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需要 ◎商略
叙述的需要
我想说的，并不是叙述需要什么，而是诗歌中叙述的需要。在此，我必须声明，这些小文章首先是写给那些未进入叙述之门的诗歌作者的，其次也是对自己写作过程的一个梳理。因我看到了太多无谓的浅薄、空洞的抒情，并且自己也曾深受其害。
我是在99年的时候，才完全发现叙述的重要性，逐渐摆脱了陷身抒情和词句功夫的泥淖，发现无论把句子写得如何漂亮，如果不是建筑在对事物的叙述上，那就是凌空蹈虚的事。01年的博尔赫斯对我的影响并不是最大的，最初和最大的应该是爱尔兰诗人希尼。在体制之下，我们的传统教育并不包括诗歌教育，更不用说是传授诗歌创作了。读本上的诗歌大多是直抒胸臆的，或许只有在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里可以发现一些叙述的元素。因此，国内大多数诗歌作者只有摸黑着往前行，没有第欧根尼手中的那盏小灯笼，甚至没有几粒幽暗的“山楂灯”（希尼有《山楂灯》一诗）。因此有很多的作者迷失在诗歌写作的误区之中，而也有一小部份作者走了出来。当他们发现了叙述的力量，几乎就是发现了一个黄金的秘藏。他们也真正地从那一刻开始，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也许从黑暗中走出来的那部份人，大多是依靠自身的运气，还有写作中的交流和阅读，而很少有自觉地从一开始就去关注叙述的。应该说，于坚韩东伊沙等的口语诗在此间提供了一定的气候和土壤。他们没有让我们去温习诗歌在传统意义上的那些虚弱的美，而是给我们展示了叙述的伟大的和激动人心的一面，让我们的耳目为之一新。由此我们发现——原来诗歌也可以那样写的！我们并从中更新了诗歌的观念，无论是从审美方式上，还是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上。但就我个人来说，在最初并不是有意识地去这样有意为之的，而完全是一种误打误撞，是一只瞎猫碰到了一只死耗子。前几天和诗歌月刊的曹五木谈起的，诗歌写作者有一天如果发现了叙述，就是真正地入了诗歌的门。而一旦发现了叙述，我们就能发现叙述所能带给诗人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而带给诗人的财富也实在是太大了。
如果说抒情只给诗歌提供了一个情绪渲泄的通道（或者是诗歌仅是抒发情绪的一个通道），说得难听一些，就是个排泄口。不管你做得如何美、如何精制，这也只是个排泄口。那么叙述的功效，在于它能为诗歌建立起一个框架，有了这个框架，我们就可以在此框架内用我们的审美方式去陈列摆布我们所喜欢的事物、我们所看到的事物。这样诗歌，才是立体起来的、有模有样的文学作品。而叙述并不排斥抒情，如同一幢房子并不排斥带有抽水马桶的洗手间。
因此我们把叙述定义为诗歌的框架结构，如同这种应用年数并不长的建筑方式，给我们提供了结实和稳固的诗歌生活，由此我们可以更安全和更有目的性地去进行诗歌写作。即使有所抒情，也不会因抒发之后产生那种莫明的空洞感，而是成了诗歌生活之一。因为我们发现，在节制地放松体内的一部份情绪之后，我们可以做的事还有很多，我们要去思考和发现的事物还有很多。正如生活并不以排泄为目的，而诗歌并不以无端的抒情为目的。
任何文体的写作不可能不受到个体情绪的介入，但一旦情绪左右了写作，诗歌就会逐渐失去叙述的框架支撑，就不免使诗句在情绪的推进中仅仅起到了语法修辞意义上的作用，从而脱离了诗歌的本旨。这让我想起，盘峰之争后“民间”这个词在诗歌语境中的意义，其“叙述”的领地几乎排挤了所有抒情的成份。不但彻底摒弃了传统的口号式或呻吟式抒情，并且让普通意义上的抒情手法也站在了诗歌的边缘，成为了诗歌写作中的危险之地——洗手间里的抽水马桶——易碎的深坑。我回忆中的80年代平民家庭，房屋内的卫生系统仅局限于一只不怎么起眼的高脚痰盂，却是踏实、厚重和真实的生活一部份。这让我体悟到，抒情必须是适当的，抒情的地点也须是有选择的，抒情的方式应该是节制的、甚至是隐蔽的。任何不适当的、没有选择的、不节制的抒情都会让人感到厌倦、厌恶甚至是反胃。相反适当的抒情，我们就可以避免叙述中的拘谨，从而在局部上形成活泼或自由的诗歌形式。我这样说，并非出于机会主义者的骑墙方式，而是从诗歌的有利角度来思考。
如果我在民间，如果我们的写作要从存在于民间的平常事物开始，就必须认真地思考在我们狭小的空间里如何去安置那只令人尴尬却又不可或缺的高脚痰盂。我们就能从事物的细微处，去发现其内在规律和存在的真相，甚至去获得个人意义上的相对真理。这就是叙述的需要，在此需要之下，甚至可以为个体的情绪找到一些充足的排泄理由。
叙述的本质和掌控
一、
徐江在《“经典”与性情——抒情“正误”谈》一文中阐述道：“叙述”则是指作者整体的语言状态。强调诗是在一种“说”的状态下推进。前几年有作者还曾根据这个试图把“语感”提出作为一个概念，进而探讨所谓“语义”、“语感”……其实要我说，强调“语感”又把“叙述”（或“说”）给弄窄了。“叙述”说的提出，其意义一在于正当初“叙事”的命名之误，二则在于凸显诗人作为一双观察着的眼睛的意义——看，然后才是感（有时感都可以在落入文字时略去），再然后才是“说”。
所以，叙述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说”——说事或人。这似乎是一件简单的事，甚至无关乎诗歌。因为叙述对于任何体裁的文本，都存在这样的“说”的特征。但诗歌的叙述和其他文本的叙述，其最根本的区别在于诗歌的叙述更着重于修辞技术下的“说”，就是如何把“说”说得更具诗性些，灵活地借助于比喻、跳跃、通感、并列效果等修辞格。诗歌叙述对于语言的要求，讲究于其他文体，它更注重于词语的精炼性和对词语的准确选择。
叙述对于诗歌的作用，是为了让诗歌落到最实处。因此诗歌的叙述也成为了对事物的叙述，并且由于事物的深度介入而使诗歌具备了等同于其他文体的（非物理性的）文本厚度。任何文本的写作，不外乎自身情感抒发的需要，但此种抒发不仅仅局限于抒情。单纯从抒发的角度来说，它需要一个渲泄的决口。但这个决口并不是在任何一个事物的点上可以解决，而是要寻找最佳的，和最奇妙的。这是成就一个好作品的前提条件。想像力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而经验和技术居其次。
当我们说到诗歌文本的厚度，其实就是叙述的厚度，它依赖于所使用的语言和实际事物的介入程度，包括事物所包含的各种隐喻。当一个人能用其拙朴平实的语言来解决其叙述时，就是一个人的诗歌写作成熟之时。叙述包括事物在运动和非运动时的各种细节，而这些细节必须落到实处才算是达到了叙述应有的效果。但这些繁复和细致的工作并不是以丧失想像力为代价的。在叙述所使用的语言上，我们必须同样具备更强大、更灵活的想像力。
二、
一个诗人必须具备关注事物细节的能力，同时需要相当的敏感程度。我有时觉得，写诗者的工作类似于一个刑侦人员。刑侦人员关注的是案件的细节，是解开事物的谜团每一步。而和刑侦人员不同的是诗人发现和关注的是普遍事物之真相，却是用个别事物的细节来加以抒发自身的想法。也许世界本身就是个谜，刑侦人员所做的不过是理性的、烦琐的、严谨的，而诗人所做的却是感性的、清晰可感却为数不多的、更多想像力和艺术性的。我和很多朋友说到过诗歌中细节的问题，并且主张把细节落到实处——最起码在事物可感的表面。
记得一个喜欢用意象阐释诗歌的朋友，他把我所说的细节等同于意象，对于这个说法我是不赞成的。意象的基础是“象”，是视觉形象。这个“象”里面还必须包括“意”，即人的主观色彩，这才能构成所谓“意象”。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文中说：“我所了解的审美意象(idee)就是想象力里的表象，它产生许多思想而没有任何一个特定的思想，即一个概念能和它切合。”因此意象一词，就其词性来说有其人性化的一面，是诗意而蕴结的几个点，而由这几个点铺陈或展开为诗歌。而细节，却是事物内在或外在的细节，可以是视觉形象，也可以是听觉、闻觉、味觉、触觉的，它可以纯物的，也可以是纯我的。细节对诗歌的关系是组成关系。诗歌中事物的细节，不是它所包括的所有，而个别的独特的，又能指向普遍意义的。所以说，这个细节只是对诗人“有用的”细节。
有一本商业类的书名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在诗歌的叙述中，同样也是细节决定成败的。有语“文章好写，细节难寻”也是这个道理。细节需要形神兼备，于是能让叙述在诗歌中发挥起更大的作用。
于坚曾在《下午一位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一诗中用大量的细节来进行叙述：
这天下午我在旧房间里读一封俄勒岗的来信
当我站在唯一的窗子前倒水时看见了他
这个黑发男子我的同事一份期刊的编辑
正从两幢白水泥和马牙石砌成的墙之间经过
他一生中的一个时辰在下午三点和四点之间
阴影从晴朗的天空投下
把白色建筑剪成奇怪的两半
在它的一半里是报纸和文件柜而另一半是寓所
这个男子当时就在那灰暗狭长的口子里
他在那儿移动了大约三步或者四步
他有些迟疑不决皮鞋跟还拨响了什么
我注意到这个秃顶者毫无理由的踌躇
阳光安静充满和平的时间
这个穿着红衬衫的矮个子男人
匆匆走过两幢建筑物之间的阴影
手中的信，差点儿掉到地上
这次事件把他的一生向我移近了大约五秒
他不知道我也从未提及
于坚在这首诗的第四行开始，就开始了他的细节展开，几乎每一句中不同事物的细节同时指向“黑发”、“秃顶者”、“矮个子男人”。无论是“两幢白水泥和马牙石砌成的墙”，还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时辰在下午三点和四点之间”，到“他在那儿移动了大约三步或者四步”，这种不厌其烦的细微处几乎铺遍了整个诗歌，而让事物细节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但所有细节的组合，都是为了最后两句“这次事物把他的一生向我移近了大约五秒，他不知道我也从未提及”。这首诗歌中“我”的介入在最后，前面的所有细节都是“物”的，或是与“我”无关的那个人。用陌生的、距离了的眼光去注眼和发现，直到最后时“我也从未提及”，即“我”与“他——我的同事一份期刊的编辑”及他所经过的“下午三点和四点之间”从时间上相对汇合起来，但又保持着那一段时间里的绝对距离感。而这一切，都与意象是无关的。在我的所有阅读中，于坚这首诗歌几乎是细节叙述典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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