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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与碎片--记忆中的诗歌往事

◎苏历铭



    在《圣经》的〈传道书〉中有一段萦绕我脑海里长达20年的文字:“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大地依旧存在;太阳升起,太阳落下,终归初升之地;江河都往海里奔流,海却永不满溢,江河从何处发源,仍将归往何处。”在万物从不改变的世界里,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嬗变的时代里不断改变自己,以便更好地在现实中搏弈,甚至同流合污。
    这些年来,每个人或许都曾多次改变自己的职业身份,其中总有值得夸耀的经历,或者是所谓事业的顶峰。而对我来说,最刻骨铭心莫过于诗人的称谓,而对于拥有同一称谓的人,始终怀有亲切和纯粹的情感。

    1.徐敬亚:老牌的闲云野鹤
    非典肆虐的2003年晚春,我的左脑也隐约地疼痛起来,曾一度猜想可能得了脑瘤之类的不治之症。自参加革命工作后,一直马不停蹄地奔波于生命的旅途上,似乎没有任何停歇。在去上海参加公司管理会议的飞机上,我偶然从耳机里听到久违的伤感音乐,人生不能重复下去,瞬间我就下了迟疑许久的辞职决心。离开充满传奇色彩的投资银行后,我与朱凌波一同回到我们共同的故乡黑龙江,在哈尔滨与徐敬亚汇合。之后我们乘着当地朋友的越野车,躲过公路上的非典检查哨所,前往牡丹江。那是一次逃避压抑的旅行,非典把我们圈在各自的城市,而天性唆使我们必须出走。
    临近牡丹江时,天已黑了下来,徐敬亚站在旷野上,这个老牌的闲云野鹤凝视远方的瞬间,让我想起20年前的同一个季节。1983年,他发表在《当代文艺思潮》上的《崛起的诗群》,引发了中国文坛的一场地震,文化界迅即展开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浪潮,在徐敬亚所在的长春更是翻起波澜。当时我是在校的学生,算作1980年代学院诗歌在东北的践行者。吉林省作家协会为了肃清流毒,特别邀请李梦、黄云鹤、包临轩和我,以及其他在校的诗歌作者参加了专题批判会议。一些我不知道名字的诗人慷慨激昂,提到政治的高度,对徐进行批判。其中也有惋惜的表态,对长春出了徐敬亚,表示遗憾和无可奈何。回到校园,我和包临轩联名给徐写了“你坚定地往前走吧!在你的身后聚集着属于未来的我们”的短信,表达我们期待未来的心情。
    徐敬亚当时在一家民俗杂志《参花》当差。之后我和包临轩去看他,徐似乎还很镇静,穿着牛仔裤脸色凝重地面壁无语。多少年后,我们知道了1984年3月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上的《时刻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检讨文章,承认自己“受当时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很深,使这种探索和评价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在一系列原则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失误和错误”。最初只是过关之用的文字,在徐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大报刊载,然后转载,据说老徐还领了稿费。对于徐的妥协,我已经能够理解,现在我只关心他领了不菲的稿费后,究竟花在什么地方。
    徐敬亚是可爱的老顽童,他的率真和狂野在年龄渐长的脸上,已经相当的收敛。移居深圳之后,他利用《深圳青年报》,策划和鼓动了极具颠覆意义的“86’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共集合和催生了近70个流派,深刻地改变了中国诗歌格局和方向。除了北岛、江河、芒克、多多、舒婷、杨炼、顾城、骆耕野、梁小斌、王家新、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等老同志外,杨黎、周伦佑、何小竹、吉木狼格、郭力家、于坚、韩东、小君、丁当、小海、黑大春、雪迪、大仙、刑天、廖亦武、欧阳江河、王寅、陆忆敏、李亚伟、黄灿然、吕德安、金海曙、梁晓明、朱凌波、孟浪、李笠、西川、岛子、马高明、海子、邵春光、姜诗元、蔡天新、孙文波、黄灿然、默默、冰释之等一大批新锐诗人体面地亮相与中国诗坛。“大展”是中国新诗出现以来,第一次如此集中地把青年诗人集合在现代主义旗帜下的壮举,也是上个世纪末中国诗坛最有价值的活动盛事。或者可以说,“大展”是中国诗歌一个阶段的终结,一个多元时代的真正开始。
    徐的智慧不完全在诗歌上,他的策划天赋和煽动能力,在中国房地产业的圈地运动中让他也有不菲的收获。但他注定不会成为财富人物,因为诗歌已是他一生最显赫的资产。王小妮在《徐敬亚睡了》一诗中,是这样描述敬亚的:“狂风四起的下午/棕榈拔着长发发怒/我到处奔跑关窗关门/天总是不情愿彻底垂下来。/徐真的睡了/疯子们湿淋淋撞门/找不到和他较力的对手。”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唐亚平的黑色系列、伊蕾的单身房间、翟永明的女人节选,都在诗坛上起过波澜。而先期出道的王小妮则不露锋芒,朴实的文字中处处闪现智慧的光芒。在吉林大学的1977级中文系里,1979年4月成立的赤子心诗社的7名成员中(徐敬亚、 吕贵品、王小妮、刘晓波、邹进、白光、兰亚明),王小妮是惟一的女性。据传闻,为了能和小妮缔结恋爱关系,徐敬亚和吕贵品在一家小酒馆里进行过严肃的谈判,最后徐消除戒备和疑惑,大胆地宣告诗人婚姻的诞生。
    王小妮是始终常青的巾帼写手,在女性诗人的群体中出类拔萃,与众不同。二十年来的诗和文,不断地超越自己,在各种获奖的名单里不经意总能发现她的名字。“啊,迎面是刺眼的窗子/两边是反光的墙壁/阳光,我/我和阳光站在一起”,“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存在/只有我,靠着阳光/站了十秒钟/十秒,有时会长于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2003年,在深圳青春诗会期间,林莽邀请她和舒婷作为老同志的代表,和我们一起参会。从她俩质朴的外表上,就像是邻家大姐,谁能看出她们拥有绝代的才华。
    徐敬亚对小妮的诗和散文不分场合地推崇和赞美,丝毫没有受到夫妻的约束,在众多场合下,徐总是心悦诚服地畅谈王小妮。记得老芒克50岁生日时,“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刘波在天伦王朝饭店里举行了小规模的酒会。芒克和敬亚尽兴畅饮,席间徐已醉意呈现,在谈到当今优秀女诗人时,徐高声提问:知道是谁吗?旁边的一个女服务生经过老徐一晚上的熏陶,尖声回答:王小妮!敬亚一脸的喜悦:我靠,天下人都知道呀!
    2.吕贵品:不死魂灵的天然诗人
    中国的诗歌界患有严重的健忘症,一些美好的名字被淡忘得没有痕迹。吕贵品的作品始终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识和评价,我一直以为是诗歌评论界的一件憾事。当年他在《旧房子》里似乎对这种情形已有预感:“早晨他走近人群/有一只蝙蝠从他耳朵里飞出/那些有关墙上人影的可怕传说/使他自豪:自己是个瞎子。”
    贵品是把诗写进生活里的高手。当年回乡省亲,骑着自行车与几个流氓地痞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只是回头看了一眼,便无故被军刺穿透肝脏,血几乎流尽,经抢救重回人间。郭力家当时还在长春当着警察,义无返顾地奔向通化,虽然没有抓获歹徒,但也给濒临死亡的吕带来些许安慰。吕是大难不死之人,深圳的家里,除了大量影碟和经常更新的音响外,还豢养着两只硕壮的藏獒,其中一只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向贵品发动无情的攻击,咬破他的动脉。如果抢救不及时,吕贵品的灿烂只会定格于永恒的回忆里了。
    2004年9月,吕贵品约我一同前往钦州,在去南宁的路上,他谈起构思的《蝴蝶》诗剧,顿时让我再见到激情的吕贵品。同行的Jane不断地赞叹吕的人格魅力和诗人风范。贵品的智慧、本色和空灵,大都消耗在所谓的创业里,虽然在欲海横流的现实世界里,他积累财富的能力得到了足够的印证,但还是不停地奔波。他是个相当率真和实称的兄长,丝毫没有商界世故的做派,不管是谁请客,只要他在场,总是掏钱结帐。他在经营的平台上演绎了很多别人不曾想象的故事,比如把湖南湘酒鬼酒厂的酒密封在山洞里,然后加大宣传力度,同样的酒却以翻番的价格出售。也许商界更需要创造和奇想,他不顾身体的伤痛,现在又奔赴宁夏,此时可能正在沙漠边缘,手捧古兰经,在伊斯兰的天空下寻找商机呢。
    无论怎样折腾,贵品留给我震撼我的还是他的诗歌。前几天他和麻光在上海打电话给我,依旧为他的酶制酒精而奔波,按理说,他已满身创伤,或者说是腰缠万贯,但天生的冲动使他的大脑总是陷入亢奋之中。严重的糖尿病并不影响他喝酒,有时真担心他一命呜呼,但冥冥之中,又感觉上苍之手似乎总在牵着他,因此,只要他还活在人世上就给我们留下许多可能。
现在贵品相当热衷于即兴做诗的状态,他说诗歌可以无须落在文字上,随意的意象就能出口成章。诗不需要刻意创作,相反瞬间的感觉可能会产生千古绝唱。为了验证他炉火纯青的即兴功底,不久前的晚上他在北京五道口附近的咖啡店里,朗诵了不少精彩的篇章。
    3.北岛:我们的诗歌精神先驱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北岛的名字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是我们诗歌精神的启蒙。正像2004年郭力家在长春见到北岛时所表达的那样:你就是北岛!我恨死你了!如果当年不去追寻你的足迹,我怎么落得今天这般地步!
北岛是目前中国诗人中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人,尽管时间和空间让他远离故土,但在中国诗坛和文化界所具有的影响力,恐怕还无人出自他的左右。他的充满激愤唾弃和理想追寻的响亮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和另一位朦胧诗代表诗人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始终是传诵最广,影响最大的新诗名句。特别是北岛丰富准确的意向,尖锐深刻的思想,复杂多变的技巧,以及在重视意境和谐的同时经常有令人叹服的警句出现的独特风格,一直让我感到他的高不可攀。当年我们高喊PASS北岛,无非是想超越北岛,完成一种传承。
    被同代人称作“老木头”的北岛,自1988年起,已经在海外漂泊了近20年了。2002年12月,在上海见到阔别祖国多年的北岛时,我和李占刚的心中都有着莫名的激动和辛酸。那天还有严力,这位历经《今天》和星星画派的前辈,亦书亦画,永饱青春。严力的气质和风度,以及鬓角隐现的银发,永远让我有一种贵族的感觉。“请还给我整个地球/哪怕已经被你分割/一千个国家/一亿个村庄/也请你还给我。”在美国,严力的《一行》诗刊可谓是汉诗不灭的火种,尤其在那个年代里,成为不可替代的诗歌载体。最近一次见北岛,是在李陀家附近的咖啡馆里,闲聊时我大谈进入图书出版领域的打算,他一直微笑倾听。当晚他赶赴机场离开祖国,以为很快能够再见,却始终没再回来。“我们终将迷失在大雾中/互相呼唤/在不同的地点/成为无用的路标”。
    最终我放弃了投资图书出版的冒险计划,因为眼花缭乱的图书市场让我不知所措,而他似乎是无奈地延长“对着镜子说中文”的时间。对北岛,以及有幸多次见到的食指、芒克、林莽等诗歌兄长,我始终心存感动和敬重。在当时,他们是我们的引领者,让我们患上热爱诗歌的怪病,而这种病一旦染上,终生无法治愈。有时真想生活在久远的年代,哪怕是民国时期,战乱纷争,却可以战死疆场,痛快的生与死,远比现在不温不火的生活更有意思。精神已经苍白,财富的搏弈中,名利双收似乎已成为衡量成功的惟一尺度。
    4.林莽:白洋淀诗歌的守望者
    林莽是一个有着底蕴深厚、宽以待人、值得信赖的诗人。我一直以为,在林莽的名头上加注任何称谓,似乎都没有“白洋淀诗歌的守望者”更为贴切,因为白洋淀和他无法分割。在《我流过这片土地》诗集中,他写到:“白洋淀有一批与我相同命运的抗争者,他们都是自己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年轻,他们还没有被生活和命运所压垮,还没有熄灭最后的愿望。他们相互刺激,相互启发,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文化氛围。一批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作家、诗人都曾与白洋淀有过密切的联系。那儿交通不便,但朋友们的相互交往却是经常的。在蜿蜒曲折的大堤上,在堆满柴草的院落中,在煤油灯昏黄的光影里,大家倾心相予。也就是那时,我接触了现代主义文化艺术思潮。”2005年的晚夏,我随林莽、吴思敬、刘福春等人陪韩国的学者一起去了白洋淀,在蜿蜒的河道里,体验前辈们的诗歌精神,有着一种源自内心的敬重。在芒克当年插队的小岛上,见到芒克当年的邻居,我领略了前辈们在乡亲心中的位置,更深切地体会到在1970年代初期,他们业已开始的现代主义诗歌的价值。
    “心灵的闪光来自对什么的渴求/湖泊在黄昏的余辉中/是有一种欲望来自沉郁的岁月/一封信、一首歌、一个无言的请求//当我走过那些河岸和落叶堆积的小径/被一个无法实现的允诺缠绕了许多年//那影子已化为低垂头颈的天鹅/有时我梦见/在一片遥远的草滩上/那只神秘的大鸟正迎风而舞”。在白洋淀出身的诗人中间,林莽的诗即便在癫狂的年代里始终表现出独有的安静,更多的是内心独白的心灵诗篇,但又不缺乏印证时代或超越时代的诗歌精神。
    在现实中,林莽总是相当低调,始终在推动和推动诗歌发展上默默地做着大量有益的工作。特别是保护和整理诗歌的遗产,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我的印象里,这位白洋淀的先行者一直照应食指,特别是前些年凡是有机会在公众场合见面,林莽和食指几乎总是同来同去。2005年1月,我在长春见到张洪波,也巧遇了未曾谋面却做了我诗集《有鸟飞过》的责任编辑马合省。张谈起当年与牛汉、吴思敬、芒克、宋海泉、甘铁生、史保嘉、刘福春等人一起回到白洋淀的曲折经历。
    被林莽等人称为“老爷子”的牛汉先生,在八十年代曾主编《中国》杂志,在更远的时间里因为胡风事件曾被株连。2000年1月,在北京诗界迎春会上,牛汉作了“感谢苦难”专题发言,他的刚直不阿、爱憎分明的人生态度,让个别著名诗人如坐针毡,更令近百位与会者为之感动。
    财部鸟子是日本很有影响的现代诗人。1994年,她委托我与国内诗人联系,邀请他们参加日本群马是世界诗人节。本来是组委会想请北岛,但限于当时的社会状况,最后我还是给心目中纯粹的老诗人牛汉和邵燕祥发信。由于名额的限制,最终牛汉先生与会,并做了基调演讲,博得与会者的盛赞。财部鸟子每次来京,似乎都要拜访牛汉先生,记得有一次风大天冷,近80岁高龄的牛汉竟然骑着自行车前来,从十里堡到地安门,一路上老人逆风而行!
    5.刘福春:憨厚可掬的中国诗歌版本研究第一人
    与谢冕、吴思敬、林莽共同编辑《诗探索》的刘福春,长得憨厚可掬,研究者的自律没让他成为脑满肠肥的胖子。刘的诙谐浸染着文化色彩,比如他把指导的两个韩国女学生,因为皮肤的差异,他称稍白的为牛奶,稍黑一点的为巧克力。
2001年,他与日本学者岩佐昌暲共同编辑《红卫兵诗选》由日本的中国书店出版。其中较完整地收集了文革10年散布于各种红卫兵报刊的“诗歌”,应该说,这是一本颂歌与疯狂交织的中国诗歌的怪胎。对于认识1949年后中国诗歌的非诗歌性的演变,以至于文革时代的登峰造极,有着相当的贡献。不仅如此,他始终一贯地坚持中国诗歌活动和诗集版本的研究,并出版了专著《新诗纪事》,填补了诗歌版本研究的空白。
    为了编著《中国现代新诗集总书目》,福春要求自己必须查到原书,使用第一手资料。他查阅了五十多家图书馆及一些个人藏书,把当时能找到的从“五四”到1949年出版的新诗集都看了一遍。很难想象,他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把诗歌版本研究当成自己的一个重要方向。这需要勇气、忍耐、淡泊名利、拒绝诱惑和自我牺牲。
    他个人已搜集到中国现当代诗人的诗集10000余种,与2000多位诗人建立了联系,并存有他们的创作档案。与新诗有关的一切资料对他来讲都是有价值的,他都需要,手稿、书信、照片等等,都能给他带来快乐。他曾对人说,“与新诗有关系的‘纸’我都收集”。 福春的家就在潘家园附近,经常去那里的旧货市场寻找文化珍品。前不久去他家时,他展示刚刚淘来的当年赵一凡给北岛的信。在他并不宽敞的书房里,收集了各种版本的诗集,我敢说中国任何一家图书馆的诗集藏书都不及他的书柜。
     5.张诗剑:香港诗坛上的常青树
    2006年4月,我得到香港作家代表团莅临沈阳的消息。在乍暖还寒的晚上,我出现在他们下榻的酒店大厅,这让张诗剑和陈娟夫妇特别意外,并真情相拥。时间过去整整二十年了,自1986年离开香港后,我就再也没有与他们相见,但张诗剑在我留学时曾给我特别重要的帮助,始终心存感激。
    当年去香港之前,楼肇明嘱我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拜访张诗剑,说他是香港诗歌沙漠的植树人。《昙花梦》的作者陈娟和置身于香风迷雾而不惑的张诗剑,被称为“香港文坛的夫妻档”,他们能把文学一直坚守到现在,且创办了《香港文学报》,确实让人敬佩。
    记得我们约好了在九龙城道附近的好运酒楼里见面。在赶去的路上,内地很少见到的双层巴士和出租车风驰电掣地急驶,各种各样的彩色广告牌沿街排列,让初到“花花世界”的我总是眩晕。我提前赶到,在酒楼下的书摊上随手翻看杂志,哪里有诗啊!文学被拜金主义和纵欲主义浸染,赤裸裸加血淋淋,充斥彩色版面。一场短暂的阵雨之后,一位穿着白色衬衣的中年人出现在我的视野,看清他手中拿着《香港文学》杂志,我便迎上前去。
    在酒楼里,诗剑先生谈到他初到香港时,为了谋生,从过商,打过工,甚至当过体力劳动繁重的建筑工,可谓是饱尝到了香港社会的酸辛冷暖了。尽管如此,他始终没有背叛在大学时就眷恋的诗歌,反而更勤于笔耕,大量的作品是目睹香港现状后写成的。那时,他的诗歌作品主要由两方面组成,即对大陆的深切惦念和热爱,对香港社会的冷眼剖析。他认为诗的灵魂应该是“爱与恨的旗帜”,决不是随心所欲的玩具或摆设,是对崇高思想的执著追求。
    从他那里我还了解到台湾诗歌的一些情况,并得知余光中已经结束了“沙田时期”,在“老来无情”的低吟中回到台湾。正是因为他的介绍,我之后的晚上基本上在天地书屋里度过,第一次看到台湾的《蓝星》诗刊,并在数年后成为它的作者。我向他介绍内地的“第三代诗人”的诗歌创作,他以一种宽容的态度饶有兴致地倾听,当即他就让我写一篇介绍青年诗人的文章,不久就在香港的《文汇报》的新晚专刊上全文发表。
     在这篇文章中,我以极大的热情倾情渲染,“谁都不会否认,近年来的中国诗坛,出现了诗潮迭起的壮阔场面。每一个挟着梦想和海风的年轻歌手,汇聚在东太平洋的白色海岸上,咏唱着多声部的撼人心胸的青春组歌。这时,你若将眼睛仍旧停留在朦胧派诗人北岛、舒婷、顾城们的身上,那你就无法全面地了解处在更新阶段的中国诗坛,更不能清晰而透视地预言中国现代诗歌的走向。”我还写到,“曾经以《崛起的诗群》轰动诗坛的青年诗评家徐敬亚,就极为感慨自己在这群新人面前已经力所不及。深受青年诗人欢迎的老诗人牛汉,实在地承认自己已有错位感,并将这群青年诗人誉为诞生于地平线的新生代。”“不论这群新人的内部构成如何,作为整体,他们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新鲜,以及似乎永远处于动态的创造力,所有人都会欣喜地发现,中国诗歌经过许多人为的阻碍和限制以后,正朝着真正的艺术归依。诗不再是图解政治、目标的工具,诗就是诗,是想象和思索天地里的一大群洁白的鸽子。这批人的主要组合群体,是最为活跃的大学生以及受新思潮影响较大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既继承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又广泛涉猎了外借艺术的种种倾向,这种多元性和比较性,增强了他们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责任和庄严使命。因而他们勇敢地将启发他们进步的朦胧诗,以及以前的诗创作,统称为主流文化,且以反主流文化的姿态,以更猛烈的艺术覆盖,震撼着诗坛以及中国每一双热爱诗的真情瞳孔。”
    现在再读自己一气呵成的肤浅旧作,还能回忆起当时自己的激情状态。张诗剑把这篇文章的稿费帮我买了台湾年度诗选,并寄到我的手上。现在,诗剑先生似乎已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但他因为诗歌会永远年轻的。
    7.郭力家:拒绝加入正规部队的“特种兵”
    那时已经从东北诗大毕业的郭力家,经常出现在我们学生宿舍的门前。他总是坐在台阶上,斜眼吊春晖,只要有靓丽的女学生走过,他眼睛的余光会一直跟踪到人家消失于街道的尽头。我一直认为他心术不正,匪气十足,虽然知道他也写诗,但根本没有心情与他认识。中文系的张锋、鹿玲等人似乎与他熟悉,是否有人落入他的陷阱,不得而知。后来郭在长春一家出版社任职,若有不想接听的电话,他会对着话筒说:这是火葬场,需要派车吗?我想,以为打错电话的人会郁闷一天。
    对于郭的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曾经非常反感。多少年之后,在北京又与郭力家相遇,在岁月的磨练中渐渐理解并欣赏了他。其实老家貌似反叛的背后,有着返朴归真的童心。年轻时无畏无序的状态,已经减退,尤其是现在竟然担当起社领导工作了,谈吐相当体面。他越是正经,越是怀念他无厘头的诙谐。郭是幽默大师,他的口语远远胜过他的诗歌语言。诗歌是郭力家出世的匕首,而口语是四散的飞箭,屡被射中的靶子不愿倒下,是希望老家能掷出淋漓的飞镖!
    “拣来各军兵种所有番号对对付付/缝上我这件浑身呲牙咧嘴的破衣裳/拒绝加入正规部队/是我的本性/逼我对自己要终生难忘”。“特种兵”郭力家诗作不多,1987年混迹青春诗会,是他惟一一次与官道并轨,之前之后野生于荒地之上,无党无派,缺少雨露滋润。他曾宣称:我看到北中国隐隐不安的伤口里窜出一个又一个滴血的声音。没有怜悯,我只有蔑视!2005年元旦前,他约朱凌波和我坐在他家附近的上岛咖啡店里,一本正经地拿出新作,迫不及待地朗诵,并询问大家的意见。老家天真无邪的表情,让我开怀狂笑,什么都不能让老家矮小,但诗却能。郭力家同志是国务院学术委员会签字认定的正教授级编审,还是偷税漏税的出版商,现在体面地活在北京,更多的时间是流窜于长春的酒馆里。
    长春自诩为文化之都,各类高校遍布整个市区。在学院的围墙外面,至少有一个名字不容忽略,那就是经常流窜于各色民间诗刊之间的邵春光,现在似乎又叫“邵揶”。这个“霹雳诗王”久远的故事被我偶尔想起,那就是他别具一格的婚礼。听说他的婚礼完全按照葬礼的仪式来办的,凡是来宾均要戴上黑纱,会场里播放哀乐,这种另类的生活态度至少在追求新奇的当今社会也不落伍。颠覆传统和规则,或许是更直接表达或揭示本质,老邵是个奇人。在《顶罐》中,他早已说了,“不想跟历代的文化衙役比装束/我是个便衣诗人/我只能用我缺点的独特/嘲笑他们的统一规格。”这些年来,他一直活动于民间,甚至都不露出水面换气,也真是一股劲儿。
    8.包临轩: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兄弟
    吉林大学继赤子心诗社之后,真正秉承徐敬亚们香火的就是1983年9月成立的北极星诗社,我和包临轩有幸担当了第一任主编。时任中文系主任的公木先生以他一贯支持青年人的做法,在文学专号上写了《做人与作诗》的序文。这是一个存续将近10年的全校性诗社,我的同班同学王乃学、李学成、陈永珍、曹钧、华本良、王占友等非文学系的学生也是最初诗社的成员。张锋、鹿玲、丁宗浩、野舟、于维东、安春海、杜笑岩、高唐、杜占明、田松、曲风、伐柯、马大勇、兰继业、马波等越百人的师弟师妹们不断地烧旺吉林大学诗歌的火焰。
     正像徐敬亚说的那样,大学时代我和临轩的名字总是连在一起。临轩和我同届,只是我读经济,他读哲学。黑格尔没有使他走火入魔,艾略特却让他一度走上了诗歌之路。因为诗歌,大家走到一起,彼此成为一生的兄弟,这在诗歌圈子恐怕并不少见。1983年暑假里包给我的来信,写得真挚感人,“缪斯的手把我们牵在一起的日子还很短,但是我感到我们这两颗年轻的心在相识之前,事实上早已互相碰撞。因为我们的经历、我们的志愿、我们的性格是那样令人惊喜地“不谋而合”,我懂得,在我们之间,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人们无不钦羡爱情的柔美动人,但我可以向那些热恋的男女们宣布,我们诗歌的兄弟友谊将使你们的爱情失去妩媚的色调,因为我们的志愿是同那直上云天的鹰翼连在一起的。”
    在大学图书馆旁边的水房里,我经常聆听他的朗诵,激昂的语言,子弹似地射过我的头顶。我们的诗作在《青年诗人》上刊登之后,分别收到梅河口一个女性青年的来信。正好是毕业之际,那个女孩子又给寄来维纳斯石膏像,作为送行的礼品。我先从邮局取回,在返回图书馆的路上,看见包临轩也夹着一个纸箱兴冲冲地迎面而来。毫无疑问,一模一样的纸箱里也装着维纳斯石膏像。临轩肯定以为只有他有,在我追问取的什么时,他含糊地说家里寄来点东西,我佯装相信,走出很远,回头对着包临轩高喊:哈哈,那是维纳斯!我清楚地记得他一脸愕然,用手挠头,极其尴尬地傻笑。这件事一直被我们共同的诗歌兄弟李梦记得,每次聚在一起时,经常翻腾出来。李梦与我们同级,却长我们几岁,他是我们中间的兄长,总是孜孜不倦地鼓励我们要做真正的诗人。他写于1983年的《南国少女》,“黄泥墙畔走近又走远的悄悄足音啊/一朵风荷般的薄伞/低举着,盛开在细雨黄昏/朋友,她是孤独的行旅吗/轻轻地远了/乳白色的裙裾滴落黄梅雨的叮咛”,曾迷倒了不少情窦初开的女大学生们。
    那时,学院诗风靡大江南北,云南有于坚、刘扬、彭国梁,甘肃有封新成、菲可,四川有尚仲敏、燕晓冬、李亚伟、胡冬、李元胜,山东有韩东、江苏有曹剑、于奎潮,浙江有伊甸,北京有骆一禾、程宝林、杨榴红、西川、海子,上海有宋琳、许德民、张小波、李彬勇、孙晓刚、徐芳、卓松盛、邵璞、张真、王寅、陈东东、陆忆敏,安徽有姜诗元、曹汉俊、沈天宏、简宁、钱叶用、查结联,以及伊甸、小君、张子选、陈惠芳、柯平、张枣、沈宏菲、杨克、胡万俊、林雪、黄灿然等各地数不胜数的英雄豪杰。在长春,李梦、临轩、凌波和我,因为诗歌一起度过了多少个难忘的畅谈之夜呢。为了张扬学院诗歌的旗帜,我们在吉林大学《北极星》杂志上开设了“遥远的星光”栏目,专门刊发各地校园诗人的作品。
    临轩是彻底的校园诗人,他浸染强烈校园色彩的诗句,是我怀念大学生诗歌年代最亲切的文字:“当我们跨出白绿相间的大学围墙/在《毕业歌》的回旋声中/散落于地北天南/诗的意境/会漫过稿纸的蓝色方格/向脚下的土地缓缓扩展/东方将有名作问世。”
    现在每年都能见到可爱的包老师,但我们已经不再谈诗,他最近出版了文学评论集《生命的质感》,只有从这本书中尚能感受到诗歌的余热。
    9.朱凌波:生活中打造的硬汉
    我是1980年认识朱凌波的,当时他的诗歌里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后来所谓的“体验诗”,而是“雪白的大腿和丰硕的臀部”,这对于当时尚未到20岁的我和包临轩来说,朱凌波无疑是个有流氓嫌疑的坏蛋,虽然同在长春,却很长时间并没有走在一起。
    朱凌波是一个横冲直撞的公牛,是生活中打造出来的硬汉。1985年,在我们大学毕业的次年,因为“非法出版物”《北方没有上帝》诗集(包临轩、苏历铭、李梦、黄云鹤、朱凌波),本来可以成为贪污腐化的“朱行长”,被贬回原籍,蜗居于牡丹江。但天生不安分的他,为了张扬和鼓吹第三代诗歌,流窜于大江南北。与同居一城的宋词,一唱一和,彼此成为胁从和帮凶,让祖国比较偏僻的牡丹江小城,散发着现代主义的流毒。宋词曾经从牡丹江出发,骑着自行车横穿中国,在唐古拉山口差点把命埋葬于青藏高原。他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闲散状态,似乎特别适合于珠海的生活。
    当年的凌波,长发披肩,满脸胡须,为了现代主义诗歌可谓是赤膊上阵了。他在1985年5月10日从牡丹江寄来的信里,大谈对朦胧诗人的看法,他说“最近我系统地看了他们的发表的作品,他们这茬人做为一个高峰已经过去了,虽然在文学史上写上了重重的一笔,他们的诗还以76年的格调中嘶喊着,对扑面而来的第三次浪潮和大趋势竟无动于衷,对新生活的流行色和笑声竟满含仇恨,甚至变得声嘶力竭,连起码的美感都失去了,我为他们感到可悲可怜,当然这不能怪他们,这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未来的诗坛是属于我们的!” 诗界历来都有革命的传统,之后,他和包临轩联袂写了比较客观的攻击谢冕先生的文章《疲惫的追踪》,大意是前辈们已经无法准确地把握诗歌的脉搏了,应该轮到这一代了。他极力鼓噪,在《作家》杂志上发表轰动一时的《第三代诗论》。
    为了协助徐敬亚筹备1986年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群体大展,他曾奔赴深圳,在赶往深圳大学的诗歌讲演的路上,他骑车飞快地在建设中的深圳大街上狂奔。由于没有施工的标志,凌波跌落于3米深的大坑之中,下颚脱臼,牙齿四溅。昏迷中被人发现,大难不死,却需满地找牙。现在,凌波也混迹北京,身上已经褪去当年的狂野和无谓。貌似地产策划大师,活跃于清华大学的讲坛上,并在北京以外的中小城镇的房地产市场上往来穿梭,挣钱,养家糊口,但骨子里的反叛和不屑让他独闯江湖,杀手似的目光却平添了些许温柔。“虽然我已投身商界十五载,写诗很少尤其与诗坛几无关系。但诗歌并未消失,它依然像一束幽蓝的火焰,照亮我日益平静的灵魂。”
    10.杨锦:冬天不要忘了到海边走走
    杨锦是我大学时代结识的诗歌兄弟,当时他在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与杨川庆同窗。现在杨锦已经身居要职,鲜有诗歌创作,但他的《冬天,不要忘了到海边走走》一直被人誉为现代散文诗的经典。“冬天,不管有没有雪,有没有风暴,有没有远航的船,你一定要到海边走走,去看看寂寞的海,像看望久别的朋友或远方不知姓名的恋人,给海一点点微小的安慰,不要让冬日的海在孤独中感到忧伤。”
     杨锦一直战斗在公安战线上,虽然并不握枪,但手中的笔更有份量。我至今还记得1985年秋,他出差到上海,见我时谈起新结识的女友面露犹豫,我便不假思索地劝他选择逃离。等我没有多久回京去看他时,仍然按以往的习惯推门而进,没想到那位知识女性正与他相依看书。我极其尴尬地傻笑,尤其那女子说杨锦已经把你的话都转告我了,当时我恨不得找个地缝躲起来。现是某报名牌记者的徐翼至今还对我耿耿于怀。
    杨锦对我的宽容,在于他来自草原的胸怀,我可以肆无忌惮地在他面前对任何事物进行抨击和愤怒,20多年来他总是微笑倾听。有时我在想,杨锦本来应该成为一个地道的文人,但事实是他官运亨通,这让我时常诧异。
    川庆进入1990年代后似乎绝迹于诗坛,十年磨一剑,潜心写起小说来。他的长篇小说《官道》在全国各地晚报上连载的时候,黑龙江政坛发生了腐败的地震,贪官们非常不争气地成为他小说题材的潜在人物。王雪莹、陆少平等女诗人们嫁人生子,多年难见她们的名字,但最近收到雪莹寄来新出版的诗集。在这群莘莘学子中,
    潘洗尘充分展现了东北特有的豪迈和匪气,大有舍我其谁的气概。那是一个精神传承但又目中无人的时代。洗尘恰好在此时初出茅庐,在并没有真正理解诗的真谛就成为了诗人,其锋芒和张力瞬间膨胀到最大。即便洗尘的《六月,我们看海去》被选入语文课本,被学生们反复诵唱,“看海去看海去没有驼铃我们也要去远方”,我却认为洗尘对于诗歌的贡献,活动远远大于作品。《大学生诗坛》的创刊,《多梦时节》学院诗集的出版,乃至一些诗歌刊物的栏目,洗尘极尽其煽动和鼓动,不断地推陈出新,可算是殚精竭力,鞠躬尽瘁了。现在洗尘经常一身素装,在网上热衷致力于重现八十年代诗歌的活动。
    11.程宝林:雨季来临的预言者
    程宝林的可爱之处就是木讷的外表后面,隐藏着敏感而火热的激情和聪明。李小雨始终记着他当年投寄给《诗刊》的稿件上,总是盖着鲜红的印章,以便引人注目。在当年,除了小雨热心扶持青年诗人之外,王燕生、朱先树和唐晓渡等人也是不遗余力地回复我们的投稿信件。《飞天》杂志社的张书绅更是特别关注大学生诗歌创作,有多少诗人就是在“大学生专栏”起飞的呢!1984年我迁徙北京后,程是我最近的诗歌兄弟。1984年底,他拿到《青年文学》的稿费后,除了买上平生第一套西服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侧黄庄的一家饭馆里请我吃涮羊肉。那时羊肉按斤来称,一斤一盘,而且分量很足。吃了两盘之后,似乎还有余地,宝林额头渗汗,咬牙又添了一斤。酒足饭饱之后,我相当知趣地坐在他宿舍里,搜刮出平生最煽情的语言,为他即将出版的《雨季来临》诗集写了充满激情的宣介。
    宝林的才华和勤奋,均是他笔耕不辍的源泉,各种文体的著作不断在国内问世。大学时代这个湖北佬在实习时爱上了成都女子小敏,大学毕业后虽然无限留恋北京,但还是毫不反顾地奔了四川。他把大学时命名的“无闻居”创作室,搬到了成都,后又搬到了美国。在去美国之前,他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成为林语堂第二。之后他每年都有新书出版,但能否像林语堂那样用英语写作,我始终真心期待,好在生命还有一半的时间。2004年10月,在上海绍兴路的汉源书店里,陈鸣华谈起宝林的《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一书,并说在新书排行榜上已经进入前20位了。
    宝林相当聪敏和上进,否则他不会在美国轻而一举地取得华人中绝无仅有的艺术硕士学位,这个相当于准博士的学位着实让宝林站在太平洋的东海岸上器宇轩昂。2005年秋,宝林从美国回来时,曾在我家小住,那几天我们一起回忆当年的各种美好片段,以致于让他格外念旧,非得要去寻找过去的印记。为此,我陪他还去了当年他的文学同道殷龙龙的住处。龙龙绝对是个智者,洞穿宝林的内心,并用极其诙谐的语言,让宝林心平气和地了却心中的怀旧情结。
    12.杨榴红:第一本大学生诗歌合集的诞生
    是程宝林介绍我认识了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系读书的杨榴红,名噪一时的《白沙岛》就是出自这个可爱的北京小妞的手中。“那是白沙岛白沙岛你去过吗/看那闪闪的白沙闪闪地明亮/是珠贝的摇篮/是星星的憩园/是珊瑚的梦乡。”若按当今时尚的称谓,祖籍无锡的杨榴红绝对称得上是美女诗人。
     在未曾谋面之前,先是杨榴红给我寄来虎坊桥附近工人文化宫的诗歌朗诵会的门票,我兴冲冲地赶去,环视左右,并没有发现杨的踪影。在程宝林自费出版了《雨季来临》诗集之后,杨榴红和我决定合集出版诗集,并取名为《白沙岛》。当时只是打算自费印刷成册,在诗友中散发。后来担任《诗刊》主编的张志民先生为了扶持年轻作者,为中国第一本大学生诗歌合集写了热情洋溢的序《青春的诗,诗的青春》,并在《文学报》上全文发表。
    做梦没有想到的是,随后上海出版局针对《白沙岛》诗集也在《文学报》上刊载了《非出版单位及个人不能自行编印出版发行书刊》的公函。其中明确指出“你报六月二十日第二二一期第二版上发表了一则两位大学生(苏历铭杨榴红)自己编辑、自费出版、自己发行抒情诗集《白沙岛》的消息。根据有关出版管理方面的规定,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非出版单位以及个人是不准自行编印图书出版和发行的。你报发表这则消息很明显是和有关出版管理方面的规定相违背的。”这对于刚刚20岁出头的年轻人来讲无疑是当头一棒!
    事情已经过去20年了,现在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个艰难而漫长的夏天!我们给各有关部门写了各种说明书和申辩书。感谢时任北京主管文化的副市长陈昊苏先生,他的理解、宽容和帮助,化解了绝望中年轻人的焦虑。他在给北京出版社的信中说,“有关《白沙岛》诗集的出版问题,原来自费出版的做法不妥,报刊又不适当地加以宣传,这些市委宣传部已经加以干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北京出版社伸出援助之手,把书稿接受下来,派人认真加以审查,如果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把这本书列入出版计划,办理各种出版手续(包括拨给出版书号)。┄┄对于两位有才华的青年人伸出援助之手,我认为是应该的。希望以积极的态度处理此事。”《白沙岛》诗集不但没有死于胎中,最后在一波三折中由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了。
    1988年杨赴香港中文大学学习,之后又去了美国,往事未付红尘,却都留给上个世纪了。现在,每年能听到杨从美国打来越洋电话,彼此没有谈论诗歌,而是通报各自的情况。但因出版《白沙岛》诗集共同面对的磨难和考验,连同那段生命中结下的患难友情,永远会留存心灵的深处。一些当年写诗的朋友都已移居海外,但梦开始的地方永远会让游子魂牵梦绕。
    13.华海庆:失散多年的精神盲目同居阶段的见证
    华海庆是与我同时来到北京又住在同一幢单身宿舍楼的诗歌兄弟。这小子生得白白胖胖,相当富态,有点像清末民初时期的纨绔子弟。诗人是个奇怪的圈子,你会在人群中发现同类,在同类中找到热烈的回应。他在我之后也自费出版了《流浪的日子》诗集,虽然在政府机关工作,但诗歌似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他带我去万寿路顾城的家,那天顾好像是去了定慧寺举办诗歌讲座,谢烨在家,我们便匆忙告别。1986年6月,我们在甘家口物资礼堂举办过惟一一次朗诵会,邀请了当时在京的雪迪、黑大春、马高明、邹静之、吕德安、老木等人,热闹非凡。雪迪还听完我的《枪手》后,幽默地作出开枪的姿势,嘴里迸出“呯”的声音。那时,诗评家楼肇明也住在我们的大院,我们总是把作品送他。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的蓝棣之对大学生诗歌创作也是鼎力支持。
     时空的转换,地理的变迁,不断地让人失去一些东西,包括朋友。但有些人即便一生没有音讯,他在你心中会永远存在。1991年我去了日本,华去了加拿大,隔着太平洋,彼此为了生计和学业拼命地挣扎,很长时间里失去了联系。2005年1月,为了等待与客户碰面,我在上海竟待了10天。其中的某一天,上网收取电子邮件时,无意中发现海庆的邮件。感谢网络,他竟能在网上搜索到我的有限信息,然后聪明地寻找到我的电子信箱。按着他留下的联系方式,拨通了他的电话,声音似乎没有任何变化,才知道他已落在广州。“断指的空缺/总诱惑我们不停地去填充/这是个秘密/在我们的原始信仰里面”,这位写过《断指》的诗人,也在生意场上搏弈着。那几天上海阴冷刺骨,蓦然让我温暖起来,多年失散的兄弟终于有了音讯。
    2006年初秋,我和海庆在分别十五年后在广州相见,彼此真是百感交集,已经成为加拿大人的他,虽然不再染指诗歌,但心中诗的火焰并未完全熄灭。有时我真的在想,等我彻底闲置下来,我要漫游各地,把当年失踪的朋友一一找到。
    14.李占刚:留学海外期间的诗歌同道
    在出国留学前夕,刘晓峰介绍我认识了来自吉林市的李占刚。那是没有留下印象的见面,以至于彼此在日本再见时并没有认出对方。确切地说,在北日本的立山连峰下,我和占刚因为诗歌结下深厚的友情。
    晓峰在出国前就是朋友,尽管我们性格不同,在诗歌观念上相当一致。记得日本阪神大地震的前夜,我们围绕诗歌谈至凌晨,离开的时候,还是意犹未尽,在积雪的路面上他送我回家。在我刚刚入睡的时候,大地震发生了,差点把我震落床下。当时晓峰、占刚和我同在一所大学里留学。占刚和晓峰主攻现代文学,占刚的硕士论文竟然写的是《论北岛》,这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间,恐怕只有他一人殚精竭虑地张扬中国新诗的现状。他说要让海外了解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这就必须从北岛开始。是他怀着激动的心情,乘坐夜行电车前往大阪,真诚地看望先行者北岛。我一直以为,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能够称得上诗人的为数不多,占刚是其中相当出色的一位。
    占刚最初孤身一人东渡扶桑,孤独感是可想而知的,我经常在午夜时分出现在他家的门口,只要他有兴致,彻夜长谈就无法避免。诗歌是我们之间永恒的话题。占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开始诗歌创作,他的作品和同时代的诗人相比毫不逊色,只是没有在应该发表的时候刊载,以至于少为人知。我先他回国,之后他与刘晓峰等人共同编辑中日双语文学杂志《蓝》,刊发和介绍了不少新诗。写诗这些年来,我见识过各种各样以诗歌为借口追逐功利的人,占刚却从来不会,他对诗歌的态度始终是那么纯粹和透明。最近他谈起读博的话题,要是别人,我恐怕会极力劝阻,对他我真心理解,他的战场应该不是商场。
    在《在一个无所事事的下午想起俄罗斯》中他描述自己落户上海后的心境:“一个走南闯北的人/终于把家从腰带上解下,安顿在南方/他像李白那样散开长发/将写字比作弄舟/只是提笔忘言,扁舟搁浅在纸边,一动不动//近日总是阴雨连绵/记忆难免收起翅膀潜入潮湿的笔芯/而他的歌喉却一再失声/混合着楼下自由市场的叫卖声/被缓缓驶近的重型卡车载向远方”。现在,占刚已落脚上海浦东的碧云国际社区,他家附近新开了一些特色酒吧和咖啡馆,每次去上海,只要时间允许,我都会和他坐上一个晚上,最主要的话题依旧是他痴迷的诗歌。诗可以不形成文字,但诗的境界和精神,在现实社会中的任何地方都闪耀不灭的光辉。
    15.刘波:“年轻的布尔什维克”
    曾被誉为“文化巨亨”的刘波,最初是在湖南株洲担任共青团干部。《白沙岛》诗集出版发行时,各地诗友鼎力相助,刘波是其中最哥们的一个。据他后来对我讲,当时每天收到全国各地诗友成打的信件,快乐得像个神仙。在他的《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一诗中吟唱到:“每天每天苹果绿的早班车里/拥挤着早晨拥挤着希望拥挤着年轻的他们/……拎着厚厚的黑色公文包/穿过广场穿过秀丽的公园/新鲜的太阳唱着从他们眼睛里高高地升起/这些年轻的布尔什维克走向喧腾走向金灿灿的理想……”
    1998年,无意中得到当年的刘波已成为成诚文化上市公司董事长的消息,惊叹不已。刘在得到我的消息的当夜,即约我在一个非常体面的地方见面。老友相逢,剔除了客套和附庸,一下子回到生命的原点。刘是绝顶聪明之人,文化和资本运作的结合,让这个湘楚文化熏陶的湖南仔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演了一部大戏。他的《传世藏书》足可以排满一面墙。2002年,在季羡林先生的生日宴会上,季先生谈起关门弟子刘波考取北大博士的苦读经过,不免让我对刘倍增感叹。刘是当年写诗的这群人中相当奇特的一位,资本市场上翻江倒海之举,虽然业界举目,但吸引我的还是他生命中最本质的冲动和意气。
    在日本东京见到养病的刘波时,他已回归文化人的状态,除了写下30多万字的《毛泽东与禅宗》专著外,还写了一本超越自我的诗集《喜悦的光芒》。在养病的时间里,诗歌是离他最近的亲人。诗是出发的地方,也是灵魂栖息的地方。那天我们在饭田桥附近的一家露天温泉里舒展地浸泡,刘说他喜欢这个地方,附近的疯狂过山车载着乘客,在游乐园里传来一阵阵惊叫,而温泉的寂静能听到滴水的声音。动与静,本来就是人生中难以回避的问题,期待刘早日康复,回到他无法舍弃的土地上,回到朋友们中间。  
    16.钱叶用:理解热锅上蚂蚁的痛苦
    在当年大学生诗歌昌盛的年代,钱叶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五千年的一只铁雀兀立我家的屋脊/它铁青而锋锐的爪/握住了村镇数千年的景观/缤纷的雾水润滑着它张开的羽翼/使其披盖着露珠的喷泉/射出一道长虹贯穿了东方的天幕”。
早在大学时代,我和叶用因为通信而成为知己的诗歌兄弟。如果不是他的怂恿和陪同,当年我可能不会去胡澎家中做客,之后的事情也可能完全改写。九十年代中期,在我回国探亲时,突接他的电话,说他已经从安徽调入北京工作。因为电话里杂音影响的缘故,我只听清他在中央工作,当时非常感慨国内的巨变,见面后才知道他在致公党中央任职。不管怎么说,咱中央里有人了。
    叶用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苹果的故事。那是1986年秋天,钓鱼台东街落满银杏树金黄的阔叶。他领着《十月》文学杂志的诗歌编辑来我的宿舍,一晚上把酒临风,纵论今古。我不善酒,但把哥儿几个安排得很是舒坦,均进入半梦半醒的状态。叶用微醉时还特别认真地问我:你能理解热锅上蚂蚁的痛苦吗?
他们住在鲁迅文学院那边,离我住的甘家口相当地遥远。那个年代是否有出租车已经没有记忆,那是奢侈品,与我们这群初出茅庐的小子们全无干系。晚上11点,末班车最后运营时间,他俩摇晃着出门。正好那天单位分了两筐苹果,我无私地装满两塑料袋,让他们提着。他们是否谢过我已不记得,只是担心他们赶不上车,便催促:快点!次日上午他打电话告我,为了急于赶车,急奔中塑料袋破裂,苹果散落一地。况且苹果又是圆的,况且黑灯瞎火,况且两位微醉,他和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诗的歌编辑在大街上摸呀、摸呀。据说天已放亮,他们终于将苹果逐一找回,然后用衣服裹着,在秋风萧瑟的凌晨赶了回去。
    在个人诗集《南中国诗草》出版之后,他也不轻易地进入诗歌了,但他在哲学、宗教和历史等方面的见地却令人耳目一新,特别是对社会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关注,似乎让他更充满激情。
    17.阿吾:重新回归文字的商界高手
    2006年8月阿吾通过邮箱从新西兰发来新写的诗歌,并郑重地告诉我,从此往后的时间都将皈依文学。9月30日长假前夜,他和夫人带着两个健康聪明的儿子,和斯人、高星、我在北京小聚,一晚上他都在谈论创作。其实重庆水土养育的阿吾是个经营意识超前的人,在计划经济大行其道的年代里,他就私下承揽了为一家磁化杯做广告的活计,召集不少朋友充当演员。这个无师自通的经营人才,之后一直在某著名大企业担当要职,突然中回归文字,让我还是有些感触。
    他是个聪明、敏锐、行动力极强的人。我和他的相识,是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朗诵会上。当时杨练朗诵了《诺日朗》,并谈及创作主张,我那天朗诵前也谈了自己的肤浅见解,阿吾登台后大批某种主张,然后声称对赞同我的看法,并表示友好。他好像与张水舟坐在一起,散场后彼此也未深谈,他带着《相声专场》消失于人海里。1989年阿吾离开《光明日报》后,暂时被我介绍到国家计委宿舍楼里,和我住了一年多的邻居。那段时间,斯人和高星是阿吾家的常客,特别是高星,也许是住的近的关系,经常过来,还把我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散文很像样地配上他的画,在他供职的杂志上重新发表。高星是难得的好人,除了诗文之外,还擅长绘画和摄影。当时我没有想到高星会创作甚丰,翻看他的新书时,不禁感慨良多。
    “我说这只中国大钟/再也不能滴答滴答年复一年/你拨动一些他拨动一些我拨动一些/东方还能不要出路吗”,1990年,阿吾联络一些在京的诗人,共同打造《尺度》诗报。我记得田晓青、刘自立等人也参加了筹备。第一期的片子是由臧棣出的。我陪阿吾在中国新闻社门口与臧棣交接。臧棣后来又回到北大取得博士学位,留校任教。他长得高高大大,至诚的脸上有一双智慧的眼睛。我喜欢看他的评论文章。诗报印好后需要折叠,阿吾、简宁、斯人、高星等人把我的家当成装订车间。《尺度》似乎出版两期就夭折了,我不清楚其中原因,那时我已赴日本筑波大学留学了。在清华大学的《尺度》诗歌聚会上,我见到戈麦。戈麦的家在黑龙江的宝泉岭,而我的家在佳木斯,是他必经之地,那天我们热烈地谈论下次一同返乡的事,我还答应他在转车的空隙,一起坐在江边的鱼馆里喝酒。后来接到阿吾的信,知道戈麦自杀的死讯,扼腕惋惜。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活着吗?
    民间诗歌报刊历来是丛生且短命,但《诗参考》却不同。1991年初见中岛时,他刚来京组稿,因为当时民刊众多,并没有在意。让我惊叹的是,中岛一直把《诗参考》办到今天,其中的辛酸苦辣旁人无从体会,单从这一点,中岛瘦弱的身影变得高大起来。有一次伊沙来京,他和中岛,一起见面时,我感觉到伊沙的憨厚可爱,全然没有网络大侠的霸气。他的《车过黄河》一直被我记得,每次听到有人说“我是黄河的儿子”时,总是想起伊沙的诗句:“现在时间属于我/我等了一天一夜/只一泡尿的功夫/黄河已经流远”。
    18.简宁:黄亭子50号酒吧的诗歌盟主
    北京黄亭子50号酒吧早已不存在了,简宁却健康快乐地活着。“我们如何才能这样进入事物的影子/既抵达了核心,本身还是自然/像翠鸟,离开这首诗,飞临淙淙流动的水”。
    我一直记得简宁的名字是因为爱而诞生的笔名,这个科技人才竟然置国家的科研不顾,也踏上诗的歧途。红火的那几年,分别陪阿吾、程宝林、钱叶用、宋词等人,去过简宁的酒吧。有时简宁不在,他们就会让店员打电话喊他,记得简宁每次都来得很快,如果简宁经常如此的话,也真够命苦的。简宁的酒吧终于关张了,那以后不大常见简宁了。去年夏天,因为业务拓展的需要,我去简宁公司拜访,看他把图书公司打理得有模有样,不免感叹简宁还真是一个经商之人,否则积重难返的事情被他梳理井井有条,像是梳理女人头发一样简单。但图书出版市场浑水难趟,最终我放弃了先前的想法。
    在酒吧里,我见到了太多的诗人,廖亦武、莫非、树才、阿坚、杨克等,都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我还偶遇过西川,他的样子始终未变,当年他经常背着大书包,出现在各种诗歌朗诵会上。他朗诵的声音和表情总是相当到位,《读1926年的旧杂志》就是在这样的场合留给我深刻的印象:“一页页翻过,疏散的枪声/远远越过枯竭的河流/发黄的广告竟魔力无穷/我无忧无虑地看那纸上的/夕阳陨落。我应该回到那个年代,倾囊而出/买一枝钢笔,或/一架嘎嘎响的风琴”。
    在2006年11月,再与简宁见面时,那天正好赶上他宴请参加中国作协代表大会的杨克,在场的有梁小斌和阿坚。梁小斌的《雪白的墙》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是八十年代给我们强烈印象的诗篇。阿坚是非常有趣的人,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大地,上苍真应该让他长出翅膀,这样他会彻底地自由,那时他就能经常栖息在某个地方。
    19.李亚伟:四川盆地是诗歌的子宫
    四川盆地是诗歌的子宫,朦胧诗以后,孕育和出现了一大批跳跃的名字。
    钟鸣在成都郊外的鹿野苑里,守着汉代的文物和一座曾经获得德国某项建筑大奖的建筑物,做着至少让我羡慕不已的“旁观者”。“深夜的时候,我常常站在城市街头,对着浩瀚的星空,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如此优秀?”赵野长居北京,足迹又似乎一直遍及在香格里拉。他的“在老人的悲悯里醒来/孩子的喃喃中入眠”,表现了一种超越年龄的坦然。当年的虹影也出落成知名女作家,完全超出了1986年结识时的预想。廖亦武、翟永明、欧阳江河、柏桦、宋渠宋纬、万夏、何小竹、杨黎、胡冬、燕晓冬、张枣、孙文波、肖开愚、周伦佑、蓝马,以及梁南、李元胜、杨然等名字,只要提及四川诗歌,就会立即想到他们。
    我是1999年10月见到李亚伟的,当时野夫正在帮我制作《有鸟飞过》诗集,我去现场校对时,他也在惠桥饭店的工作室,那时我才知道,他和张小波、郭力家等人都在北京发展社会主义的图书事业。当年他的《中文系》被称为经典之作:“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当屈原李白的导游/然后再去撒网。”我相信,这首诗至今还会让写诗的人能够清晰地记得。
    最近我读到他给董瑞光诗集《独自坐在山的对面》写的序,其中一段文字,让我感慨他诗歌态度的变化,以及超然的纯粹和宁静。“现在很多貌似先锋的诗人,其实是小圈子里面的流行诗人,是小市民趣味的文化符号。所以他(董瑞光)用词极狠、用意独特、其诗意抵达之处,绝对不是京城里四处出席文化聚会的文人,以及天南海北搞笔会指导文学青年创作技巧的文学编辑所能达到的”。“一些诗人会在他的诗歌里不厌其烦地写西方作家的名字,一些诗人则会在他的诗歌里动情地写他的爱人”。“西方现代作家的价值观和论调近二十年来,被我国一些文化盲流用作话语霸权的武器和文化审美的后勤,汉语诗歌中好滋味的部分被大规模地屏蔽和偷换。唉,我也曾参与其中,但如今,我被那些目的性和指向性极强的伙食吃撑住了,再也吃不下去了。”
    而尚仲敏是当年热烈通信却一直未曾谋面的人。信函是当年最普遍的通讯方式,见字如面,远比现在发达的网络、手机等现代通讯亲切。在1985年7月9日给我的信中,他说:“我今年七月毕业,被分配到北京水利水电建设总公司工作。我可能在7月20日左右去京报到。望来函(速来函)告诉你的具体地址,具体去京时间定下来后,我可电告你具体车次日期,望你能在北京车站接我。我4月中旬去过上海,曾骑宋琳的自行车到过你实习的那个鬼地方,是和陈鸣华一起去的。等了你1个小时,未见你。”但后来他并未来京,而是留在了成都,那时个人很难决定自己的去向。
    2002年夏在成都的一个晚上,大概快12点了,我按着朋友提供的地址,事先没有联系就黑灯瞎火地摸了过去。本来当年应该的见面,拖了近20年。在自己的茶馆里,尚仲敏正在和朋友打牌,见到我时眼睛顿时放亮,立即停止酣战的牌局。之后开车带我左拐右弯地去了一家酒吧,除了喝酒之外,他还叫了一只烧烤的兔子下酒。如果这里不是灯红酒绿的城市该有多好,坐在都江堰的草坡上,点燃篝火,把失散于岁月之中的人与事细细地盘点。
    2003年圣诞节,在北京小营路的上岛咖啡店里,京城里“体面的和不体面的”、“逃税的和不逃税的”100多位“牛鬼蛇神”热闹登场。事先只是以为诗人们的节日聚会,到了店门口才知道是野夫的婚礼,而她的新娘竟是险些成为我一本诗集责任编辑的出版人。野夫是个性情中人,多年前就明确表态:“以人生为正道,视文学如玩票;玩得如何,看是否有真气在其中”。世界真是太小了,原本没有关联的事情,在瞬间都给串到一起了。郭力家的主持,依旧是目中无人地肆意发挥,然后在微醉状态清唱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在朗诵的时间里,伐柯,这个冒充四年东北人的四川邻居,登台朗诵了他的《圣诞夜》。“穿过一生的雪/我终将沿途丢失朋友/面对一场深入内心的雪/我忽然低下头去。”这样的诗句让我瞬间怀念许多美好的名字。四川在京的李亚伟、杨黎、万夏等人也端坐在其中。杨黎浑圆的脑袋显得特别可爱,总让我想到川剧中侠胆心肠的人物,更想到他在遗落在“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早就听说万夏以《黑镜头》等“系列镜头”图书杀入中国的出版市场,他的创业故事也被不少效仿者传为经典。其实在那个年代并未给初出茅庐的小子们提供众多的机会,诗歌理所当然地成为仅有的表现平台,现如今天高海阔,写诗的人本来智商偏高,在现实中展开想象和创造的翅膀,就有可能九天揽月。
    上岛咖啡店虽说不见得有多高的档次,但陈琛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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