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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灰窑DV人物(二)

◎唐朝晖




刘琴映

写下她的名字我就想起海子的诗歌,想起他那些诗歌里的姐姐,温暖的阳光里充满着诗歌的意象,诗人像个孩子在大地的月光下,望着自己昨天的影子,感受着姐姐的温情。
在很多人,甚至是所有人的眼里,我与她只是简单的三个月的同事关系,但我的内心情感很早就告诉了我,她是我的姐姐。
刘琴映,就是我姐姐的名字。她是石灰窑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批实习生。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技校生她们的整体知识结构是石灰窑工里最高的,早几届的她们,是读了高中再考铁合金厂技校。后来的很多技校生,为了早点参加工作,初中一毕业就直接考技校。
技校生在我们工厂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般是铁合金厂双职工家属的子弟,从经济地位来说,他们就优越于半边户工人(就是老婆在农村的工人),也优越于顶职进厂的农村青年,他们相当于是铁合金厂的公子哥们一代,大部分人喜欢打架、闹事,每年都有技校里的学生进湘乡市拘留所,在工厂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铁合金技校是红仑上拘留所的培训班。因为湘乡市拘留所的地点在一个红仑上的地方。但也不可以否认,工厂里的很多骨干也有一批技校生。
对刘琴映产生姐姐式的感情是因为她没有技校里其他女孩子那种娇气和跟着混混们鬼混的生活经历。她有一种大姐大的气质。
刘琴映穿着随意,宽宽松松的衣服,颜色一般是白色,不是那种纯白,很大方的样子。
因为她们是第一届来我们石灰窑实习的技校生,所以我们是相当重视的,每个实习生安排一个师傅,刘琴映的师傅就是与我同房的李师傅。但真正教她做事情,很多方面是我在说,从配料、装探测线和拣石灰石,到打扫卫生和一些安全注意事项。因为李师傅是副班长,他一般就在上面控制着卸石灰的多少。而我是不断地在石灰窑的各个岗位上轮着干活。
石灰窑的一般性工作程序操作半个月就可以学会。刘琴映半个月不到,她就一个人开始自己来操作。
没有想到在她已经很熟悉工作的时候,出事了。她在下料斗门没有关好的情况下,就按下了石灰石的配料开关,严重的是,她跟本没有发现,一直在放。几乎把近三米深的料坑给放满。我发现时,已经有几百公斤石灰石和焦碳混合着积满了料坑。
班上所有人都来了,围着这个井状的下料坑,看着青灰色的石灰石,发呆了。姐姐不停地说,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她跳到下料坑里,想铲起那一砣砣石灰石来,她失败了。她根本就没有力气和技巧把铁铲铲进石灰石里面。她就用手一块块地拣。我跳了下去,井里的空间基本上呈正方形,长与宽都在一米三的样子。两个人站在这样小的井里,自然会两个人都不好动。
上去吧,我来。我的铲子边轻微晃动边用力往前面推进,石灰石就到了我的铲子里。我叫刘琴映快上去。
我铲了几十分钟,爬上来,另外的男同事又跳下去铲。三个比较青壮的工人轮着下去铲。
最后我们已经脱了上衣,一身的汗和青色的石灰灰尘。这天我们就没有再做其他事情。回到休息室时,我们三个人累得瘫在椅子上,什么都不想动。那天我们下班较晚。八个人是一起走的,以往,我们一般是三三两两的走。
我与刘琴映经常一起下班,尤其是上四点班,下班时间一般到了晚上十二点,我们三两个人就骑着自行车出厂门。我没有住在工厂宿舍里,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我希望清静地看看书写点文字。刘琴映的家在下生活区,近百栋房子在上千棵大树的下面,路灯透过密密麻麻的树叶,班驳的光影铺满了小路,刘琴映家的房子在生活区的最里面,快靠近后面的水渠,到了最里面的时候,我们住的方向就完全相反了,但我还是绕些路先送她回家。
要是上白班或者零点班,刘琴映就邀请我到她家里去玩,她总是在她父母面前说我这个小弟是如何在上班的时候帮她的,又说我很懂事,喜欢看书写文章。
她的父母是我们工厂的工人,她的妹妹刚读完书,准备进厂,因为去她家里的次数多了,与她妹妹也很熟悉,她妹妹比我大几个月,几年来,我每次看到她,在她家里或者是马路上,她说话的口气很让我感动,是那种发自内心的随意的关心。与她妹妹交往确实不多,但我把她做亲人对待。
刘琴映的弟弟是与我同时进的厂,他也是抵父亲的班,他长得高高大大,很阳光健康的样子,很帅气,不胖不瘦,可以感觉得到,我与他认识的前半年,我们是没有任何交情的,到了后面我与他的内心有了隐约的友好默契。
刘琴映的妈妈身体微胖,身体不是很好,四十多岁的时候就在工厂办了内退手续,工厂反正效益好,工资基本上没有少,只是奖金和福利少了很多。她说话缓慢,不急不忙,慈祥的模样,她经常问起我老家的情况。
刘琴映爸爸的生活就是退休老工人的生活,到处走走,会会老同事,与他们说说话,不伤人、不害人的闲话一通。他经常到工厂菜市场里与老婆一起提着竹篮子买菜,家里的饭菜他也喜欢做,我就吃过他几道好吃的饭菜。到他家里吃得多了,我妈妈就要我从老家里带一些土鸡土菜过去。
我经常跟我父母说,我在工厂里认了一个姐姐。父母很高兴有这样的姐姐来关照我。
认识刘琴映的时候,他还没有找男朋友,不到一年,他就找了一个在海南的军人,问她为什么不到工厂里找,她说,没有适合的。我想这倒是,姐姐又不是那种小妹妹一样的女孩子。她对工厂里那些公子哥们的形象和做法跟本就看不来。他的男朋友我没有看见过,每年都是她到他那里去,有时候他写信过来。我感觉姐姐不是疯狂地爱着那个男人,不过姐姐本身就是一个安静的人,她不是疯狂的人。也许这才是爱情,这样的恋爱才会真正走到一起。后来姐姐有了孩子。他们起先是在工厂外面租的房子,后来在工厂里以并不很高的价格买了房子。



老廖
                                        

他在湘乡啤酒厂工作了十年,在五个岗位上干过,我到过他三个岗位,另两个是机关部门,没有机会去。
刚开始,他在二楼,工作场地不是很高,微暗,他很精瘦。他的工作是把啤酒包装纸箱从东拖到西,东边的箱子一堆接一堆,他一箱一箱地拖。东边总是堆满了从流水线上下来的箱子,他一次几箱几箱的拖,但西边的箱子总是马上被运走,那边总是空的。
他就没完没了的:从东拖到西,从西走到东。
来来回回的走,来来回回的拖,我说他前世肯定是受了一个小小的阻咒,这一世要他由东往西地来回拖几件完全同样的东西:四方形的啤酒纸箱。
他一听我这话就骂笑我:酸,有点浪漫主义气质。
实际上,他的骨子里一样的沉淀着,也正萌生着这种气质。
可喜的是他前生的阻咒并不要他一生来偿回,半年就行。
之后,他到了另一个单位:啤酒酿造车间。
也是在一栋房子的二楼。高大明亮宽阔的房子里,六个巨大的圆形铜缸,有盖有底地兀立在着,每个罐缸要六个人才能合抱。
老廖停止了由东向西,由西往东来回奔走的生活。他在宽阔的房间里,踱步。他喜欢踱步,尤其在写小说卡住了时,就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只是没有来回搬运纸箱,没有六个大酒罐相伴。
有几次,他打开酒罐,让我闻浓浓的麦香,我看到了酒罐里沸腾的“酒”。
第三个单位是他和我梦寐以求的工作,几乎隔二天,我就骑着单车,由东往西,穿过城市的街道,过涟水老桥,到老廖那里去。
他们每个班就一个人,为了把时间化碎为整,他们一个班就上二十四小时,这样他们上一天班就可以休息两天。老廖的工作场地是小山包下的水泵房。
我们站在小山包的水塔上,水塔上面是一个二百多平方米的圆形平顶,整个酒厂酿酒用的水就源于此。
临于水塔之上,感觉是宽阔的,所有建筑物都在山脚下,不远处,就是农田,水象一些打碎在田地上的镜子。还有远处的树木,铁合金厂的那几十根烟囱更是清晰可见。
老廖的休息室在山下,里面可以睡觉,他的工作就是上班关开两次水阀门,按两次水泵开关。其余时间,他就是一个班看一本书。他看的书与我们看的都不同,《性心理学》、《我的女神们》、《男论》、《一个婚姻专家的咨询笔记》等等,几乎是清一色的心理学。
也是因为他,我才接触了这些书,
他思想的成熟、苏醒,是在这小山包下。在土地、树林、花草中的人,才能够与土地、树林、花草一起共同领悟大自然的一些情和理。
我后来与老廖一起离开了“铁饭碗”单位,没人给我们交养老保险,没有了医疗保险。成为一个彻彻底底靠自己来养活自己的人。
与老廖交往了近二十,我们现在很少见面。

文映


石灰窑里老工人占了大部分,每年都有退休的老师傅。石灰窑开始进年轻工人,其实应该从文映她们算起,可工厂里总不自觉地把女孩子也归入了老工人行列。
文映比我们早一年进石灰窑,与她同时进来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子,她们三个也是从农村顶职进厂的。一个个心地善良和朴实,在她们中间文映算是比较调皮的一个。后面几年又不断有年轻女孩子进来,十多年以来,在我们石灰窑她真还一直算长得最好看的,当然那些技校实习生不包括在内。我们就把文映评为石灰窑的窑花。其中就包括了古时候窑子妓院里窑花的意思。在我们这里,“窑子”“窑花”“进窑子”“窑子里出来的”等话都是带着点那个黄色的意思来说的,何况我们的单位确实就叫石灰窑,在我们的工作证职务一栏里就写着:窑工。所以说文映是窑花她还是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情。
我一进石灰窑就与文映同班。她与我那几个小兄弟一起打牌,她的气势丝毫不会少于他们。她是那种外表柔和其实内心刚强的人。几次她就与几个女孩子一起干男同志认为她们干不了的活,她们硬挺着干完,并且不止一次。她最讨厌的是重男轻女,他想让同事知道男人能做的事情,她们女孩子同样可以做。后来我们进厂了,她们才大度的说,她是老姐,还是让年轻人上。
她是六十年代末出生的。她的老家与毛泽东故居相隔一座山,我们集体骑自行车到过她家里,才知道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近,那座山其实是一条山脉。但还是属于同一个区。
在工厂里就她与刘琴映两个人在我心里有姐姐形象。文映喜欢说话,声音也大,但她说的是一些并不重要的事情。
她对我的那份关心是不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在今天这种重故事的年代,要么用墒情的故事来勾引你的眼泪,要么是低俗的故事来搞些所谓的笑。《知音》《家庭》杂志、《真情》《故事酒吧》等电视节目就深入到了老百姓中间。甚至是中国的文学,也到了所有的小说全部在叫故事的地步,把故事一去掉,就只剩标点符号了。
我与文映的关系没有任何故事细节,但我感受到了她眼神和语气里对我的关心和照顾之意。她很懂事,她没有像其她小女孩一样,刚进厂就找一个混得开的“黑帮老大”或者“小混混”做男朋友。她安静地工作,安静地与很多人成为朋友。她每天上下班比较准时。纠缠她的男人肯定是有的,但她会很聪明的避开,而又不至于发生什么事情。
男朋友是要找的,她只是在适应环境,等她适应了这里的光线和温度她就知道自己应该找哪种人做男朋友。她谈的第一男朋友就是他后来的老公,他姓陈。一个精瘦精瘦的小伙子,一米六八的个,与文映站在一起,两个人差不多高。
小陈是顶职进厂的,一个高中生,进厂不久他就考上了职工大学,从我们工厂职工大学里出来的学生,一般再进工厂时,要么是分厂领导要么是技术员。小陈文质彬彬的模样,有着另一种气质。
第四年,她们结婚了,新房在小陈四分厂的宿舍里,原先与他同宿舍里的男青年搬到了另一间房子里。小新房在宿舍的二楼,上楼梯左走,最尽头左边的第一间,房子外面走廊上放着一个液化汽灶,长条的课桌上摆满了油盐酱醋的瓶子。门框两边和门楣上的对联与门上贴着的大红双喜字,整个门都被红色淹没了。
推开门,首先看到的是房子中央的一张新婚大床,很多床被子垒在靠墙的床头,床的左边是桌子,上面摆放着一些小事物,看得出这应该是一张用来吃饭的桌子。窗户那边的墙上放着一个梳妆台,一面大的椭圆形镜子清清亮亮地靠墙而立,里面映照着窗户外面的一些树木。右边一堵墙基本上被一排家具占领,家具的顶已经挨到了三米四高的屋顶,装了柜门的里面放着被子,挂着他们的衣服,露在外面的大小不一的木格子里放在一些小玩意和书。
我们去她那里玩得不是很多,毕竟房子还是小了点,但看得出来,文映还是把这个很小家弄得干干净净、舒舒服服。小日子还过得不错。
后来,他们在工厂附近农家里租了一套小房子住,房间在二楼中间的一套,有了自己的厨房和卫生间,再也不要到走廊里煮饭了,不要上公共厕所了。
后来,单位在第三生活区分给了他们一套很好的房子,虽然远了点,终究是自己的房子。文映每天坐班车上下班,有时候就骑自行车。
后来有了孩子,我们看着她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们所有的人不约而同地就只要她按按开关,不要她再干体力活,弄得小陈每次来都是笑呵呵说,真不好意思。我们经常对他说,不要不好意思,买点小东西贿赂我们就可以。为此,小陈还正儿八经地买了些小吃过来。我们工人就这德性。
后来,孩子出生了,在铁合金厂医院生的,一个长着小鸡鸡的男孩子。文映说,自己喜欢女孩子,觉得带起来有味些,但我们看得出,小陈希望是个男孩子,他说,他们家从爷爷辈开始就是一代单传。我们只是笑,我们确实没有想到这个平日里知书达理的小陈,竟然有这一面。不过,他又说,即使是女孩子他也喜欢,毕竟这里是城市,不要干重力活,女孩子一样可以做。文映只要听出小陈有点重男轻女的苗头,她就毫不留情的骂小陈。
一般单位不喜欢分配女的来上班,就是因为她们一谈完恋爱结了婚,马上就要休产假。就像我们丁班,文映一休假,原本是六个人做的事情就要我们五个人来做。我们虽然在领导面前发发牢骚,但其实并没有真要文映调到其他单位的意思。
再后来,文映休完了半年的产假,又回到了我们班上。



唐辉鸿

唐辉鸿是我同父同母的哥哥。我们就两兄弟,可他小时侯总是说,他不是爸爸与现在这个妈妈生的,而是爸爸与他第一个妻子的儿子。在十岁左右他还经常与邻居说,他根本就不可能去顶爸爸的职,因为他们不喜欢他,他是前面的妈妈生的。有几次爸爸打了他,他就冒着雨在前面那个妈妈的坟头去哭,说现在的爸爸妈妈对他不好,总喜欢打他,不打弟弟。
六年后,真的是我去工厂顶职。其实爸爸妈妈也没有料到会是我去。是哥哥坚决让我去,他说,他自己在重点中学读书,成绩又好,随便考上一所什么大学是没有问题的。而我当时在乡中学读书,虽然成绩总是班上前一二名,但把我的成绩放到哥哥他们班上去,我就到了十六七名。
那天下午,爸爸提早了一点时间下班,到湘乡二中去问哥哥。爸爸告诉他,明年国家可能取消孩子顶职的制度,所以必须想办法今年退休,想要他不读书顶职算了。
爸爸回来跟妈妈说,唐辉鸿真是大孩子,懂事情了,这种事情,换上一般孩子,在弟弟年纪稍微少点又不争的情况下,肯定自己就去顶职了,但哥哥说,还是让弟弟去顶职吧,他的成绩没有我好。
而我其实希望哥哥去,我还不足十六,何况他是老大,再说,都是兄弟谁去不都一样吗?爸爸妈妈说,哥哥说了,你就去吧。
在我们乡里,像我们兄弟不仅不争而且推让着去顶职,是绝无仅有的。
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哥哥没有考高中,就直接考上了江南工学院,一所四年制的中专学校。我已经进入社会两年了,而哥哥一直在学校,我的社会经验相比较而言比他多一点。那次是我送哥哥去学校报的名,从缴费到宿舍,我以老大的身份帮他来做。
在父母眼里,我也是最懂事的,家里要买个什么大一点的家电,基本上就是委托我来买。哥哥读书的这么六年,正好是我们青春期成长的年龄。他一直在学校,而我早早地一直呆在了工厂,并且可以自己赚钱。我偶尔还给哥哥一点零花钱。
四年时间,很快过去,哥哥马上要毕业了,他开始想随便分配到哪都行,后来听说他的档案已经抛到湘乡市一个很小的企业。这下我们全家着急。
爸爸工作了几十年,他是一辈子不求人的,也确实还没有求过人,但事情到了这一步,爸爸与我一起到他最要好的工人朋友家里,请他帮忙。这是爸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求人帮忙。
我们一直叫他王叔叔,他是爸爸的班长,王叔叔说,这个忙应该可以帮到的,他说可以去找一个人。那个人是王叔叔的一个亲戚,姓刘,曾经是一个工厂的厂长,他们关系很不错,经常在一起玩,后来,刘厂长受人暗算,进了监狱,那几年很多人远离了刘厂长,而王叔叔去看他的次数比以前更多。没有几年,刘厂长又恢复了厂长职务,现在是我们湘乡县一个经济部门的局长。他答应帮我们的忙。
后来,我和哥哥两个人跑了几次湘潭,把档案重新退回再抛。
哥哥终于进了湖南铁合金厂,与我同一个工厂,只是他在一分厂,我在二分厂。
我舅舅他们说,其实真正顶职的是我哥哥。因为我爸爸是工厂里的电焊工,哥哥后来成为了工厂里的钳工,也会一些电焊。爸爸找了个农村里的老婆,是个半边户,哥哥的妻子也是农村的,他们是读书的时候谈的爱,哥哥也是个半边户。
我认为哥哥像爸爸最主要的是表现在他们的穿着上。
哥哥是个不讲究生活质量的人,随便一件什么衣服都可以往身上穿,只要暖和。无论是好一点的衣服还是差一点的衣服,往哥哥身上一穿,所有的衣服都一样:不成形,皱巴巴的。所有的衣服,经哥哥一穿,所有的美与精致就会被一一取消。他与爸爸一样,衣服的衣领总有一边经常被卷在脖子里,衣服的下摆部分,也总有一个角会被不小心地卷进衣服或者裤子里面。爸爸和哥哥就这样天天的不小心,衣服我就没有看到过他们俩穿得精致过。尤其是哥哥,一个年轻小伙,受过中高等教育,就不会讲究?妈妈对此特别不理解。
他有一套理论我认同一半。他认为,最放松最自然的状态是最好的,尤其是农民的那种随意,这讲究那也讲究,那么多拘束,生活就会没有意思。
哥哥就那么随意地生活了很多年,刚开始,我还与他的几位同学一样,我们发自内心地喜欢他那种与世无争的自然态生活,不执著于什么东西,在工厂里他是有干部的指标和身份,但他没有干部的职务和权利,他一直是个工人。他说,他看到那些为了往上爬而宁愿做狗的人就想吐,他甚至会当着那些狗和狗主人说他们。
他的这些,包括他的穿着不讲究,我认为是很好的状态。但后面,他有了执著的事情,那就是风靡于中国的赌博狂飙。在我们工厂的一个广场中央,我曾亲眼看见过一场龙卷风,在中央的某个位置,狂啸的风突然在一平米大小的空间里平地而起,把堆在中间的几块条幅甩向天空。但赌博的龙卷风卷起的是整个平地,很难得有幸免的地方。
哥哥变了。以前他进厂不久,就与我在外面租的房间里一起煮饭吃,他一下班,就坐在我的房间里,随便拿起一本书就看,包括《百年孤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书,这些书会被他二三天的时间精精有味的读完。我做饭,停水了,要他下到一楼到房东家的摇水井里摇水上来,他就用最快的速度把一桶水提上来,再接着看他的书。我们经常谈小说,并且全部是那些一般人不会看的纯粹的小说。我们还谈生活、工作和家人。我们回到老家,就会邀上两个堂兄或者是一位邻居,四兄弟一起玩升级牌,但不打钱,只是玩,为了胜负大家大声地叫喊争论。有时候妈妈也来参与。至于爸爸他只是刚开始坐在边上看看,要不了多久,他就去睡觉。他看牌是假,他是想与我们兄弟说说话。我们有时候在老家就是几个人一起聊天,说鬼怪故事,说得整个房间里阴森森的。
以后我们就没有这机会坐在一起了,几次回家,他就与人去赌博,我一个人呆久了,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现在,我们兄弟几乎没有了多少交流。
最近几年,我哥哥的角色在转变,他以前是学生,我是社会上的人,他的角色有点像弟弟,我反而像哥哥。现在,他为找回哥哥的位置,他就有了点哥哥的架势。就没有了那份随意聊天的氛围。
我昨夜做了个梦,场景就在我与哥哥上班的工厂和老家,主人公是我与哥哥。具体是什么事情我忘记了,醒来的时候还感觉到有一种极度的紧张和恐怖笼罩着我。我想我们兄弟之间出现了问题。
我的其他文章他可能永远看不到,因为他已经不喜欢看书,但我希望他看到这篇文章,毕竟这是写我们共同的工厂的,毕竟是写给他的。我喜欢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兄弟感觉。
对于我们来说,这也许都需要一个过程,少年的纯真,到中年的远离,再到暮年的交流。但我不希望等到老年,希望就是现在。在我们的工厂生活还没有彻底远离的今天。


王新


每天中午十一点半的时候,宿舍里就开始热闹起来,工人们从一扇扇门里走出来,开门、关门、踢门的声音此起彼伏。我们用筷子或者勺子敲着自己的饭碗,叮叮当当地从走出房间开始敲。我住四楼,往一楼走,敲碗的人流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杂,什么声音都有,因为每个人的碗和力度不一。我们因为各种理由敲碗。有人明天就轮到他休息,他高兴。有人是打牌输了钱,就用力的敲,敲掉这些霉气。有人是出于习惯告诉别人和自己,吃饭时间到。
我来到一楼,往左走进宿舍的开水供应房,一排十多个水龙头,在其他时间这些水龙头里流出来的是冷水,只有在早中晚吃饭的一个半小时里,流出来的水绝对超过一百度。我稍微站在一个工人的后面排半分钟的队,就轮到我把开水瓶加满水,再习惯性的用开水烫碗。
把热水瓶放在快出开水房的门边,这里已经有一排的热水瓶,各种形状的都有,很奇怪,四五十个热水瓶竟然没有两个是相同的。
食堂在我们宿舍四五百米的地方,要经过十一栋家属楼,左右两边是高大的树,就是那种工厂里到处都是的法国梧桐树,高大的枝叶把整个生活区笼罩在绿色之中。
绝大部分人,是买了饭就边吃边走,几百号人,自由散漫地排队买饭,自由散漫地吃吃停停,还不停地说话。快到宿舍时,饭也吃得差不多了。在离宿舍大门还有三四米的地方,一个陌生的高个子男人赶上我,站在我边上。他的饭碗里还残留着几粒米饭。他与我打招呼,可以肯定他是我们分厂的,有点面熟,但同样可以肯定,我曾经不认识他。
我们边说话边进开水房洗碗。他要我到他房间里去聊天。他住二楼,206房。房间里与我们宿舍里的所有摆放是一样的,左右两边两张床。他的书桌靠着窗户。上面摆满了书。他介绍了自己,他叫王新,是二分厂天车班工人。他说,他一看见我就感觉亲切,像他的弟弟,没有陌生的感觉,他还说,重要的是,他感觉我气质不同,应该写诗。我真的想笑,我从来就没有写过一首诗歌。翻着他桌子上的书,上面大多是国内中青年诗人的诗集。
他借给我两本,要我看看。他经常去我的房间谈诗歌。
轮休的第一天,我骑自行车回家,其中要经过一个十多里路长的林场。这是一段沙子路,没有泥巴和灰尘,干干净净的路,细小的沙石均匀地铺在马路上,骑着自行车上,放眼看去,到处都是挺拔的杉树,郁郁葱葱。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绿色空气。突然,前面出现一个光秃秃的山头,六天以前这里方圆十多公里全部是绿色的树。我下了车,黄土鲜嫩地露出来,像一个剥了皮的人,黄土黄得让我的眼睛一下子适应不过来。整整一座山,从山顶到山底,只留了那么三四棵大拇指粗的树,像孤独的守灵者。一部分树是砍断的,但有些树被连根拔走,留下一个个洞。我把自行车斜支在马路边的水沟里,爬上到处是黄土的山,看着周围的树。风刮过树林,我以前很喜欢听树与树互相摩擦的声音,我认为风是树为了交流而吹起来的。现在树的声音在我周围环绕,这里是个空洞,声音的空洞。
回到工厂,我把自己写的第一首诗歌,给王新看,他一看,大声叫好,把树和人的悲凉写出来了。
接下来,他就开始一句句地给我指出好的地方和不好的地方。并且给我修改这首诗歌。
他是我们工厂里炉火文学社里的诗歌主要力量之一。在他的推荐下,我成为了炉火文学社成员。王新理所当然的成为第一告诉我:文学的门在那边的人。
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在宿舍里一般是三四个一间房子。刚开始还基本上是同一个班的同事,一起上下班,到了后面,时间一久,有些工人调动了班,甚至是到了其他岗位,那房间里就开始热闹了。我上白班,他上四点班,他又上晚班。有时候,你要休息,他又正好刚休息完。这样想做点自己的事情是有难度的。王新找到我说,我们干脆到外面一起租间房子。
就这样,我开始了租房的生活,很大一部分脱离了集体。我们的房子离下生活区最后一栋只隔三百米。工厂最后一栋楼是厂长楼,五层楼的新房子。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进去,也从来就没有踏进过半步。那里没有我要找的人。我每天从这栋楼的右边经过,一过这栋楼,我就必须下车,下面是陡坡,两块水泥板相伴就成了一座桥,桥下是我们工厂的污水处理渠。下面的水每天颜色都不一样。后面是一大片田地。我与王新就住在田的那边。
两年不到,王新找了我们工厂里的一个大学生做女朋友,她稍有点胖,圆脸,一看就知是那种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们工厂化验室的职工。她经常到我们租的房间里去玩。我们一起做饭菜。
有几次我不小心碰上他们在接吻,我赶紧退回到楼下,与房东聊聊天。
由于诸多不便,我们就没有再住在一起。第三年,他结婚了。我们的文学活动他有一年的时间没有参加。他小孩出生的时候,我去看他小孩,很像他们两个人,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工厂的第二生活区开了个桌球台室,他是老板,每天有很多人到他那里打球。一个球一个球地被不同的人打进洞。全部打完,他再一个个掏出来,用三角形的木制工具把球圈在固定的一点。再让其他人一个球一个球地打进去。变化在球的位置和进洞时间的长短。不变的是王新重复的套球、圈球和收钱。

楚夫子


楚夫子是我们这帮青年文学爱好者中的老大。
他比我大七岁。他不象我们中的许多人,要么写散文要么写诗歌或者小说,他全部都写。他还画画和写书法。我生日的时候他就曾经赠过一副书法作品给我,是辛弃疾的词,我们都喜欢辛弃疾那股男儿气。他写的字笔墨丰富,一开笔,就可以感到楚夫子的霸气,小张小张的字他很少写,他一开笔就是一长幅。
在艺术方面,我除了在体验着文学的美妙外,其他的艺术门类我只是特别喜欢。而楚夫子是全部在亲历。他全部艺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与传统意义上的艺术有所区别,我们都认为他的艺术是不断探索的先锋艺术。在我们这近百人的文学爱好群体中,就他一人有如此多的才华,无人可比,老大也就当之无愧。只是很多人不说出来,但经过一件件事件之后,也就默认了。楚夫子是大家默认的老大。
老大的精神生活与我们一样是快乐的,而在工作上就不同于我,我在工厂里工作没有怨言,只存希望于厂领导哪天心血来潮给我一把厂办报纸的办公室椅子我就满足了。楚夫子就有点不同,他的想法是他本来就应该坐在厂办编辑负责报纸,甚至还不够,因为厂报里面的人水平太低,他应该是在宣传部门,来领导指导他们把报纸编辑好。
一年年下来,楚夫子一直是厂里的电工。偶尔被厂里的领导叫去写什么先进人物报告文学,他就会全力以赴地来写,他始终在认为厂领导正准备重用他。失望次数的增加与怨恨是同正比的,这是阻碍他艺术前进的原因。
楚夫子所在的工厂叫三0五厂,我们工厂子弟小学有一个学生在成语填空“三(  )五(  )”时,他就填上了“三0五厂”字样,可见企业的影响之大。三0五厂与我们工厂只有一华里的路程。他们工厂与我们工厂很多方面是完全一样的。同样是一个拥有近万名职工和家属的国家二级企业,在湘乡市里我们同属于最大的三大企业之一,另一个企业距离县城有六十多公里。在城市里就我们这两家最大。
楚夫子上班也是倒班制,只是具体怎么倒与我们区别还是有的,尤其是他工种比我们好,环境比我好多了,没有灰尘和这么大的噪音。我几次到他上班的地方,才看到我们工作环境的差距。我几次与他说,楚夫子,不要有什么怨言,这样更有利于你的写作,你真的上去当领导了,你肯定会慢慢放弃艺术的。
他那工作场地我去了好几次,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走,只知道他那里门很多,左边一扇门进去,再往里走,穿过七扇门,往右,从进了他们厂门,离开工厂的大马路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房子里走,他们的房子不像我们工厂是那种高大宽阔的厂房,这里的房子比较矮,而且里面的东西很密集,要不断避让一些钢铁、铁丝、电线。他的工作间很隐蔽,像是工厂里的特工。
他说,到了,就这里的时候。我们还穿过了五扇门,他把几扇门一一关上,最后才在一间整洁的小房子里停下来。他把书往椅子上一丢。楚夫子的很多书就是在这里安静地看完的。
找他的人大部分是打电话。说哪里哪里坏了,要他修理。他起身,穿好工作鞋,把一条挂有试电笔、中小型起子、钳子、绝缘黑胶布的暗红色带子往身上斜斜一系,有点像上世纪的汉奸形象。
他要不了多久就会回来。他电工技术相当不错。我盖的房子里的电线都是他一手弄的。帮这种生活上的忙,对于我,他是有求必应的,所以他在我心目中一直是老大形象,哪怕是很久没有联系,他依旧是我生活中的内心的朋友。
楚夫子一共写了四部长篇,我从头到尾读过他两部,一部是手稿,一部是他自己掏钱出版的书。他的小说我喜欢读,他不象中国的很多小说在不停地讲故事,只要把故事编得有点意思和看头就可以。楚夫子的小说充满了诡异。他的所有作品都不注意细节。他的小说唯一的缺点是:读到某一章节某几句话的时候,读者会像吃到一跟鱼刺一样不舒服,这种不成熟的地方时不时地冒出来,他患的都是一些小儿科的不大气的错误。但就是这些小地方使人不舒适,使他的作品没人欣赏。
像他一样写了这么多小说的人,在我们当中就他一个,但就因为书里有这些刺,他的书就一直搁在书房里。
楚夫子写了几十首长诗,还有几百首短一点的诗歌。他的诗歌,让人一进入,就有那种这里刚刚经过了一场世界性混战的感觉,这是一场没有明确的敌我的战争。每个人都是敌,每个人都是在战争和撕杀。在战争开始之前,导演已经叫参战人员首先在战场丢了几百枚烟雾弹。然后是一场上千人的混战,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自己的团队,临时的队伍最多可以坚持十行,之后,身边的任何一个人的子弹都会射向我。有多少人参战就有多少敌我和对立双方。很多很多的人不喜欢楚夫子的诗歌,因为他的混乱。我喜欢。我知道,他只输在了细节和自己的处世境界上。
他的诗歌很少能够发表和出版。他的书法和美术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他晋升工厂领导干部的路一年年的渺茫和完全没有希望。他就去湘潭市报社应聘,成为了一名新闻记者,如我所言,现在他离他的艺术越来越远。他每天像个小青年一样在城乡结合部和城市的街道里穿梭,采访是他的任务。《一妻三夫》《为寻被拐女儿十年买淫》《情妇炸车诈妻子》《黄赌毒她一路走过》,他的这些文章受到湘潭市读者的广泛关注,他的收入和名利是工厂十年的总和。他有了很好的社交关系。
与楚夫子通电话,他总在恨时间不够,每天忙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事情。他还是与我谈小说和诗歌,但里面充满的是无奈,他还是以前的那些作品。我后来看到了他的几篇文章,没有了烟雾和战争,有的是那种平和,但不是韩少功式的大平和,而是有些死气沉沉,没有生机和斗志。
不久楚夫子还是回到了湘乡城,买了房子,他一边做湘潭报社驻湘乡市的记者,一边在家里开设了作文、美术辅导班,一个学期总共有近百名学生。他与我谈起了现在的新概念作文,他充满了不肖,那是什么作文,是误人子弟。我说,但还是有些很不错的。他不肖于这些作文的时候,我就开始怀念他那些充满烟雾的好小说。


贺湘水


在我这批文学朋友中,贺湘水是到石灰窑去得最多的人,我对李师傅他们介绍说,这是一公司的工程师贺湘水。我们班上的所有人等他走后,就在休息室里议论说,不像工程师,倒像个从没有到过城市里的农民。他们一听说贺湘水还是湘乡市最有名气和实力的诗人,就说,这就对上号了,很像诗人,神经质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工人的印象里诗人就是神经质。但贺湘水在我们所有的朋友中,是最神经质的一个,如果说这就是诗人气质,那么,他把这种气质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我的影响下,石灰窑断断续续有七个人爱好过并写过一些文学作品,但坚持写的就我一个人。但可以在石灰窑休息室大谈文学和诗歌的就贺湘水一个人。
我与他坐在休息室东边的椅子上,贺湘水坐在我的右边,李师傅他们几个人坐在另外两条椅子上。我们做完事情已经有三、四十分钟,大家躺在椅子上有了一点睡意。
开始,我与贺湘水在小声地谈着法国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的散文诗,但他不断地谈自己的爱情诗,最后他完全抛开了其他话题,直接连续地谈他的诗歌,说自己的诗歌是中国最现代最高级的诗歌,无人可以媲美。为了证明,他转身从包里拿出他的诗歌本来,翻到后面几页,用短小的右手指指示给我看他新写的诗歌,他开始一行行读起来,声音从一开始就很大,越到后面越激扬,声音越来越大。他的普通话里掺杂着湖南攸县的口音,他不仅像个行吟诗人,更像个布道者,他大声宣读着他的爱情悲情过程。同事们的睡意被他的声音驱赶得若有若无,有些人睁开眼睛,看着他读,有些人坐起来。贺湘水永远不会认为是对他水平的否定,在他的思维里,对他的精神所有人只有认同,他认为这么感人的诗歌,无论是谁都会感动。
我从同事的话里感觉到了一些调侃,而贺湘水还以为他的诗歌已经打动了他们。贺湘水的诗歌在我们几个人的诗歌中写得最长。还有最后一段没有读完,我干脆把他的诗歌本拿到我手上说,我自己来看,这样才稍微阻止了他的朗读。我看了不到三行,凑过来的贺湘水,又开始默读起来,我知道,要不了再半分钟他又会大声诵读的。
从我内心来说,我特别感谢贺湘水的这种神经质,如果不是他狂热的诗人气质,一次次点燃我将熄的诗歌热情,我怀疑自己的诗歌追求精神会被那些世俗的事物淹没。
没办法记清楚有多少次,我一下了班,就骑着自行车出了工厂的正卫门,往贺湘水的宿舍里走。他是中国有色二十三冶一公司湘乡公司的技术员,后面我才知道中国有色二十三冶一公司几乎在每个城市都有分公司。
也许是因为他们自己是建房子的,所以贺湘水他们的宿舍房子很大,楼梯间宽宽敞敞,上了二楼,往右转,走廊最尽头右边一间,就是贺湘水的房子。他一个人一间,房子很大,两张床,另一张的主人已经到外省施工去了,四五年,我们就从没有看见过那人。两个简易的书架看上去就是自己用几根木板钉成的,有几块木还没有打制很干净,有些木材是粗糙的。
我是看着书架慢慢变黑的,书零零乱乱地放了两排,基本上是外国文学。窗户开得很大,是四扇的那种,外面是一个大池塘,我们就没看到水池干净过,垃圾一点点向池塘中间淹没过去,开始是水淹垃圾,慢慢就可以看出是垃圾在淹没池塘,还有白色的垃圾漂浮在池塘周围。水是不流动的,呈深青色,一种死的颜色。这是宿舍的后面,墙跟那里也堆满了从楼上仍下去的各种垃圾,五层楼,六七十个窗户天天有些小东西仍下去,时间稍微久一点,一楼的窗户 ,除了厕所门是开的,其他窗户门为了阻止臭气都紧闭上了。这种宿舍我们工厂也有。
贺湘水从来就没有觉得这里脏,他的房间与外面差不多。
可以不夸张的说,在湘乡搞文学的青年人中,基本上全部到过贺湘水的这间房子,我去的次数比较多,在他的房间里,听他大声地诵读自己的诗歌,听他激扬地表达着对文学的热爱。
他大我很多,贺湘水已经三十多岁,他的婚姻已经成了大问题,我们这帮大小兄弟们帮他想办法,终究没有成功。女孩子对他的看法是:人好,不会生活,不懂生活,身上脏有气味,太神经质,自我意识太浓。
有人说是文学害了他。他自己才不信这些。在短短的三年里,我们给他饯行了六七次,他认为是湘乡这地方禁锢了他的发展,他的世界在外面。他去了广州、北京等地,后来去了长沙,在几个报社呆了一段时间。
他在外面完全放弃了他工程师的职业,他依靠体育评论来生活。他是个体育迷,我看过他发表在《足球》《体坛周报》等国家级大报刊上的体育评论,真还很好读,诗歌的味道基本上找不到了,但比其他人写的评论多了些性灵。
最后一次看到贺湘水是在几个老朋友的聚会上,他来了。还是老样子,头发总那么稀疏凌乱地堆在上面,身上的衣服可能还是一个月洗一次,他一进门,就大谈他不写诗了,现在怎么怎么混得好,他所有的话里都是自己,他偶尔会问起在坐某一位现在在干什么的时候,对于对方的回答,他一般不会太认真听,你说不了几句,话还没有完,他又插话来说自己。
那天他走得最早,所有的人都认同,贺湘水现在不写诗,以后永远不写诗,但他永远是个诗人。而对于我与他,可以用类似的话说,无论他与我现在怎么样,他一直是我大哥级的人物。他给过我文学的热情和生活的激情。让我一次次从飘扬的石灰中看到了生活的快乐。没有怨恨和不平。


献身


这个词语突兀而来,没有预谋,是有备而来,没有另一个词语可以准确地替代。

场景一

在她的面前,我全副武装的工作服装扮多少让我有点尴尬,刚把小推车的泥石推倒在不远的一个废料坑里,我一转身,她就站在操纵室的下面,她刚到。
她是工厂技校的实习生,她们学习三年,每年都有三个月的时间到工厂里实习。她与我同一个分厂,但是在另一台电炉的操纵室实习,与我同一个横班。也就是说,不同的岗位和单位,但上下班的时间是一样的。
她穿着新蓝色工作服,白色的衬衣领,勾勒出她纯情的的模样。
她经常过来陪我上班,一起与我做点小事情。

场影二

我们工厂的每一个单位都分甲、乙、丙、丁四个班。每天三个班各工作八小时,另一个班休息, 两天一换。我与她同在丁班,所以,虽不在一个单位,而工作的时间是完全一样,可以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那天我是上中班,即从下午四点上班到晚上十二点下班,我与她11:00不到就下了班,反正事情都做完了,我与她都骑了自行车,但都没有上车的意思。我们都住在工厂的东边,我们心照不宣的往工厂的西大门走。
我们推着车,出了西大门,上了319国道。
一辆辆汽车亮着白晃晃的车灯开过来,我们陷身于光芒中,什么也看不见,几秒钟后,汽车的速度带走了光芒,路灯的清凉又回到我们的视线里,看得见工厂的围墙和马路右边的农田。
光太多了。
“我们可走小路吧!”
小路是零乱的,给人时断时续的错觉,但还是有着让我们并排推车的宽度。
我们围着工厂的围墙走了大半圈,由西往南几里,又往东几里。到家的时候是凌晨四点。
我不知道在那种年龄,我们都说了些什么。唯一肯定的是,当时我们心中充满了惊喜和激情,但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狂燥而是平静的释放着激情,未来是谈了的。
夜、菜园子、菜市场、小卖部、汽车配件厂,一个个似乎极端熟悉的场地,在凌晨的微微光亮中,有种陌生的异样感。它们与人一样,在静的夜的氛围中,它们露出了另一种模样。我们有点象闯进了它们的睡眠中,我们成了它们的一个梦。我们在它们的梦和卧室里走了约五个小时,要不了多久,它们就会在人们的喧哗中醒来,恢复它们的名字:夜、菜园子、菜市场、小卖部、汽车配件厂。


场景三


我们班在人丁旺盛时期,包括实习生有十一、二个,更多的时候就我们六个固定工。
我们一般在下班前一个小时就把事情全部做完,留一个人把这个班的生产情况告诉下一个班,我们把这工作称为交班。我回去反正是一个人,回家也是看书或者睡觉。加之我又是班长,年纪算最小,所以大部分时间就是我留下来交班。
我与她认识后,我就更喜欢交班了,她可以过来陪我,两个人坐在休息室里,感觉很温暖。休息室里的三条椅子都有近十米长,足以让她完全躺下来,我靠坐着,膝盖给她做枕头。不知过了多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这与以前的嘻嘻哈哈有种莫名的不同。我看着她,我们的嘴唇在靠近,唇无语的交流成为一种澎湃的言语。
门开了,我的第二个工人师傅已经走进了房间。我们两个人象断电一样突然跳开,他呆了几秒钟后,转身走了出去。我们两个人又呆坐了几分钟。


场景四:

工厂又有新通知:凡不住在工厂里的,一律取消其住房权。
在文件颁发的一个星期内我又回到了工厂宿舍,等文件过去一两个月,我再准备搬到一条河边去住。我住在二分厂的宿舍里,房间号是:222。三个人住。
是下午,其余两个人是上下午班。敲门,她走进来,把门关上。她在发抖,我还来不及问。她象位圣女,她站在两张床的中间,解开上衣,一件件解开。裸露着她十八岁的身体。我与她同年。我们交往八个月了,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身体。那时刚从农村出来的我是懵懂的。我一动没动,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
她的表情略带些坚毅。她是喜欢我的,即使是她走出我的房间以后,我还这样认为。我感觉到了。让我看她的身体,是让我记住她的身体,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连她自己也不确定的理由,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只有一个理由我们同时明白:她让我看她青春的身体,她在献身。在她进我房间以前,她应该有过很多次的演练。所以才一进房间,她就开始实施。
一切在没有声音的圣洁中进行。
年少于她的我,还是站着,只是多了一种激动与紧张。
“我们必须分手”。
“分手,为什么”?我还没有从美好的身体中回神。
“对不起”。
“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明白。
直到现在我都不是很明白理由。也许只有两个理由可以成立一点点,一个是我家在农村,条件不如她们家,她家父母反对;其次就是我个子不高,我还是个工人。

陈翊爱

停下手中的任何事情。
我彻底的告别了那段生活?
他的离开,他的追悼会在明晚举行的事实,我知道了,人是生活在某个时间里的。
去了的人,他与我共同走过了一段工厂的时间。我们在灰尘中工作,我们在游戏中笑纳自己的青春。
他在试图进入中年的门槛时,他的妹妹告诉我,他已经是去了的人。
他带走了那段往事。很久以前的昨天的那些树和路,慢慢的滑向我更难以涉足的黑色中。
痛与祝福同在,我与他同在。
祝福与痛同在,他与我同在。
同在。他走的那天是2002年2月21日。
很久不见的日子,我知道他是真诚的想着我的。

陈翊爱,一个我不敢轻易去碰的名字。他的身上承载了我太多言说不名的情感。
陈翊爱以前在我们班上实习,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看他就像看一个稀奇物一样,包括我,他矮得就是一个侏儒,不会超过一米二的身高,头和身子其实是正常的,只是脚太短,就显得身体过分的大。他与同学一起走进我们休息室,他走在中间,其他同学都是女孩子,就他一个男孩子,来我们工厂实习的技校生都是女孩子,男的一般到各电炉实习去了,高温和体力活只有男孩子才可以做。女孩子一般到控制室和我们石灰窑。陈翊爱是惟一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到我们石灰窑来实习的男同学。他一到我们班上,我们谁都不相信他可以做事情。
但他的同学熙熙攘攘的说他很行的,几个小女孩还在附和着说他什么事情都可以干的。师傅们听出了她们话里的话。
后来我知道了他真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可以做的,除了一些过强的体力活,也没有人要他去。他在石灰窑的工作一般是在配料室里按开关,只要按焦碳、石灰石和小车的蓝色开关就可以。
他还从配料室楼上走下来推垃圾小车,他一般在只有小半车垃圾的情况下就赶紧下来,把车子里的垃圾推倒到五米处的垃圾坑里。而我们一般要等到垃圾车里的东西已经溢出来了,才大吼一声把车子往后拉几厘米再借着惯性用半口气把车子往前推,小车轮子一碰到料坑的边缘,小车厢就会往前面倾,车子就会翻到料坑里,刚开始倒料的人这时候是最着急的,怕车子完全翻到料坑里去,就会在慌张中想抓住车子,其实这些是没有必要的,料坑边缘的高度正好只让车子的车厢往前面倾斜,而轮子和车身会留在外面,这个时候,只要推小车的人在车子被阻、车厢往前倾、扶手往上翘的那一连续的瞬间,能够用手稍微带点力在每一个环节上就可以,具体怎么带点力、带多少力就没人可以说清楚,要在工作中去感觉。
我们不要陈翊爱倒垃圾车,因为当车子倒立时,长长的铁杆双扶手是竖向天空的,他的个子完全没有办法抓到扶手的,在这些连贯的动作中他没有办法用上力气,就只有彻底的丢开小车,随它去,开始有几次,他把整个小车都丢进了垃圾坑,害得我们跳进去,下面的人推,上面的人拉,才把小车给弄上来。好在我们这个垃圾坑里的垃圾是一些不能烧成石灰的土和混在焦碳里的杂质,没有其他脏东西。
他坚持要倒,他在摸索丢开小车那一刹那哪里用力的感觉。最终他可以倒了。石灰窑就有很多这种事情需要感悟,具体说不清楚要怎么样?就像我带陈翊爱和另一个实习生到震动机旁去拣石灰石。震动机不断地连续震动,石灰从上面你贴着我我叠着你流过去,这时候,我们老一点的师傅就可以从这些流动的石灰中抓出其中一块来,这一块石灰基本上就是没有煅烧彻底的,我们就把他丢出来。
所有的石灰看上去都一样,怎么挑?怎么知道他们里面还有一点没有烧透?
这就需要感觉。陈翊爱拣石灰的感觉出来得比较早。他在我们那里实习了三个月,之后不久,他毕业了,准备分配到我们石灰窑来,当时,从分厂、工段到我们石灰窑,甚至是具体的组,都在讨论这个问题,接不接收他。因为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就像我们班,规定是六个人,他来了,就算一个名额,而他还是有些事情没有办法做的,毕竟个子太矮。上面主要看我们石灰窑的意思,因为事情就靠我们二十四个人做。大家后来同意了。
陈翊爱在石灰窑人际关系很好,他不与人发生争吵,他甚至很多时候还让着一些男孩子女孩子,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不论是他的女同学还是石灰窑的师傅对他还是挺好的。
陈翊爱正式分到石灰窑后,我与他就经常在一起,可以说,在石灰窑,我与他在一起的时间是最多的,我们不仅同时间上班,下班后还经常在一起玩。
他的另一巨大爱好就是玩游戏,在游戏室玩,在家里也玩。他妈妈是我们工厂里的医生,一个善良慈祥的人,他妈妈说话很柔和,她经常要陈翊爱与我一起看看书,写点文章,但陈翊爱不喜欢这些。陈翊爱为了让我上游戏瘾,他连续在工厂大门左侧的游戏厅里请我玩了一个星期的游戏,最后一次他说,这下有瘾了吧,下次想来你就要请我玩游戏。可是我就是没有来瘾,也就没有能够请他玩游戏。
陈翊爱的爸爸话不是特别多,他是我们分厂的负责人,后来我道听途说他爸爸出了点事情,受了点处分,我天生是个极端厌恶官场和生意场的人,我对这些从不过问,太无聊了,你在后脑弄我一下,我从背部捅你一刀,尤其在一个没有游戏规则的游戏圈里,我就一直不去理会所有的官场游戏,与我无关。我从没有打听过他爸爸的任何事情,他爸爸依旧喜欢我到他们家去玩。我依旧尊重他爸爸。
陈翊爱的家在上生活区的最下面,靠近工厂,属于工厂家属楼的最中间位置。出了厂门,往左五十米,就有一条直线的水泥路,路面不宽,但周围很干净整洁。他家就在里面的第五栋,因为楼房太多,结构差不多,我总是记不清是哪一栋。陈翊爱后来指着他们家蓝色的阳台说,就我们家是这种阳台,我这才勉强记住。
他家住三楼,他与哥哥一间房子,中间通过一个床和柜子隔开成两间,他睡的是靠近客厅这边。他哥哥长得特别像早年出道的刘欢,他是我们工厂里最早的乐队成员,是一名鼓手,陈翊爱说他哥哥经常在家里有事没事敲筷子。他哥哥身高一米七,身子骨壮实,一头长发。
陈翊爱的妹妹也有一米五多,将近一米六,长得很清纯秀美,是那种小鸟依人的简单的美,清清瘦瘦的个子。她是技校毕业,也许是我与他小哥哥的这层关系,我对她也有种亲切的感觉,很多次我进入工厂生活区,就希望看到她,毕竟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希望与她说说话。
就是他的妹妹,在我准备睡觉的一个晚上,我接到了她的电话,她告诉我,弟弟陈翊爱的追悼会明天开。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预兆的电话,把我彻底的放置在一个黑色的停电的休息室,我听他在说话,陈翊爱与我的声音是那样的亲近。我经常抓住他的手。他以前不会骑自行车,后来他有了一辆很小的女式车,为了学会骑车,他摔了不知道有多少跤。哪怕是后来学会了,也时不时摔几下。
陈翊爱妹妹简单地说,我弟弟前天晚上不舒服,家里人认为他是感冒,送他到医院时,第二天早上就去了。
陈翊爱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永远的孩子,他内心很多想法特别单纯。他有着小孩子的身体和小孩子的想法,但也有成年人的需要。年轻的我们在一起,经常就谈到性爱。
我问他,你有性需求吗?
肯定有。他望着我憨憨的笑。
你与女人发生过关系没有?
没有?
那你与XXX、XXX有过肉体的接触?
陈翊爱对于我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记不很清楚,他的回答好象是没有。
有几次上完四点班回宿舍,在路上,我问他,有个女人让你上,你行不。
我们还没有出厂门,两边路上全部是玉兰树,开着大朵大朵的白色玉兰花,香味浓浓的。路上基本上没有什么人。
陈翊爱的回答是:可以的。
如果他真的没有尝试过性爱,我想那是他惟一在世上的遗憾。
陈翊爱,我相信你在另一个地方过得很好,因为我们一直是快乐的。


摄影师

十年,我到总厂开过四次会。
第一次是五月一号,总厂要我为分厂的劳动模范陈志强写篇报告文学。开会的人比较多,领导也多,我们不断鼓掌欢迎他们发言,我遛出来。
走廊尽头有个平顶,走过去,才看清楚这是个相当于三四间房子的阳台,走廊的天然光线就来源于这敞开的平顶。一架中国最小的五级楼梯斜靠在齐腰高的走廊与阳台垂直的距离之间,那架楼梯宽度比一只脚稍微大点。我是不会踏这么小的楼梯上去,只有那些领导为了风度才踩着细步这么上去的,我两手抓着两边的门框,一跃,上去了。
平顶东西北三面的大树都高过平顶很多,仰望这些树,它们绿得兴奋地往上长,无数大的枝桠与绿色的小片叶子和谐地把天空装饰得错落有致。
稍稍转头,看见平顶西边很边缘的地方上站着一个人,穿一身褪色工作服,浅浅的颜色,证明他是个老师傅,这身工作服就是证明。从他的背影也可以看出他的大致年龄,将近四十的模样。他怎么会突然站在阳台上?我跳上来的时候,上面肯定没人。平顶宽宽阔阔的三五间房子大,没有任何遮掩的地方,一望而明。何况我的位置距离走廊与平顶的通道口就一米,他不可能是从这惟一通道上来。
那个人转身看了我一下,没有变化表情,从西边走过来,经过我身后,踩着那最小的楼梯下到走廊里。他走了不到十步,我听到关门的声音,他肯定是进了会议室附近的某间房。
我走过去,站在那个人刚才站地方,这里与墙很近。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有一扇门,说它漆成了墙的模样还不准确,应该说是画得像墙。门的颜色与墙完全一样,门上画有红砖,白色的石灰浆在砖与砖形成的流线中特别惹眼。我完全相信漆这门的时候,上下左右是在墙上拉了线的,不然根本不可能与真正的墙那么吻合。要不是门没有关紧,留了一条较大的缝,我是发现不了这扇门的。
把门更大一点的拉开,里面还垂挂着一床厚重的黑色门帘,用手去推,外面是一层塑料,太重了,我只能推开一定的距离,侧身进去。里面黑漆漆的,稍微适应了才勉强看清楚里面的东西,几个高矮不一的三脚架,站在房子比较中间的位置,像三个人随意地站一个位置在聊天,桌子上放着两个大小不一的包,离我最近的那个包,黑色,带子悬了下来,暗示每一只看见它的手,伸进去,就可以把包打开,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召唤。左边的桌子上并排放着三个盒子,没有盖,敞开朝上,还有一些没有亮的灯,三五只的挤在角落里,这里好象都是一些照相的器材。
有了这一次,我就经常在不同的场合看到那个穿浅色工作服的中年人。
省里的领导来工厂检查,除了总厂领导相陪外,工厂电视台、报社都全程跟拍。我们在宿舍里看电视频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看工厂里的闭路电视台,只有我们工厂自己的职工才可以收到的台。
是晚上,我坐在电视室的前一排看着工厂的新闻。我很小心地看到在领导的右前角,有一个人蹲在那里,举着照相机,他背向我们,镜头对准指手划脚的领导。他出现在屏幕的左角,只有十几秒的时间,但我看见了他,是我们的摄影师。


我停掉了石灰窑的机器,爬上石灰窑第三层,通过一个个小的孔,来判定窑火的情况是上移还下降。我面对窑壁,听到了几声在石灰窑里一般不会有的声音,像一个中乐队里,突然进来几声电子音乐节奏。转身朝下,我看见了摄影师,他刚拍完照片,是按钮声。他站起来,把照相机往胸前移了移。
他是我们工厂惟一一个专业的为工厂拍照片的人。为给分厂一本宣传手册配几段文字,我按照工段领导给的门牌号码,来找他,敲了几声,没人应答。我来之前,就预感到他不会在这,我跳上阳台,找那堵门墙还是比较容易的,自然的与人造的还是有所区别。他好象知道我要来一样,把门帘挑开点,让我站在里面等等。里面灯光比较大,我还不是很适应这么强的灯光。
房间比我上次看到的要大很多,上次那么多的东西全部沉在黑暗中,一言不发,它们肯定看到了我。现在的灯光太强了,什么事物都暴露无一。这是间很不正规的房间,里面的墙像是不断的碰到前面的岩石必须不断地避让,墙是歪曲的。
为什么这样?
墙只能这么砌。
它总是遇到楼梯、屋顶、办公室、外墙,左避右让之后,就砌成了这七弯八拐的房子。这是他第一次与我说话,之后他就忙着把底片一张张分别放在一个个小包里。
里面摆放着三张大桌子,下面有几个洗照片的小池子,房间的所有角落里堆放的全部是各种照片。有的保护得很精细,有些完全像垃圾一样垒在那里,都变形和褪色。像上个世纪的照片。
工厂里从任何一个地方开工挖土、任何一个领导的剪彩,到烧着旺火的电炉、各种文娱活动,到一些花花草草,到高大的厂房,他都拍了照片。
他拍的基本上是黑白照片。
这样我可以自己冲洗。所有的领导喜欢彩色照片。
他对着一堆的黑白照片冒出这句话。
房间里凌乱,但没有一点灰尘,随便拿哪里都是干净的。就像他每天穿的浅色工作服,虽然有些地方旧得都出了纱,衣角上还有两个小洞,可能是洗衣机洗坏的,但衣服是绝对的干净整洁。
他的办公室与工厂里其他办公室一样,靠墙摆了两张桌子,上面放了几十份文件,报架上有我们《铁合金厂报》和一份党报《湖南日报》。
我想顺便找找有我们石灰窑的照片,他说没有正式照过,只是有四个领导以它为背景拍过一张。那照片可能是领导拿走了。我们又去了那间房子,终归没有找到。
后来,我们在下班的时候遇上,他从单车前面的篓子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有几张拍了石灰窑下半身的照片和石灰窑的一些资料。
就这些,他说。


周香玲


(一)

她喝了很多酒,从医院里跑了出来。
我们是同一批进厂的,她还算漂亮,她的丰满是我们几个人把她抬回医院时感觉到的,
我们都感觉到了。三个男同事、二个女同事都是二分厂的工人。

(二)
她死了,在老家。
五个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她家,一个有很多大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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