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 ⊙ 写作与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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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娇(小说)

◎吴季




  混完了中专,毕业后,我到过两个城市,打过几份工。最后一份是在城郊的一家工厂里,其余都在写字楼。但即使是进工厂,我还是坐办公室的。那个从山区农村来、坐在机台前负责包装的熟练工阿娇就跟我说:“坐办公室多好啊,有空调,又很清闲,不像我们做得这么累,每天最少要干到十个钟头,夏天热得半死,到冬天又手脚冰凉。看你们坐在计算机前面打字,我真羡慕哦。你教我学打字吧。以后我也坐办公室,那多好啊。”她在附近的服装厂做过两年,在电子厂做过一年,整天盯着小小的电子组件,眼睛就这样慢慢熬坏了。有时她想了想,很后悔地说:“以前读书的时候,看到同村出来打工的女孩子穿得那么时髦,我就羡慕得要命,不想读,反正也读不好,老想着去赚钱,总算初中毕业,再也不肯读下去。反正我是女孩,我爸就随便我。现在才知道打工这么辛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刚进厂的时候,我有时也到机台边上转转,了解厂里的工艺规程、产品结构,跟工人聊天。他们教我操作,我学会了最简单的几招。但我讨厌机器的轰隆声,和溶剂的难闻的气味。后来公司宣布新的管理条例,不许“串岗”,我就不再去了。跟阿娇玩得熟了以后,我常常趁她没加班的时候,带她到办公室里,教她玩计算机,教她打字。她学得很慢,太慢了,记性又坏,老问我:嗨,这个字怎么打呀?不管她是第几次问这同一个字的打法,我还是当第一次那样教她,回答她。阿娇一边用她那歪歪扭扭的字体把它记在纸上,一边很不好意思地说:“我真笨啊,天生学不会……你真有耐心。”我笑了笑,鼓励她两句,接着整理档案,或是翻着手上的武侠小说。
  但是风声传出来。陈经理把我叫进去,沉下脸来,提醒我:“没有公事,不准把工人叫到办公室里来,听到没有?”
  “嗯,”我点点头,退了出去。
  我只好带阿娇到附近的网吧上网。不久,她就越来越喜欢网上聊天了。有一次我走到她身后,把她那些聊友的稀奇古怪的名字一个个看过去:“喜欢你”、“与狼共舞”、“爱你一万年”……我皱了皱眉头,说,人家都用化名,用瞎编出来的资料上网,就你一个人把真实名字、年龄什么的原原本本报给人家。你在明,人家在暗,吃亏了不是。天底下有这么笨的人吗?她惊讶地抬起头看了看我,说:可是我不会骗人啊。
  不过,她打起字来倒是越来越快了,虽然比起我还差很远。她总是着急得不得了,把我从我的计算机那边揪过来:“来啊,快来帮我回。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好。”
  她把椅子搬开一点,我把椅子挪到她边上,看看屏幕,是一个叫“人约黄昏后”的。那家伙发送的讯息说:“很想看看你的样子。”接着又发来一个视屏请求。我点了“拒绝”,回复道:“没什么好看的,要看就看你自己的女朋友去。”
  他答:“不要诬陷我,我没女朋友。我只喜欢你。”
  我回:“少来!你这种人我见多了。”
  他答:“我很寂寞,我这里真冷啊。”
  我回:“哈哈,给你一条围巾。”
  他答:“把你的衣服全脱下来给我吧。”
  我回:“去你的,瞧你那副贱样!”
  他答:“我想看看你不穿衣服的样子。”
  我回:“哦,你就把你妈你姐你妹你嫂子你婶子你姑你姨的衣服都剥下来看个够嘛,一个样。”
  不等他再答,我就把他拖进“黑名单”里了。我侧过头,鄙夷地对阿娇说:“你看你,都交些什么狗屁朋友?无聊得要死!”
  阿娇一脸惶惑:“他说了什么呀?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我都看不懂。”
  我哭笑不得:“你是个大笨猪,没药救了,我们走吧。”

  我教她到一些网站去看新闻,看笑话和故事,听音乐,甚至看电影。这样,可以少接触那些贱骨头的聊友。音乐是边上网边听的,新闻她就不爱看了,故事和笑话看了一阵子也让她腻烦。计算机游戏,大的她玩不来,小游戏找不到几个好玩的,棋技和牌技又差得要死,我怎么也不敢带她去联众大厅,去棋牌室丢人现眼。至于电影,她宁可在宿舍里跟其它工人一起看VCD。最终,还是以网上聊天为主。过了一段时间,她的聊友增加到几十个,每次至少有十几个亮在上面,不停发出催命鬼似的嘀嘀声。她动不动招呼我,要我帮她回复。最多的一次,我一人对付八九个聊友,极尽瞎扯之能事。离开网吧的时候,我得意洋洋,阿娇也对我佩服得不得了,但我发誓再不会帮她干这种无聊事儿了:“你自己慢慢跟他们玩去吧,别叫我,我烦。”
  碰上我加班而她没加班,她要么呆在宿舍看VCD,听广播,要么跟同宿舍的女工去逛街,要么跟别的工人泡网吧。厂里都暗暗谣传我和阿娇“有一腿”,所以没人追她。当然,她自己是不知道的。跟她同一机台也同宿舍的老乡刘清艳有一回私下劝她,叫她别跟我走得那么近。阿娇很生气:就算我跟他谈恋爱,别人也管不着啊!刘清艳也生气了:“我是为你好,才提醒你的。你不知道王恢在厂里的名声有多坏吗?人家说他老去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一条街走下来,至少一打的女孩子跟他打招呼。”阿娇答不上来,想了想,说:反正他对我很好,他的心地是好的。
  是的,我对阿娇很好。可为什么要对她好呢?我自己也答不上来。她会主动帮我洗衣服。但别的男工也常常把自己的臭衣服硬塞给正在水池边上的女工,死皮赖脸地要人家帮他洗。我也一样,而且几乎不会被拒绝。此外呢?她心地好,可是爱跟我讲做人的大道理:要勤快啊,花钱要省一点啊……我最烦的就是这个了。老爸和老妈子从小这么教训我,难道还嫌教训得不够?有一天我问她:“你爹妈勤快吗?”
  “当然勤快啦,哪像你那样啊!”
  “嗯,很好。那么,你爹妈生活很节俭吗?”
  “还用说?他们最节俭了。”
  “嗯,很好。那么,你家里富不富啊?”
  “我不是告诉过你了?我家很穷啊,没什么钱。”
  “那我就告诉你,正因为你爹妈又勤快又节俭,所以你家里才穷得裤子都没得穿……”
  “哪里?你瞎说?你……”她气得眼圈发红。其实我不过是一惯的油嘴滑舌罢了,但是在她听来好像是极大的侮辱。之后好几天她都没理我。
  喝酒喝到兴头上的时候,我会瞎吹一番“阿娇是我马子”。别的时候,我从来不说什么,对阿娇没有任何特别亲热的口气或举动,更不要说当她女朋友了。有机会的时候,我可以跟随便哪个女工搭话,甚至半调情地占人家便宜,然后哈哈大笑,然后走开。当我送货到别的公司,或者到别的公司接订单,我也会跟那里的女仓管员、统计员、接电话小姐说一些粘乎乎的话。有时还借来一辆摩托,带上一个,在傍晚的大道上飚车。听到她们的尖叫声我就倍感自己的洒脱勇猛,至于那些下了车以后仍然面不改色的,我就比较欣赏,喜欢,唉,喜欢而已。

  工人宿舍楼正对着厂门口,是公司向相邻的那家工厂租来的。底层是食堂。二三楼才是宿舍。我住一个小单间,在顶层,有电视,有VCD机。只有携带家眷的工人能够分配到单间,租金六十。其余的都住集体宿舍,只有床位,视房间大小,住三人到五人,每个月从工资里扣十五至二十元。我能住单间是特例,一来我是办公室人员,二来我经常出差,身上总带着些重要的单据,甚至现金。我多配了一把钥匙给阿娇,这样我出差在外的时候,她可以到我房里看电视,看碟子,甚至在那里睡。阿娇是个没心机的人,或者说什么事都不懂,什么社会经验都没有。有一次,她满脸疑惑地问我:“刚才门口那个保安说我很‘性感’,我不知道‘性感’是什么意思,只好朝他笑了笑,你知道吗?”我眨了眨眼睛,耸耸肩膀,径自走开,弄得她莫名其妙。每当我回到宿舍,总会发现我挂在门后或随手丢在床上的换下来的衣服都洗干净迭好了,摆在小柜子里,那当然是阿娇做的。这使我很过意不去,只要我记得,就会在衣服口袋里留下一些零钱,或几块硬币,但每次这些钱都一点不差地放在我床头柜上洗得发亮的烟灰缸里。我知道如果直接把钱塞给阿娇,她一定会很生气,甚至掉眼泪。有那么两次,我把一张五十元、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做贼似地偷偷塞到她口袋里。她没察觉,以为是自己的钱。我这才安下心。我的一位哥儿们私下告诉我,销售部陈经理——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在背后骂阿娇“破鞋”、“烂货”、“不知道给几个人睡过了”之类难听的话。我心里一沉,脸上不动声色。过了几天,陈经理在厂办大嚷大叫:“我昨晚上刚编好的客户清单,给谁拿走了?真他妈见鬼!”老总正好听见,从总经理办公室走出来,盯着他,脸色颇为怪异。我作出一副好心的样子走到陈经理桌前,热心地帮他找,满屋子地拉抽屉,开文件柜,最后从他座位边上的字纸篓里把那几张已经揉得皱巴巴的破纸翻出来。他如获至宝,满口称谢地接过来,摊开抚平,手心立刻沾上了一滩唾沫和浓痰。老总皱了皱眉头,把门一甩,往车间去了,把陈经理尴尬得坐不是,站不是,一个劲地诅咒天地。只有我在心里得意地暗笑。

  最烦跟家里人通电话,每次父母都要提我的婚事:“年纪大了,这样下去不行了,赶紧结婚吧。找到女朋友了吗?厂里面有条件好的吗?”要么就叫我一定要请个假回去相亲。我找这借口那借口,尽量搪塞。实在捱不住了,只好回去“相亲”。也许因为不情愿,也许因为我的偏见,那些女孩我一个都没看上,也许人家一样看不上我呢,这我就不晓得了。敷衍了事地跟对方“联系”几个来回,就断了。于是父母在电话里动不动哀声叹气,我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就更少了,总推说厂里的事情多,忙不过来。
  事情很忙,这倒是真的。老总动不动召集员工:“这个月的利润又下降了!你们再不好好干,到时候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去!去年厂里总共六十人,现在有七十几个了,赚的钱比去年还要少。人家清田公司的厂值才到我们公司一半,人员是我们公司的三分二,利润不比我们少。我们这么辛辛苦苦养活你们,你们有没有良心?要是再发现谁偷懒,浪费,多出废品,我们要狠狠罚款,罚得他一分钱工资都拿不到,叫他滚蛋!绝不手软……”我的名单排在销售部,除了接订单,还要额外负责生产安排和统计。厂里这方面的情况我清楚得很:废品率是老样子;工作量越来越大;订货其实比去年多了,只是因为附近同时上了几家同类的工厂,拼命杀价抢订单,逼得我们公司把单价压下来,所以利润增加得不多;但以我的估算,还是比去年赚得多。
  可就算是赚少了,又关我们什么事呢?
  不管跟陈经理出差到哪里,就算是一个破哩啦的乡镇,不叫鸡那才是怪事。有时在桑拿里面,有时在酒楼,有时在发廊,有时就在酒店里。他喜欢头发长的,我无所谓。他喜欢身材丰满的,我还是无所谓。常常,当陈经理去桑拿或呆在酒店里的时候,我就随便找个借口溜到街上,或者去泡网吧,或者用IC卡给以前的同学和朋友打个电话,问一问有没什么好工作、做生意的机会,或者随便聊些什么,估计时间差不多的时候才回到住处。虽然我也是五毒俱全,有时还能从麻将桌上赢到一两笔外块,厂里不少人因此讨厌我,但也有一帮兄弟看重我义气,爱跟我混。不过我只带他们打电子,打台球,下馆子,到街边大排档喝酒,满街乱逛,泡吧,上舞厅,有时卡拉OK,还有烧烤,总之花钱不能太多。大家的票子都不够,想要尽情地花,那是不可能的。
  一到月底,我的工资就花了个干净,跟厂里的大多数工人一样。爷爷在乡下要盖房子,我每月工资一到手,就先寄一些给父亲,让他寄去乡下。我问父亲:为什么乡下还要盖房子?为什么不把老人家接到城里来?他说:年纪大了,他们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每次接到城里来,都呆不住,几天就吵着要回去;乡下的老房子已经没法住了,你要是有空回去看看就知道。总之,我的家境以及我个人的境况跟陈经理没得比,只因为我在他手下,他常常拖我一起玩,一起吃喝,一起赌,一起嫖。当然,这样的场合,基本上是他来买单。
  陈经理四十开外,嘴上功夫了得,厂里一半的新客户都是他拉来的,所以深得老总的器重,大会小会上少不了以他为“模范职员”,夸他如何地尽职、能干、以厂为家。当公司里决定增加股本,扩大规模的时候,老总特地让陈经理入股,好拢住他的心。有一次将近月底,早晨刚上班,林会计把一份应收帐款明细表交到老总手上,老总从办公室里出来,叫陈经理:
  “裕星公司的两万块多货款是不是可以结清了?我记得他们老总答应这个月还完。”
  陈经理放下手头的《参考消息》:“哦,我正要跟您汇报一下裕星的情况呢。这个厂完蛋了。前个月起电话就没人接,他们的潘总现在不知道已经逃到哪里去。原来他们欠我们四万多,上回我去,磨了整整半天,总算被我拿到两万,潘总答应过两个月货款全清。不过到了前两个星期,他们公司的电话就取消了。昨天我出差回来,路上顺便拐去裕星,公司只剩下一个看门老头,连保安都全部解雇掉了。听说,裕星所有的财产都被银行没收,准备拍卖了抵偿贷款呢。”
  老总点了点头,转身对林会计说:你让陈经理写份报告,把裕星那笔帐销掉吧。
  我木然地望着陈经理。陈经理装作没看见,我知道他是装作没看见,又低下头看他的报纸去了。
  那次到裕星公司讨款,是我陪陈经理一道去。我清楚记得潘总给了三万,陈经理当场写了张收条给他。在回来的车上,他还跟我吹嘘:要是换个人来讨钱,能讨一万块回来我把头剁给他。
  下班的时候,陈经理叫住我,同时叫上了办公室里其它几个人,一块儿去喝酒。我没有推掉。酒桌上,除了照例要自吹自擂一番,陈经理特别地夸奖我,长达十分钟多:像小王这么好的员工,人又老实,做事又稳妥,老总应该经常给他加工资才对,你们说是不是?明天我要跟老总提这件事。要是老总不答应的话,我叫他从我的工资里扣三百块给小王!
  他狠狠拍了下桌子,拍得太重了些,差点把一个杯子打翻掉。
  是的。兴许他真的已经忘掉了就在这两个月里,有多少次他当着老板的面说我不好用,要另外派一个人到他手下来供他使唤。
  不过,到了十号领薪水那天,我的工资单上果然多了一百块钱,奖金也加了五十。我很烦躁,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喝着阿娇从乡下带来的家酿的米酒,坐在床头,望着窗外。不远处是一座小山头,一半已经光秃秃了。听附近的人说,一个大公司老板买下了这座山头,要盖一座庄园还是别墅。这些日子正在砍树,挖山,铺路。十点钟了。没再施工,没有砸石头的硿硿声和锤石头的叮叮声。一辆推土机和两部搅拌机停在那里。一盏高瓦数的白炽灯在山头亮着。后面一大片的黑影是一座看起来有两倍高的山,向北绵延。山上几乎没有路。据说早先有些工人曾经在假期里花了三个钟头时间翻过这座山,从那边的风景区大门出来。也许哪天我有劲了,或者烦闷透顶的时候,也会去爬一爬。至于现在,我提不起这个兴致。米酒的后劲很快上了头。我有点晕,但努力镇定着,一支烟接着一支烟。天上只有很淡很淡的几片云,和稀疏的三五粒星星。我在想我将来该怎么办?一直呆在这家工厂里?还是换一个厂?还是换座城市,换到哪个写字楼去上班?跟我那个小叔子合伙做服装生意,或者帮他跑业务,打下手?当然,都可以,只要干得来。工作我是已经习惯了,加班也习惯了。虽然挺烦人,但熬过去以后仍会习惯。还有呢?结婚?成家?父母自然会帮忙,会把他们的积蓄奉献出来。可是成家干嘛呢?我还没准备好。我玩惯了,浪荡惯了,独来独往惯了。我觉得我还没准备好。真的没准备好。
  前一段时间,厂里因为淡季,多放了几天假。我带上几个哥儿们回家玩了两天。饭桌上,父母从我一个哥们嘴里得知“阿恢在厂里有一个身材相貌都不错的女朋友”,事后盘问我。我说没这回事,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又问我“那个阿娇家里情况怎么样”。我说:“唉,乡下人,家在山里,她父母倒是老实人,不过穷得要死,什么世面都没见过。她家的房子可能比我们老家的还破烂,台风一来就摇啊摇。家里凑不够钱盖房子,只能提心吊胆地住。你们想我能娶她吗?别再提这事儿了。我跟她没有什么。”
  他们没再提了,只是告诫我“谈恋爱可以谈,结婚要慎重”。我的父母都从单位里提前内退,每月有退休金可拿,幸好是这样,要是等到今天才退,就由不得他们自己了,兴许就是下岗,拿不到几个子儿。虽然这样,要让儿子娶个乡下的媳妇儿,他们一定不甘心。他们帮我找来“相亲”的女孩子,有同个单位的,有朋友、同事和亲戚介绍的,但总之都是城里人,家境都在中等上下不远。
  米酒已经喝完了最后一杯。我把手伸到床底,又摸出一瓶,想想算了,不喝了。忽然想起傍晚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阿娇跟她班组的那个组长赵中益一起跑到不远处的白玉兰树下,赵中益先是绕着树转,采了几枚白玉兰花送到阿娇手里,接着,他又爬到树上,摘了十几朵抛给阿娇。我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只听见笑声,看见阿娇满脸兴奋的霞光。那一刻我突然感到心窝里酸溜溜的,很像是吃醋。这么说我爱上阿娇了?不然我怎么会吃醋呢?就像读书的时候,当别的男生跟莉莉搭话、开玩笑,我心里就满不是滋味儿的那种感觉。唉,那时候真好像爱得死去活来呢,虽然我从没跟莉莉表白过什么。哦,初恋,也是单恋。现在想起来,心里仍旧酸酸的,沮丧,不知怎么说好。
  还有许多事,和许多场景,一下子涌到眼前,好像才发生似的。我想起自己嘲笑阿娇“勤快”和“节俭”的说教,突然又想到我自己的父母,难道不是一样勤快,一样的节俭?当然,他们的境况好得多,至少从单位里分到一套不大不小的房子。可是,我母亲呢,她不是一直拖着那条半瘫痪的腿,硬是不肯上医院开刀,换一根骨头,只因为花不起那三万块钱的手术费吗?为什么他们那么“勤快”那么“节俭”,而家里还是那么穷呢?
  敲门声。原来是阿娇。她刚刚在楼下同宿舍里的人看完一部片子,上楼来找我聊天。我把凳子让给她,自己坐到床上,又指着我新租回来还摆在桌上的香港警匪片、搞笑片,说:都是新片子,你随便看吧。阿娇看了看我,那表情一定觉得我有点异样。其实没什么,至少我自己觉得。她把桌上的台灯拧高一点,瞅瞅我的脸:“你喝太多了。我不是跟你说少喝点吗?早知道我一次只给你一瓶。”
  “我只喝了一瓶。”
  她扫了一眼屋子:“嗯……那怎么脸喝得这么红?你赶紧去洗个澡,休息吧。我下楼去了,明天再来看。”
  “阿娇。”
  “嗯?有事吗?”她正要拉开门,这时又把门关上。
  “你就在这里看吧。我躺床上歇一歇。”
  她犹豫了一下:“好吧。”走过去把VCD机打开,又回来坐到床边的凳子上。
  我拉起她的手,把她拉到床上,亲了亲她的脸,我说“阿娇”。
  “嗯?怎么啦?”声音很小,几乎听不见。
  我解开她的衣服。
  阿娇没有说话。她的乳房丰满结实得令我惊讶,但她只是侧过头去。
  我没有进入她的身体。我听到她喃喃着“不要……结了婚才可以……我要把它留给我老公。”我只是擦着她的下体,但是,当她越来越厉害地呻吟的时候,我终于射在她身上,在她的小腹。

  我没有准备好。我不知道怎样才算是准备好了。这鸟地方,我呆得多么厌倦啊!而那个晚上发生的一切又多么叫我烦乱。我有可能娶阿娇当老婆吗?不可能。那我这样又算什么?每一天我都觉得自己死得差不多了,每一天我又感到这剩下的自己又多死了一点点。每一天我都在下决心:走吧。可是……我还没准备好……要到什么地步才叫准备好了呢?
  中午一点半,我刚从附近的一家公司送货回来,就被老总叫到总经理室。
  “傍晚七点以前一定要赶回来,这批材料急着要用。我已经先替你从出纳那里领了三万现金,等你买完货回来再去财务科办手续。你马上走。公司的车正在装货,半个钟头以后就要送去福琳公司。你可以坐到大桥下车,然后打的到小郑那里,把钱给他。我已经跟他联系好了,他一拿到钱就把货发给我们。”
  我把三大迭钞票稍微点了点,塞进公文包里,直奔宿舍楼。扫了眼我的房间,好像没什么要带的:一点点钱,银行卡,电话卡,证件,再随便拿两件衣服。下楼,正好碰上阿娇。今天她上晚班,这会儿在楼道口的水池边上洗衣服。我招呼她上楼,到我房间里:
  “我要走了。你看看这里有什么值钱的,电视,VCD机,你用得着的东西,统统拿去。”
  “你辞职啦?为什么不做下去啊?现在工作很不好找的。”
  我没吭声。
  “你不走不行吗?”她几乎哭了出来,声音像在哀求。
  我拍拍她的肩头,笑了笑,走了。

  我在大桥下车,等公司的车一开走,随即拦住一辆往广东方向的大巴。我坐到最后一排靠窗的位子上,望着车窗外。什么也看不见。我几乎回想不起自己在哪一刻下定了要走的决心,也几乎不能相信自己变成了现在这样子,走到这一步。这感觉,跟做梦没什么两样。
  过了会儿,我才想起要把手机关上。
  其实,公司还是发现了我的行踪,虽然没人猜得出为什么我要往广东去。这是后来打阿衷电话时他告诉我的。他说,公司派人到电信局,查了我当天的手机呼出记录,证实我经过潮州、中山、珠海……的时候曾经打过电话。我的电话是打给阿衷,天祥,还有阿娇的。那时我奇怪着阿娇怎么不接我的电话。后来才知道——这是阿衷告诉我的——阿娇一直病着,昏睡到第二天。阿衷还说:公司已经通知了我家里,明天我父亲就会到厂里来一趟;陈经理一会儿大骂我“发癫了”,“这没良心的家伙”,“白白培养了他”,“才给他加的工资,好心没好报”,一会儿又奇怪着“以前王恢经手过八万十万现金,都没出过事,这次才三万块,就卷跑了。真是鬼迷了心窍!”甚至还公开猜测:这家伙一定是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畏罪潜逃啦?
  我还在路上。我打了几个电话,给一个自称罗先生的,那是我有一次在中巴车上遇到的邻座,他跟我聊了半个多钟头。我中途下车时,他留了张名片给我,说他可以帮任何人偷渡到香港去,澳门也行:“当然啦,香港比澳门好。”
  我在深圳的关外见到他。他收了我三百块钱,给我做了个边防证,带我进深圳。然后把我安排在离罗湖海关不远的一个简陋的招待所里,预收了我六千块现金,警告我,以及另外几个跟我一样想要去香港淘金的蠢驴:“记住,不要出门!把我给你们的牌子和证件带在身上。今天下午随时会有人过来带你们走。到了香港,你们再交齐剩下的四千块钱。”
  我们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我打了无数电话给那个姓罗的,每次都是“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走在罗湖的人行天桥上,在冷风里,阳光下。看到许多衣着光鲜的美女,来来去去,我心里突然悲伤得想哭出来;看到每个垃圾筒都被乞丐翻开。他们把丢在里面没吃完的快餐盒掏出来,贪婪地吃着。我想到我的父母,浑身打个冷战,有时想到阿衷,天祥,还有阿娇……我拒绝再想,不敢再想下去了。
  我还在路上。噩梦刚开始,看起来又永无尽头。也许,他们已经在通缉我了。


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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