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 ⊙ 在水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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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格之声(1995,长篇随笔)

◎江雪




他们的标志就是:
对时代完全不抱有幻想,
同时又毫无保留地认同这一时代。
——瓦尔特·本雅明

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对你的赐福,
走向欢乐!或者还有什么能让你受辱,
心灵!还能遇到什么,
在你该去之处?
——荷尔德林

A、 这都是不可能的

也许这是一种在生命之外的理念不可能强求,也不可能奢侈,更不可能视而不见。因而,我感知到生命的虚无是在理念的虚无之后呈现出它存在的价值和极限,它的快感和迷失。在这个唯物时代,物质的匮乏者是多余的。这不是上帝的先知,也不是哲学的谬误,而是生活的权力话语。生活在分配我们生与死的能力。我正是这样的一个低能儿,一个清贫者,可是我自足,过着死者的生活,过着沉沦者的生活,在水底下思想。诗人在这个唯物时代里是不存在的,真理总是在时间之外露出她的内衣:看吧,我的深渊,我的原罪,多么地勾引人类。我们,是不存在的。还有你们,他们。上帝都不知道个人的符号究竟指代甚么。陌生人就在附近,等候着另一个陌生人。陌生人在哭泣。一群伟大的拾垃圾者从他们的身边平静地走过,步履沉重。一个诗人,一个篷头垢面的诗人,也加入到拾垃圾者队伍中。是啊,他突然想到了理想的重复性和顽固性。他有一种猜疑,他希望那个人就是兰堡,或者是兰希·巴尔格:一个谜底中的诗人。他不可能熟谙兰希·巴尔格的秘密生活。其实,这都是不可能的,他们只是睡眠中和理想中的人物,在诗人、行为艺术家、自我流放者中可以选择。

黄瑰堡的阳光照在死去的思想家的书籍上,一些旧时代的斑点放射着新时代的光辉。诗人就在这样的正午瞑想人类的手掌:灵魂在漫游,身体在腐烂,诗歌在放逐,蚂蚁在运动,土拨鼠在逃亡,星星在拉屎,大陆在漂移,西部在崛起……是啊,男人的生殖器在萎缩,真理也在萎缩。真理的谬误和荒诞就在于她总是以女性的角色而偎依在男权的怀抱里。一群人开始进入另一种时间隧道,生命消失,死亡存在。这不是神话,也不是理想,是沉默,是玩笑,是自赎。阳台上的一些铁钩子上挂着一些牲畜的尸体的一些重要的部分,黑漆漆的,一串串的,就像是一支巳判绞刑的无辜的队伍。邻居的婴儿在哭啼,他并不懂得哭是莎士比亚悲剧的伪象征,是历史的外衣,是女人的武器。婴儿哭得越厉害,世界越荒诞。室内的场景,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们在其间生活,阅览,革命,洗礼,自杀,睡眠,乱伦,向室外发出声音:一个思想家存在的合理性同他的思想有关。正如兰希·巴尔格的出现,就是这个世纪末的一盏阴暗的油灯。光辉虽少,却足以照彻一个人飞扬的道路和方向。

整个冬天,在寒冷中,在火塘旁,和柏拉图对话。对话的主题是关于苏格拉底和本雅明的死。柏拉图说:老师的死与我无关,后生本雅明的死才与我有关,可我救不了他,我很难过。柏拉图还说,人类一直在分享他木乃依式的思想,作为一个死者,他不愿意言说,他不愿意享用立法者的晚餐。常常在夜深时,火车总要将梦游中的我从一个世纪拖到另一个世纪,去看望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是谁,并非重要,重要的是他像所有的梦想家一样不愿意生活在死魂灵里。他需要精神按摩,需要手淫一样快乐的哲学,他需要和活着的东西对话:这种幸福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我和他可以成为隔世的朋友和爱人。他就是兰堡。我热爱他的《织布机之歌》。在我离开他的时候,他丢给我一句格言:祭奠明天的人是不多的,也是不错的。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书房里的书籍开始长绿毛了,我兴奋得开始吃药了。

有时候,兰堡真的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他不允许我配戴眼镜。他向我吼着说:这是什么东西!这跟面具有什么区别!后来我也开始积极地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小面具。在下个世纪,我有希望戴上这种具有荣誉感的小面具。人们说,戴上它,再也取不下来了。这就等于开始向盲人靠近了。在这个时代,我跟一个盲诗人真没什么区别,什么也没看见。因而自己也就失去了作见证人的权力。那么,把诗歌当作咖啡是错误的,当作咖啡因才是合理的。

B、 必死者就在他们中间

童年的恐怖情节经久不衰。
他在那儿攀附一棵法兰西梧桐。
哦,他怎么了?他怀抱着一只木屐,丑陋而孤独的木屐。
他曾经对兰堡说,这是一只船,也可以是一只羊羔。
一轮月亮在山毛榉的丛林里睡眠。
九百万个婴儿在后工业的怀抱里啼哭,这是不具有形而上的叫喊。
人们的焦虑正映射在红色的玻璃窗上。
爱人就在他们中间,必死者就在他们中间。
当你抬头,天花板上悬挂的就是后人类的乳房,它可能是真理的尤物。
一些人开始从高尚的塔上跌入卑俗的湖中,
一些人开始在沉默和饥馑中失语。
一切是可能的。
这个世界是个假设的世界,是个可能的世界。
诗人是一个假想主义者。
学会了强奸自己,学会了自慰。
上帝是诗人的情妇,也就是说,上帝是人类的第三者。
在月亮地下,你看到了必死者的面貌:
微笑,痉挛,理想,眼睛,爱意。
一个怀旧者在幕后舞蹈,歌唱,趁着月光,
敞开心灵,把暗淡的星火眺望。
谁知道必死者遗留的问题是什么,
那些问题就像是兰姆的十六个便士散落了一地:一地鸡毛。

C、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或许,人们将要嘲笑我这样一个唐诘·诃德的亚裔,在中国的草图上,涂沫了第五种颜色。我思,我不在。一个一知半解的时代。在缺失美感和哲思的物质生活中,我渴望古典的东西:爱和理智。我企图放弃生命之外和东西:体制和无为的秩序。时间难解,不等于时间是有谜底的。

这个世界并不像人们所言,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底,亦如一口唐代的天井。夏日最后一朵玫瑰——我可以把她看作是一场伊丽莎白时代的歌剧,也可以把她看成是墓地上的一尾矢车菊,也可以把它视为法庭上的润滑剂。张开翅膀行走吧,诞生的不仅仅是生活,死亡与生俱来。死亡也有新鲜感,就像鱿鱼一样。朽与不朽,只是一步之桥,此岸与彼岸的对峙。理想比现实快半拍,而真理又比现象慢半拍。我兴奋于这个发现,也足以证明思想的可能性。现实 总是那么让人怀疑,理想才是真实的,一种未知性的真实。是的,人类和一切蟑螂一样,都是走在真理的后面,这就是悲哀:花儿开了,才知道要谢了。诗人总是与历史擦肩而过,当他回首时,历史总是那么奸诈地说:对不起,我认错人了。某个时候,当我沉浸在亨利·米勒时代里,我便相信那是一种理想的文本。这种文本,就像金斯堡·伯格一样,在路上,在病人的备忘录中。是的,我常常发现,当你醒来时,这个时代已经离开了此岸:肯定。一张戏剧的脸,在这城市的街道上游荡。一场雾,继续弥漫,笼罩,夹杂着奶酪和金鱼的气味。或许是诗人太敏感了,他需要什么,上帝就禁锢什么。一个早晨,或者一个冬天,我可以长久地思考,人与遗忘的关系。在深夜,我将福音书合上,睁着眼睛睡眠。

一个人的思想是不能缺氧的,正如一朵夏日的玫瑰不能没有水份。因而,我必须站在存在与理性这一边:那些真理的曲线,却又是那么的柔弱。陷入怀旧的漩涡,是否可以逃避生活的恐惧感:

把电视机的音量关小,这意味着
那些突发性的事件只是一种彻底的假象
一个人离开,另一个人仍然坚持爱的行为
和权利,这也许可笑,但这是十分坦诚的,可以
信赖的思念的方式,伴随哲学与体验
在心灵中筑巢,栖居。诗歌只是枝节上的小松鼠,
偶尔会发出不和谐的叫声来,难听极了;
至少,在这个时代,诗人都成了哑巴。
他们害怕肺疾和权力话语的策源地,
因而,我更喜爱那些小丑似的音乐指挥家,他们懂得
用棒棍在空中制造声音同时间交叉的一个个点;
有时也会流露出死者的表情和存活者的虚无。
是啊,我们已无法生息在一个早期纯洁的时代里,
我们已失贞。就是在大街上,谁还能
辨别出怀乡者与必死者的区别?
诗人恐惧症的诞生与他的婚姻有关,与
他的理想主义有关,与词语有关:
他可能已死了。他活着,
不过是一种征兆:他在演绎生死轮回的荒谬,
收拾死者不该遗留的言词和权力,直到干净。
宗教,或许只能潜隐在政治家的被窝里,
同性爱、脚趾、睡眠和梦想之神裹在一起。
孤独者在他的影剧院里生活,自编自演。
睡去吧,他和你十月的爱和愤怒。
在今夜,他诚实而可爱,他和死者一道跳舞,
黑人音乐响起,和那被背叛的泪水,成为
今晚最动人的思想:古希腊的蝴蝶,
复制在中国的大地上。
是的,一个词只有在命题的语境中才有意义,一个人
只有丧失了安全感才有生命之重。
那些虚设物,是否也遮蔽着不可告人的
理念:我相信,我才怀疑。
梦游者归来,伤心的咖啡馆之歌:《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再次响起。他们在梦中的坠落
使现实之弦绷得更紧,缺乏的只是智慧的松香,
苏格拉底的心。
女儿在另一个星球上熟睡,她不可能知道幸福的焦虑和责任
在生活中的意义。好了,让她睡吧:
今夜她不关心人类,她只关心哭泣的理由
和结果,将会给她带来多大的关怀。

D、 癫狂者之夜

一个夜晚,兰堡便经历了几个世纪。这并非是一个奇迹,或一个幻想:一个夜晚= 几个世纪,是存在的,合理的。兰堡和密歇尔·福柯是同一个时代的癫狂者,阿兰·谢里登如果理解兰堡,会这么说。我曾经多次有这样一种感觉,那就是眼前的人与事仿佛在若干年前亲身际遇过。至今,我仍然坚信那就是存在,就是不可抗拒的真理,模糊的真理。

今夜,真是癫狂者云集:萨福的乳房散发着香泽和一股邪气;荷尔德林在家门口盯着木匠发笑;波特莱尔在铁皮屋顶上吟诗,撒野,哭泣,和妓女一起跳舞,一起滚下来;兰波在楼台上和魏尔伦一道调情,赤裸着身体,魏尔伦的妻子害怕极了;在巴黎一次聚会上,兰波高高地站在桌子上时而向三流诗稿和三流诗人撒尿致敬,时而向鄙视他的文人们挥舞铁鞭子;福柯趁着夜色,悄悄地潜入旧金山同性恋者的伊甸园;梵·高割下耳朵献给他的情人……

今夜不是愚人节,不必登上愚人船,没有狂欢,没有节制,只有理智。
今夜我并非在欺骗自己:我的肉体在衰老,我在演变一个病人的肌理。
“我们很可能属于批评的时代。这个时代缺少原始的哲学家。这在任何时候都让我们想起它的统治和命运:一个使我们无法挽回地远离原始语言的理智时代……历史注定我们要面对历史,要耐心构造话语的话语,要担负倾听已经被说出的东西的任务。”

兰堡在重复着福柯的话,因为他重复痛苦,所以他重复言说。一个人最理智的时候,也是最痛苦的时候,最癫狂的时候。

是的,这个时代,只有癫狂者被放逐,被侮辱,被耻笑,在自渎,在自虐,在自杀:他们将复制二十一世纪。兰堡接受了现时代的拒绝,他企图存在于时间之外:这也许恰似一种文本,一种只有一个读者和一个作者的文本。今夜,兰堡成了真理的守望者,灯塔就在不远处,若隐若现:荷尔德林、弗洛伊德、爱伦·坡、梵·高、高更、三岛由纪夫、尼采、克尔凯戈尔、奈瓦尔、雷蒙德·鲁塞尔、阿尔托、陀斯妥耶夫斯基、达利、早期的博尔赫斯、画家梦破灭后的希特勒……他们一个个像幽灵一样闪烁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上空。黑格尔的精神研究中的类项只不过是将癫狂送进哲学之门挂号,皮纳尔和塔克的精神与肉体的拯救,只不过是一种古典时代的人文启蒙。我们也会像伊拉斯莫颂扬愚人一样颂扬他们吗?不,不完全这样。他们并不都是李尔王,也不都是唐吉·诃德,他们中间有撒旦。

据说法国西部有一个小镇,自1985年开始,每年举行一次“奇异纪录节”,又称癫狂奥运会。一些“有创意和有个性”的人聚集在一起,缔造各种各样的或荒诞、或离奇、或愚蠢、或无聊的世界纪录。迄今为止,已经创造了15项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就是福柯结构主义下的法兰西:他终于可以通过《癫狂史》一书为自己雪耻了。从某种角度来说,人类的运动史,也是一部癫狂运动史。从亚伯和该隐,一直追溯到马丁·路德金;从但丁时代一直追溯到蒙田时代;从无形的上帝到显在的无产者,一切无不在证明癫狂的历史性,遮蔽性,悲剧性和非理性。

癫狂者是文明者。巴斯卡说:人必须癫狂,以致只有再癫狂一次才不会成为癫狂。人们总会把癫狂与愚蠢紧密起来,这是因为十八世纪以前的思想家总是把它们视为同义词:这是可笑的。而我常常把爱因斯坦的大脑称之为是癫狂大脑的杰出典范。癫狂一直潜伏在人类历史的隐秘之处,思维的隐秘之处,它已经成为人类维系自身的一种微妙关系。黑格尔们与福柯们的相继出现,促使癫狂开始走上了原告席。

于是开始有人言说(被兰堡质疑的言说):人可癫狂,思想不可癫狂,而智慧又是无法癫狂的。
兰堡开始在一个癫狂之夜设计他未来死亡的场景:

其一,死在街头,向活着的少女微笑,方向不明;
其二,死在水里,然后像一个瓶子一样漂移着,方向不明;
其三,死在路上,方向不明。

癫狂和天才之间的关系总是那么的不和谐,不合适宜,死亡成了它们之间唯一可以信赖的桥梁。

每一个天才都有他的奇异之处,心理学家们称之为“精神病现象”,或“癫狂现象”。普希金、歌德、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凡·高、舒曼、早期的荷尔德林、卡夫卡等明显都是精神异常者。精神异常并不等同于精神失常,病态和疾病是不能划等号的。在天才 的个性和创造活动中,向来存在着些许精神异常的成份。心理学家认为,这种异常是极为有限的,否则,他们既不成为天才,也不会有卓越的创造性表现。研究这一问题的专家得出以下结论:在天才的先辈中,毫无例外都能发现精神病的特征,而且经常是精神病患者;天才向来都有点神经质;在天才的近亲当中,肯定有精神病人;天才的先辈中往往不乏天分高者。拿破仑的父亲是个洒鬼,有点神经质;母亲能力很强,天分很高;姐姐患有歇斯底里症,而且放荡无羁。托尔斯泰的父辈家族中有许多精神病人;母亲家族的人天分都很高,富有音乐和文学修养;托尔斯泰本人则患有歇斯底里症和癫痫症。莱蒙托夫的父亲患有精神分裂症;母亲天生喜爱诗歌;他本人也有精神分裂症。舒曼的父亲是位文学天才;母亲死前精神失常,姐姐和她的儿子患有精神病;舒曼自己自杀身亡。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父亲和兄弟都嗜 酒如命;母系有家学渊源,家族中出现过许多天分极高且学识渊博的人;姐姐患有精神病,她的儿子是白痴;陀氏本人也患有癫狂症。

俄罗斯《旅伴》月刊载文指出,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创造力(天赋)和病态。他们把人分成四种:创造力和病态都很强的人,往往能成为天才;创造力和病态都平平的人,都有是正常人,甚至是平庸之人;病态严重但是创造力有限的人,将会变成精神病患者;病态轻微但富有创造力的人,他们会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成不了天才。这里所指出的病态,无疑包括了癫狂的行为。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创造力和癫狂的行为,只是程度的轻重而已。

E、 愤怒的巴尔格

这个时代,隐喻已逐渐多了起来,私有性话语也开始多了起来。乌鸦在桉树林里呐喊什 么,乌贼在海底呐喊什么,人类是不知道的。乌鸦和夜莺同人类一样也会丧失它们的父亲,丧失它们的历史,灵魂、自由、爱和意志。兰希·巴尔格的秘密生活,曾经是我的诗歌中不可或缺的叙事场景,至今我仍然怀念。一九九四年五月,巴尔格开始走上不归之路。他的愤怒也就随之诞生:伴随着哲学的忧伤,诗思的轨迹。

隐喻时代的来临,意味着诗人开始从“无为”、“何为”走向“有为”。愤怒的巴尔格,是无形的。巴尔格的愤怒,也是无形的。隐喻总是伴随着快感和疼痛,而愤怒又总是伴随着理智之后呈现的激情和焦虑。巴尔格在抵达一个城堡,一个复归原始的城堡。那儿有最真切的形式、符号和不完美,孤独和流亡者的神话。思想和反思想是他生命中两个截然对立的主题和状态。德国十八世纪哲学家利希滕伯格说,对立也是摹仿的一种形式。巴尔格摹仿什么?…… 一个时代的精神。摹仿并不是一种过错,有时却是一种悲哀,唐·吉诃德式的悲哀,西西弗式的悲哀。

在中美洲印第安民族史诗《波波尔—乌》中,奇里瓜诺人讲述了用具反抗主人的故事,并且被描绘在一个齐穆花瓶上,在大海上漂流了千百年。巴尔格很欣赏这个神话故事,因为它告诫人们:用具不仅仅是用具,它们应该具有思想和情感,具有在人群中选择主人的权力;同时,用具也具有成为主人的权力。福柯说,权力虽然笼罩着人的身体和灵魂,但权力也具有创造机制,它创造现实,它创造对象的领域和真理的仪式。巴尔格说,拥有权力的人才是执法者。而这个时代的立法者,却成了立法者。正如布尔迪厄1985年12月在洪堡暗示,知识分子成了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成了一个分裂的世界层面。许多思想家都不愿承认自己是一个合理的知识分子,这种行为是十分可疑和虚伪的。巴尔格的可爱之处,就是他怀疑自己是一位当下的知识分子,知识的一分子。因而,他近乎疯狂地守护着一种思想理念,一种游戏规则,一段距离,一种偏执。他的愤怒和忧伤,自然不可避免地生发出不和谐的枝桠和声响,生发出泪水和风暴。“压制就是真理”,美国社会学家菲利普·利夫的话让巴尔格再次陷入深思:真理真的是一张知识/权力编织而成的铁丝网么?当巴尔格开始意识到物质(金钱)与真理(权力)的关系时,是那么地让他感到不安。

选自长篇随笔《在水底思想》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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