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克 ⊙ 树杈笔直而且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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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在奥登一边

◎桑克




  星期一照例上工。进了大堂,看到一纸通知:今日临时休息,因为某某博览会。我虽夸大其辞,声称屡遇奇迹,但这样的事情,却从未碰到。不论萨斯病之凶,还是冰雪节之喜,都不曾有此待遇,所以怎能不奇哉怪哉?
  或许其中另有缘故,或许不过偶一为之,我何必追根问底?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坦然放下,否则无端负重,不是超级蠢蛋吗?碰到将李逵念作李达的先生,何苦为他纠正?碰到教你回字有六种写法的大人,何苦谓其迂讷?字典匠随处皆是,卞之琳也就一个而已,何苦沉沦争执不休?
  所以疑惑归疑惑,该干嘛干嘛。这是做人的定力。
  和别的文学人物一样,奥登树大招风,一举一动,都被业余读者和专业读者构成的联合侦探小组盯梢偷窥。幸亏,现在人开明,大多对其龙阳之癖不以为意,但却对他从早年的左翼转向晚年克尔凯郭尔主义大为不满,这固然有知识分子传统作祟之功,也有其他更加复杂的原因。
  我却觉得,这就是奥登的人生,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生活,或者略微唯心一点说,是命运使然,干卿屁事?多嘴人,你尽管多嘴。但读者起码要多一个心眼,应该清楚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朴素道理:除事实之外,文学批评从来就不能代替生活本身。它是有意义的,但对于作者的人生也许毫无意义。再往大里说,文化的意义也不是人生的意义。这话说得有点绝,不是我固有的谈话风格,但绝就绝了,又能怎样?分开有分开的清楚,综合有综合的精确,但综合不妥,就是混乱与干预。
  1939年,奥登离开故乡。他的大脑并没有进水,思路极为清晰,就如四年前为营救犹太女人爱利卡·曼快速决定和她结婚一样。苛责其逃逸未免太不厚道。当时的欧洲空气异常压抑,谁知道灾难何时降临?难道美国就是天堂?“我们必须相爱否则死亡”(王希苏译),初到美国,奥登写下了这句多少有些浪漫的诗行,或许他以为,所谓“宇宙间普遍的爱”就能拯救堕落的人类。我毕业之初,何尝不如此?甚至把爱当作唯一的救命稻草。这样的人生最后必然如《伤逝》一般,脆弱,苦痛,非但不能抵抗死亡,甚至还变成抵达死亡的捷径。这样解说可能悲观一些,奥登就不这样考虑,而是严肃地认为死是早晚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最后将诗句修改成“我们必须相爱而且死亡”,这看起来似乎有些严肃得近于迂腐。
  奥登精通英诗格律,乃至方言俚语,所写之诗结实饱满,内涵深邃。外表看上去比较传统,也因此引起若干误解和争论。我译其克莱里休四行体《学术涂鸦》,坊间评语中也多出“迂腐”二字,我听后微笑不语。北岛也曾回忆:帕斯请其吃饭,谈起奥登,北岛不认为他有原创性,结果帕斯急了,反驳道:“要是奥登都没有原创性,你说谁有?”我极其赞许帕斯的反应,跟上一句:是啊,谁有?
  孔子云:“不知生,焉知死?”而奥登却遵循两希传统,从死亡开始认识生活。修改诗句之后,奥登仍然不满意,他在其中发现了另外的问题,它“染上了无可救药的虚情假意”,甚至轻蔑地称它为“英国的遗物”,最后将之从全集中删除。布罗茨基在《奥登诗<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析》这篇辩护辞中说:“诗歌不是报导,它的消息应该具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文学的社会性是独特的,并不如某些人想得那么切近,也不如某些人想得那么遥远,它有自己合适的位置。所以我赞赏“介入”这个看似轻微的词汇。
  个人自由高于群体要求,这或许就是奥登变化的真正原因。早在1932年,他曾写下《我站在哪一边》,似乎迷惑而惘然,但我则非常清楚,必须站在奥登这边,哪怕是从清晨到午夜,当然也从生到死。

2005.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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