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晖 ⊙ 唐朝晖专栏

 


 

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石灰窑DV人物

◎唐朝晖





罗成


罗成在我们石灰窑年纪最小,他进厂的年龄不到十五岁,比我小两岁。罗成的性格其实是比较内向的,他觉得腼腆不好,就经常装出大大咧咧的样子。其实同事们都知道他的性格。我与他同时进厂,有着比较相同的背景,我的性格是介于他与谭泉之间。
在工厂里这么多年,他们俩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对于他们的记录就用“我”的方式。

————手记

石灰窑的一楼和二楼都沉在一间巨大的房间里。
二楼往南有一扇还保留着窗户框的通道,从那里走出去,就到了卷扬机房的屋顶,平平的,长条形。爬上左边一条很陡的铁楼梯,上面赫然开阔,这是石灰窑最大的平顶。平顶中间长出两座石灰窑来,窑体四周是平台。东、南、北三个方向可以最近距离的看清在工厂里走动的人,西边有着更高大的厂房,遮住了视线。
现在是晚上。我的左脚还停在楼剃上面的最后一级,身体靠着楼梯的扶手,眼睛没有往开阔的地方看,那是二分厂的其他部门,只有我眼下的平顶房和存放石灰石的高大厂房属于石灰窑。不经意间,我看到西边暗色的墙上有东西在动。那里高出我站的位置,与厂房屋顶相距不到一米,我抬头又看看了看。
爬上楼梯,等眼睛适应了这里的光线,那是一条工作裤,应该是青色的,那是几年前工厂发的,与我身上现在穿的工作服有些区别。它挂在那里,像是挂住了腰的一个人,已经挂了很久,它的脚已经没有多少力气来挣扎,只是偶尔象征性的动一下,它已经不寄予希望有人来取下它,要想让人穿就更加不可能。裤子挂的地方灯光完全照不到,尤其是裤头以上,安全处在屋檐的阴影深处,就像看一个人,看不到上半身。
一只垂下来的裤脚又动了一下。那么高,裤子是怎么挂上去的?
我继续往上走。

在石灰窑已经六年了,我刚进厂时没有十六岁,比唐朝晖、潭良还小。我们三个人是排着队走进石灰窑的,那天我们刚搞完军训。
刚开始我是最矮的,现在我最高,身体强壮得很,所有的人都说铁合金厂的饭最养人。在食堂里我们三个人一餐可以吃八两饭,有时候不好意思一个碗里放那么多那么高的饭菜,我们就分两次来买,一次买四两饭两个菜。我们才不会吝惜那么点菜钱。家里反正是从不要我们给钱。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住宿舍,爸爸怕我学坏,叫我住在一个远房的表哥家里。实际上爸爸还不知道我表哥就是黑社会里的一个小角色。表哥家不是铁合金厂的,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红村。另一个紧靠着我们工厂的是煤村。
这两个村都是县城的郊区,从铁合金厂在这里安扎下来后,就不断地收购了这两个村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不断地建厂房和家属宿舍楼。工厂子弟很多时候依仗一种等级的优势经常与这两个村的青年发生打斗事件,少则十几人,多则近百人轰轰烈烈地打。
表哥家与工厂隔得最近,他家后门正对着工厂的正门。马路从工厂最大的厂门开始,笔直往前五百米,在快接近表哥家和大片的农田时,马路突然向左右两边转,左边直通工厂的上生活区,右边往下生活。表哥家就在这三岔路口的第四个方向开了家小商店,做工人们的生意,所以他在村与工厂的立场大多是中立的。无论是打架还是找我们工厂要钱,他们全家基本不参与,到最后他们总是可以分到一份的。
我与表哥出去玩过几次,他的脾气不是很好,但他不是那种无理取闹的地痞流氓,他只是年轻气甚。我终究也没有成为爸爸担心的那种流氓地痞。我还与姐夫很多街上的朋友一起混,我知道自己是学不坏的,我只是喜欢与他们在一起,没有理由,也不是说他们多么坏或者多么好,说白了,这些与我没有关系,我只是好玩,这样打发时间快一些。我从不参与打架。
在学校里,我身边就有很多喜欢打架的孩子,我今天都不明白,为什么许多人都喜欢打架,干什么不好,要出血,要痛。只有一个理由:精力过甚。
进工厂之前,班上很多男同学特别羡慕我终于不要读书了。我可不这样想,我才上了初中一年级,虽然成绩不好,但还是想读书。从离开学校那天起,我就在想着要自学。表哥家里经常有很多人,他们总是叫我出去玩,我就下定决心,等我离开表哥家,有了自己的宿舍就会开始看书。
后来我在工厂弄到了宿舍,但里面每天都是牌局,他们天天邀我打牌,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打了很多次,并不像谭泉他们说的那样刺激和有味。牌我没有学会,烟倒是学会了,爸爸最不喜欢我抽烟。
开始三年,我只能在工厂里抽,爸爸还经常到工厂里来打听我是否抽烟打架。时间久了,他的老同事告诉他,我没有学坏其它的,就抽一点烟没有关系。我后面就想搬回家再自学。为了这个理由,家里给我买了辆摩托车。
住回家,姐姐、姐夫和郊区的朋友们一起玩的时候总不会纳下我。自学的事情拖了几个周期,三年过去了,我已经提不起学习的兴趣。我知道这辈子是没有机会读书了。

我一直在石灰窑窑顶上转,四层之后是六层、七层。偶尔感觉下面有人走动,我们班上的工人断断续续从休息室出来,准备回家。可能已经快到零点,下班时间快到了。我转回到平顶的铁楼梯口,墙上的两只裤脚还在动,可并没有风啊?裤子又动了几下。
裤子是挂在墙上的一株植物上,在水泥结构的垂直的墙角竟然能够长出这么大一株植物来,上面沾满了石灰灰尘,但那种绿在夜晚依旧那么刺目。七八根枝叶从裤子的各个部位伸出来。那模样有时候感觉是被一种生命呵护着,又有那么一刻,感觉到阴森,无数只长满疙瘩的手穿过身体的很多部位,吸允着生命。
我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呼吸没有了节奏,裤子像被埋在尘土里的一具尸体。被那些绿色的枝叶一点点吸干。我匆匆下楼。
我明天就要到新的单位去报到了,这是我爸爸的意思,他总是说石灰窑灰尘太厚(是太厚,不是太多),我们三个人是石灰窑进的第一批青年男工人,以前调进来的全部是将要退休的老师傅。我是第一个离开石灰窑调到其他岗位工作的。窑长不冷不热地强调,还从没有人离开过石灰窑,除非他退休。姐夫却说,要我暂时离开工厂,跟他去做生意,他话没有说完,就被我爸爸毫不留情地呵斥了回去。
我们全家很看重这工作。
我已经完全下到了石灰窑的最底部。心情有点像看到的那条裤子。





谭泉



他比我小一岁,我们同一时间离开学校,以顶职的方式同时成为一位石灰窑工。我们在一起十多年,有着太多的相同之处。我曾经尝试着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来写他,但文章永远开不了头,写了一行,不满意,重写,又是几行,似乎永远找不到进入他的世界。原本是写我们在一起时的事情,意外的一个“我”字,让文字流动起来,“我”成了谭泉?我成了另外一个人。

———作者手记

湘乡城里到处是这种小公共汽车,车身不高,几百台车的车型似乎都差不多,但车主总在不经意间让自己的车子区别于其它线路的车。车站里、车子上,还有人手里拿着的小木牌上到处都写着“娄底”“双峰”“虞塘”字样,字歪歪扭扭,错字别字同音字处处可见。
我们踏上一辆去“双峰”的车,脚踏板很低,车里谈不上脏,只是到处堆着东西,椅子底下和后面,司机右边那一点空档更是堆成了小山,每个人身上都还抱着大包小包。
车里坐的全部是农民老大哥。他们的衣服跟我那些乡里亲戚差不多,因为来一次城里不容易,身上是不允许有脏东西的,衣服很干净,他们甚至还可能着意地打扮了的,来县城的早几天就把要穿的衣服给洗干净了。他们的共同特性是不会搭配衣服,也没有想过穿衣服还要搭配,,在他们的概念里衣服只要干净就是最大的讲究。他们可能几十辈都不知道衣服还有搭配一说。所以,整个车上,显得很凌乱。我们三个人穿的都是当下流行的款式,所以格外引人注意。车上慢慢地有人与我们答话,他们知道我们都是湖南铁合金厂的工人之后,我们感觉到了他们的那份羡慕。
七个小时后,小公共汽车把我们丢在乡政府旁的公路上,又卷起一阵黄尘左摇右晃地走了,往左拐了一个弯,消失在山那边,卷起的黄土逐渐弥漫开,稀释在宽广的农村,我闻到了熟悉的尘土气味,与石灰窑里的灰尘是完全不同的,感受都不一样。
我带着唐朝晖和罗成往右边的一片田地走,几百亩稻谷的绿色,从这边蔓延过去,越往前,绿色就被一座座山划分割成很多细小的块。
山里人最了解大自然,从老祖宗开始就知道顺着大自然的脾气来做事。山路和田地,都是随着山水转。我们沿小溪往上走,迂迂回回的从小溪的这边走到那边。小溪上面不时的出现些小桥,两块长短不一的石头随意地搭在小溪两边,粗糙的石块与石快之间的空隙也是粗糙的。一切都是那么随意放置的。
我们已经步行了三个小时了,越往前走,大面积绿色的稻田就被山切割挤压得越厉害,最后它们只能够小心翼翼地出现在山脚某一点不被注意的地方。山只要来点脾气轻轻地动下脚趾,这些田就会被山上的土和石头淹掉。我家里就这样淹掉了很多地。
我们望着前面山顶爬去,爬到上面,我让他们看,我们只是站在另一座山的山脚。我们爬了已经不知道多少座山,我听到他们两个人不断地发出惊叹:山顶上还有无数个山顶。
他们从没有看见过这么多山。
过了一座大山,我们眼前突然开阔,是一个水塘,绿得让他们两个人发疯。这还是半山腰。从我出生到参加工作,我每天都要经过这里。特别小的时候,放学回家,我们姐妹再怎么风玩,两个姐姐一定会在这里等我一起回家的。她们怕我掉进池塘里。从小到大,她们就一直让着我,好吃的、好用的、好玩的首先给我。
我现在出去工作一年了,才回味出她们曾经是那样地对我的好。一个星期以前我与几个女孩子一起在街上给两个姐姐买了三件衣服,二姐喜欢戴首饰,我还挑了一个手镯。
我爸爸退休的事情乡里大部分人都知道,因为就我爸爸一个人在国家二级企业工作,并且是国家工人。爸爸办了两次退休手续都没有成功,都是因为我的年龄不到。我那时候就想,姐姐的年龄不是早到了吗?大人们对我的问题根本不理睬。而姐姐也只是笑。她已经二十岁了,她知道我们农民的规则,是不可能轮到女孩子顶职的。
从我爷爷那辈开始,我们家就是一代单传。爸爸的退休手续最终办下时,我还在读初一,十六岁不到。当我知道自己真的可以到爸爸那个城市里去工作时,想到那么多的人和来来往往的车,就让人兴奋。这种兴奋完全掩盖了我对不能读书的失望。
唐朝晖他们在我家里玩了两天,我们就一起回石灰窑上班。他们分发着从我家里带来的土特产给班里的每个人吃。


我一直在寻找某种让自己发挥自如的东西。
工作两年不到,我就完全学会了石灰窑的所有事情,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可以难住我。我是第一个二十岁以下就当班长的人,我在工厂里大声地说话,他们有些时候听不懂我的双峰山里话,我就尽可能的做普通话和铁铺里话说。
从领导到同事,我与他们风风火火地说话,没有遮拦,这样我就与所有人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与领导打牌,我赢他们的钱,但我还是不敢多赢,就稍微放他们一马。与同事打牌,我可是毫不手软。
我们工厂的效益很好,很多时候签字领钱就可以,问都不要问今天发的是什么钱,反正名目多的是。尤其到了年底,几千几千的发。
离过年只有三天了,我与二分厂宿舍大楼里的兄弟们打牌,(我基本上不与外单位的人打牌,一年最多三次稍微打大一点的,这只是为了显赫显赫一下我的实力)我的手气和技术绝对一流,我与兄弟们打牌基本没有输过。我有两个诀窍没与人说过。我打牌喜欢大声叫嚷,从邀伴到打牌,我的声音最大,这叫气势压人。打牌结束,我会大大方方地叫第二个赢了点钱的人与我一起宴请大家喝酒,如果那个小赢家不爽快,我就说他很多不够意气的话,但这确实也是我心里的想法,赢了钱请客是应该的。这样大家认为我很大方,不过我确实如此。
这次我们在宿舍里连续打了三天牌,结束时,我的朋友小萧已经输得没有回家过年的路费了,他已经输掉了所有的钱。而明天正好是过年。我把八百块钱往他床上一甩,这钱随便你什么时间还我就可以,兄弟们,我们现在马上各自回家过年,所有的人都要回去,我发话,他们还是蛮听的。
与我打牌的对家大部分是小曾,(是我们石灰窑最后一批来的青工,后面我们就再也没有进过青年工人。)我们两个搭档基本没有输过,外面传闻我们有暗语手势,其实我们也只是在关键的时候才用,主要还是靠配合和技术。
没出一年的时间,我们二分厂宿舍基本上做到了无人无房间不赌,这应该有我的功劳。我的十几个兄弟都玩牌,大家一影响就都带动了。但也有很多例外。家在农村的半边户男人有些不打。青年人中唐朝晖没有打过一次,他是我比较亲近的人,叫了他几次,他不喜欢,他喜欢读书,我知道那是好事情,我们又是朋友,也就真心希望他不要玩,我就叫兄弟们以后不要去骚扰他。不过唐朝晖也很神,一次,与他同宿舍的朋友小枝与人打牌连续打了两天一个通宵,他小子下了四点班回家,睡到凌晨三点时候,他二话没有说,一拳把灯泡打碎,让里面四五个熟人朋友很没有面子。而通常情况下,一般是没有打牌的就到其他人房间去睡觉。他倒好,把灯泡给打了。
从那以后,没有再敢去他房间打牌赌钱。
在我掀起这打牌热浪之前,我与唐朝晖一起成立了启明星文学社,因为他在省级杂志发表过诗歌,何况他是我们工厂最具影响力的炉火文学社社员。他就理所应当的成为了社长和刊物的主编,后来,有了新任社长。我一直都是副社长。再后来,与我一起打牌的几个兄弟曾经都是文学社社员。我买了些诗集和书在看,还写了很多的诗歌,大概写满了两个笔记本。
搞文学社需要钱,除了我们的会费和一点赞助外,我们想到了自己弄钱。
文学社有三十多个人,都二十岁不到。我们接手了红星村团委的婚姻介绍所。负责人是我和唐朝晖等四个人。介绍所位置在工厂西大门不远的一个快倒闭的工厂楼上。我们规定谁不上白班谁就来这里上班,我们一般总有两三个人坐在那里等着来登记的人。
最后,好象也有那么几十个来登记,至于我们给他们配对的结果就不知道了。我们还搞了个舞会,让婚姻介绍所的登记者们一起见见面,婚姻介绍所是我们文学社搞的,所以那天的舞会,文学社的所有成员也必须参加。那是我们婚姻介绍所最大的一次活动。
以后不久,婚姻介绍所就停了。
我的女朋友不是在婚姻介绍所里找的。我的身边经常有些女孩子。最疯狂的莫过于一个技校女生,她是我的徒弟,她的疯狂让我们石灰窑所有的人大跌眼镜。她一天到晚地跟着我,没有看见我的时候,她就疯狂地寻找与我到一起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就一个劲躲她。
她有时候就在石灰窑休息室向同事打听我的去向,一点都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实际上追她的人也挺多的,她虽然个子一般高,但长得不错,她还是厂矿子弟,就是说她家就在我们工厂里,父母是双职工。
还有几个女孩子也喜欢过我,相处过一段时间。最让我心里难过的是一个叫升宝的女孩,我喜欢这样叫她。我们在一起分分合合三四年,分的理由是她家里父母反对,合的原因是我们相互喜欢到一起。她家也是双职工,都是城市户口,不象我家,父母姐姐们都在农村。她不喜欢我的地方是很多时间是与朋友在一起玩,与她在一起的时间不够多。
我喜欢我的朋友们,我喜欢我的农村。我经常回去看我父母,现在我的两个姐姐都出嫁了,我每次回家必定到姐姐家呆两天,她们还是那样的对我好,那种不动声色的爱,我看得出来甚至超过她对老公的爱。一次次,我为这种完全不求回报的爱而深深感动。我身处石灰窑那灰尘弥漫的空间时,总会莫名地想起她们。



李运


他又回来了,连续四五天都没什么说话。
我一个人靠在宿舍的单人床上看书。门开了,是李师傅,我叫了他一声。他没有像以前一样亲切的叫我小唐。他把包还是放在进门的左边。
我与他两个人共一间房。我的床靠右边墙,他的床靠左边。在不自觉的生活中,我的所有东西就放在右边,他的东西就放在左边,房间一人一半的格局就形成了,这是生活的形式。我与他一直相处得很好。在工厂里,老工人是讲究这种格局规矩的。
当天晚上上班才知道他老家的村里发生了鞭炮连环爆炸,三户在家里制作鞭炮的邻居,当场炸死了四个人,其余六个重伤住在医院。死伤的人都是与他们天天生活在一起的人,虽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但感情远在一般的亲戚之上。天天挑水,天天下田,天天都可以看到的人,转眼间化为烟尘。而李师傅家里也一直在制作鞭炮。发生这件事情以后,李师傅回去的时间就更有规律了。
这两个星期他每天连续上两个班,十六个小时的上班,不象以前,隔那么两三天才上连班。
我与他同在石灰窑丁班,他开始是副班长,我师傅陈芳是正班长,后来师傅当了窑长,李师傅就成了正班长,我是副班长。很多时候,我们一起上完白班后,他一个人留下来继续顶替别人上四点班。
半个月下来,他就替别人上了九个班,这样在他回家期间,其他工人就要给他上九个班。这种现象在我们石灰窑比较多,我们称之为“兑班”和“还班”,就是互相兑换上班和我给你上了班你就要归还一个班给我的意思。
他很少提起家里的事情。与他同事十年,同在一个房间三四年,我才勉强感觉到他家的模糊样子。

我把刚洗了的衣服凉在窗户外面的一跟铁线上。李师傅回来了。这次他是回家修房子,他说以前的老房子实际上住起来还挺舒适的,只是老了些。什么东西老了,多余的东西就多,显得有些脏。屋子与人一样,老了,他的脚趾和皮肤就在一点点失去生命。
没有生命的风
慢慢的进入身体的每一个部位
功能在慢慢的丧失
这是我那天写的几行诗。
李师傅家里起的是平房,与毛泽东故居结构差不多,地坪是水泥地,平平整整的,这样好晒稻谷。每间房子里东西不多,卧室里还是以前那张老床。李师傅说,床还是结婚时候打的,睡久了,换了床不舒服。
我与谭泉他们约好了在他寝室里见面,谈谈《启明星》杂志的问题。我走出房间,对着走廊说,李师傅,我走了。李师傅在房间里整理东西。我好象听到他低估了一声。我早已经站在了门外,随手把门重重的关上,手又不自觉的反推一下,整栋宿舍里的门清一色的在门木板外面包了一层白色的铁皮,说可以防盗,好象铁就比木结实一样。只过了几个月,这些铁皮就翘出一个包包来,不翘的部位就凹进去了一块。手一推,凸出的那些地方就会凹进去,凹的地方就会凸出来,声音在十九间相对的房子形成的走廊里变形,一种怪怪的声音连续响五声才会停止。多推敲几次,那会是鬼怪的声音。与李师傅住了很多年,形成了不象另一些几个年轻人住在一起的一些习惯:放肆的捶门推门。

我刚掏出钥匙,宿舍门开了。
李师傅回来拉。
这次回家,是他的大儿子考上了县城的重点中学。李师傅一直希望大儿子能够考上大学,自己找一份工作,那么就可以让小儿子来顶职,他算了一下时间帐,儿子读大学与他退休的时间正好差不多。
我老家农村与李师傅的醴陵相差几百公里而很多习惯是一样的。就说顶职:家里有男孩子女孩子的,不管是谁大,是男孩子顶职。女的来顶职只有两种情况,就像与我一起进厂,后来自杀的小周一样,因为哥哥已经有了工作,那样女儿才会来顶职。像李师傅家里是两个男孩,一般情况是大儿子来。但如果两个儿子都大了,就又算特殊情况。李师傅县里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两个儿子都想顶职,那就抓阄。李师傅说,实际上父母还是做了手脚,最后还是大儿子抓到了“顶职,但妈妈归你赡养”的纸团。
李师傅在我们石灰窑属于第二批最老的人物,我到了石灰窑以后,我只能计算出我是石灰窑最后第三批进来的。
二十多年,李师傅只与两个窑长吵过两次架。原因是他兑班太多。尤其到了后面几年,随着半边户工人的减少,李师傅的兑班就更加的明显。其他人不要这么频繁的回家,但李师傅没有办法。他总是经常回家。

今天晚上做零点班。下午,我躺在床上看书,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都不知道李师傅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他每次开门都很轻,他不属于那种风风火火的人,他沉静、安稳、实在,略带点女性的气质,正因为加了这些气质在里面,他就更加具有了一种可以完全信任的大哥风范在里面。
李师傅回来了。
这次他晒得很黑。他跟我说了很多半边户不好的地方。一个月甚至几个月,家里远的夫妻半年才能够见一次面,一年才有一次探亲假。虽然说孩子生病可以来工厂治疗,但谁会把生病的孩子带那么远来看病。到这里是工人,一回家就成了农民,有时候人很恍惚。在这里上班,经常想着家里不要发生什么事情,家里很多事情女人是不好做的。在家里做事情,也担心工厂里的领导批评。
工人就这样,说了就说了,我就听着,他说的是事实,我们不会把话隐在话里,更不会只说些鸡皮好话,而把一些真实的想法留在肚子里再来害对方。我在工厂里生活了十年,我相当了解工人,他们决不会这样做的。他们即使有所谓的计谋,也是那种不害人的计。工人们的计谋在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阶层那里根本不是一回事。可以说已经不叫计谋了,只是一些善意的小聪明罢了。
李师傅说自己半边户怎么不好怎么不好的时候,我还是听出了,他话里的生活不是那样的,他对这样的生活很满足,他把两边的事情处理得很好了,儿子考上了大学,再过几年,小儿子就可以来顶职,家里的经济收入一年比一年好。李师傅没有精神的厌倦,只有来回行走于两地时身体有一些疲倦。
他跟我们一样,喜欢工人这一身份。



肖彪良


我们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到我们石灰窑来。
在二分厂有一种说法,老弱病残的人就往石灰窑放。就像我与谭泉、罗成三个人进来的时候,是惟一的年轻人:不足十六岁。我们属于幼和弱的范畴。其他几个进来的十几个人要么身体有点小伤残,要么就是到了快退休的年龄。不过,在我们工厂里,大部分都是提前退休,好让儿女们早点进厂,工厂为了感谢这些兢兢业业干了几十年的老师傅,就破了很多规矩来成全他们的心愿,何况上面一次又一次的传闻,以后要取消这种顶职制度。这样像我们这些青少年就大量流进了工厂这个铁炉。
肖彪良为什么要流进石灰窑?一直是个迷,大多只是猜测,而我天生对猜测和看热闹的事情提不起半点兴趣。肖彪良是我们工厂职工大学的大学生,是学校学生部或者是团委的一把手,是部长或书记的职务。他的成绩一直好,并且有一段在铁合金工厂里工作的经历,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毕业后会分配到总厂(至少也是分厂)厂办任个干部职。

我是上白班,刚做完上午的第一次事情。四月的天气凉凉爽爽的。我师傅陈芳这个时候还是我们班长,他从工段里回来,像往常分配什么人来一样说,等会而有个叫肖彪良的人分配到我们石灰窑来,正好丁班缺个人。
师傅那种随意的姿态和腔调是装出来的,他在想尽可能的自然,但他天生是个单纯的人,他装不出另一种样子。他每次玩牌,他的表情都会告诉牌友他的牌好坏如何。他后来就故意装出抓到了臭牌或者是一手好得不得了的牌。大家还是知道他的牌到底怎样。师傅就是这样的人。
大家从我师傅的口中感觉到了某种与其他人不同的预感。我们没有反应就坐进了休息室,几个人分别坐在三条凳子上。几分钟时间,我们都听到了工段长和老窑长说话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好象是在交代窑长一定要把石灰窑附近的卫生彻底干净点。领导一般到了我们这,他们总要指指点点出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让工人感受到他的权利。
还有另外的脚步声,应该有三四个人。门推开了,工段长、书记和另外一个陌生人进来了,窑长走在最后面,像个主人。工段长叫那陌生人坐,他介绍说,这是我们石灰窑新来的同志肖彪良,实际上我们早知道了,只是需要领导的证实。大家还莫名其妙地拍鼓掌,这在我们石灰窑是从没有过的,哪有这一套,大家拍到最后可能感觉到了不自然。书记又说了几句话,他们都座在休息室最里面的椅子里,老窑长靠在门口的工具柜边,他没有坐。
我突然感觉里面的光线不是很好,我站起来,把放开水桶那边的窗户推开。在我走回椅子的那几步距离之间,突然清晰的回忆起我第一次进石灰窑的场景。
大家也是这样坐着。坐着迎接新来的同志,这是一种仪式,一种姿态,进了石灰窑的门,坐下来大家就是同事,我们进来的那天,不是生产期间,石灰窑的所有职工都在,我当时听到的是很多个人的议论声,有几个声音以长辈的形式与我们说话,问我们是谁的儿子,父亲以前在哪里工作,那是长辈式的亲切。
现在只有文妹子和师傅两个人与他简短的说了几句。
我们这里好多的灰。
我们以后是同事,好好做事情。
前面那句话是文妹子说的,后面是我师傅的风格,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候严肃。文妹子和我师傅这两个人经常用调侃的方式唱对头戏,但他们关系很好,我们石灰窑里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只是好的外在形式不一样而已。
我很清晰地感觉到了我们进来与肖彪良进来是两种不同的气氛。
肖彪良只是开始上的三四个班没有说什么话。刚来的时候我们是上的第二个白班,接着是两个四点班,后面就休息两天。到我们上第一个零点班的时候。肖彪良开始说话。
前面一个月他很有分寸地讲笑话,不急不慢地说,说完了,我们笑了一会,他才突然发笑,并且会很简单的再重复一次我们已经听清楚了的重点部分。他又会让我们笑一次。他是个讲笑话段子的高手,除了后面我认识的写《国画》的王跃文比他厉害外,就无人可比了。但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没有流行讲段子的时候。
一个月以后,肖彪良除了偶尔说笑话以外,他有了自己的立场,立场就是他永远站在我们话语的反方。刚开始是与我,因为我喜欢争论。我说的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把中国文化彻底的以不同的方式焚烧的皇帝。肖彪良马上站出来反对,他插进来的话很快,直接打击我还没来得及加固的甚至还有漏洞的观点阵地。他步步紧逼,最后我只能够顽固地守着我剩下的一个光秃秃的观点,支持的理由被他打败,他把我的观点剥了皮去了肉。与肖彪良的辩论,我几乎以百分之九十九的失败告终。
他可以站在任何人的反面,只是表现出来的态度不一样。因为我不同于其他人的是,读的文学文化书其他任何人没办法来比。这样,他与我论的时候,就以他惯有的平缓的方式,并且站在普通人的情感立场来与我唱反调,以争取周围同事的认同。
他第二个开始争论的对象是我师傅陈芳,我师傅是个急性子,肖彪良就使出对付我的方式,等师傅急了,师傅霸蛮的脾气就会出来,这时候,肖彪良就使出在我面前不使用的招数:知识招。并且每句话里都带着复杂的笑,这一点让师傅更气,更加语无伦次。最后肖彪良在笑声中大获全胜,因为是笑的结尾,师傅多少有些面子,输了也就输了。肖彪良与我师傅争论胜败的比例是:肖彪良百分百胜。师傅偶有取胜,最终在师傅的脾气中,肖彪良在心理上也还是胜利了。
肖彪良与文妹子的争论倒是输过几次,因为文妹子不仅读书多,综合素质还可以,什么问题都可以应付一些,又是女孩子并且脾气有很硬的一面,看得出肖彪良很难对付得了她。文妹子有些时候能够一一化解肖彪良的招,但也不是经常,肖彪良胜的机会还是大部分。
他不仅与我们丁班几个露风头的人争辩,肖彪良还经常与其他班上的人一一过招,甚至是找招来过。
乙班罗成性格本质是内向的,他又喜欢故意装出外向的样子,他是输得最惨的,几乎从没有辩论完就已经输了,他是输在肖彪良那种气质上。后来肖彪良调到乙班当班长,他们两个人的私交倒是很好。
肖彪良与石灰窑所有有出风头迹象的人都有过或多或少的辩论。很多人后来不想与他争,但因为肖彪良是以反方的立场出现,所以争辩根本没有办法避免,除非不说话。一说话,他就可以站在你的对面进攻。


叶军兑


在年轻一代人中,叶军兑是我们厂里最早的文学社团发展者和文学青年,他发起成立了一个炉火文学社,并任第一届社长。
他在铁合金厂工作的那几年我一般是隔四天就去他家一次。他没有住在工厂里,在湘乡县城毫塘口村上有一栋房子,这里早就不是村的概念,与县城中心点只隔一条马路。我每次骑着自行车去他那。
他家是栋两层楼的房子,紧靠319国道,一楼外面一间租出去作为汽车小修理厂。为往来的汽车提供一些修理服务。从公路往下,一个三十米的小坡。把自行车靠在他家的墙上,上五级台阶,就是他家的走廊。正对着的是大厅,我一般是不进去的,而是直接往左拐进楼梯间,三楼左边的一套房间就是叶军兑住的地方。其他房间是他爸爸妈妈和妹妹在住。
楼上客厅不是很大,他的书是我们所有人中最多的,我把上次拿的书重新插回到书架上,又从里面抽出两本。
我与他以七字型的方式坐在两条沙发里。他没有具体看过我写的东西,他属于一种力量型气质的男人,他在无形中感染着我。他说,他不是很想在分厂电炉里当个小负责人,他可能会去考大职工学。

后来,总厂在职工大学的教室里开会,我在学校里看见他时,他已经在准备大学毕业论文了。

我从车子前面的物件篓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本《古诗三百首》。楼梯间的门虚掩着,推开,门的左下脚与地面太近,发出一种断断续续的声音,左手习惯性地在黑夜里举过头顶,从前面往身体后面移动,手就碰上了一跟垂在半空中的线,抓住往下一拉,灯光马上照亮了整个楼梯间。
叶军兑在小客厅里等里,我告诉他,我早几天在中山书店里买到了这本《古诗三百首》。他说像这种带工具类型的书完全可以买的,他告诉我,他已经回分厂准备到团委上班,可能是分厂的团支书。

后来,几次在总厂搞活动,都看见他带着他们分厂的队伍在参加。

我刚上台阶,把自行车放倒在台阶上,发出一连串的声音。他老婆说叶军兑在后面房间里吃饭。叶军兑在里面叫我,朝晖,在这里。我穿过一楼的大客厅,正墙上端放着一个神龛,摆了些祖宗的牌位,用红稠把木缠了一圈,不论是红稠、牌位还是神龛,都已经褪色,上面落满了灰尘,呈黑色状。大厅左边有扇小门,下七级台阶,经过一个小院子,他坐在厨房里吃饭。还有他家里的其他人。他几口就把饭吃完。
那天,他说,他准备去另一个分厂当厂长。那是我们工厂刚收购不久的一个化工企业。听说还在收购我们工厂周边的一些濒临破产的企业。
后来,叶军兑利用分厂厂长的职务之便,为文学社团拿了点赞助,搞了几次大的活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到我们总厂的疗养院里搞笔会。文学社几乎是全体会员,都参加,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出发,沿韶山灌渠往西五十多公里,疗养院在水府庙的洋潭水库边上,现在是湘乡市最好的旅游度假点。山与水互相映照着青与色的恬静。
这是他再次进入文学社团领导层和准备离开文学社团的时期。

叶军兑当领导不久,总厂给他安排了一套房子,在我们的宿舍后面的第九栋,同属于第二生活区。七十多栋四到五层高的楼房,按着一定的规律比较整齐的排列着。五十年代初,有一批德国专家帮助我们工厂搞建设,所以,这里有些房子外观稍有国外的气派,一行行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房子的红砖全部露在外面,暗红的砖、白的石灰浆和绿色盎然的树,三种颜色搭配在一起,舒适得让每人在这里都很放松。我很容易的找到了他那栋房子。他住一楼,我们坐在外面的阳台上。他说,手续已经办好了,他准备成为铁合金总厂成对外开发办的负责人。

后来,我很多年没有看见他,只是听说他出事了,总厂在通缉他,好象是欠了工厂很多钱。后来听说他在一个省城里做生意,做得很大,买了很多车,在几个省里都有分公司。

我见过他两次,一次是离工厂通缉他之后的第三年,我去西北玩了一圈回湘乡。在离县城不到六十公里的地方,我一上车,就看见了他,没有多少变化,还是那个样子,说话很平稳、亲近。我看到他是激动的,他相当于我的一个老大哥,比我大了十多岁,我感觉他一直在照顾着我。我是一个不会当面说对方在我心目中是一个怎样好的人。但我看到他,内心真是激动的。他说,他正在东北的一个省城里发展,他还问我知道他出事的事情不。我说当然知道。
他留了手机号码给我,后来我经常去他那个发展的城市,但我没有任何理由给他打电话或者是不打电话,一切就没有理由,结果就是没有找他。

后面一次见到他是在我们一次小型的老乡聚会上,刚开始是另一个人给我打电话,突然换了一个声音,是叶军兑,他的声音我太熟悉了。
我马上赶了过去,与六七老朋友又见面了。
叶军兑在说他昨天的事业。他说,为了发展义务他陪行长局长们豪赌豪嫖,一次上万的赌。还说他太相信朋友,最后刀子捅得最深的都是他身边的朋友。他曾经回到湘乡家里时,还在半路上就被几十台警车追捕,而他回湘乡就他那朋友知道。他躲在一个山凹凹里,听着警笛长鸣。他也说自己被黑帮的人追赶过。他已经完全是一个社会旋涡中的人物,说到后面,他说现在生意不好做,又有朋友的不断坑害。他设在很多省份的分公司在一个个的撤消,汽车在一台台地卖,但他在坚持。
分手之前,我们又交换了新的电话。现在又有三年没有联系,他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个有着独特气质的男人,一个好心的男人。
我记得他说在自己老了的时候,一定要重新拿笔来写自己轰轰烈烈的这些事情。我真不知道什么叫轰轰烈烈,我感觉工人的日子比任何人更健康,都比轰轰烈烈有意义。



民工


上完六个班,休息两天,就这样八天一个轮回,不断重复地转。我们把休息的这两天称为轮休。
轮休日我一般是回老家农村,虽然家里没有什么事情要我做,但回去一趟心里才塌实。有点像盆景,必须定期补充营养。在家里,父亲几次提到民工,他说,实际上工厂里效益的一半是民工创造的。以后的一些日子,我才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不然他们就像我们工厂里的铁和矿石一样,虽然在那里起着作用,但永远都不被人注意,
我们石灰窑的二十四位正式工人分成甲乙丙丁四个班,上两天零点班后,第三天和四天就上白班,第五天和六天上最后两个四点班,第七天是上帝的休息日,我们也休息,但我们是工人,比上帝辛苦,所以在第八天可以继续休息一日。
每个班两天两天地工作,真感觉就是我们工人把石灰石煅烧成了石灰,跟本没有考虑还有其他人的功劳。我们的大部分工作是由机器来完成的,一般情况只要按开关就行,按动开的按钮,各种机器根据各自的不同,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自动停下来。机器会把石灰石和焦碳自动配比好,倒进石灰窑里煅烧,再由机器把烧好的石灰一点点移出来,微带点温度的石灰被机器运送进破碎机的大口,破碎完了,它回自动吐到下面的料坑里。我们石灰窑正式工人的工作就是在不同的工作段里开动不同的机器,看管它们是否运作正常就行。
每次开会,领导都会说,我们是工厂的主人,要努力工作得更好。张贴在工厂宣传栏里的大字报写着,工人,我们是工厂的主人,工人,要有主人翁精神。
我每天在工厂里以主人的姿态快乐地劳动着。而我们,尤其是铁合金厂的领导根本就没有把那近千名民工当成主人,只要不拖欠他们的工资就可以,这也是民工最关心的,现在电视台不断地报道哪里哪里又拖欠了民工多少个月的工资,那些民工一般来自农村,没有特别的技能,就是有力气,他们就在外面一年半年地干活,最后还不给钱,我一次次诅咒那些没良心的倒爷们。铁合金厂是不会出现这种状况的。
与我们石灰窑相关的民工有三十多人。
上午九点半,我做完第一次事情,爬上石灰窑第二层,这里的三个方向视野开阔,左边可以看到分厂办公楼,前面不远是分厂的主要生产场地:六台冶炼电炉。再远点是总厂第一办公楼,是我最羡慕的地方。石灰窑的右边是工段领导和部分工人上下班经过的地方。我的身后就是石灰窑的料坑,与料坑最远的那堵墙相差一米的地方有一条铁轨。
火车开过来了,速度很慢,料坑再过去五十米不到,就是铁轨的尽头,那里杂草丛生,一堆的乱石。火车一点点在走,一个属于火车工段的工人早已跳下火车,站在火车车厢的最后面,摇着手中的两面旗子。指挥火车把车厢准确地停在料坑边。火车头开走了,冒着黑烟,把六节车厢留在五个料坑旁。这种火车真像个疯子,把自己的后半部分斩断留在这里,自己的头,一遛烟地跑了。
五分钟不到,十多个人,骑着单车从外面马路直接进入料坑的厂房里,有些人把单车支好,有些人就把单车随手放倒在外面的矿石堆上。他们的穿着不象我们是统一的服装,穿什么衣服的都有,他们的衣服都是从家里穿来的,也有部分是些工作服。但看上去还是蛮统一的,那就是所有人的衣服都比较破旧,色调都是褪色后的那种泛白,鲜艳的颜色只有大热天才有那么几个人穿红的背心。现在是晚春时节,他们都穿了两件衣服。
所有的人都从单车后座上抽出一把铁楸来,统一的模样和工具会让人想到敌后武工队。
他们基本上是一半的人爬上火车车厢,另一半人在下面把火车车厢门打开。用铁楸敲打车厢门环扣,铁皮与铁的碰撞发出一种有柔有刚的声音,十几个人一起敲,声音在没有墙的宽阔料坑厂房里传出很远,近十次的敲击声之后,就是铁环掉落后随着惯性来回撞在车厢门上的声音。车厢门就是整个车厢的长度,一边车厢从下面被完全向上掀开,他们把门挂在车厢最上边的铁栏杆上。
工作的前奏一完成,就是布阵。两个人一组一个车厢,一个在车厢左边,一个在车厢右边,两个一小组,站在料坑里,相对着把铁楸沿着车厢的底部往里面用力,再抽出来时,就是满满一铁楸的石灰石,在用力往后面丢,他们是没有必要看后面的,反正料坑很大。
铁楸进入车厢底部,铁和石灰石发出精细的颗粒摩擦的声音,抽出来,伴随着铁与铁的摩擦,石灰石松动滚落相互碰撞的声音进入交响乐的高潮,铁与铁的声音,铁与石头的声音,混杂一起。从铁楸里飞出的石灰石击落在料坑里的石灰石上,这个时候的声音是纯粹的,石头与石头撞击和滚落的声音。
他们有时候发出的声音是完全一样的,进入、出来、抛丢。但有时候,只要某个人的速度稍微有点改变,声音的节奏就会改变,但再怎么样的变化,声音是有规律的,因为他们劳动的整个节奏、音符和内容是不变的。
我坐在上面看着他们挥汗如雨,听着他们发出的声音。十分钟不到,就有人断断续续的停下来脱衣服。光着上半身干活,他们发出的声音似乎更有力度。
回到休息室,他们的声音轻易地完全进入了我们的房间。我像在听一个乐队的演奏。
后门被轻轻推开,一个民工把微笑的表情挂在脸上,从门到我们的开水桶,正好呈一个对角形,他走过来,舀起一勺子的水,咕咕地喝下去。他转身走不久,又会有三个人七个人十一个人进来喝水。
只要这天有民工过来做事情,一桶水肯定早早的没了。我们有时候叫那些送水的多给我们一些。但有些时候,后门是关的,敲门也没人去开,自己人就大声喊,是民工肯定敲几下门,推一下,见门没有开就走了。
因为我们石灰窑工人喝水全部是共用一个勺子,有时候用勺子在开水桶底下接水喝,但大部分为了徒个快和方便,就直接把勺子往水桶子里按,水满了就提起来,痛痛快快地喝。但民工来喝水,原本就不愿意他们共用我们的勺子,有些人还这么直接往里按,想起来水就不干净了。
民工是在帮石灰窑做事情,但所有的人都不这样认为,包括整个工厂就从没有过把民工当工人来看待。
民工是完全临时的,从乡里跑到城市打工,到这里工作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地方。后来我们在闲聊时,才知道成为我们工厂民工还要认识人,有一点关系,尤其要认识那些包头。包头也不是工厂里的人。但包头们必须与我们工厂的某些领导关系不错。
是不是工厂里的正式工人,区别是巨大的。
我与几个民工聊过天,才感觉到他们的快乐与我们完全一样。只有一个区别,他们最后总会说这样一句话,哪有你们正式工人这么轻松。
从很多干部的口气中,他们从不与民工平等聊天。很多工人也在轻视他们。我看到了两个不同级别快乐的阶级。
在工厂十年,我不知道这些民工中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民工。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2年11月

 

©2000-2019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