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 ⊙ 写作与拯救

       

     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语言论和传统论的混乱与贫乏

◎吴季



语言论和传统论的混乱与贫乏
——对李商雨同志的批评


用心写诗?用脑写诗?

  我一般地同意“诗应该用‘心’来写”,但要稍微审慎地对待“‘不应该’用头脑来写”。或者还可以这样表述吧:对那些写得机智而又空洞无物(无情)的诗,我有时保留,有时很反感。但人的大脑不只控制着意识和智力,而且控制着情感,没有大脑神经元,则甚至不能控制性欲乃至达到较动物为高的满足。“诗歌的主要特性不是引发而是激发(情感)”,我认为艾吕雅的这句话是颇有启发性的。当然,它就更不只是一己情感的单纯追随和描摹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没有情人的情诗”仍然可以写得完美深刻和感人。诗人可以通过自己的理解力和想像力做到这一点。
  所以,把用脑写诗仅仅归为机智时,很可能是片面了。唉,我甚至看到许多用“脑”把诗刻意写得“质朴”和“笨拙”的诗人。至于持反对意见的“快感”论者,我想就更片面了,仿佛快感只有一种,而且只能是最初级最肤浅的一种,甚至我还晓得,有的人的快感是要排斥“脑”的:诗只应追求快感,所以不要有思想,不必有感情,而这快感,有时被认为是语言的快感,有时又被说成渲泄的快感。
  另外,“思想”常常被说成只是“观念”,不是现在时,正在诞生、形成和变化中,也不是跟情感和语言交融一体的,而是完成时,既有的、不动的、甚至居高临下的指令。


继续:关于思想及时代,以北岛为例

  商雨兄自己也有这个误解,比如,表现在对北岛诗歌的批评上。“北岛‘多以正义、人性、美、自由、连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来构建他的象征体系。’”(陈仲义)商雨兄以为:“这正是北岛在后来,即90年代,写作难以为继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北岛诗歌致命的硬伤。”因为这样的写作只能是在诗人自己的强迫之下,以——商雨兄下意识地认为是短暂的——“那个时代”为背景,与之发生关系。时代短暂,所以那样的写作方式自然不能持久。要想走上通衢大道,就得把写作置诸“大的语言背景和普遍的生存背景”。这样的理解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不要说像早年北岛那样自觉地在诗中表现“正义、人性、美、自由、连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就连声称“诗歌和意义无关”的非非主义,在接下来的“那个时代”都有其意义,甚至有所承担的(以“无意义”反抗对意义的强加。不过,到今天,这同样一种“无意义论”的作用已经不同了,它的根基已经变了)。商雨兄这样说,等于否认那些品质有其“自然而然”的性质,而断言它是北岛对(自己的)诗歌的强迫。其实,在早年,北岛的艺术观点却是力倡诗歌和政治分开的:诗歌与政治无关(参看李欧梵为北岛诗集《在天涯》所写的序)。这种分离远在八九事件令知识分子震骇、无法理解并最终“失语”以前。事实上北岛早期的部分“政治”诗是他最有份量的作品。到他“自觉”地与政治分离之后,才显露出他在写作才能上的不足:想像力的平庸。即使早期,从《北岛诗选》看,只要他越是“纯艺术”,越是把力量用“正”了,社会(或“人性、正义”之类)激情没有充分调动起来,融入诗中,他的诗就越平淡,越平庸,有时简直可以说是乱写。他的“致命的硬伤”不在政治,在别处。
  更要命的是,商雨兄荒唐地认定:北岛不仅太在乎他的时代,而且——天哪!天哪!——“他居然出国了,他更深地把自己跟时代搅和到一起了,这行为导致了他先天营养不足的痼疾的加重。”以至于几乎失语!把道理推衍下去:留在国内的诗人们则可以从容地或自觉地把自己跟时代分开?不过,这推衍出来的道理真有几分正确的。
  商雨兄正如一切以文章为千古事的诗人一样,最怕的是一旦跟紧了时代,则时代变迁之后,“其诗歌的有效性必将受到无情的质疑”。可是,把“时代”仅仅当成负面因素又说不过去,于是只好不情愿地——只在某一处——稍作调和:“少有几人能够深入时代而同时又从容跳出时代局限的。”
  好吧,姑且对这种担忧表示理解。但在这理解的范畴内我想继续提一个问题:“时代变迁”了吗?依商雨兄所言,似乎并不。他是这样“解释一下‘时代’”的:“北岛所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是被两次灾难性的‘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涤荡’过的面目全非的中国,是被蹂躏了的中国,也是暴乱的中国。可悲的是,几代人已经过去了,也没有几人能看清楚这种灾难会延续到什么时候。这种灾难,今天继续加在我们这代人的头上,今后,它还继续影响下一代,下下一代。”
  照此而言,时代变迁过两次。潜台词:第一次变迁以前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中国才算“面目全是”的中国,纯粹的中国,本来的中国,从未被蹂躏也从没有过暴乱的中国。五四运动把这个纯洁如理想国的中国蹂躏了一次,文化大革命再蹂躏一次(能够相提并论的吗?!)。再细究下去: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通商口岸和关税协定、甲午海战……没有“变迁”中国,辛亥革命没有“变迁”中国(因为语言比政治重要,文化比人重要,批判的武器的罪过大于武器的批判)。现在,我们——天哪!天哪!——该怎么找回那个真正的中国呢?!
  知识分子本位扩展为文化本位,文化本位通过把中国变成“文化中国”,从而据中国为己有,据文化为己有。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听见《共产党宣言》的痛心疾首的呼声:“这难道是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够理解的吗?”
  好吧,再退一步,退回作者的立论:五四和文革之后,只剩下灾难,这灾难强加在我们头上,并将延续到不知什么时候,不知哪一代。
  这就是说:(文革之后,北岛至今)时代根本就没有变喽。既未变迁,何以北岛竟能够因为陷入时代泥潭而失语?他的跟时代“搅和在一起”之作怎么就要面临,哦不,就已经面临按作者的定义应该在“一旦时代变迁”之后才“必将”发生的对其“诗歌的有效性”的“无情的质疑”呢?而“被北岛单纯地局限于他的时代”的“所谓的‘时代、正义、自由、美、……”’按理在至少可以延续到“下下一代”而不变的这个时代里应该仍然不会过时才对嘛。
  “袁大头”的反面:既然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看见“北岛诗歌‘失效’的覆辙”,那就只能证明:时代是真的变迁了!二者居一,非此即彼。
  重要的是,作者如此文人气地断定:北岛用“正义、人性、自由、美……”来……建构……象征体系(所谓“90年代北岛的写作……这种崩溃”我们就不说了)。错了,根本就不是什么“象征体系”的问题!是内容、角度、情感、血肉和要求。即使现在看来,北岛早期最好的那些诗仍然是现代的语言,现代的手法,现代的意识,是直接的政治、自由、(新)道德、(新)人性的诉求。北岛的悲剧是相反意义上的悲剧:一个越来越自觉地把艺术与时代脱离从而变得越来越贫血的悲剧。白洋淀“诗派”以及其他许许多多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识分子,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和文学,也是中国当代最早和最重要的新“启蒙”力量之一。他们中的大部分,就和八十年代的新一批知识分子一样,对时代的矛盾所集中的政治或在政治的强大阴影笼罩下的时代,有着颇为矛盾的态度。他们扩大文学疆域的努力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对警惕的、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来说,任何突破都可能包含危险的种子,所以不论他们如何地远离时代与政治,仍然要受到压制。这使他们不可能对时代视而不见,但是他们力图在文学中自划一个疆域,并超然于时代:强烈的、普遍的人道主义色彩渐渐让位于精英主义。在文学上,则表现为侵蚀和扭曲整整三代诗人的“大师情结”。不是说他的批判意识不存在了,不是的,而是,他使之停留在意识层面上,而不去调动自己的无意识和全身心的激情,结果,他的诗歌只能在“艺术内部”幻象中和语言层面滑行。


解救之道:(民族)语言?词源学?

  除此之外,商雨兄仅仅把诗(诗人)与“汉语言”联在一起,于是问: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词汇的形成多与古代文化、习俗等发生关系,可是我们的“正义、人性、美……”是从哪里来的?
  多么奇怪啊!(汉)语言有其源头,跟古代(!)文化、习俗发生关系,而“正义、人性、美”却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跟“古代文化、习俗”毫无关系,跟下文中令商雨兄感动莫名的“文之道”、世界观毫无关系!!!更进一步地,商雨兄感慨道:“我难以想象,如果不研究词源学,怎么样才能成就一个大的诗人;研究词源学,如果对古代文化是一个门外汉,又怎么可能研究的了?!”
  但这是荒诞的问题。也许可以用马克思反驳历史学派的一段话来回答:历史学派如此沉迷于对起源的兴趣,以至要求我们沿着河的源头而不是沿着河流本身航行(非原文,凭记忆概述)。但是,即便只从“常识”和经验,以至最简单的逻辑来判断,我们可以问:是不是所有的“大的诗人”都必定是词源学专家,并且一定精通古代文化?任谁都可以大声说一句:No!
  商雨兄只知道语言有其“源头”,而不知语言同时也是约定俗成,语言就是“现在”,就是变化中的并且在进一步变化的语言,就是当代正在使用的活的口语和书面语,这实在是很可悲的。
  插一句关于小引的批评。小引认为商雨兄的文章里有“艺术进化论”成份,从上可知,这是极大的误解。商雨兄如此热衷于回溯源头,怎么可能是艺术进化论者呢。的确如小美所说,这是因为小引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结果就容易把此外的所有的论点都当成一律的、相同或相近的,管他是弗罗伊德还是马克思还是艺术进化论。小美辩称:“把作品推给时间,不等于就是机械的进化论”,当然。至于小引坚持作品与诗人及其人格分开,那是另一个很大的问题了。要争论这个,只能另起炉灶。
  兹继续——
  很难理解商雨兄这样的感觉:“在我的视野中,几乎所有当代的诗人,在语言方面基本上还都没过关”。我还从未看到有如商雨兄这般苛求“语言”,把语言当作如此之高的圣物,抱着如此可怕的洁癖的批评者。但是“语言过关”的问题却不是商雨兄的独创,我在其他诗人,尤其是上半辈诗人主要是六十年代出生的“现代”诗人中听得不少了。到头来,你永远不知道所谓语言是什么样的,或如何使用语言才算是“过关”,怎么过关,尺度或界限在哪里,过了关又如何?


解救之道:传统?

  商雨兄是强调思想,强调传统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思想,而在于什么样的思想,思想的内容以及思想的状态;也不在于要不要传统,传统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内化于一切人,一个对任何传统一无所知一无所感的人就不是文明人,也就不可能继承和创造文明。但思想包涵着各种方面,各种相互对抗或补充的成份,传统也不是铁板一块的统一体,而是同样包涵着不同元素、潮流和对抗成分。始终停留在“要有思想”、“尊重和继承传统”的表层争论上,那只比什么都没说好一点点。甚至,可能与商雨兄所认为的北岛相反,“他”要局限于臆想的传统,陷入传统的泥潭。
  当然,“没有人会怀疑《关雎》的‘中国性’”,但我怀疑“野鸭”的“中国性”,也怀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象征意味,怀疑它对应着“后妃之德”!有了“后妃(之德)”的时代的秩序不能等同于还没有过后妃这回事的(更)“远古时代令人心神安宁的秩序”。而我们尤其要警惕、怀疑和批判在后来的中国式封建统治稳固之后对诗经时代的文学所强加的伦理化的解释。赵翼曾经这样批判那些动辄声称杜甫诗“每饭不忘君恩”的探幽索隐式阅读,说道写诗“岂必有为而作耶!”意思是:难道一定要因为什么事什么想法希望达到什么重大目的才(有意识地)去写诗吗?杜甫自己就有“排闷强裁诗”之句:忧闷或烦闷之时,不妨以诗消遣。《关雎》是“风人之旨”,《风》是诗经中最民歌化的部分。我们从后来的以及当代的民歌中有理由猜测一点:这些诗只是有感而发,同时,它积累了一定的套式。诗之前两句往往只是个“引子”,就像“君不见”或“噫吁嘻”一样,只不过它由物、由景起兴,而不是用感叹或套语起兴而已。而且起兴之物、之景往往只在氛围上跟诗中咏叹的内容相激发,相谐调,最多只是设定一个情境,而不必一定具有象征意味,不必直接与后面的诗句在内容和意义上相关。
  此外,《关雎》也许合乎“秩序”,算得“温柔敦厚的静谧之音”,但是诗经里同样有“为王前驱”的杀伐之声,有战争的记录。不能一厢情愿,以偏盖全,此不可不察也。

  当代诗人对传统的追溯赞美,设定一个封闭的传统的企图,其非历史、反历史、反逻辑特征实在是一个剧变的历史时代的悖论。我们的作者汲汲于早“已经确立”的“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中国诗……的法度”,声称它在近百年来被打乱,而造成诗歌无法度,也没有找到新法度。“今天诗歌之乱,盖源于此。”还有比这更迂夫子的观点吗?
  中国传统的诗歌卫道士们绝大部分从不忽视诗歌的“法度”,不忘复古崇古。但是诗歌仍然有盛有衰,而且每一次兴起,即便是较小的衰变和兴起,都是和一定时代的社会变动、甚至同社会“暴乱”紧密相关的。我不同意把宋朝以后的诗歌视为无物,或完全的无关紧要,但不可否认总体上“古诗”和“近体诗”都处于衰弱中。诗歌之摆脱陈腔滥调有赖于全新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换言之,有赖于社会阶级的变动,进而言之,有赖于新阶级和阶层的兴起,而且往往是新上层阶级的兴起。
  问题在于,“法度”、“传统”被当成静止的圣物,而对“法度”和“传统”的理解和追求却是动态的,是一种很现实的精神意向、选择和努力。如果这样的追求多少呈现出生命力,那么,它就取决于这种现实的意向、努力,取决于表面的虚假意识之中的现实内容。它当然可以从传统中吸收营养,接受启迪,但重要的是它创造出来的“新”的东西:新的世界观,新的思想,新的态度,新的感发方式、表现方式和内容。如果说,商雨兄把当代“诗歌之乱”的原因归之于两次蹂躏,那么,我认为应当看到另外一面:诗歌的新的可能性将只能建筑在这变化了的现实(或曰变迁了的时代)之上。它完全可以是一个契机而不只是障碍。
  必须纠正这一点。不论我们仔细地聆听诗经,还是“仔细聆听《古诗十九首》发出的声音”,不要被“那种地老天荒的神秘声音”迷惑了。马克思老早就告诉我们——对艺术家,文学史研究者和文学批评者都一样——希腊神话只能在人类的那个阶段那个时代产生,不可能重演。我们对它们——包括诗经和古诗十九首——的欣赏包涵着人类对自身成长的历程的回顾。它们当然是后来者的艺术的营养,但它们的永久魅力并不是建立在它被遵循及可以复现的基础上,而是相反,是因为它永远地过去了。

  我同样“鄙视现在一些人写的所谓的语言诗”,但在“原因”的理解上有所不同。原子化的“个人主义”是当代商品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但“人性”却未必是“个人性”。人性是历史形成的,不为“个人”独有,而是集体或群体性的。“语言诗”也不能跟“单单表现个人,动辄以人性的名义来讨伐他人和自我辩护者写的诗”等同。很难理解为什么把“人性”和“民族”分开。同样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作者如此地警惕“时代”却又一点不加批判地接纳“民族”。按照作者生硬的思路,时代短暂,所以跟时代联系得太紧的诗一俟时代变迁就要失去有效性。但民族呢?难道我们不能说,掉进民族泥淖的诗一跨出民族就失去有效性吗?何以民族的象征“一边是自然,一边是精神”,而时代就一定不然呢?何以把握民族象征的力量(天赋)在“时代”方面就不适用了呢?“不仅仅属于个人(的意象)”、“准确”、“自然而然地生成”……这些难道只能是诉诸民族、民族语言、古代中国(包括“道德、哲学、宗教、伦理”)……之后才能获得的品质,而根本不适用于诉诸“时代”?这从逻辑上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论述“口语”的部分

  “口语必须为那种象征体系服务”我认为大可商榷。小引认为这是“虚妄的马克思式的,或者弗洛伊德式的思维模式”,我的意见相反,它是先验的、唯心的。小美同志之不同意小引,乃是理所当然的。
  再插一段。这牵涉到商雨兄对波德莱尔的特点的归纳:以恶抗恶,化丑为美;深刻的思想;他的背景——伟大的民族,法兰西母语和法兰西文化;不是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对应物,而是反过来,如何从万物(即“自然”)那里找到合适的对应思想(这正是事情出人意料的地方)。
  我先前说过,不能把思想或传统看成铁板一块。同样,民族和民族文化亦然。否则,这位现代文学草创者,“伟大的”法兰西诗人在世时也不会受到“法兰西人”那么大的抨击了。作者还谈到叶芝如何“在自己民族神话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诗歌体系,为什么必须苦苦寻找自己所置身民族的那种永恒的精神。”但是,从逻辑上可以这样说,即使商雨兄还能举出十个百个大诗人来,都不能证实象征之为诗歌的最高追求。因为显然有对此不以为然的大诗人。而且,叶芝是深深地介入了爱尔兰独立运动的,这当然也是商雨兄不情愿地作出“少有几人能够深入时代而同时又从容跳出时代局限”这样的调和的原因。

  作者认为“浅近、直白的当代口语是诗歌语言的惟一出路”,我想,“唯一出路”很难说,但“被加工过的,加工到不着加工痕迹,浑然天成的”、“浅近、直白的口语”我是欣赏和认同的。对口语变成口水或白开水的批评我也认同。幽默感是好东西,但不是非有不可,这没错。“偶然加入一些近古的文言词”也无可非议。不过,这些我都不认为有什么独到之处。如果另一位作者强调适当地或大量地吸收口语的书面语,我也会一样认同的。

2004.12.9




关于李商雨的帖子引发的讨论,请大家继续:)

-----------------------------------------------------------------
我所说的中国诗

作者/李商雨

当我说到,诗应该用心来写,不应该用头脑来写,我的意思是说,诗不应该写得太机智了,是否可以笨拙,或者说质朴一些?肯定有人会心怀不快,出来反对我,以为这样的写作就失去了“快感”(当然还有其它的种种理由,这里不拟列举)。我也赞同诗应该用血来写的说法,可是我现在还没有这般痛彻心肺,对此说,我暂且保留一份敬畏。在这篇文字里,我要表达的,是在我心里最近才变得明晰一点的想法——我想构建民族、民族语言的象征体系。这样说好像太大了些,“民族”、“民族语言的”、“象征体系”,这些词都很吓人,可是我现在暂且还找不到可以更有效地替代它们的词语。我敢说,肯定有很多人从自己的诗歌观念出发,认为我在胡说八道。而且,在这个年代来思考这个问题,对我的一些朋友而言,他们或许觉得我很不合时宜。其实,我也仅仅说说我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是我内省过的,是自我清算过的,而我是严肃、真诚的,我不想胡说八道。

一、草创时期的两位诗人

在最近一次谈到北岛时,我发现一个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北岛诗歌的确与波德莱尔有某种相通的地方,如陈仲义所言,北岛诗歌意象里吸收了对波德莱尔“对应体系”的深刻理解,但是,北岛“多以正义、人性、美、自由、连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来构建他的象征体系。”我认为,这正是北岛在后来,即90年代,写作难以为继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北岛诗歌致命的硬伤。所谓“正义、人性、美、自由、连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其实是多以那个时代为背景,也即,他并没有把自己的写作放在一个大的语言背景和普遍的生存背景中去,而是强迫诗歌与时代发生关系。对于一个中国人,或一个汉语诗人而言,这种做法其实与汉语言是相左的。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考察,汉语词汇的形成多与古代文化、习俗等发生关系,可是我们的“正义、人性、美……”是从哪里来的?北岛的力量用偏了,因为使用当代汉语写作,不应在这上面做功课(当然,我的意思也不是说不要这些东西了,因为在我的视野中,几乎所有当代的诗人,在语言方面基本上还都没过关)。
我难以想象,如果不研究词源学,怎么样才能成就一个大的诗人;研究词源学,如果对古代文化是一个门外汉,又怎么可能研究的了?!当下,写诗的人对“文化”一词敏感极了,我想,其实不必,因为那也太庸人自扰。我说的古代文化,大体上包括这些:道德、哲学、伦理、宗教。从前看《文心雕龙》,不懂得刘勰为什么要在书的开始,即“文之枢纽”五篇,列“原道”为第一。当我终于明白了刘勰的意思时,我感动极了。按照我的理解,刘勰在讨论为文之道前,他先谈论了世界观问题。世界观问题没有解决,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就意味着诗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注定他的写作不会走得太远。金圣叹曾说,刘勰这些文字是装点门面,我以为,金圣叹是一个诗的盲者。
有机会,我想专门讨论世界观问题,以我的心思看,它实在太重要了。我们跨越世界观去理解诗,这是我们为什么总是喋喋不休争吵的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写不好诗的原因。现实情况是,在我们去认识诗时,我们往往错误地先从诗本身出发,心里有个诗的抽象概念,然后再自欺欺人地培养所谓“纯诗”的趣味。而就诗言,它最初并不是从诗本身出发的,因为我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是诗,而且在弄清楚“什么是诗”这个问题之前,恐怕人类也已经不在了。从诗本身出发,或“纯诗”之类的言论,不仅应该警惕,也应该被背弃。谁口口声声讨论诗,并以诗的名义欺压别人,谁就是诗的敌人。比如有人说,诗,是绝不自然的,他的理由就是以诗的名义,一切从诗出发。我以为,这太荒谬了,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陷入到了两难的境地。也许,解决这个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人的悟性和禀赋,这个问题暂且不再多言,让我们将话题回到开始部分。
北岛诗的问题,在于他太在乎他的那个时代,以致于他忽略了他本应注意的,和时代同样重要的事物,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致命之处。我不拟对北岛蓄意指摘或赞美,我以为,北岛倘若要在他自身的基础上实现对他的诗歌的自我超越,他必须回到传统中去——“传统”,我无法避而不谈的事物,这是我的诗歌的关键词。我是一个热衷于谈论传统的人,不愿意从所谓后现代出发,认为“传统”乃是诗歌的陷阱——如果北岛完成了这种转变的话,今天我就难以想象该用什么言辞来谈他。但他没有,他居然出国了,他更深地把自己跟时代搅和到一起了,这行为导致了他先天营养不足的痼疾的加重。有目共睹,在后来的北岛那里,他几乎处于失语状态。
此刻,另一位诗人正在悄悄成长,并用了不到10年时间迅速完成了北岛所没有完成的工作。我知道,当我说到杨键,我应该去掉我心中的激动,平静地去说这位诗人,他在我们今天这个共时性的时代片段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当我们历时性地打量他时,他在汉语诗史和当代汉语诗史中所处的位置。正由于种种偏狭的见解、庸俗的观念、功利主义的诗歌行为,以及由于愚昧、无知所导致的狂妄和自负,使得“当代”变成“泥沙俱下”和“鱼目混珠”的代名词。杨键身处其中,其隐士般的深居简出和默默无言的写作,让他在这个时代退到了诗歌的边缘地带,今天,能够理解杨键的诗人,加起来也仅能以个位数计。与北岛相比,杨键就没有那么显赫了,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诗人,写下了当代汉语诗歌草创时期最最辉煌而有力的一笔——而历史,也将铭记《暮晚》的出版。
我说的“草创”一词,是相对于古代诗歌而言的,当代汉语诗歌的百年,相比古代,实无建树,惟杨一人,继往开来。“草创时期”的看法,表明汉语诗歌是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而百年诗歌仅是这条大河的一个大的转折(不是改道)——我坚信,我是正确的,不但过去、现在,今后也如此——在这个转折所形成的令人迷惑的旋涡里,只有杨键是最坚定的。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杜甫说给那些对“四杰”诗歌说三道四的人听的,每当我想批评别人时,我就会想起这两句诗,心中不免战栗。可是在自我反省后,我还是谨慎地说出我所认识的北岛,他的诗歌有着它的致命伤,这已是宿命,不可改变。同时,我也想把这两句诗送给那些轻易就去批评、否定别人的人,比如诽谤杨键诗歌的人。

二、“兴”,诗的法度

在比较北岛和波德莱尔的关系时,人们已经作了二者在象征体系上的区别。陈仲义说的波德莱尔“致力于‘我发现从恶中抽出美来更有趣,更愉快’的‘以恶抗恶’‘化丑为美’”,但是,波德莱尔的“以恶抗恶”、“化丑为美”有其源远流长的背景。按照我的理解,其背景乃是源自古代的法兰西文化——诸如道德、哲学、宗教、伦理等——虽然表面看来,波德莱尔是一位现代诗人,但其骨子里却是属于法兰西民族的,我认为这一点没有必要争论。可以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波德莱尔拿什么样的眼光来审视他的巴黎,他的法国,来爱它、批判它?波德莱尔又如何从“恶”中抽身,“以恶抗恶”、“化丑为美”?他的根源,他的背景,其实是他的法兰西母语和法兰西文化。一般的诗人,可以没有思想,优秀的诗人,必定有自己的思想,杰出的诗人,有着深刻的思想,而伟大的诗人,同时也必定是一位哲学家或思想家,波德莱尔就是这样一位诗人——伟大的诗人。他的思想来自于他的伟大的民族,他在建立自己的“对应理论”时,他要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不是为自己的思想寻找对应物,而是反过来,如何从万物(即“自然”)那里找到合适的对应思想(这正是事情出人意料的地方)。在《应和》一诗中,他说:

“自然是座庙宇,那里活的柱子
有时说出了模模糊糊的声音;
人从那里过,穿越象征的森林,
森林用熟识的目光将他注视。”(郭宏安 译)

“象征的森林”指的是“自然”,而“森林用熟悉的目光将他注视”表明人是有思想的,或“森林”对应于人的思想、精神。波德莱尔为西方诗歌确立了象征主义的法度,这种法度几经周折,到了中国的时候,一些学院派诗人竟把诗歌做得那么僵硬,恐怕连波德莱尔也始料不及,实在是败坏了“大师”的声誉。
如果仔细考察,会发现,波德莱尔诗中,那种与万物(“自然”)相对应的,其实是纯粹西方式的,或者是西方人的,即除了波德莱尔个人的之外,还有他民族的部分,二者不是非此即彼或彼此孤立,而是妙合无垠的。波德莱尔依凭天才将他民族的精神熔铸于诗中,为他的“自然”找到对应之物。这时,“自然”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即便使波德莱尔身处中国或日本来写作,他也能写出他民族的诗歌来。
在这个意义上,反观北岛,他诗中的那种“自然”的对应物,所谓的“时代、正义、自由、美、……”,被北岛单纯地局限于他的时代,从而陷入了时代的泥潭。其实,不单北岛一人,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时代”对于他们而言,都成了局限,即使在当下的写作中,我也看到,少有几人能够深入时代而同时又从容跳出时代局限的。从这个视角看,北岛没有办法和波德莱尔相比,二者甚至无法相提并论。关于这一点,我还必须解释一下“时代”。北岛所生活和写作的年代,是被两次灾难性的“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涤荡”过的面目全非的中国,是被蹂躏了的中国,也是暴乱的中国。可悲的是,几代人已经过去了,也没有几人能看清楚这种灾难会延续到什么时候。这种灾难,今天继续加在我们这代人的头上,今后,它还继续影响下一代,下下一代。在北岛的当时,诗人里面,似乎也没有人知道什么叫中国。即使现在,有些人在大谈“中国性”的同时,竟然把这种尚未恢复秩序的、被蹂躏的、暴乱中的国度称为“中国”,说这就是“中国性”,我以为此论完全不能立住脚跟。而且,可以预言,持这种看法的人,其写作将延续北岛诗歌“失效”的覆辙,一旦时代变迁,其诗歌的有效性必将受到无情的质疑。北岛用“正义、人性、自由、美……”来与自己诗歌中的万物对应,他建构的这种象征体系注定要在顷刻之间崩溃,90年代北岛的写作就是这种崩溃的明证。
就此,也可以理解另一位诗人,叶芝,为什么要在自己民族神话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诗歌体系,为什么必须苦苦寻找自己所置身民族的那种永恒的精神。如果说波德莱尔是自发的,那么叶芝显然就是自觉的。叶芝所做的工作,对我们当代民族诗歌的创立,富有启发意义,而且,这种启发性显然不言自明。杨键试图在这个方向上完成他的民族诗歌,同时,他的诗表明,虽然他在民族的这个方向上走得很远,但他从来都没有忘记他所置身的“当代”。就此,他坚定的身影也理应得到我们的尊重。杨键有这样一首诗《在浮世》:

野鸭子在半空
沙哑,单调地叫着
“啊,啊”
多么像我们,
虽然面部安详地走着和坐着,
但心里总有一种
隐约的凶兆,
朦胧的恐怖……

在这里,“野鸭子”作为自然之物,它对应的精神显然是彻底的中国式的,从而,“野鸭子”就具备了“中国性”。这,应该就是我所说的汉语诗歌。在杨键诗歌中,此类意象大量生成,成为一个恒久的象征体系,而且,相对于北岛那个体系而言,这个体系并不是轻易或在短时间内就能被催垮的,而目前,我还很难想象它究竟会在什么时代崩溃。杨键的诗歌,也鼓舞了我建构民族、民族语言的象征体系的想法,这是我的梦想,我把这种梦想的民族诗歌叫做“中国诗”,因此,这是我的中国诗的梦想。我想,它是可能的,如果我不能做得更好,相信后来人肯定能做得更好,因为我们的方向是对的。
波德莱尔的“对应体系”虽然伟大,但也不是说,它是诗歌惟一的法门。然而,波德莱尔帮助我们唤醒了“精神”与“自然”的伟大对应,对于当代的诗人而言,这也应该是汉语诗歌的法度。这法度,在中国,至少春秋时期就确立了。孔子说“诗可以兴”,“兴”就是后来波德莱尔说的象征,但比“象征”更神秘、更妙不可言。在《诗经》中,这种对应比比皆是,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就是对应,谓“关雎”言后妃之德也,以“后妃之德”对应“关雎”,即是象征。我想,没有人会怀疑《关雎》的“中国性”,因为这种对应着的,作者用关雎,去追思远古时代令人心神安宁的秩序,这温柔敦厚的静谧之音,开启了汉语诗歌的源头。
“兴”的传统在中国逐步形成的过程,也是其逐步演变的过程。在今天,当代诗歌仍然可以赋予其新的内涵——象征主义的内涵。这是因为我们是站在当代回望过去的,我们民族诗歌的传统理应和古代人眼中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晰、明了一些。对比西方象征主义诗歌,以“兴”为主要表达手段的中国诗歌,比波德莱尔之前的西方诗歌,更加接近诗歌的原意。如果说波德莱尔为西方诗确立了新的法度,那么,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在经过反省之后,重新认识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中国诗,那个时候,中国的诗的法度就已经确立了,而近百年来,这种法度被打乱,直到今天,也没有人找到一个新的法度。今天诗歌之乱,盖源于此。
至此,可以说,“兴”,乃是诗的法度。在所有类型的诗中,象征型的诗,是所有诗的类型中级别最高的,因为它可以直接和心、和人发生关系。
我鄙视现在一些人写的所谓的语言诗,原因在于此;我看轻那些单单表现个人,动辄以人性的名义来讨伐他人和自我辩护者写的诗,原因也在于此。而我要找的,是那种属于我的民族的象征,一边是自然,一边是精神,尤其是后者。我知道,这需要力量,这力量就叫天赋。我常常想,那些属于民族的、民族语言的,而不仅仅属于个人的意象,是如何生成的?为什么在诗中,那些意象会准确、自然而然地生成?——“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我以为,这就是要寻找我的民族、民族语言的源流的理由。我说的源流,是古代中国的,它主要指的是道德、哲学、宗教、伦理。“兴”为我们找到当代生活中民族的对应物,而新诗歌的生成也应在于此。

三、口语的、口语的!

我最后要说的一点想法是关于诗歌语言的问题。
我认为,浅近、直白的当代口语是诗歌语言的惟一出路,但我不希望我被别人误读,被庸人误解。这“口语”,在概念说,其内涵和外延均和当下某些民间人士说的“口语”不尽相同。我说的口语,指的是那些必须被加工过的,加工到不着加工痕迹,浑然天成的口语,李白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它不一定必须要有幽默感。说诗歌中的口语必须有幽默感,是没有道理的。诗必须要写得有智慧,但不一定必须要写得机智,所以,诗歌不需要“好玩”。
从符号学的道理看,诗歌中会出现一些词汇,它们可能未必完全的当代口语,然而在当代明白晓畅的口语流中,偶然加入一些近古的文言词,也许有助于增加诗本身的时间感,会唤起悠远的情思,会发出悠远的声音。我常常仔细聆听《古诗十九首》发出的声音,也常常想,那种地老天荒的神秘声音来自何处呢?为什么在当代诗歌中,汉语丧失了这功能?我以为,不是汉语本身这种功能萎缩了、丧失了,而是时代加在诗人身上的暴乱使诗人迷惑了、迷失了,那暴乱的喧嚣声太大,让诗人听不见那声音了。但是,重新找回汉语诗歌神秘的韵律,赋予当代汉语诗歌那种空阔的声音,让它重新变得单纯、清澈,惟有口语可以担此重任,在这个意义上,口语是诗歌语言惟一的法门。它较之于纯粹书面语的表达,更自然,更直接,因此,也更圆满。王国维说的“不隔”就是这个意思,它更容易传达出诗的现场性、直观性。
目前,我还没有对口语的好处进行研究式的系统梳理,不过不用了,只要心领神会就够了,因为言辞毕竟有不能说清的地方,而佛教禅宗说的“言语道断”,就是这道理。这口语丝丝入扣的禅机,也只能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方式来说。只是,它在每个人那里,理解并不一样,而且其所存在的差异令人看到,人和人之间的悟性真是有层次万千。就目前说吧,虽然早有人提出了口语写作,但口语基本上都成了“口水”,甚至也包括指责别人把口语变成口水的人那里,也是口水的,或者说,大不了是白开水的。有那么一些很有才华的诗人,他们操作口语很是老道,可是却把诗歌写得太机智、太聪明,从而不够质朴,虽有才华纵横,惜乎白白浪费掉了!要之,这些年的口语写作,一概多令人失望,我要呼唤一种质朴、澄澈、清晰的表达,这种表达与上面说的象征、对应体系以及“兴”是发生关系的。即,口语必须为那种象征体系服务,惟有如此,它才能更加质朴、澄澈、清晰,汉语才是活的、有生命的,有时间感的。我曾经在一篇叫做《时间、空间和朴素之诗》的文字里专门讨论过诗歌里时间和空间的关系,这里不拟再生发去。
总结一下,一个诗人,要用他写作的全部,来营构属于他的民族、民族语言的象征体系,那是一种清晰的、《诗经》式的、明白晓畅的、用口语完成的,而不是故意弄成深奥、曲折、繁复的象征体系。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国诗。我认为,这种想法的可行性是大的,我对杨键的赞美,盖多源于此。但它由于这道理多是要通过禅宗式的参悟,因此,对于很多人而言,道理虽简单,理解起来却难。如一则禅宗公案,谓老僧看山,初时,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再看,山非山,水非水;及至开悟了,依旧看山是山,看水是水。这公案是说,平平淡淡才是真,然而,我们做到了吗?我们悟到其中的禅机了吗?本身,置身在当代,这种想法注定落寞,注定知音希少,所以我也没有准备让众人都来赞同我的所思所想。在这个迷乱和蒙昧的年代,什么事情都不足为奇。而我把这些想法写下来的机缘,乃是我的生病,在难以入眠的漫漫长夜,我把这些经由我自己内省过的文字写下来,它们就这样来到世上。

2004-11-16

你这篇文章在许多出发点上我都不赞同。
[ 回复本贴 ] [ 跟从标题 ] [ 关闭本窗口 ] [ 刷新 ]

-----------------------------------------------------
比如,你文中所谓“象征系统”的说法,我以为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抛弃这些虚妄的马克思式的,或者弗洛伊德式的思维模式,不再对现象进行胡乱的解释去找什么象征呢?
……
更深层次的原因,我觉得是你对内容和形式的理解出了偏差。

本贴由小引于2004年11月30日12:04:57在〖或者诗歌〗发表.



小引老师,您好!我是李商雨的学生,其实,
[ 回复本贴 ] [ 跟从标题 ] [ 关闭本窗口 ] [ 刷新 ]

-----------------------------------------------------
李老师说,他写这文字在预料之中不会得到众人的赞同,他还跟我详细地说了多少类人,他心里非常清晰。但是,您说的所谓的马克思式的或弗洛伊德式的云云,根据我对李老师的了解,他还没这么差劲,我觉得他对中国诗歌直觉式的整体把握,在当代,并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也许时间过了很久,人们才又回忆起他曾经说过这些话。我们置身当代,本身除了太多的局限之外,更多的就是你说的“虚妄”,让大家搁置争议吧,三流的理论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而有着真知灼见的东西,并非短期内为人们所理解。
根据李老师说的,他写的这种东西,也不是有意去做理论,只是他内省的心得。
问好小引老师了!~~~

本贴由小美于2004年11月30日22:20:32在〖或者诗歌〗发表.



说三点
[ 回复本贴 ] [ 跟从标题 ] [ 关闭本窗口 ] [ 刷新 ]

-----------------------------------------------------
1)文章写好后,预料不会得到赞同,并不说明你这个文章就是对的或者好的。“心里非常清晰”值得推敲,因为我们经常被些真实的幻象掩盖住了看不到真实,自己被麻醉了还以为清晰,这很可悲。

2)从你文中看,我觉得所谓“中国诗歌直觉性的整体把握”是很可笑的说法,是依赖于一种表达论的思维,把对艺术的批判性的赌注全部压在诗人的人格独立上是荒唐的。艺术首先是艺术语言对作者的自我批判,作品的批判性完全独立于作者的人格而存在,是作品的自我塑造塑造了作者,而不是作者的伟大人格神化为了作品。商雨在许多基础问题上颠三倒四,是为我不赞同和批评他此文的焦点所在。

3)把一切都推到时间上去,只是一种巧妙的说话技巧,背后隐藏的更深刻的理念其实是艺术进化论的陈词滥调,我不以为然。有争论不是一件坏事,起码是我们靠近真相的一种途径。

本贴由小引于2004年12月01日12:10:47在〖或者诗歌〗发表.



代李老师回帖……
[ 回复本贴 ] [ 跟从标题 ] [ 关闭本窗口 ] [ 刷新 ]

-----------------------------------------------------
1)“文章写好后,预料不会得到赞同,并不说明你这个文章就是对的或者好的。”这话我赞同,但是说到“可悲”,你从自己的知识出发,这话说得重了,这说明,你心底里其实对你以外的另一种写作是持全盘否定的;而且,这话带有明显的攻击色彩。你所说的“真实”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你认为的真实代表了这个世界的绝对真理,那你不就是真理在握者?这个过于虚妄了。
2)“‘中国诗歌直觉性的整体把握’是很可笑的说法,是依赖于一种表达论的思维。”你的“可笑”仍然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场来判断的,但是你后面说的话,看起来基本上是有道理的,但是,我认为,你的思维是否被另一种酷似真实的幻象所遮蔽呢?你真的认为你的是绝对正确的吗?有这个把握吗?

3)李老师“在许多基础问题颠三倒四”,你说的基本问题是哪些,可以拿出来商量?另,你真的那么自信十足来评判另外一个人吗?

4)我最大的疑惑是,你怎么可以就说这篇文章乃是“艺术进化论”的陈词滥调了呢?根据我所知道的,李老师也曾详细地向我们说过,他是不相信艺术进化论的,那么,这“艺术进化论”是你加在他头上的吗?把作品推给时间,不等于就是机械的进化论,按照你说的,评判作品应该用你的观念,那么,迄今为止,人类那么多艺术观念的分歧,你是否可以一统天下了呀?不然,请问,还能用什么来衡量一部或一个人的作品?

5)李老师的话,可能打击面太大了些,几乎所有今天流行着的那些艺术观念、那些写作,都被他在这篇文字里用刀子捅了一下,有痛感的人不止一个,所以大家就表现出了那种不应有的愤恨和不应有的冷漠,除了没有仔细看这些文字的看客,否则,大家都会像读阿Q一样,觉得他是在说自己。

6)李老师不是缺少艺术批判精神,而是他把他的那些尖锐的东西,作了钝化处理,把锋芒去除,来写这文字。你的判断有误,这说明,其实你们并没有沟通,说白了,你们其实互相不理解。

做学生的代老师讲话,希望我没有理解错老师的意思,如果言重处,望多包涵,他上网不方便,我代为讲话,在下无知,请多指教!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站策划制作  版权所有 2001年2月

 

©2000-2022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