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子 ⊙ 途中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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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石榴>诗歌的种子沿途撒开

◎浪子



诗歌的种子沿途撒开
■安石榴

    中国现代诗与之俱来的抒情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欧美现代诗的某些抒情方式大面积地渗透进来之后,带着强烈惟美倾向的抒情一度成为诗歌写作的典范,一时间泛抒情像被遮蔽的谎言或陷阱一样泛滥成灾。应该承认,到目前为止,抒情仍旧是中国诗歌最牢固的本质和最纯熟的技巧,而与之形成对抗性的“口语化”写作显然尚且混淆不清、良莠莫辨。但“口语化”对抒情性的颠覆是绝不容低估的,我个人对这种从本质上的解构以及由此而扩展的整体开拓怀着好感。同样应该承认,“口语化”使中国现代诗的多元性更加明显。我觉得,任何对写作质地构成冲击和有所建立的方式均不应该与原有秩序形成对抗,而理应达成交融,努力从某方面找出相互促进的点,进而改变诗歌不破不立的僵化格局。对于诗歌一贯的抒情性以及“口语化”写作所强调的原创性来说,我认为,两者之间在性质包含上并不相悖,是十分有理由获得完美切合点的。最简单的一个方法,就是削减抒情极易沾染的空泛成份,从关注现实的角度去提升生活,在不放弃抒情本质的同时达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事实上,目前已有不少诗人在自己的写作中无意做到了抒情性与原创性的切合,只是因为两者人为阵营的盲目对抗过于激化而显得游离不定,一时难以在众人的视野中构成灿烂的景观。更主要的是,这种切合的目标指向是成熟与稳重,而绝不是喧哗和躁动,这正是所有变革取得沉稳的魅力所在!我对那些勇于打破传统禁锢,以自身行动奋力掀起诗歌革命的人们怀着敬意,同时也对那些在浪潮之中保持独立姿态,默默地校拔着个人写作的诗人充满尊重。正因为有这两者各自的努力,诗歌才不至于沉寂不名,同样不至于堕入万劫不复之境。最重要的是,诗歌在两者的互动坚守之中不仅获得了变化和提高,而且绝不会招致精神沦丧!
    坚持本我的出色写作,并且适时有效地调整着未来的路向,这是一个成熟诗人极其自然的表现。在我接触交往到的诗人当中,诗人浪子正是这样的一个榜样。在我对他诗歌的大量阅读中,我认为浪子至少贡献了一点:他以一个抒情诗人的本质关注现实,由自身的生存境遇出发深入时代及众人,再以真实的生活影像为起点实现诗歌的抒情。这种做法恰好印证了我上面所论述的抒情性与原创性的切合,很显然,我的这个想法是因为阅读了浪子的诗歌而产生的,我愿意将之称之为原创抒情性。这种性质只有在浪子的诗歌中才体现得那么强烈,没有泛学院式的歌唱抒情,也没有泛生活式的平面反诘,精神的美、痛感、内在力量的共同提升始终是惟一的内涵指向。这样的诗歌在题材、形式上也许单薄了一些,但其填补了抒情向上的空阔,净化了生活繁杂的表像,在一定限度上保持了诗歌素有的使命感与神秘感,确保诗歌的生命价值和精神意义。这是这个时代所出现的诗歌中不可多得的!
    浪子是一个沉默写作的诗人,尽管他早年曾显现过出色的诗歌才华,有过以诗歌理想为抱负的漫游经历。据我所知,他早在1992年就出版过个人诗集,当时诗作就大量见于《作品》、《星星》、《诗神》、《诗歌报月刊》等国内著名诗歌刊物,《诗歌报月刊》直至1996年还将他的作品在“挑战者”栏目出。
   1996 以后,他不再发表作品,只在某些圈子交流中零星拿出新作,但从来没有终止过写作,并且一直保持着与诗歌同道的交往,对诗歌的发展始终怀着感同身受的关注。直到2001年夏天来临,浪子的诗歌热情终于再次浮出水面,动手将自己1991—2000年十年间的诗作整理成册,决定出版。可以想像,以他从未停歇的写作数量,十年该是一部多么浩瀚的篇章。但他这部十年诗集出 人意料的只选了100多首诗,而且全部是短诗,有相当多的诗仅有两行、几行,极其简洁精练。诗集命名《途中的根》,寓意很明显,十年间浪子一直游历在外,这些诗都是他在人生行旅上以不同的心境写就的,同时记载了他十年来的心路历程。“途中的根生长在旅途上”、“途中的根    我途中的居所”、“不断流逝的归宿    是不断流逝的/我    是那途中的根”,所谓旅途同时是浪子作为一个诗人的诗歌命途,他沿途随时随地撒播着诗歌的种子。整整十年,他沿途撒下的种子已经发芽生根,“他的劳作已经获得了大地的承认和尊重”(瓦兰语)。
   “旅途”显然是浪子诗歌的一个重要命题,包括出发、寻找、方向、归宿等所有漂泊的因素,而归程的无限性是一直困扰他的最大问题。正因为认识到归程的无限性,承认自己的根就在途中,所以他异常关注在异乡的生活。从他的角度看,异乡的生活永远是当下发生的,真正的人生就建立在当下的生活中,因而必须首先处理好当下的生活。这种认识除了在浪子的真实生活中实现之外,还大量体现在他的诗歌之中,“打发掉在城市中虚度的时光    以真诚/换取真诚的生存     以我无所不在的爱/我梨花带雨的爱/在最近和最远的土地上// 见证不可企及的方向/”(《旅程》)“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温暖的家?/脸颊上久违的泪水    拭不去的沧桑/飘不落干渴都市    回家的人/耗费一生时光也回不到的家/”(《离家的人》)......正因为心怀现实与漂泊之本,浪子诗歌中的内心冲突才那么强烈,非常明确地体现着生存与梦想的纠缠,出走及归去的迷惘。这种命题在我们看到的众多诗歌中并不陌生,但浪子在诗中不厌其烦的观念提示和他节制、压抑的词语运用,包括强有力的节奏感,为他的诗增加了一种善意的“暴力”色彩,也由此构成了他诗歌在感情色彩上的特点。
   当然,由于浪子对现实和情感的着意渲染,使他的诗歌在语言上略显混沌,也由于与之俱来的情绪认定使他的表达在些躲闪,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抒情的纯度。当我在他的诗中连续发现一些语句不够干净、表达犹疑的不彻底成份时,曾一度产生过疑惑,我一开始是把他当作一个纯粹的抒情诗人去阅读的,所以我起初的判断不可避免地顺应着抒情的一贯趣味,我奇怪于他诗歌中的“硬伤”——实则是过于沉湎生存状况表述而引出的抒情的不畅。诗人东荡子对他的这些“硬伤”提出过极其严厉的批评,浪子默默地接受了。我在越来越深入的阅读中,终于发现了他的这些“硬伤”的症结所在,这不过是浪子在力图使诗歌与现实契合中一时处理不顺的一个小问题,因此我转而将之称为“原创抒情性”。我想诸如此类的指认是合理的,概念从来就含有一厢情愿的强加成份,但由此而对某种写作的梳通、提醒,包括其本人对自身状态的认知并采取弥补是有效的。
   浪子显然还要继续为他的诗歌性情受挫,但我十分赞赏他把个人性情带入诗歌性情的做法。诗歌承载不了生活,但能够反映性情,也不失人性的光辉。率性则为真,生活中的浪子绝对是个性情中人,他的行为也就是诗歌的行为,他的目标是知行合一,诗人合一。浪子努力要让别人记住的是:所谓诗人,就是诗和人的统一。这可不是拆字游戏!
    现实中的浪子很容易给人一种“粗暴”的印象,他的外表带着一股“戾”气,性格异常率直,说话就像吆喝一样响亮。他酒量惊人,高兴起来不知节制,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几年前就立誓戒了白酒,只喝啤酒。只是喝起啤酒来同样不知节制,劝酒就像逼供一样。好在朋友们都明白他的这一点“僻好”,心照不宣,往往不给他“胡来”的机会。这样的一个人,诗歌中竟全是刻骨的柔情,满是伤逝情怀,真是令人意想不到。但对朋友们来说是意料中事,是的,浪子的人和诗歌,都是毫不保留的向朋友们敞开着的。在红尘万丈的广州,他是数以万计的有个人小小事业的小老板之一,终日熙熙利来,但与一般小生意人不同的是他朋友奇多,而且多是文化圈中的朋友,似乎他用在文化交流及相关活动上时间更多一些。他对文化、尤其是诗歌怀着极浓厚的参与热情,但又相当蔑视那些一味沉溺于写作理想本身而不谋生活出路的人。在这一点上,他甚至形成了偏见!
   《途中的根》作为一本十年选集,以时间跨度去区分,俨如一条时光与思想的隧道。十年仅选100多首诗,在数量上略显单薄,也与他十年来的创作量相差甚远。本来,这本书的初选篇目比成书时要多一半以上,浪子听取了几位朋友的意见,由白巍、东荡子及我各做了一次删选 ,他自己又作了最后的删改。我受浪子的委托对这本书进行通读和梳理,得出的最大印象就是前面归结的原创抒情性。我想这可以看作是浪子诗歌的一个贡献,他就以这种介于传承与激进之间的自我认定构筑自己的诗歌,既不极端,又不滞后。对他而言,诗歌并不是上路时引领的光芒,而是回家后温暖照亮的灯盏。我想,这种以人生、生活为观照的沉稳的写作姿态,对于当下浮华纷芸的诗歌状况来说,至少具有一种品性的作用!

                                                                                                                          2001.5.13.广州五羊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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