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桐 ⊙ 山东人在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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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过时间的重重雾障(访谈)

◎谭延桐



越过时间的重重雾障——谭延桐访谈录
谭延桐 韦露


访问者:韦 露 《广西文学》散文编辑室主任

受访者:谭延桐 诗人、作家

时间:2005年9月29日

地点:南宁


韦露:都知道你是一位文学上的隐士,虽然身在庙宇之外,心却在庙宇之内。你自己也曾说过,如今,就是做和尚也找不到好庙了,因此你才选择了相对偏远、相对清净的南宁……这次,我想就“文坛”和“文学”和你交流一下,你觉得可以吗?

谭延桐:可以。那我们就把手中的望远镜对准“文坛”和“文学”,看图说话,你问我答好了。我尽量把我看到、听到和想到的说得圆满一些。要说得圆满,肯定就要说真话;要说真话,肯定就会得罪人。只要你和我一样,不怕得罪人就行了。

韦露:没有什么可怕的。先问你这样一个许多人都关心的问题,你对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怎么看?

谭延桐:没有什么好看法。这两个奖的获奖作品,真正让我佩服的,没有几部或几篇,大多都很平庸。中国作家至少有一万个人能得这两个奖,少数人得了,只能说这少数人是幸运者。这少数人当中,有的不仅不优秀,而且还很糟糕。听说有的是因为“会来事儿”才得了这个奖,我深信不疑;还听说有的是拿钱买的这个奖,我更深信不疑——因为我已经找到最确凿的证据了。这两个奖虽然影响很大,但实质意义并不大。你提它,就是拿它当回事儿。千万不要拿它当回事儿。那些迷信它的人,大多都是不明真相,或者压根儿就是白痴,甚至白痴中的白痴。

韦露:那你对诺贝尔文学奖怎么看?

谭延桐:诺贝尔文学奖相对公正一些。最起码,这个奖项所评出的作品还都可以看,有的还相当优秀,甚至非常超拔。一百多年了,能够这样坚持下来,而且能够保持相当的公正性,这很不容易。话又说回来,世界上卓然而立的诗人和作家还是有很多的,而诺贝尔文学奖一年却只评一位,僧多粥少,是不可能轮到更多人的头上的。这就注定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局限性和遗憾性,而且是致命的局限性和遗憾性。但无论怎么局限和遗憾,诺贝尔文学奖一向都是以“文学价值”为衡量标准的,而中国的文学大奖却不是,都是搀杂了很多的因素在里边的,“文学价值”充其量只不过是充当了其中的一个微不足道、可有可无的小部分。

韦露:那你对中国文坛的现状满不满意?

谭延桐:不满意。一团糟,怎么可能会满意呢?那么多小丑在跳来跳去,那么多戏子在招摇来招摇去,而且他们往往都能得逞……怎么可能会满意呢?“价值”这个词眼看着就被糟蹋了,没有人去管,没有几个人把这放在心上……怎么可能会满意呢?中国文坛是个黑社会,中国文坛的良心被狗吃了,明眼人谁都看得清楚。谁会满意一个黑社会,谁会满意一个良心被狗吃了的文坛呢?

韦露:这是一个被遮蔽的世界。许多真相都被假相遮蔽了,许多实相都被虚相遮蔽了,你认为这正常吗?

谭延桐:当然是不正常了,可是没有办法。因此说,造物主也是一个糊涂虫。稀里糊涂的,还装清醒,装明白,其实他从来就没有真正地清醒过,明白过。冤死的人很多,冤死的文学就更多,没有办法。即使有所匡正,也只是匡正了一点点。大部分仍是冤假错案。如果你仔细地去听,就会听见有不少冤魂在哭泣。那都是一些被遮蔽的灵魂。

因此,2005年8月,我去杭州领《西湖》杂志社颁发的双年诗歌奖,会议期间,我就一再地给《西湖》杂志社的社长和总编嵇亦工先生提建议,一定要多发新锐作家的作品,关注当下那些真正被遮蔽的写作。后来,这建议被《西湖》采纳了。在此,我想向他们表示我深深的敬意。

韦露:当今,许多人都在写文化散文,你认为他们写的是“文化散文”吗?

谭延桐:“文化散文”是由“文化”和“散文”两部分组成的,也就是说,它既应该有文化的特性,也应该有散文的属性。如果找不出文化的意味来,也找不出散文的影子来,硬要叫“文化散文”,那也未必太勉强了吧。因此我就在想,许多人都在标榜自己的散文是“文化散文”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想冒充有文化吧——中国没有文化的诗人和作家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其实呢,这是无论如何也冒充不了的。如果你写的连散文都不是,即使再有“文化”,那也不能叫“文化散文”。这是明摆着的道理。明摆着的道理,有人却给忘了。

韦露:你曾经写过一篇一万多字的谈散文的论文,叫做《把巴洛克之魂注入中国当代散文》,在网络上影响非常大,我认真看了。你觉得把巴洛克之魂注入中国当代散文之后,中国的散文就会有希望了吗?

谭延桐:希望永远都是有的,要不人还活着干什么?我的那篇论文主要是站在“模式散文”、“套板散文”、“机械散文”、“僵尸散文”的对立面上来说话的,诚心诚意地呼唤“发现散文”、“探索散文”、“创造散文”和“生命散文”。散文没有灵魂真的是不行,“巴洛克之魂”就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强有力的灵魂。我们需要这样一颗灵魂。有了这样一颗灵魂,一切也就都好说了,不仅有了希望,而且有了力量。

韦露:有人说,小说的任务就是讲故事,你觉得呢?

谭延桐:我不知道这话是谁说的,但我知道说这话的人肯定是一个愚蠢的人。小说的任务怎么可能是讲故事呢?印度作家阿伦德哈蒂·罗易的小说《卑微的神灵》是在讲故事吗?我国作家史铁生的小说《我与地坛》、张炜的小说《融入野地》、残雪的《山上的小屋》、何立伟的《白色鸟》等等是在讲故事吗?都不是吧?谁能说它们不是好小说?小说可以是讲故事——我从来就没有否认过小说讲故事的功能——也可以是写心理、写情绪、写意念、写意境、写经验、写氛围、写画面、写梦幻……一味地讲故事的作家,肯定不是一个好作家。故事,谁都会讲,那按某人的意思,谁都是小说家了?显然不是吧?故事对小说来说,只不过是一种道具,一种武器,还有许多种道具,许多种武器。放弃了那么多的道具和武器,显然是很不明智的。

韦露:你怎样看待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和诗人这些角色?

谭延桐:诗人是最伟大的,散文家次之,小说家更次之,戏剧家更更次之。因为这个年代是物质化的、娱乐化的、游戏化的,世俗化的,我说的这个顺序就正好被颠倒过来了。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永远都是其余什么家的老师。换一句话说就是,所有的艺术,也只有抵达了诗性,才是最伟大的艺术。否则,就都是平庸艺术,甚至是低级艺术。

韦露:那你对评论家怎么看?

谭延桐:好的评论家还是值得让人尊重的,可好的评论家绝少。在中国,能找出几个来就算是很不错了。大部分所谓的评论家都是混子,而且是大混子,甚至是死不要脸的大混子。我曾经写过一篇杂文《“评论家”应该向狗学习》,招来了许多麻烦。我是最不怕麻烦的一个人了,因此,而今我依然号召那些所谓的评论家们向狗学习,学习狗的忠诚,从而做到对文本的起码的忠诚;学习狗的灵敏的嗅觉,嗅一嗅,就能知道文本的好坏;学习狗的勇敢,该说好话时就说好话,不该说好话时就绝不说好话,哪怕他是多么了不起的权贵……其实,如果一个“评论家”扪心自问:你富有良知吗?你富有发现吗?你富有自己独到的理论体系吗?你发言时具有相当的力度吗?……就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评论家了。评论家是炼出来的,绝不是熬出来混出来的。

韦露:你觉得书是写得越多越好吗?

谭延桐:如果你是为了评职称,获得实际的利益和好处,当然是写得越多越好,哪怕非常地烂。否则就不是。《圣经》里说:“著述太多,使人疲惫。”著述多少,并不能说明一个人的生命价值。你看,耶稣就没有写过一本书,苏格拉底、德谟克利特、孔子也没有写过一本书,禅学大师慧能简直就是一个大文盲……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生命质量。当然了,如果他们活到今天的话,要想在大学里做教授,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没有著述,比不过那些“著述颇丰”的人们。你看,这个世界说变就变了,变得今不如昔了,只看外在不看实质了,多可悲呵。

韦露:你相信名人吗?

谭延桐:名人?干吗要相信名人呢?我从来只相信名作品,不相信名人。这个世界,名人太多,相信不过来;名作品很有限,就像黄金一样,值得用心去对待。对于我来说,只相信名作品就已经很足够了。这样,也免得屡屡上当。说穿了,这个世界上的名人,特别是中国的名人,至少有一半都是可疑的。不信,你就去看看那些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名人吧。

韦露:你怎样看待成功?

谭延桐:有一次在酒桌上——当时在座的都是要员,有副市长,有报社老总,有导演,有国家一级射击运动员,有作家……除了我,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其中有一位问另一位,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另一位略为沉思了一下,说,我成功的秘诀就是“不要脸”。说完了这话,大家都笑了,他却没有笑,而且一脸的严肃,一脸严肃的他又进一步补充了一句,说,在这样一个不要脸的年代,要脸的人都很难成功……说这话的是一位导演,那位导演的话让我思索了很久。直到现在,我现在思索,到底什么叫成功。秦始皇成功了,可秦始皇就是因为不要脸才获得巨大成功的;洪秀全成功了,可洪秀全也是因为不要脸才才获得巨大成功的。文坛上因为不要脸而获得巨大成功的人就更多了,多得数不胜数。我百思不得其解。

韦露:你重点写诗,也写散文、小说和评论,你认为写诗和写别的究竟有什么不同?

谭延桐:写诗就像爆炒,往往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它需要激情,需要暴发力——当然了,长诗是个例外——而写散文则用的是中火,写小说则用的是慢火,写评论则用的是杂火。就像爆腰花、炒西芹、熬中药、炖老汤一样,它们的味道显然是各不相同的。

韦露:你对“先锋文学”怎么看?

谭延桐:记得苏联作家肖洛霍夫曾经这样说过,真正的先锋是那些在自己的作品中揭示新的、决定本世纪生活特征的艺术家们。我想大概是这样的。但我还想进一步补充一下,仅仅是揭示“新的”,还远远不够,还必须是全新的,无论是文本所透露出来的艺术家的意识,还是观念,还是把握的方式,还是语言的向度……都必须是全新的;仅仅是揭示本世纪的生活特征,也远远不够,还必须有超前的眼光,最好能让眼光越过时间的重重雾障,从而去洞察时间里的种种秘密。有些所谓的先锋文学,乍一看似乎是新的,可再一看就陈旧得不得了,完完全全是唬人的。有的不仅没有揭示本世纪的生活特征,它连什么特征也没有揭示。打开一看,全是空的,空无一物。“先锋”就是起着将领和先导作用,冲锋在前;“先锋文学”就是走在最前面的文学。这谁都知道。可你仔细看呵,当下的那些所谓的“先锋文学”有多少做到了这样呢?有的连文学都不是,更不用说是“先锋文学”了。

韦露:你对“美女作家”怎么看?

谭延桐:说实话,我很不喜欢这个命名。我认为它是某个三流甚至不入流的评论家吃饱了撑的不怀好意瞎弄出来的——有些“评论家”没有别的什么本事,就是靠整天地在那里弄概念混饭吃——作家就是作家,你管人家是美女还是不美女做什么?显然,这个所谓的评论家是在人家的身体上做文章的,只要她的身体也还可以,管她作品写得好与坏呢,就统统叫她做“美女作家”了。这多不严肃呵。即便她是美女,她也不一定就是作家呵。难道写了几篇破文章出了几本破书就成了作家了吗?作家有这么容易当呵?如果,人家没有外在的美貌,却拥有心灵的美貌,而且作品写得响当当地好,那算不算是“美女作家”呢?在他的眼里,肯定就不算了……这是一个游戏概念,不必把它放在心上。还有,60后,70后,80后……这些命名,我也同样不喜欢,作家不应该用年龄来划分。如果硬要用年龄来划分的话,你只注重一个人的生理年龄却不注重一个人的心灵年龄,仍然是对文学无益的。无论什么样的命名,都应该注重文学本身,而不是别的。一味地在别的方面做文章,就会显得很无知很愚蠢,最终成为艺术神的笑料。说不定艺术神还会笑得震天动地呢,笑完了还会把蔑视和不屑统统都扔在他的投机惯了的滑头上。艺术神从来就不买投机者的账。

韦露:说得太好了。那你认为中国有哪些名家的作品值得读?

谭延桐:我这人生来就比较倔犟,只认作品不认人。中国绝大多数“名家”的作品,我都不是很喜欢。他们的名是可疑的,作品更是可疑的。我喜欢那些真正具有实力的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往往都鲜为人知,而作品却写得相当地出色。一直以来,这些实力型作家,都是我的心仪,我的心灵的朋友。他们的生命很美好,作品也很美好。我喜欢这样的美好。名字可以列出一长串,就不列了吧,也免得那么多的“名家”们看了不服气不高兴,甚至还会在有些场合把我骂个半死,咒个天昏地暗。我虽然不怕别的,但我怕麻烦。和中国的“名人”有牵扯,太麻烦了。有时间的话,还不如去多读几本书的好,当然了我是绝对不会去读他们的书的。读他们的书还不如有人把我给狠狠地打一顿,在疼痛中也许会悟出一些大义谛来,读他们的书就会什么也得不到,除了一次次地失望,什么也得不到。人不能总是在失望中过日子吧。

韦露:你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你最喜欢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征?

谭延桐:让我想一想……一句话……那就应该是这样的一句话吧:美好且富有诗意,让人充满了无限的想像。

韦露:你心目中的作家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

谭延桐:样子?千万不要摆出一个作家的样子来。样子绝对不是摆出来的。举个例子来说吧,你比如我的女儿,我的女儿画的画,乍一看,你绝对不会相信那是一个18个月的幼儿画出来的,可她就画出来了,而且画得有鼻子有眼、有神有韵的。我女儿在画画的时候,绝对没有想到她要画画了,完完全全是一种自然状态。往往就是在这样的自然状态下才会出惊异之作。要说样子,大体上来说,一位作家应该有修养,有情怀,有智慧,有思想;骨子里高贵,血液里优雅;有相当的灵魂的风度,思维的高度,语言的纯度……说到底,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应该活得比一般意义上的人更像一个人。最好是,能够成为一个象征,一种隐喻,一个昭示。先做人吧,舍此路无路可走。做人第一,做文第二。如果连人都做不好,做起文来肯定就会十分勉强,疙疙瘩瘩。

韦露:有人说,诗人大多都是神经病,作家大多都是疯子,总而言之,大多都是一些不太正常的人,你认为呢?

谭延桐:因为这个社会太不正常了,在这面太不正常的镜子里面所折射出来的当然都是“不太正常”了。“不太正常的人”,往往都是在这个非理性的社会里所压抑、所扭曲、所迫害、所摧残的结果。当然了,也不排除另一类“不太正常的人”,他们是被精神之外的一些东西,比如名利欲、权力欲、霸主欲、占有欲等等所扭曲的。

韦露:你认为知识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很重要吗?

谭延桐:是很重要。《传道书》里这样说过,“我再拿一点儿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这饼,在这里,我就理解为知识。知识的饼,是可以为人加添心力的。一位作家,如果心力不足,就会日益力不从心。当下作家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知识结构”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光靠一点儿小聪明、小灵感、小感觉、小经验什么的,是写不出什么大作品来的。当然了,对于一位作家来说,直觉和感知能力,比知识还要重要。如果说直觉和感知能力是皇帝的话,那么知识就是丞相,有一位好丞相无疑十分重要。

韦露:你认为哪些东西对于一位作家来说很重要?

谭延桐:精神的储备,知识的储备,经验的储备,感知的储备,智慧的储备,语言的储备,情绪的储备,状态的储备……这些东西,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非常重要。要不,就会后劲不足,有气无力,越来越衰竭,越来越可怜。

韦露:你认为文学应该有形象吗?

谭延桐:文学当然应该有形象,应该有内在的形象,也应该有外在的形象。我一向不喜欢那些浮肿虚胖的作品、骨瘦形销的作品、哮喘不止的作品、奄奄一息的毫无形象的作品;我喜欢那些健美的、鲜活的、有力的作品,也就是形象美好的作品。

韦露:现在的作品总是越写越长,你认为这正常吗?

谭延桐:不仅越写越长,还越写越滥,这怎么可能正常呢?一部《老子》才5000多字,它囊括了多少内容呵;一部《阿Q正传》也只不过才几千字,却写出了一个国民的灵魂……现在的作品动辄几万字,几十万字,却像稻草人一样,或锦拳绣腿一样,尽是铅华,尽是杂质。因此我就觉得,现在的作家其实大多都是废话大师。不过,废话多了,可以多赚稿费,对作家的生活有所帮助。我真的很怀念过去的那个简洁的时代,那些简洁的生命和简洁的艺术,它们就像明末清初的画家朱耷那样,一笔可以细含大千,数笔可以立见天地。话又说回来,即使你硬要“废话”的话,那你也要废话得起才行。比如普鲁斯特就废话得起,把一部《追忆似水年华》写成了几百万字,还依然让人读得津津有味。因为他是在创造,为人类创造了一种了不起的“心理时间”。

韦露:刚才你说到稿费了,一位作家靠稿费能养活自己吗?

谭延桐:过去能,现在好像很难了。几十年前的中国,一部长篇的稿费,就可以让一位作家吃一辈子;一部中篇的稿费,就可以给一位作家买来一个很好的四合院,或建一所非常好的幼儿园……现在哪有这样的事儿呵?中国的经济大大发展了,稿费却大大地不如从前了,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写畅销书的那帮写匠,相对来说,他们比较能赚钱,可在我的眼里他们根本就不能算是作家。真正意义上的作家——我说的是严肃作家——靠稿费来养活自己,实在是很不容易,这就跟卖血来养活自己差不多。比如张承志,上个世纪80年代辞职之后,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就曾过得很窘困,感冒了连感冒药都买不起。直到多少年后做了北京市作协的签约作家,能每个月领到一千块钱的签约费了,才终于算是有了一点儿好转。在这样的“稿费制度”下,中国作家是很难大方得起来、洒脱得起来的。靠喝自己的血为继,怎么可能会大方得起来、洒脱得起来呢?不信你就去调查一下吧,按照“稿费制度”来发放稿费的报刊,绝对不会超过一半。尽管“稿费制度”明确规定,每千字不能低于50元。作家太软弱了,只能忍,不忍也没有办法。即使你有“讨个说法”的想法,也没有足够的钱去讨说法。讨说法,第一需要时间,第二需要钱,这两样,对于一位作家来说,都很匮乏。“没有钱花的人既不是自由的人,也不是风度翩翩的人。”是帕尔米耶里说的。作家要想成为自由的人和风度翩翩的人,光靠拼死命地写作,等那一点儿可怜的稿费,看来是不太行的。

韦露:又是一种无奈。太无奈了。我们还是说说别的吧——你读书的时假,喜欢做笔记吗?

谭延桐:早年,非常喜欢做。光我做的读书笔记,如果全都加起来,恐怕不下200万字了吧,包括文学的,也包括哲学的,美学的,宗教学的……那时候记性好,反而相信“烂笔头”;现在记性不如过去了,反而不太相信“烂笔头”了。因此,我就觉得,“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俗话,是很可以商榷的。因为我用“烂笔头”记下的那些笔记,虽然牢靠,却很少有能派得上用场的;倒是垒在心里的许多东西,慢慢地连成了一个精神的万里长城,一直在帮我防御着一些世俗的入侵。我现在是宁可相信“烂笔头不如好记性”了。好记性里珍存着的东西,一翻就可以翻到;烂笔头记下的那些东西,却很不容易找到。

韦露:你曾经说过一句话,语言是宇宙的地图,这句话具体应该怎么讲?

谭延桐:先更正一下,这话不是我说的,是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说的,是博尔赫斯针对亚里士多德学派来说的。在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眼里,所有语言都是宇宙的地图。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切,因为从这张地图中,我们看到了天地万物的秘密。如果一个作家的语言没有地图的作用,那这个作家就是名存实亡的。

韦露:文学是一门语言的艺术,你怎样看待这门语言的艺术?

谭延桐:其实,不仅仅是文学,包括绘画,也包括音乐,也包括舞蹈……它们无不是语言的艺术,只不过是,它们所使用的语言有所不同罢了。绘画使用的是线条语言和色彩语言,音乐使用的是音符语言或声音语言,舞蹈使用的是肢体语言和造型语言,而文学使用的则是文字语言。这些语言都可以统称为“心灵语言”、“艺术语言”、“创造语言”、“立体语言”、“多维语言”等等,无论它们是带有物理性质的语言还是带有化学性质的语言。但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又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的问题。因为语言的独特性,往往取决于一位艺术家心灵的独特性。一旦失去了这种心灵的独特性,自然也就无法把语言推至信念的高度了。公共语言要求尽可能地规范,而艺术语言却力求尽可能地不规范。越是不规范,就越是有可能产生艺术的惊异感。

韦露:你认为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艺术,它们神圣吗?

谭延桐:曾经觉得它很神圣。现在觉得它既不卑贱也不神圣了。或许,它曾经神圣过,后来,被人糟蹋来糟蹋去,就再也不神圣了。反正,我是再也看不到它神圣的光芒了。我说的是当代艺术,特别是中国的当代艺术,在这里我特指中国的当代文学艺术。

韦露:可不可以谈谈你对经典的看法?

谭延桐:有经典著作,经典爱情,经典科学、经典神话……你说的是经典著作吧?经典也有时代的经典和跨时代的经典之分。我比较侧重于跨时代的经典,对时代的经典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有的著作在这个时代可能是经典,到了下一个时代就不一定了。举个例子来说吧,1942年世界上出现了一种叫做“二二三”的杀虫剂,当时在化学界的影响非常巨大,还迅速地掀起了一场革命,发明者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应该说,它算是时代的一个科学经典了吧?可是,目前它却已经被严令禁用了,原因是它严重地污染了自然环境,而且毒害了许多非靶生物。这就是时代的经典的命运。科学经典是这样,文学经典也是这样。不远的例子就有许多,你比如《金光大道》、《艳阳天》等等这些著作,在那个时代多经典呵,可是,在这个时代它们就没有那么好的命运了;到了下一个时代,它们就会更受冷落……说到这里,我就想起了博尔赫斯的一句话,“经典不是指一本书拥有这样或那样的优点,而是指一本被世世世代代的人们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的推动,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所阅读的书”。你看,博尔赫斯已经说得够明白的了。因此,我们千万不要一味地迷信什么经典。实在是迷信不得。当然了,跨时代的经典,生命力还是比较长的。即使这样的经典,也要用审视的眼光去看。

韦露:你觉得,在这样一个物欲化年代,文学艺术到底还有什么用?

谭延桐:无论时代怎么发展,怎么变化,有两样东西都是永远不可缺少的,那就是医学和文学。医学是修理人的身体的,文学是修理人的心灵的。文学的效用很有点儿像中医,一向善于从人的生命本身来找出病因,发现病灶,从而去解决阴阳失调、五行错位等等一系列问题。心灵也存在一个阴阳失调和五行错位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一个人很可能就会得孤独症、忧郁症、恐惧症、绝望症等一系列的精神症,甚至还会扭曲、变形、自闭、自杀等等。这时候就用得着文学了,当然也用得着其他门类的艺术,以及哲学、美学、心理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物欲化年代,人的精神肌体就更渴望一种协调,渴望五脏六肺的安抚。因此,就有人说,伟大的作家都是生活的尺度和不幸中的安慰,伟大的文学都能叩开世人的心扉,唤醒沉睡者的灵魂,指出智慧之路……说的都是对的。

韦露:你觉得能协调吗?

谭延桐:对少部分人来说,能;对大部分人来说,不能。因为大部分人已经滑入集体无意识的轨道,出不来了。举个例子来说吧,在中国的古代,那些能歌善舞的女子——在现在,就相当于影星、歌星什么的了,但她们比影星、歌星什么的显然更优秀——大多都是看重一种精神的内质的,因此有不少的人都和诗人有联系;现在,你看看吧,那些能歌善舞的女子,或者说是影星、歌星们,有几个和诗人有联系的?本来,她们已经是很有钱了,在这个时代的宠爱下过得很优越了,按说她们应该好好地去寻找一种高质量的精神生活才是,可是恰恰相反,她们依然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嫁富豪的嫁富豪,嫁官僚的嫁官僚。你听说过有嫁给诗人的影星或歌星吗?没有吧?反正我是没有听说过。当然了,真正的诗人,或者说是真正的精神的拥有者,也是不会把浅薄的她们放在眼里的。她们只懂得用“低级娱乐”来平衡自己的生活,却不懂得用“高级娱乐”来平衡自己的生命。而大部分的中国人,却只知道频频地效仿,效仿来效仿去,这个时代就离一种精神的深刻性越来越远了。一个阴阳失调而且失调得厉害的时代,要协调起来实在是很难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都缺乏,很难很难的。

韦露:听说,你对禅学很有研究?

谭延桐:研究谈不上,心中有禅而已。早年曾经写过不少关于禅的诗和文,现在写得少了,因为有很多人看不懂。我一向喜欢那些心中有禅的纯朴之士,雅俊之士,机智之士,大悟之士。他们或静侍青灯,一默如石;或临机不让,棒喝交加……无不守璞求真,清灵幽远。六祖慧能,马祖道一,百丈怀海,临济义玄,洞山良价,云门文偃,无门开山,德山宣鉴……都是我的禅师。我从他们那儿,知道了摒虑静思、返观一切、心游太玄、梵我合一的妙境。禅如一滴水,一抹云,一片竹,一星火,是无弦之琴,无刀之刃。艺术也一样,如果能达到禅的境界,像禅那样去绕道说禅,反常合道,无理而妙,那就是很高很高的境界了。



谭延桐,1962年5月生于山东淄博。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先后做过教师及编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读者》杂志社及南宁市文联签约作家。

1978年开始发表诗歌、散文、小说、评论等,散见于海内外600余家报刊,计400余万字。著有诗集、散文集、诗论集、长篇小说共9部。部分作品被译为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曾被评选为“中国桂冠诗人”及“中国当代散文十家”之一;被誉为“写意散文”的首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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