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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命名

◎哑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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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年代初,一位地下诗人曾写过:一张表格/便订购了我的一生
    这一平实的诗句后面,掩藏了中国现代历史与个人的巨大悲剧!
    同一年代,另一位地下诗人又说:我是鹰/用带血的翅膀/扶起原野上倒伏的小草
    这一话语的诗性下,浓烈着无名的悲壮!
    两位青年诗人曾各自给我读过他们的大量诗作,我对其它的诗句都全无印象,唯独这两节诗,鲜明如初!
    它们令我今时冷静地回溯历史——中国的现当代文学究竟走过了怎样的路、存活于怎样的人文环境中?作为文人的个体境遇又若何?
    总的来说,中国现当代的文学与文人都在各种“文治武功”中,被重重驱赶.层层放逐。如狩猎围场一样,政治意识形态通过非常历史化的具体操作,一步步、一箍箍、严密扎紧。
    作为与时代同步的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作为创作者个体的挣扎求存,文学与人走到本世纪末可以说已内外困乏。精疲力竭,都留下一副极其苦难的造型。
无论现时是否再坚持一种乌托邦言说,继续倡导“传统”下的现代化设想,或固守人文精神、孜孜寻求终极关怀,还是超低空飞行,飞入寻常百姓家,用粗鄙和市俗以媚民众……在根本问题未弄清楚前,恐怕作用都不会太大。为此,我们都必须先正视数十年来的历史与现实。

              狭道的形成
    
  陈思和先生在《文化观念中的战争文化心理》(《上海文学》 6/88)一文中指出:“从抗战开始到1942年,文艺界发生了‘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便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和延安整风及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它们的发生与发展,清楚地标志了某种文化上的冲突与走向。”这一提示摊开了中国大陆现当代文化、文学路径的一副铸模。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大地再次陷入刀光火影血灾之中。从事变爆发到日军攻占国都南京仅半年时间!国民党政府不堪一击已成事实。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当时在中国的三方军政力量(国民党、共产党、日伪)激烈的武功争峙中,共产党文治地走出顺应天运的战略决策性的一大步:于 1938年 3月领导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文协”)。中国的知识阶层历来以天下为己任,为救民族之命于水火,参加“文抗”当然是义不容辞! 但事物的另一面,当时的文化精英们无论就思想、志趣、动向、组织等原来都处于散兵游勇状态,“文抗”的成立,客观上便纳入了统一 ——一种框范,限定、共识、同仁。而“文抗”在其内在机制的形成上,此前就已有了较深远的铺垫:20年代共产党人和一批文学家提出的“革命文学”的口号及实践,反国民党“文化围剿”的斗争,“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孤岛文学”, 1930年3月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0年10月成立的作家、科学家、新闻界、教育、音乐、美术、世界语等在内的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以及 1936年初步形成的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在 1935至 1936年间文化界所进行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之争,可以说在创作的内容方面从思想上作了限度性的框范,为1938年“文抗”的成立作了奠定。这样,从创作自由到框定,从各流派的山头到组织形式的统筹,统一便纳入了一统。
    虽然在国统势力与左翼阵营之间有过“第三种人”(“文艺自由论”),自持“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的观点及运作,但也遭到左联的猛烈抨击,并随大势而自然消解。
    这样,大流上便“顺理成章”地完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文学为民主革命?倡导与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转换。也即从五四运动的开放性导入了“统一战线”的合一性。这一转换,不管统导者当时的主观意识怎样,如何巧妙应用历史运势,客观上都应了“天下英雄齐人彀”的言说。
    1942年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强化了三个方面的操作:检查、讨论和批判,“彀中的英雄”没有任何一点动弹的余地——以“王实味五人反党集团”及其后对胡风等的批判为典型的实例。让一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运动成为杀鸡儆猴的具体演示。随着“整风”的开展、深入与持久,知识分子内部也频频爆出人格裂变、内在崩溃的种种迹象。这也是近现代人文精神开始失落的又一侧面。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布,一道“文艺宪法”集此前的大成而定其后主流意识形态严控文艺的大局:《讲话》几乎是逐条逐项,明文规定地为文艺立了方圆: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服务、对象、工作、学习等诸问题,文艺的中心问题,文艺与政治、群众、生活的关系问题,作家与群众、普及与提高、文化遗产的批判与继承、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对“人性论”、“超功利主义”等观点的批判,并且特别强调文艺为工农兵创作而为其所用,是革命事业的一部份,服从于党所规定的革命任务,文艺作者必须学习马列主义,必须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必须长期无条件地走《讲话》所指引的路,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种种规戒,“文艺政策”已由文艺创作自由衍变为“政策”所限,“政策”进而成为政治条规与举措。作为一种集体性、集合性的指称,政治、革命、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工农兵群众、下里巴人、社会生活源泉……都可以说具有话语的滑动性,在这集体性与集合性的一切之上的则是“东方红,太阳升……,他是人民的大救星!”而《国际歌》里却高扬着“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以后的历史已证实这是其后(“文革”中)的一场造神运动的前奏或彩排。当“大救星”在台上挥动掌权的大手一锤定音时,整个《讲话》无疑让智识分子,文艺工作者都坐到了一条小板凳上,而正位上坐的是“工农兵”。从五四反封建运动的一次否定到“入彀”的对新文化运动的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竟得出一人至尊的封建意识的肯定!历史以这种妙不可测的步法,迂回地走完本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的各种交接和过渡(包括政权更替、文化基脉移位乃至断裂、社会结构变化、民俗民风转入绝对趋同等等)。
文学来到了 1949年中共建政的台阶上。
    也是由于长期的铺垫,文学与其它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军事……)都面临着一人发难,天下遭殃的整治。
    “党领导一切”,而一人可以指派一个党--逻辑就这么简单--一甚至其眷属也具同等权力!所以根底上还是人治与法制、专制与民主、民本政治与民主政治的事--一问题就这么清晰!
    在1950一1980这三十年间(简称“三十年”),系列的政治运动明明白白地划开了各时段几乎共有的特色:整治知识分子。而首当其冲的是文学,原由也极其简捷:凡是要推翻一个阶级、夺取政权,都要先造舆论,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而文学是造舆论的最方便的工具。“三十年”间的种种政治行为和运动,粗略排列一下: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清匪反霸、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斗争、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反右倾鼓干劲、拨白旗插红旗、反帝反修、点上四清、面上四清、“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两个凡是之争…….不管间接与直接,也不管运动之前、之中、之后,文学都必须服从性地参与并为之服务。文艺工作者都必须按《讲话》精神老老实实地深入基层、下到第一线,作接受锻炼、改造世界观和应有的反馈。由于中国的知识阶层中绝大部份人与剥削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伪官僚、买办……)、团结对象(中农、小资产阶级、城市游民……)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种种关系,而且大多关系密切,知识分子通常是站在“革命对象”的位置,即要接受改造,也要自我改造和“改造”别人(检举揭发、打小报告、划清界线、“帮人擦背”、“换手爪背”、“打落水狗”、投井下石、“帮人脱裤子”……)。远在 1939年就已提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二元背反对立论,在当时的社会中已绝对成立--简单、粗暴地以正反、黑白、美丑、爱憎、是非、好坏、错对、善恶……非此即被地进行判别和强迫性的抉择,不革命,即是反革命!系列政治运动中又形成了整套严酷的整治程序……在这样残绝的生存环境中,知记分子无论整体或个人都普遍造成严重的扭曲、异化、形变、人格分裂、道德伦理沦丧、气节感消减,人文精神淡化……具体事例可以举不胜举! 而文学事实上已经迷失。至于经济境遇上,体制内的一份工资便缴械和收纳了一切!至70年代为止,要说螺丝帽正在拧紧。紧箍咒逐渐收缩,亦不为过。
    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中共国策的调整与配制,在一个相对而言宽松些、也较温和的“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新环境中,文学迎来一个台面上是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轨而充演主角的商业社会的雏形布局,文学与文创者的经济地位迅速下降,势处经济冷冻。同时又遭到当代日愈科学技术化的挑战。涉及到主流意识形态单元性结构并未真正改变,而有几桩大事在国史和国人的记忆中注定已留下。(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取缔、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六四“动乱”、对人权论持不同政见者的多次宣判)。这样,当代文学便在政治、经济、科技的三重夹击中找寻新的向度.
  从世纪初到世纪末,中国大陆的文学历程及状况如果用形象或图例描述,刚好象一幅女性生育过程的简图:中国新文学的胎儿在世纪初受胎、成形和胎动,当时的整个文化背景相当于丰厚的子宫,从30年代到70年代末是狭窄而超长的子宫颈,80年代后进入宽敞得多的生殖道,世纪末,来到外阴口。但不是平产,也不是难产,而是逆产--并非头部、臀部,而是手脚中的一只先出口!
                      
        “阳谋”回光下的阴谋时代
      
  “绝对权威”曾不无矫情地指称过,“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都是“阳谋”。
    “阳谋”后的回光异常强烈,映射出一个阴谋的时代。
    本世纪中后期以来,中国大陆上沿贯着这样一条线:战争文化---“阳谋”预设--一阴谋时代。
    阴谋时代的总值体现为社会上普遍存在以下种种现象:权权相争相害、权钱互换互利、假公济私、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回扣分肥、伪劣产品溢世、广告虚假、合同无效、道德伦理沦丧、人际行为无信义可言、信仰崩溃、信念模糊、庄严被解体、神圣被亵渎、职责观念淡漠、敬业感消失、知识分子进退失据、人文精神遮蔽……
    阴谋的时代自觉不自觉地被集中反映在当代文学评论里。当代文评中,我们随处可见诸如此类的话语:语言失去控制,关系变得混乱不清、权的语言、势的语言、对现实的并吞、文革语言的专制统治、语言的扩张冲动、对话语权的抢夺,以“起义”的方式进行、破坏性特强、占有新理论新观念、获取定于一尊的制高点、向前一辈发出攻击、占领文化中心,新理论轰击的对象,残酷的内耗、转为言论交锋的白刃战、“势”的压迫、合法地位、杀灭现代文化、消灭一切的绝路、独裁的精神废墟、双重权力的压迫和制约、话语的权力压迫、表态和站队、拒绝向媚俗投降、文本的哗变、诗情被颠覆……这些战争、纵横术、谋略型话语在文评文化中大量出现与使用,除表明了一种时代原色外,至少也反映了当代文评家们的敏感、锐利和发达的本质直觉。
    八年抗日、国共内战,是明符其实的战事,留下战争文化。
    以“反右”、“文革”为典型的两种政治运动,实际上都是“阳谋”预设下扑灭思想的精神战争。
  它们的遇害自然延续在世纪末的中国大陆上,尾随其后的是趁政治--经济转型期的真空而陆续登场的阴谋表演。这些时代特点,基本上已曲曲折折地被文学历历记录在案:        
“四五诗抄”、“朦胧诗”、“归来的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纪实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问题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痞子文学”、“新体验文学”、“先锋文学”……“低谷说”、“废墟说”、“堕落说”……还有至今仍未全面启示的“潜流文学”。
    在这种种文学的根底上,我们会有这样一些总体性的遭遇:压抑、强制、迫害、荒诞、愤懑、 伤痛、焦虑、沉沦、骚动、扭曲、变形、暴虐、空虚、绝望、粗鄙、暗害、倾轧、阴谋、死亡、封杀、性饥饿、心理变态、错落感、怀旧感、流离失所感、寻找家园、茫无答语、归无所归……
    这种思想情感上的波动,与战争文化遗震,经济转轨期所呈现的社会状况和民众心态较为吻合。
    文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对专制的指控、对道的力主光复、对市场的追逐、对情、理、义的出卖、对现实的回避和逃逸、对“势”的嘲弄与消解、对还乡的不懈求索……总之,为了对抗时代的横暴、粗鄙、伪劣、多变等等,文学老谋深算的运筹和种种深层质疑显示其在现时的新机制和功能。但因而也让文学渐渐出入为谋略(也包括拉广告赞助)。阴谋时代是一个斗智时期,八仙过海。
    因此,“新时期”中国大陆的文学,一站出来便满脸苦相,密布圣人、宗师、道徒、传教士、僧佛、殉难者、受虐狂、游方艺匠、江湖术士,鸡鸣狗盗类的老气横秋的皱纹,并力图闯出“阳谋”预设者遗下的仍以主流意识形态为总导向的八阵图。但无论当代文学的种种左冲右突,都撞不开那张遗图中的生门,也只不过在阵中作无益的自我张扬而已!文学的这种网中的挣扎、紧箍咒下幻影般的冲动,让股掌中的行为举止很快精疲力竭,文学迅速疲软、衰老,各派所执的法门几近被异口同声地宣布无效。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大宽容”中,文学创作实际是处于釜底抽薪!各家法宝横空出世,往往只是的焰火般的飞舞——民族记忆的黑黑天幕上只有转瞬即灭的微弱光迹,而没有任何实在足以凌越千古!故而现时的纷杂只是种松弛性局面里的略为伸张。并非原源性的发育生长,文学没法顶天立地!命定现阶段的文学只能陈铺,而不成其建树。
    文化的创建者理应谙熟历史,寻找历史的爆发点。但这往往并非随属人意。伟大的天才人物总是刚好出现在爆发点或震源、震中上。这一“寻求”,大多是不自觉地就位,也即是撞上了。自觉、有意地去入位的绝少,历史的偶然性老是这么显现,人物的命运感运动着所有的不安份守已者,坚韧、执著、持久、耐力——愈拉得久、时距愈长、愈有触点的可能。这一定数使创造者的成就由量变到质变,凑成了一个时代、一轮世代的智识的宽阔辐射,它的聚缩、收拢或散放都呈示出特有的文化光谱。任何前行的人,都必然要走过历史通道,没有对历史的谙熟,通道一片漆黑,你何以触扪到那一扇应由你开启的门?能否坚持走到透露一丝光亮的洞口?处在阴谋时代,必须喝破混沌!
    还有一个漫长的暗程,人们在摸索冲撞中又只得等待。
    好歹阴谋时代的文学用一副善变的嘴脸巧妙地描摹了时代的种种谋像,而且把众生都送到了各自的判席前,从官家到庶民一个个原形毕露,让原先威风凛凛的神话声誉扫地!但这种砸烂炉灶,推翻宴席、消毁神圣的作法,本身也是绝望的征兆,暗含金盆洗手的意味。是“新时期”文学无可奈何的伤晦,于是网开一面:下海,或是向平俗投诚。
    在文界(包括文化界),精华的稀释与粗糙的浓缩同步行进,严肃与庄重被瓦解后,任何稍粘一点边谱的人都在宣称和被宣称举起了一面旗帜,悬空地高扬着不着边际的“诗性”!实则无力对现实作任何对抗。而民众对这一切纷嚷毫不关心,一味埋首于他们的实在,把纸笔间的渲泻映得无味无道,文学也失落于这切切相关的实在中。以粗鄙媚俗去慰劳根本没什么文化胃口的市民们。在“阳谋”与阴谋的前后突击下,“中流砥柱”们终抵不住,文学作了没可奈何的自我贬抑,一种近切的焦虑弥漫文界,人的主体性、个体主义都在被作弄、被驱赶中又被安排,一次性的定位充满遗弃感,终究又被剥夺了言说权。只留下满目苍凉!
    漫长的等待已经不再有必要。自然淘汰、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便被推上前台。
    事件尚未抵达,而其正反两面都被层层剥离,高分贝的炒卖聒噪日渐失势,阴谋的时代中和了所有的得失而使自身成为中和。经过苦熬挣扎和扩张,阴谋的时代终走到怕无所怕的临界点上。
    在阴谋的时代,作为文学评论家的这一彪人马,在述评先锋、前卫中,不觉间自己作了前卫和先锋,他们的功勋在于:喧宾夺主。
    战争文化的硝烟令人生厌。
   “阳谋”的预设使一切适得其反。
    人们渐已明白,近些年来众声喧哗,只不过是吵吵嚷嚷的空虚,一场乱仗,一段政治与经济合谋执导的闹剧,一种无以震撼魂魄的存在。
而广阔无边的寂寥实际仍潜伏在时代的核心……

                                全军覆没与灭顶之灾
    
  中国文学着意要锐利地进取,必须有一支劲力中坚的军队,因为面对的是战争文化残破的遗迹和经济商业大潮的冲顶,还有科学技术的全面合围。
    这支人马的中坚理应是从50年代生活过来的一批中年人(57’族和稍晚一点的)。中年人们理应承上启下:比他们年长的这一辈老学人,秉承了传统学品中的精华,正心诚意兢兢业业治学,终身奋行不已;比他们年次的这一辈新学子,接受了本世纪中80年代以来又一次译介大潮的洗礼,广收外土文化,已渐有创建。中坚实在是处在前呼后拥的位置。或者说应承上“取”下吧。
    但是,现时看似虎气生生的文学阵地上,透出的本质存在刚好是铜头铁尾豆腐腰!
    被政治铸模压过的中年人们,在经济的浓酸中,在现代科技的强碱里。很有一部份已蚀化,溃不成形(麻将、录相、赶舞厅、冲堂子、玩女人、抢位子、争名夺利、拜金主义……)。
    这帮人面临着全军覆没与灭顶之灾。这并非是哗众的喧号——
    在“三十年”间他们身处被扭曲、剥夺的位置,无论就政治权利、经济地位、文化学养、人生境遇等上,可以说一无所有。不但是“零度人生”,严格说还是零度以下——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灵魂性的“改造”与伤害。极令人怜恤和悲哀。然而,当他们进入80年代,面对一个政治与经济联手合谋的特定时期,负面效应迅速发酵、膨胀,以实惠和“赶乘末班车”心理扩展俗欲,直奔鄙陋社会的核心。在这奔赴中自然有远离与抛弃,而远离的恰好是最具建设意味的,抛弃的也正好是最应予珍重的。这是一种出离与失重,但又是一种有既定目标的奔走:为了回避政治雷达和趋向经济风暴,一切认同感都转入超低空盘旋。随时准备向拜金、媚俗和主流意识形态作“迫降式”着陆。                                                          
    精神无所凭籍,也没自省意识,荒芜感、粘滞感、沼泽气息的侵袭感从他们的身上往四下熏染,流荡着整整一代人彻底失落了自身的霉变味……而其中有所固步自封的则是一副伪道者的造型!
    他们似乎反映着一个时代已进入更年期,浓缩成文坛疲软的总体形象。
    在这个意义上,无论痞子文学、无聊文学、无赖文学都不由自主地作了这一困厄的反照。一种低浅直白的造像亦透出了文学的贫血、当代民族精神的虚弱与文化雪崩。道义的陌生抽空了文学的人性、诗性与神性,终极关怀成为过份侈奢的修饰。文坛上中年的困惑有如一处处施工失败的巨大工程瘫痪在人们的面前,又像败军之将留弃的一派惨不忍睹的景象!
    仅以50、60、70年代的文化背景为参照系的思索,显然已过于单薄。站在这一背景上,他们的言说,既无锋芒毕露,又不敢直指病穴,一点到位,更不见才华闪烁。现当代新人的成长已冲得他们站不住脚,于是只有“坚如磐石”——成为新“卧牛石”——上面露个头,下面卧头牛。
    人品、学品、艺品、道品处势低迷,只有变态变质的人生。清新的甘露、心灵的震颤……显然已成多余的话语,人们失却终极求诉的欣慰。
所以有人冷峻地指出:
    “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业已开始。”
    “一个文化破败、道德沦丧的时代。”
    我说:一个阴谋的时代。
    学界对这一现象,对这现象所造成的虚空糜烂,所引至的语言转向的失控、对政治的、痞气十足的、感官刺激的、空空无物的种种话语争夺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但这一扫荡的密集火力通常是越过山头而落向空谷--并未打在实处,文学毕竟是人学!
    文学梦似乎已绝灭。
    无论铸模还是蚀化现象,都是时代的整体“杰作”。怜恤已成为往昔。可悲的是时代的车轮又将毫无情面地从他们的身上再次辗过,只不过也许这回他们是痛痛快快地成为阴谋时代的殉葬品--一个关于双重受害者的不幸预言。
文坛上的“中坚军团”业已自行消解,只有少数幸存的精英的投入世纪之交文场上优胜劣淘、多元走向的激烈格斗!

             千呼万唤出不来

    这显然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标题。
    其失望的定势是由历史与现实设定,并非个人所愿,因之,更其令人失望!
    时代呼唤史诗、黄钟大吕之作,呼唤大师、大哲士、大诗人、大作家、大文艺理论家……  是近十年来最先声夺人的哗噪,起起伏伏,腾扬不已。作为一个民族的主观心愿,勿庸多言,是殷切的祈望。但严峻的事实告诉我们的则是沉郁与不安。
“共和国”已年近花甲的不惑之年--快走完半个世纪的成长史。旅程漫长,然而短短的一段话都道尽了中国文学无尽的悲哀:
中国当代文学并没有真正进入世界。因为权威部门的统计数字表明,即便是国内最火的小说家,其译本在西方国家也乏人问津,销数少得可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全世界范围,对中国文学最感兴趣的国度之一是法国,法国读者也是全世界最具有文化教养的群体。可是,据统计,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中,1994年全年,贾平凹中篇小说的法译本仅售出10本,鲁迅、巴金的作品也只卖出各 10本。
(《羊城晚报》96. 1. 2.陶映莹文)
    人们禁不住要深问:自50年代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的哪一部文学作品真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十年前,也即1986年,我在北京大字首届文学艺术节上一篇被取消的发言稿中就已尖锐地提出过此问,现在又提此问!而且将一问到底!
    中国大陆现当代的这一赤贫反映了文学生命中严酷的败血症!这一癌症全面地渗入文化躯体,无益地耗损着华夏文化生命的能量。
    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弹丸之地”,二战后在废墟上重建,从1968年至今已出了川瑞康成、大江健三郎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不管从任何角度看,这都是一个极其简明的对照。
    我们善于去查找一些非根本的原由为本国开脱,比如:语系、地理位置、“政治”背景(大国操纵,鼓励持不同政见者等)……终极上根本站不住脚。
    而不是去验血和追索真正的病因。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否,虽不是唯一准衡,但至少亦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大体共识,我们和当今世界达不成基本共识,又如何去“接轨”?!
“三十年”文化铁血政策,留下一派荒疏、萧索,后二十年的短暂岁月不足以哺育巨人的长成,呼唤已化为愿望与空号,这显然已成事实。当人们委婉地写到:“大师的存在,最好不过地标志着一个时代文化的繁荣与成熟。”(《华商日报》96.1.10虞秋宁文)当一批有识之士重新抬举出本世纪初中华文化史上第三个诸子百家时期的大师群时,都无不含当下以降数十年间本民族大师缺席的悲壮!

                              国脉一线
    
  三千多年历史的华夏古国.有着悠远深厚的文化传统。华夏文化历来极其重视人生、自然、道德、知识、经济、审美等的价值观念,并且具有统一性、连续性、非宗教性(人文精神)、泛道德性、内倾性、中庸和平与乡土情谊的显著特征。文化中的这一价值系统和基本特征,决定了中国哲学的重人生、重践履、重和谐、重直觉。作为民族整体文化形象的具体表现和社会现实生活的具体反映的文学,必须全面地再现国人的这一深刻的文化内涵、生存状态、精神境界和时代风貌。这是华夏文明的基脉。从认知到实践,中国文学都带有浓厚的人文气息,追求性情与道德的合一,并洋溢着委运知命的乐天精神。可以说是一种人本主义为主调、承续历史、参同天地造化的大文学。因此,几千年的文明给我们留下一笔委实丰厚、无与伦比的古典文学遗产。
    本世纪初,西学东渐,几经冲击碰撞,传统文化既受到震荡,又得到新的整合,以世界文化为参照,除弃本土古典文化中的糟粕,新文化脱颖而出。文学载道,负起了新的使命:从传统的平和、冲淡、中庸、雅致、逸情中出离,而力现个体生命欲望、人间是非、人的自由意志对命运的抗争、表现英雄的死亡、正义的昂扬、揭示国民的劣根性、暴露病态心理、奔汇汹涌的内心激情、深化人与人、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追求未来世代中沐浴于大光明的新人类……
    文学从来没有这样崭新、繁富、充实,盈满着生命力、处处弥漫新时代的人间烟火。
    本世纪中国最有代表性,最具世界量级的作家与作品中最鲜活的文学人物形象几乎都涌现于上半叶。这已经不用再作论证。
    进入下半叶,文脉即被卡住。乃至断裂。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极其狠毒恶劣,仅“反右”、“文革”四字足以表明(可参阅拙作《百年春秋文化泪》)。此后“三十年”里,中国文学无论传统的仁儒雅乐、飘逸谐和、情爱乡谊、天人合一……还是五四新文学的喜剧欢悦,悲剧壮烈、英雄伟岸、个人孤独……均一 一消失,只剩铸模冲压、“齿轮与螺丝钉”加工后的单一型产品,其中绝大部份是伪劣产品!基本上已感觉不到个体的热血喧腾和强烈脉动。
    上层建筑其它领域的遭遇几近同一,国脉一线,细若游丝!
    用句文雅的话:脉气,母体身上的气息。
母亲,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

             第六种监督
    
  一般而言,在一个真正的民主代议制国家,对一个时代往往有几种监督:
    制宪立法的法纪监督,新闻传媒监督;各政党(影子内阁)的监督;民众舆论监督;国际监督;以及文人监督。
    文人监督一是治史,即证入历史,二是创写文艺作品。
    各种监督都具文化性,但唯其第六种监督的文化价值含量最高。前五种监督都有立竿见影的功能,唯其第六种效应最缓慢又最见后劲,文艺作品又是后劲中的后劲。
伟大的文艺作品俨然是一个时代的全息透视,是民族心灵的律动和脉跳,无论是作为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深层翻扬,还是个体人生的全面腾昂,我们都可以透过时代查找灵魂。也可以深入灵魂明究时代。而且这样的作品以形象思维和独特的艺术机制,全方位地活现现实或历史。与读者产生高度的共鸣,赢得历历不灭的反应,成为人们久远的记忆。今天没几个人会去究啃19世纪的俄国历史,但无数的入却绕有兴味地细读《战争与和平》。同理,《诗经》、《荷马史诗》、《红楼梦》、《农民》、《草叶集》、《布登博洛克一家》、《蒂博一家》、《百年孤独》、《追忆逝水年华》、《独立的人们》等经典大著仍昂立在许多家庭的书架上,而每一个书橱就几乎是每一个读书人的心胸!
    进入本世纪后,世界文学以现代派为总称的诸多种种流派,对时代与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涉指和干预,在它们的揭示、暴露和视导下,现代人是以全面的身姿走动在时代的舞台上,展陈了人类精神情感的脱变与进化。五彩缤纷,大千世界,这样的指称得以成立。
    人们通过对伟大文艺作品的阅读,可以把一个时代逼视得幽微入目。
    “庙堂”与“广场”都在文艺作品的收览之中。
    这是文人的永久超越和得天独厚!
    同样,一个时代的作品如果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或者告诉了我们没有什么,或者纯以单薄、苍白、虚假、褴褛的赤贫像走过我们的面前,那么,除了说明那是一个畸形的时代外。还能表明什么?!
    在这个反证的意义上,第六种监督又受着时代的逆向督促和监控。
于是,人们会问,与我们最近切的本世纪后半叶中,文学与时代的双向监督又怎样呢?

                                潜流文学
    
    “三十年”和“二十年”(1980~2000年)大体之分,已成为人们头脑中本世纪下半叶的两个时段概念。
    “三十年”中的文流河床必须彻底清理,这已经不用通融。
    “二十年(含此后的几年)”有初见成效之说,亦不必客套。
我想说的是:本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学在官方的场地外,一直存在着一股潜流文学;潜流文学的作者“所走过的独异的人生历程和文学创作道路,历时半个世纪鲜为人知,这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实属罕见的现象。他们的作品以各自不同的特色参与当代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鲜明地感受到当代中国文化奇特的历史境遇与民族文学命脉潜行的踪迹。”(《大骚动》第四期93.年编者按)
    5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大陆严酷的生存状况和人文环境,一部份文学创作已转人隐形——地下创作、地下文学、抽屉文学、“沙龙文学”。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这一名为隐形实为显要的文学现象,较集中地从以下几方面不同程度得到展示:
以郭沫若、茅盾、朱光潜、宗白华、冰心、沈从文、巴金、艾芜、施蛰存、艾青、姚雪垠、钱钟书、萧乾、曹禺、杨绛、吴祖光、郑敏、袁可嘉等为代表的“归来的歌”中的回顾、反省、自白、追忆等种种言说和述评。
以流沙河、公刘、牛汉、白桦、从维熙、邵燕祥、王蒙、刘绍棠、张贤亮、陆文夫等为领衔的57’族们关于人生悲酸主题的回旋曲联奏。
    这两种现象有一共同点,就是它们多少都曾有过“往日的辉煌”,也因这“辉煌”,他们的“地下革命”并非彻底;大多带有主流意识形态指涉遗痕和乌托邦向往,对人的存在,社会存在的本质、意义的追寻浅尝辄止,而另一部份极其深刻的,往往又为现时的人们所忽视。于是,归来与回旋都给人回光返照的感觉。
    另一种现象是杨健先生编著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93.1.版)一书,搜列了以北京地区为主轴的各种地下文学现象。该书占有较丰富的资料,展示地下文学的脉络关系。但鉴于条件有限等,并不全面,于是作者近年又进行了《文革艺术史》一书的编治工作。《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中对后来从地下涌上地面的一些文学现象,如朦胧诗的前身《今天》、知青小说、红卫兵艺浪、旧体诗词的复兴、民间口头文学、爱情文学、性文学等,以及作者们所遭受的种种境遇都有较详尽的撰述。在一定的范围和层次上对地下文学作了汇总。
    但真正反应了潜流文学的巨大涌动的是,1978年10月黄翔、路茫(李家华)为首的一伙贵州诗人们的《启蒙,火神交响诗》运动,开了现当代新诗潮动和民刊洪流的先河。(见拙作《历史的影子》)。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大陆第一代大字报作家、诗人至今的油印本民刊运动汹涌澎湃,绵绵不绝。十几年间各种民间文学社团、刊志究竟有多少,几乎没法统计!这即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一空前罕见的现象!时至1992年,仅半年间,《诗神》编辑部就收到自发寄至的民刊400多种。屡禁不绝,屡压不止!这一支潜流文学迈过了“三十年”的“思想改造”和语言清洗,直接承继前半叶和外土文化,具有较强的启蒙意识和追求理想的人文精神,故无论在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艺术手法的现代性、全面性、意识和气度上的先锋性,前卫性诸方面,绝非“回光返照”中的浅尝者们所能比拟!它们的存在、超越与包容,奠定了80年代“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基础。
    近半世纪来,精英文化向民间移动的这一转向,是一值得认真研究的大课题。潜流文学与解放牌文学、遵命文学的这一近达五十年的对峙、对照、和对之的冲击,用漫长的跋涉、浑厚的潜沉、卓越的艺术品质、铿锵抗争的精神、坚贞的气节和不朽的风骨,无可辩驳地完成和体现了华夏知识分子历古以来的人格形象、学术品位和铁肩载道的本质规定。
    “时穷节乃现,一 一垂丹青”。说到底,一个诗人、作家无论如何自谓或他褒、自萎或它抑,终极上都得拿出作品陈布于众,接受世人的审视和历史的检验。这是一条严酷的铁律,“大师”的落马和未名者的登场都在这一律定中周转。
    本世纪下半叶以来,当我们把中国大陆此前地面上的文学矿产已阅览尽,除继续收拾外,我们是否应充分开挖地下的矿藏呢?
    真正光明的时代,是无所谓地面文学、地下文学的,二者的合一是“文学面前人人平等”, 但也许仅为这一平等,中国大陆的文人学子们还得奋斗若干年!
无论是表格还是翅膀带血,都不应在未来的中国文学中复现——这是一诅咒性的偈语。不如是者,往后的时代仍是闻所无闻,永远是“一张白纸没有负担”?!
50年代主流话语普遍提过“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此话不假——俄苏文学近百年的历史是我们最好的参证和辅助说明,(见拙作《疯狂百年!》)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孪生兄弟般的契合!除却前隙不计,俄国走到今日,独联体文学在当代的崛起,又是下一世纪世界文学造山运动中的前奏。
那么,中国大陆板块上的文学呢?
  难道永远都要等他人今天后,才有我们的明天吗?!



                       1996年4月20日
                         野鸭乡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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