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后卫 ⊙ 弃子微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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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先生和写作六要素

◎左后卫




  我上的是一所杂牌大学(名字不提也罢),杂牌到常设老师只占四成,其他的要到各大学临时聘请。换句话说,我所受的所谓高等教育有六成的杂交血统。科学证明,杂交水稻比纯种水稻亩产更可观,我在大学里获得的半学术半胡闹的知识熏陶果然非同凡响,起码对我本人是这样。

  1986年是个什么年份?可能年轻一点的朋友印象不深,我来告诉你吧,用两个字可以概括:自由。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大学里的言论氛围。三年后就不行了,大学生入学要参加军训,重新学习走路、站立、转弯,入睡前可怜巴巴地把教官和妈妈的训斥做温度意义上的比较;对了还有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并且恶作剧般地把被子捏成砖块形状,见鬼为什么要那样?我到现在也没闹明白;教师也换了一茬儿,据说也要参加轮训统一思想。我庆幸在此之前读完了大学,再杂牌都无所谓,反正真正具备人文思想和谋生技能是毕业以后的事。
  
  人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话一点不假,大学里丰富多样的见闻对我很重要,毕竟细粮粗粮都常吃,再没什么消化不了的。今天我想说说给我们上写作课的老师,姓名隐去,就称他为W先生吧。

  没错,W先生就是外聘教师中的一个,而且是性格最鲜明的一个。他第一次走进教室时,我感觉他应该是哪家报社的老校对工:秃顶、印堂发亮、面色红润、大鼻、薄唇、胡子总是刮不净,矮胖,中式对襟棉袄、条绒裤、老头鞋,年龄50开外——这么说吧,要是给他穿上黄衬衫白西装,不打领带,模样酷似在电视里嘶喊“一二三四胃必治”那家伙。

  值得一提的是,W先生的走路姿式极有趣,像是在小心翼翼地保护手里的大杯子——大号罐头瓶子,外面箍着防备烫手的尼龙套子——可能是瓶子盖儿不合适吧,茶水有渗漏的可能,因此W先生要让它保持直立。我很奇怪:为什么他要把茶水装得那么满呢?日子久了我发现,即使茶水的水位降到半杯,他老人家还是那样一如既往地折磨自己的腰锥。我猜他是习惯了。

  按照学校的惯例,新来了教师,教务处的领导要在第一堂前向学生们做简单的介绍。我们得知,W先生是郑州某知名报社的副总编,高级知识分子。后来我们进一步得知,W先生是这家报社的摘牌右派,因级别太高不便使用,就给了个副主编的缺儿,干拿工资,赋闲在家;可能闲着也是闲着,就跑到外面来代代课,赚点外快。

  别看W先生外表猥琐,往讲台上那么一站,这们大爷立马就来了精神,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式,妙语连珠、眉飞色舞,颇有风卷残云、气吞山河的气度,仿佛满腹经纶憋了许久这回可算逮到个铺摆的机会。现在我一闭眼就能想浮现出他激情扬溢的形体动作。就说他的右手吧(左手总是背到后面),一会儿猛地高高扬起衣襟被扯得特危险,一会突然做斧劈状意欲惊天地泣鬼神,一会儿直直朝左下方空气中狠戳仿佛恨透了什么;再说他的口型,我敢说单凭他的口型就能称得上是表情丰富了:兴奋、狂傲、戏谑、哀伤、诅咒等等都被他整得惟妙惟肖,还伴随着“咝咝”“啧啧”声,极具观赏价值;尤其是他嘴里喷洒出的唾沫星子,辐射面甚广,加上他喜欢在讲台上左右游走(用足球术语来说就是“跑位飘忽”),攻击点更是神出鬼没。我个子小,坐第一排,可想而知承受的雨露滋润要多过旁人(后来有一次学校组织足球赛,我打电话叫同桌快来。他说不是下雨吗怎么踢啊?我说雨很小,能踢。他问有多小。我说就像W先生上课。他一下就懂了)。W先生的唾沫星子对第三排可能是抛物线,对我就是直线,所以,他一张嘴我就要一眨眼,他一张嘴我就要一眨眼,慢慢就成了配合动作,结果每次下他的课,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跑去洗脸。幸运啊幸运,那时我还没有染上洁癖,对接吻之类的黏膜接触正充满美好的期待,故而对W先生的唾液勉强能够忍受,要是换到现在我早奋起啐他了。

  事实上,我喜欢上W先生的课,他的授课内容让我获益匪浅,说终生不忘也丝毫不过分。或许是他被压抑得太久需要过过瘾,又或许是他瞅我等弱冠少年思想幼稚缺少恶劣环境的洗礼,于是不遗余力地要给我们补上这一课,不管是什么原因吧,反正这位爷在课堂上没少说我党我军的坏话,并且都是家长里短式的,证据确凿,声情并茂,叫人不得不从人文关怀的角度猜测伟人们的隐私,从而正确评价他们的品质。比如,鲁迅与弟妹那段丑事,就是W先生告诉我们的;再比如,他用极为愤慨的腔调对我们说:“润之知道杨开慧遇难,是在他和贺子珍结婚之后。”随即他嘴一撇,评论道:“那个湖南人,啥时候闲过。”这时正好下课,按照他的惯例,要让学生们轻松一下,喜欢他一下,于是顺着话题讲了一则笑话:董存瑞牺牲后,党中央决定树这个典型,于是请来董母做演讲,介绍英雄的成长历程。董母开篇即说:“董存瑞是我的儿子,也是毛主席的好儿子。”在座的润之闻听大惊,忙问身边的恩来:“咱长征的时候,路过辽宁了吗?”……

  老天!W先生就是这样搬弄是非的!我甚至怀疑教务处请他来的动机,是不是打算用他来出出大人物的洋相寻开心啊?言论再自由也不能这样折腾啊!下课后,我经常在洗脸回来的路上碰到W先生。他依在教学楼的拐角,双手遮住茶杯口放声大咳,上气不接下气,其状惨不忍睹,当时我暗忖:该不是报应吧?下回嘴上积点德,别那么胡扯了。现在我才算弄懂了:那是一个被压抑的灵魂必须或势必或不得不反正是在某种强制环境中所能选择的惟一的怒吼方式。

  别以为以W先生的怪异,在教书育人方面会无所作为,相反,他的怪异奇迹般地迎合了20岁左右学子们的叛逆心理。比如我,当时刚接触“朦胧诗”,W先生的言行再恰当不过地解释了北岛那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在学问方面,W先生同样没的说,绝对配得上教务处吹嘘的“高级知识分子”头衔。正如W先生自己所说:“我的水平,嘿嘿,当然是一流的。你们动脑筋想一想,水平不高能当上右派?再想想,水平不是一流的能最后一批摘帽?这就是社会辩证法,一个人的价值可以从更别致的方面得到证明,而且比正面评价更准确。”他没有吹牛,比如他讲授“写作六要素”,我和同学们几乎是睁圆眼睛张大嘴巴听完了,尽管老人家讲得拖泥带水。

  “写作六要素”想必大家都知道: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本来是可以几句话带过的,可到了W先生手里,他偏偏不肯放过,竟向我们宣布:“这个很重要,是写作课的命门,所以要分开讲,每个要素讲一周,也就是8节课。”同学们轰堂大笑,心想老爷子你以为给白痴上课啊?W先生正色道:“笑啥!正经的手艺,学会了这个,你们能靠这个吃饭知道不?”不知天高地厚的同学们接着笑,但18年后的今天,我明白W先生此言不虚。

  W先生开讲--

  他说,“时间”是个很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直接导致了“写作”的产生,即记事备忘,因此要列在第一位。“时间”对写作而言,不仅是年月日、星期之类的标识,而是需要写作者对它充满敬意的,怎么说呢,一个信仰!你们在信仰马克思之前必须首先信仰它。我想说的是历史,在时间上附着的历史,一个写作者,不,甚至一个有思想的读书人,如果脑袋里缺乏了历史意识,他铁定是玩完了……

  他说,没有一个人能逃脱历史赋予他的命运;他能改变的,是面对命运的姿态,而如何摆好自己不得不摆的姿态,就是他一生的追求。这不是什么宿命,不是什么迷信,从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心里有了这一层,写作就是一件快乐的事:那是被你亲手记载下来的历史!记住,是“亲手”。你的每一本书、每一章节、每一页、每一个段落甚至每一句,都应该让读者听到钟表的嘀哒声,听到心跳的砰砰声,或那种庸俗不堪的说法:历史车轮的轰隆声……

  他说,在历史的平面上,有人类的命运,有民族、国家的命运,也有个人的命运。这些命运从总体上来看当然是统一的,但从个体或时间的横断面来考察,则完全是荒谬的,不可理喻的,因为大鱼吃小鱼,国家的命运有时要吃掉个人的命运,为什么呢?因为说到底国家的命运是被操纵的命运,操纵的动机和结果都将导致深层次的、无休无止的争夺,争夺什么呢?时间!只有时间!《雪城》大家都正在看吧?《今夜有暴风雪》大家都看过吧?那些在北大荒苦挨的知青们被夺走了什么?对,是青春!大家说青春是不是时间?说不是时间的就是没有良心的年轻人……

  他说,在时间概念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可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平等,你们腕子上戴的手表其实仅仅是一个象征,具体的时间在你们身边,在你们头顶,正以巨大的力量准备吞没你……说那么多也没用,总之你们给我记住:时间是一个悲伤的词,它将在你们死的时候最后折磨你一下……

  他说,世界上伟大的作品都是写时间的,《追忆似水年华》《红楼梦》《铁皮鼓》《三国演义》《荒原》《百年孤独》无不如此。可以这样说,写作的终极使命便是对抗时间,而对抗的过程便是书写历史……

  他说,“上下五千年”是时间,本月本周是时间,一分一秒也是时间,价值对等,但不是一句“珍惜时间”就能概括对时间的态度!那纯属胡扯!你们要搞懂时间,搞懂它何以成为现在的时间?它从哪里来?要做什么?又将带走什么?在自己的时间里思考而不是恭维别人的时间,只有这样你才可以说具备了思想……

  他说,面对你要书写的事件,必须用时间的眼光去打量:何以在此时发生此事?可以这样讲,此时发生此事具有某种必然性,找到它,你就是个合格的写作者;如果你下功夫找了,怎么找也找不到,那你就是一个出色的写作者,因为你找到荒诞性……

  ……

  W先生就是这样开导我们的,他旁征博引的轰炸式灌输我现在无法追述。与其说他在讲课,勿宁说他在演讲。18年后我还能记得上述片断,可想而知当初给我的震撼何等强烈。说实话,当年同学们听得似懂非懂,但是谁能说高妙的授课不是这样呢,当时懂得三分,10年后懂得五分,18年后懂得七分,这岂不是要享用一辈子吗?又或许,真知灼见往往要靠一辈子追求方能获得,焉知W先生不是在用一生经验来教训后生呢?在我的大脑硬盘里,写作六要素算是W先生的“泣血之局”。

  W先生用整整6周时间讲完了他的“写作六要素”。我记得进程过半的时候,外系的学生纷纷来站立旁听,窗户玻璃上全是压扁的人脸。对此,脾气古怪的W先生并不驱赶。再后来,听众习惯了鼓掌,W先生在掌声里感觉颇为受用,面颊红扑扑的。再后来,W先生认真地给我们开列书目,叫我们到图书馆去验证他的所说。

  最后一堂课,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下课铃突然响起,吓了所有人一跳。W先生戛然而止,半句话硬是咽了回去,全场寂静。半晌,他才用苍老无力的声音为他的长篇演讲致谢幕词:“知道了吧,同学们,这就是‘事件的结果’:到此为止。记住,同学们,世上所有事件都没有什么结果,但读者需要,你不得不给他一个。因此,如果你们将来要从事写作,要懂得给读者半个结果,媚俗的一半,讥讽的一半,死亡的一半,余音袅袅的一半,随你们喜欢;剩下半个留给自己,那是对世界的真诚,对历史的真诚,这是你们的命根子,保护好,永远不给人。”

  我向你们保证,那次的掌声绝对是“雷鸣般”的。我向你们保证,那天W先生通过人头攒动的走廊,姿态绝对不猥琐。他跟同学们握手,告别,场面不亚于后来的“天王”级歌友见面会。

  不久以后,写作课结束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W先生。

  2004年10月20日于郑州经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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