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邦 ⊙ 深深的敌意由来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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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批评家?

◎育邦






如果一种批评仅仅是对作家或作品进行分类和归纳,或者就事论事进行所谓的发挥,这能称之为批评吗?在中国,做一个批评家实在是太容易了。这种批评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批评了,当代批评的绝大部分文本都是这类东西,或者按张闳先生所言的都是些垃圾。根据蒂博代的说法,从批评的出发者不同上来分,可分为自发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自发的批评主要是读者自发形成的批评,一些文学记者和书评写手基本也可归入此类,这涉及到时代风尚和阅读习惯,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大师的批评主要是说一些伟大艺术家、作家的批评,比如贝克特的一篇批评《普鲁斯特论》。我们虽没有出现大师,但“大师”的批评倒是层出不穷,基本上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只当是自恋狂的喃喃细语,不足道也。我们谈论的主要对象是那些以批评为职业的专业人士,是我们常说道的那种在文化界活动的评论家。

批评家是什么人?难道仅仅是在文化名利场中混混的文学掮客吗?虽然当前的状况就这样。但这些批评家确实是我们需要的吗?诚然我们需要批评家,但绝不是这种批评家。我们的批评家首先是一名富于正义和怜悯之心的知识分子,这种要求不是说戴着厚厚的眼睛、读完博士再念博士后,也不是说要教授、博导、学科带头人之类的帽子,而是要求他能够勇敢地承担自己的命运和时代的道义。这一点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难,这也是我们几千来来文化传承中一个最主要的法则,为文即为人。这里说的是一种道德,今天看来,这仍无需更改。我们难以想像一个逢迎(于名利)圆滑(于人世)的市侩能成为一名批评家。

批评意识的严重缺乏是我们当前批评家的通病。批评家没有批评意识如何成为批评家呢?乔治·布莱说,一切批评都首先是、从根本上也是一种对意识的批评。批评意识并非只是指骂街式的批判,有一位颇有名望的批评家就对我说过,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就像猫和老鼠的关系。我们知道他是说批评家是猫,承担着捉老鼠的义务,那是天赋“猫”权。吹毛求疵成为批评家的天职,并形成根深蒂固的习惯,对任何一部作品像缉毒犬一样闻一闻,看看是否有异常气味,这倒也是古今中外共同的批评传统。现在看来,时代发展了,猫变得更懒慵了,老鼠则变得猖獗许多,但更多时候是猫鼠共处(此处改为“狼狈为奸”也可以)、其乐融融的和谐局面。

那么批评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呢? 这是一个说来复杂的问题。我个人以为一名优秀的批评家最起码要具备三种素质:富于敏锐性的观察、富于建设性的批判和富于创造性的思辨。

观察必察他人所未察,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着一个现象、一个问题,显然不是作为创造者的批评家的所作所为。本雅明著名的批评文本《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就是敏锐地抓住一个闲逛者人群,实现他的巴黎拱廊街批评的。他的研究就是要揭示置身于茫茫人海中闲逛者的心理,来达到他揭示现代主义背景下的文化不同于此前文化所拥有的特征,通过敏锐的观察和强烈的个人体验实现他的批评。

富于建设性的批判也就是我们挂在嘴角的批判精神,但拥有批判精神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我们知道,西方的主流文艺批评思潮之所以不停地创造和更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批判精神作为主导。浪漫主义的确立是为了抵制自然主义的贫白,现实主义的大行其道又是对虚假的浪漫主义的修正,现代主义不再满足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呈现世界的方法,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希望对现代主义进行一次彻底的背叛。我们的批评家倒好,找出一种可笑的批评话语,那就是用年与代的概念划分诗歌写作群体。想想看,用年和代来划分,有了第一代,必然就有第二代,有了第二代才会有第三代,这样只要写诗的人没有绝种就会子子孙孙无穷匮。年代的划分更具艺术性,70后,80后,90后,下面就是00后,10后了,一百年诗歌就完成了一个轮回,比中国人的传统观念60年一轮回似乎要长一些。当然这中间也不乏有突然改表游戏规则的情况,比如说,在第三代和70后概念中间加入一个中间代。当然这些命名与概念并非都是批评家搞出来的,还有很多诗人是始作俑者和热情参与者。这纯粹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离富于建设性的批判精神的要求还远着呢。

说到思辨能力,我们的批评家天生缺此一课,亦非吃一些钙片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据我了解,20世界最杰出的批评家都有一个严格训练思辨能力的学习经历。前一段时间,看了一部名为《德里达》的文化记录片,我就发现德里达即便在他老朽之年,仍是机警敏锐、思辨清晰,随便说一段话,其中的逻辑性和思辨能力都会闪烁着光芒。我们的批评家往往是半路出家,在学养和能力上不是缺钙就是缺锌,或者其他铁、钠什么的,总之是典型的微量元素缺乏症的高危人群。

批评成功与否是否有标准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文学创作与批评等社会文化工作而言,成功的标准是模糊的,甚至有一些标准也是虚假的,标准在不断地被推翻,不断地被建构。但是我们可以对批评作一个简单的批判,它们至少有高下之分。我个人认为一种相对高级的批评必须为我们提供新的认识,对世界对人生对文学不同于前人的认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一个范例。具体落实到文本上,就是看它是否作为体系、反体系和非体系来处理。体系建立一套主宰话语,对相关的所有事物、现象、作品进行统领,对非同一性的事物进行剔除。我们可以看到《金枝》中神话人类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就是一种体系,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可以作为体系的批评来看待,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化理论当然也是一种批评体系。批评体系一旦建成,往往像飓风一样具有排山倒海的世俗势力,很多批评家会不自然地被它们俘获。反体系本身也具有体系的严谨性,但它不做系统的推演,不妄图建立某种统一场的帝国。比如罗兰·巴特的《一个结构主义文本》和当代批评家吉尔·德勒兹的批评就是如此,《文心雕龙》、《艺概》等中国古代批评杰作往往都是反体系的。非体系则很难界定,这类批评既非体系,又非反体系,因而它是一种散点透视,某种意义上是批评话语下的碎片写作,维特根斯坦的《文化与价值》(虽说这是哲学家的哲学随笔,但显然这本小书可以作为一种批评对待),让·科克托的《陌生人日记》,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都可归入此类。非体系批评更多地出现在作家、艺术家的日记、随笔中,其实也就是说在“大师的批评”中最容易出现。

我知道我所谈论的都是狭隘的精英批评,进入一个大众偶像的时代似乎不再需要这样的批评。可是我仍幻想有一种开阔深刻的批评来为我们的时代加上脚注,为我们的文化和我们多变的内心给出一种合理的整饬,至少可以留下点什么或让奔跑前进的人们停下反思一下他们的文化与生活。一名杰出的批评家将改变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思考方式,我们期待这样批评家的出现。

                                       2005年9月6日于朝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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