之后,小说重新面对的一个问题。在此之前的小说都是很迁就视觉的。我相信笔记体小说和以后的不管怎么样的小说在这点上会不断的自我觉醒。

我也想过自己为什么会钟情于这样一种小说,正如在《灵的编年史》笔记中,清理自己思绪时写的那样,人类学是研究集体心理的,我想写作的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因此走向了文学的人类学。最初的理解来自对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心理学的阅读,之后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等著作的阅读而形成的文学观念,这一观念使我抛弃了对技巧的迷恋,而企图表现一种集体存在的心理存在,换言之,直接面对这些肉体背后的东西整个人类意识。假如肉体是一个水桶的话,那么,我掘取的就是桶里盛着的水。集体心理的核心观念试着整理如下:1. 集体心理的存在。2. 相对于整个人类而言,个体是无意义的存在,微不足道的。3.人类心理的成长才是真正的成长,这往往需要超出人们想象的漫长时间,他超越肉体,直接进入本质存在。4.灵魂有缺口。

因此,总起来看,人类学,荣格的心理学,再加上现代哲学的一些文本理念便构成了我的文学观。最后,我寻找到的理想形式就是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笔记体小说这一东方叙事程式。但是,笔记体小说仍然还需要向东方古代文学借鉴,除了上面提到的有限几个文本之外,还有太多的东西可挖掘,在这里不再说了,这是大家的工作,我说的也仅是一家之言,但中国笔记体小说确是一条康庄大道,一种帝国理想。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由音乐探讨到小说的形式问题――文本的深在的战略结构问题,里面提到的几部作品与本文都有可对比性,在这里,我主要说一下他提到的“欧洲小说”,他专门开辟了一章来谈“欧洲小说”,但他是以欧洲中心论为前提来谈他的“欧洲小说”的:“小说是欧洲的创造;尽管以各式各样的语言写成,它的种种发现却属于整个欧洲。这种发现的序列(而不是被写下的总和)构成了欧洲小说的历史。”这个创造仅限于“欧洲小说史”,仅此而已。但是不能标举历史虚无主义和欧洲中心论说“小说是欧洲的创造”。这种话毫无意义,各个文明中都有小说的创造,时间上自然有先后,问题的关键是小说在诞生之前有没有涉及到相互影响渗透这样一个事实。实际上,他没有看到或说理清东西方文学的这种隐秘血脉关系。亚细亚没有像“欧洲小说”那样统一的步伐(,尽管如此,那也是公元1000年之后的事情),广袤的地域、气候带和明显而强大的宗教差异决定了民族性格、模式上的差异,竟而是文学上的差异,但是与西方欧洲性的差异甚大的东方性又使我们期待“亚细亚小说”的聚合,这种聚合期待于几个主要文明圈在心理上的重新叠合,差异性可能是永恒的,中国笔记体小说当是其中最为主要的一支,基于以下几大块现实空间和心灵空间并存的事实:汉文明圈,阿拉伯语文明圈,印度文明圈,等。他所说的小说也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文本。如果是泛文类、泛文体的小说,谁先拥有小说创造的所属权这样的问题存在根本就不存在了。


2005年2月9日农历大年初一 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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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阿普列乌斯(Lucius Apuleius,124或125—2世纪末),古罗马作家,从小接受良好教育,一生游历甚广,资历丰富,善于演说。《变形记》(《金驴记》)11卷,取材希腊民间故事,描写一个希腊青年误服魔药,由人变成驴,历尽艰辛,最后由埃及女神伊希利挽救,复为人形的传奇经历。
2.马图林(Charles Robert Marturin,1780-1824),贫穷而行为古怪的爱尔兰牧师和小说家。
3.海德格尔《走向语言之途》,孙周兴译。
4.《五卷书》(Pañcatantra) 古代印度,季羡林译。
5.《黄金草原》(Kitâb Murûdj adh-dhahab wa-ma’âdinal-djawhar)古代阿拉伯,麦斯欧迪,1958,开罗,或马苏第,青海人民出版社,耿升译。
6.《一千零一夜》(Alf layla wa layla),古代阿拉伯,八世纪初在中、西亚流传,十六世纪在埃及定型。
7.摩西五书,即托拉(Tôrâh,希伯来文),意思是律法书,指《旧约全书》的前五卷:《创世纪》(Genesis)、《出埃及记》(Exodus)、《利未记》(Leviticus)、《民数记》(Numbers)和《申命记》(Deuteronomy)成书时间约前450年。
8.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牛津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孟湄译,页27。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唐晓渡译,作家出版社,北京,1993,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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