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民 ⊙ 无量寺村

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百年飘零:现代诗歌中的农民叙事

◎杨晓民



     
       百年飘零:现代诗歌中的农民叙事
           ——从《老马》到《无量寺村》

               郎毛

         ◆上篇◆

   那个时代的“老马”和“老马”的那个时代


  2004年,曾经被誉为“农民诗人”的臧克家老人已经走过了99年的生命历程,这其中包含至少有半个世纪之久的诗龄。1933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烙印》。这是他的处女集,也是他最具影响力的高峰作品。主流评论一致认为其表现了中国农村的破落,农民的苦难、坚忍与民族的忧患。《烙印》很快被抢购一空,许多名重一时的评论家心甘情愿为它鼓吹。 茅盾称臧克家为当时青年诗人“最优秀中间的一个”。朱自清断言:“从臧克家开始,我们才有了有血有肉的以农村为题材的诗。”闻一多亲自给这个初出茅庐就走了红的苦吟诗人作序表彰,他说:“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据《人物周报》、《闻一多选集-烙印序》) 臧克家则自称是“一条嚼着苦汁不松口的巴豆虫”。他的诗因此显得苦而硬,在充满小资情调和革命狂热的后五四诗坛上荡起了一股朴实硬朗的新风。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的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老马》

  这首诗发表于1932年,距胡适出版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部白话诗《尝试集》已经过去了10年。当时尝试写新诗的人多数为“海归派”和左翼文学青年,解放自我和解放大众两股潮流在新诗运动中走向两极,前者形成以胡适、徐志摩、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后者形成急于为革命斗争提供“最高、最强、最急的音节”的“创造社”、“太阳社”(郭沫若等)和红色鼓动诗(殷夫等)。显然,两种极端都不可能真正深入民间,深入被损害者的内心,创造出具有美学和认识双重价值的农民虚拟体、比附物和非线形的整体象征。恰恰在这个青黄不接的季节,“老马”出现了。带着苦涩,带着泥土的凝重,带着不可名状的痛楚和悲哀,带着几千年的宿命的阴影,一种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的诗歌形象闯入中国的知识界和新诗的读者群。他是谁?不就是我们老家的邻居,我们身边的丧失土地的难民、盲流以及脚手架上的农民工吗?不就是我们崩溃的乡村和破败的田园吗?“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穆旦《赞美》)和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不同的是,这匹被压迫被损害的“马”不仅不象五卅运动中的工人、井冈山的赤卫队员那样“心红胆壮志如钢,砸烂万恶的旧世界”,他甚至连起码的觉醒也没有,当压迫者猛往他身上加载以至深深地勒进皮肉时,他的反应只是麻木地把头“垂下”,把血肉之躯让渡给了他人;当他欲哭无泪、统治者却又嫌他拖了国民经济后腿而猛抽一鞭时,他只是无奈地“望望前面”,他要透支生命为民族复兴做贡献了,这会儿他甚至连灵魂也抵押给了领袖或者领导。“老马”当然没有“做贡献”的觉悟,他只是认命而已。他不能尥蹶子,不能踢他的主人,不能挣脱他的缰绳去撒野,那样他就会没户口,没饭吃,成为流民、刁民甚至暴民和土匪,就会受到治理整顿和围剿、消灭。总之,即使这是一匹悲愤之马,但也决不是可以昂首嘶鸣之马,前程远大之马,这是一匹隐忍之马,忍辱负重之马,他为威权所深深地震慑,并迷信秩序,莫名其妙地承担着不可知的命运,从气质上多少有点与俄罗斯民歌里那匹“可怜的老马”相似。在20世纪革命动员理论和语码中,他属于“落后群众”那种,需要后来出现的李玉和(《红灯记》)、郭建光(《沙家浜》)、杨子荣(《智取威虎山》)等红色精英和先进代表去唤醒、去发动、去点燃,然后才能变成埋葬旧世界的熊熊大火,变成旧制度的掘墓人。“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  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穆旦《赞美》)
  难道我们的“泥土诗人”是像先知鲁迅那样对“落后群众”和“蒙昧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吗?不。针对自己的局限性,臧克家在革命成功以后进行了深刻检讨。他说:“对于暴风雨前夕乡村动乱的了解,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我没有能够突破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的范畴。虽然表现了乡村的破产,但没有明确它未来的命运;描写了农民生活的悲惨和他们的挣扎,并通过这些描写进行了对封建黑暗社会的控诉,可是,没有写出他们正面的斗争和最后的出路。”(〈在文艺学习的道路上〉)
  显而易见,诗人的检讨在变着法向当时主流所要求的高度上靠,同时小心翼翼煞费苦心地为自己进行最后的辩护。其实,他所说的“正面的斗争和最后的出路”早就有人用诗一般的抒情逻辑进行了预言。1927年初,当时尚以***身份在国民***做官的青年毛泽东跑到湖南老家做了32天的徒步考察。结果,在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位后来终于颠覆了三座大山和国民政府的诗人热情洋溢气势磅礴地宣告说:“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如果中国大地上真的出现这样的群体,你还会以为这是臧克家笔下那匹“横竖不说一句话”的老马吗?不,这是令人胆战心惊的战马,这是在革命动员中被激活了的“核聚变”。正是他们,从井冈山开始,一步步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化路径。而作为从山东诸城一地主家庭中走出来并经历过北伐战争的人道主义的少爷,1932年的臧克家萦绕不去的不是井冈山的红旗和农民军的梭镖,而是他家的长工“老哥哥”和“六机匠”的身影。“老哥哥真是老哥哥,他来到我家时曾祖父还不过十几岁呢。祖父是在他背上长大,父亲是在他背上长大的,我呢,还是。他是曾祖父的老哥哥,他是祖父和父亲的老哥哥,他是我的老哥哥。
  “听老人们讲。他到我家来那不过才二十岁呢。身子铜帮铁底的,一个人可以单拱八百斤重的小车,可是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已是六十多岁的暮气人了。那时他的活是赶集,喂牲口,农忙了担着饭往坡里送。晒场的时节有时拿一张木叉翻一翻。扬场,他也拾起张锨来扬它几下,别人一面扬一面称赞他说:“好手艺,扬出个花来,果真老将出马一个赶俩。 “老哥哥一天一天的没用了。日夜蜷缩在他那一角炕头上,像吐尽了丝的蚕一样,疲惫抓住了他的心。背屈得像张弓。小辫越显得细了。他的身子简直成了个季候表,一到秋风起来便咯咯的咳嗽起来。” 这里的“老哥哥”有些类似托尔斯泰家族庄园里旧式俄国农民。早年臧克家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曾经深切而且细腻地关注并表达了这些“横竖不说一句话”、“有泪只往肚里咽”的身边的弱势群体。这使他一起步就获得了后来再也无法超越的文学成就。
  事实证明,20——30年代中国,农民除了“有泪只往肚里咽”或“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历史选择以外,还有一些不识时务的知识分子、志士仁人尝试着为他们谋求第三条道路。
  1926年,近代教育家晏阳初(1893—1990)本着“解除苦力之苦、开发苦力之力”的精神,率领一批留美归来的博士、硕士,或国内大学的校长、教授及其家属来到河北定县农村安家落户,进行乡村建设实验,被舆论誉之为“博士下乡”。 在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他们把定县作为“社会实验室”,开办平民学校,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倡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 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还开展了农民戏剧、诗歌民谣演唱等文艺活动,深受农民的欢迎。1927年,在贫穷落后、盗匪横行的重庆,近代著名实业家卢作孚(1893—1952)开始着手他的以北碚为中心的乡村建设实验。其宗旨十分明确:乡村现代化。其“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穷困或灾变”,而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以供中国“小至乡村,大至国家的经营参考”(《卢作孚文集》196页,西南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结果,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型”的城市。
  让我们再回到北方。1931年,在韩复蕖的支持下,现代新儒学领袖梁漱溟(1893—1988)将他创办的河南村治学院迁到胶东半岛的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实施政教合一的乡治体制,兴学促农,禁烟禁赌,组织自卫,维护治安,谋求“乡村文明”和“乡村都市化”,以期改造中国。梁漱溟所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实验进展迅猛,影响深远,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全国出现了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机构和基地。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并称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乡村建设运动“三杰”,为这一最终夭折的农村改良运动留下了珍贵的样本和丰富的理论成果。
  然而,这却是终于被隆隆炮火所掩埋的历史,这是试图改变“老马”们命运然而却终于被覆盖的另类史。
  于是,在主流诗歌语码中几乎没有留下改良的痕迹(有人辩护说好的诗歌没有哪一首不是极端主义甚至暴力倾向的——本文作者注),“老马”转换成了“杨白劳”,“杨白劳”的后代“喜儿”、“大春”们衍变成“王贵与李香香”。“三边没有树石头少,庄户人的日子过不了。天上无云地下旱,过不了日子另打算。”“草堆上落火星大火烧,红旗一展穷人都红了。紫红犍牛自带耧,闹革命的心思人人有。半晌还是庄稼汉,黑夜里背枪打营盘。”(李季《王贵与李香香》)他们被拧出大规模的暴力以反抗秩序并走向不可知的未来,彻底颠覆了“第三条道路”的任何可能性。


          ◆下篇◆

      无量寺村:“一个的村庄不解之谜”


  按照李季为“王贵与李香香”安排的逻辑,“不是闹革命咱穷人翻不了身,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事实上革命也确实伴随着“打开寨子分粮食,土地牛羊分个光”的狂欢过程,这是小农和雇农们看得见的利益再分配。但狂欢过后要按部就班“治国”了,要论功行赏和安抚革命功臣了,要保障城市利益集团先过上好日子了,于是法统和城乡分治制度(或名“城乡分割)以至高无上的国家名义出场:统购统销强制实施了,合作化开始了,土地归公了,《户口登记条例》出台了。汪洋大海般的中国农民就地转换身份,成为光荣的半军事化的人民公社社员。“公社好比常春藤,社员都是向阳的花。”他们的代价是不准自由交易农产品,不准进城打工(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几乎没有自由职业者),非国家批准不准改变身份,在户籍管理部门他们统称“农业人口”。“社员”固然光荣,“农业人口”却实在是要命,离开那个该死的集体(最小的单位叫“生产队”)你就没饭吃,因你吃的不是商品粮,商品粮全让非农人口吃了,你要吃饭,就必须回到那个光荣的集体中去。这注定了你只能在那块不属于你的土地上翻坷拉,流血汗,吃毛粮,而且常常是食不果腹,饥寒交迫。在国家和集体主义至上的意识形态体系中,个人永远都是卑微渺小的。任何体制外交易都要受到严厉谴责和制裁:“你粮食吃在肚皮外,又换酒肉又倒卖/想囤下粮食当粮商,撑死你一家饿死一方/手拍胸膛想一想,难道良心喂了狼”(张长弓:《手拍胸膛想一想》1957年)从农民丧失土地所有权的那一天开始,传统意义上的可以对农产品和土地进行自由交易的农民消失了。这一时期(1953——1985年),非农人口所组成的“国家”从农业人口组成的****新农村无偿拿走了6000亿——8000亿元人民币。而在骇人听闻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农业人口”死亡近2000万,几近“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魏晋乱世;但职业半职业夜莺们献给这个时代的颂辞何止千千万万:“穿过公社进庄园,站在昨天望今天,望草草更青啊,望天天更蓝,一片绿浪,几缕炊烟,姑娘们唱歌下水田-----”(《朗诵诗选》作家出版社1965年)
  无庸置疑,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为诗歌招魂和补钙。著名知青作家叶延滨的组诗《干妈》,在对“文革”中收留了一个“走资派狗崽子”的“农业人口”感恩并忏悔的同时,捎带着揭示了为绝大多数“非农人口”所不知情的乡村的破败、凄凉和赤贫:“穷山村最富裕的东西是长长的夜,穷乡亲最美好的享受是早早地睡。”“像这里任何一个老大娘,她没有自己的名字”(叶延滨《干妈——陕北记事之一》1982年)好象是做了一场恶梦,又象是从魔头的蛊惑中蓦然醒悟,中国人突然发现自己不仅远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民,而且早就穷困潦倒乃至黑暗到了“国民经济崩溃的边缘”。而老一代革命夜莺们代民立言的“咱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眼瞅着成了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逃亡开始了,农业人口对土地的厌弃来自于丧失了对土地的拥有,丧失了与土地的亲情和血肉联系;而农业人口对土地的逃亡源于那个铁桶般的准军事化组织人民公社已经垮掉,森严的体制和“专政”的铁拳正在迫不得已地松动,而蜂拥而至的外资企业和大规模的国家投资又需要大量而且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这给农业人口进城务工造成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他们后来被称为令“非农人口”同情、怜悯乃至不得不启动法律救助的极端弱势群体——“农民工”,他们的数量是一亿五千万。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1年,我们读到了看上去有几分晦涩的《无量寺村》(杨晓民,《人民文学》2001年4期),与70年前青年臧克家发表的《老马》一样,全诗只有8句:

  我在固始县无量寺村有一亩水田
  那些无立足之地得人们未必记挂它
  十七岁之前我是一个农民
  这土地的身份,钉在我的脚板上
  在我离开无量寺村多年之后
  那些无立足之地的人至今不肯俯下身子
  在通往都市的长途汽车上
  他们穿过我年年歉收的水田,冷漠、迷茫而坚定

  显然,和那首韵脚排列整齐、一咏三叹的《老马》比起来,《无量寺村》只是一曲宣叙调,有几分漠然、哽咽,更多的是谜团一样的压抑,如果把百年中国的农民命运及其叙事看作一出首尾呼应的歌剧的话,读者需要还原到剧情甚至幕后去才能产生美学教材期许的所谓“共鸣”。固始县位居豫、鄂、皖三省交界的大别山区,在河南堪称山青水秀。因为产生过许多红军将领,算是“赤县”;又因为GDP一直徘徊不进,算是一贫困县。诗人恰恰就出生在这个曾经“激情燃烧”然而“万家墨面没蒿莱”的乡村,在后来关于“无量寺村”的诗歌中,诗人这样记忆他唯一的故乡,他的出生地:这是无量寺。这些涂抹驴粪的墙,牲畜的身份/这些随风而落的叶子/冒着寒气的豆油灯/还有麦子的骨灰,我的一首小诗,随着一块石头入土了/这就是无量寺。土生土长,扁长的豌豆荚/外出民工的空房子结出了老茧/一张地图包着知了的叫声,包着固始三黄鸡的叫声/包着固始西南方言的小调。我的无量寺,妖媚的小水塘里 /半张脸/趴在门缝上,向北,向北/这就是无量寺,稻草染白了,鸟儿绝迹了,一亩地的收成/这从根子里挖出的黄金,仿佛一口井上抽出的新芽/一扇窗子打开又缓慢地关上/这些都刻进我驳杂的记忆:久远的渴念,以及/    路上一头奶牛的信仰:半白半黑/这就是无量寺,一张丑陋而幸福的/嘴脸,一个村庄的不解之谜(杨晓民《半张脸》2003年)
  这是充满梦魇、诅咒、恐惧和逃离的诗篇,比写实更细节,比抒情更荒诞,是《无量寺村》的注脚,也是续集。墙壁抹上驴粪应该是为了保暖,而纷纷外出的民工和荒凉的“空房子”使我们共和国的“无量寺村”更像是鬼故事中的遗迹、废墟和墓园。然而难道它不正是我们所有人的家乡,被革命和全球化双重抛弃的故土,锈迹斑斑的良心吗?
  让我们继续啃食那个既像偈语又像谜底的涩果去吧。我们注意到,“水田”、“身份”、“那些无立足之地的人”是它的关键词。为什么一亩水田会像黑色锋利的钉子一样死死钉在诗人的脚板上呢?它怎样伤害了一个十七岁少年的稚嫩单纯和敏感,以至使他终生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呢?是的,不知从哪一天起,这块贫瘠、年年歉收的水田以至成千上万这样的水田、旱田和耕地脱离了其原本厚重温暖的含义,异化成一种身份和人格,一块烙印,一种灾难,一种先天的劫持。从丧失了对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开始,农民及其后代们也同时丧失了交易权、迁徙权、自治权、退出权以及所有相关权利。谁牵连上这块倒霉的“水田”而且未能爬上岸来,谁就注定要一辈子在一块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修理地球”,这就是“我有-----一亩水田”的内幕。在刚刚读到的《半张脸》中,诗人辛酸不已地将它比喻为“牲畜的身份”。
  接下来从第二条叙事线索进入,我们就明白了“无量寺村”人为什么又是“无立足之地的人”,因为即便那个集中营性质(这是一个强制进入的所谓“集体组织”)的人民公社被80年代第一次解放的浪潮席卷而去,土地仍然没有真正回到农民手中。为了维持那个千疮百孔的意识形态神话和保证“圈地运动”无限推进,十几亿“农业人口”仍然属于“无地之人”。种田当然是他们天经地义的使命和义务,怎么种呢?世界顶尖级的智慧和制度设计告诉他们,他们需要从一个虚拟(因为那个实体的“集体组织”拜拜了)的“集体组织”那里按人头承包,也就是租种,这样他们通通成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主体的终身佃农。为了表示深切关怀和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为了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泱泱大国粮食安全,他们被告知必须从那个看不见的主人那里承包上30年甚至50年。但无论多少年,他们都只是终身的耕种者,而非所有者。他们既无权购进以规模经营,也无权卖出以转产创业。即便土地上颗粒无收入不敷出,以强制承包为表现形式的“人头税”仍然是他们直到老死才能免除的铁定义务(噢,感谢上苍:央视报道已经有个把发达省份发誓三年内免除农业税)。
  20世纪30年代,与臧克家齐名的艾青诗人这样吟叹道:为什么我的眼中含满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但对于杨晓民笔下这害人的“水田”,傻瓜才去爱它呢!即便农业人口们怎样愚钝,也不会去爱一块只有义务而没有权利的土地。一生下来就承包到他头上的“一亩水田”随着诗人考上大学改变身份而遗弃在大别山的无量寺村,也许土地的属性过于暧昧,也许因为土地贫乏得“稻草染白了”,连“鸟也绝迹了”,总之那个神秘的“所有者”居然鬼使神差没有收回曾经给予一个土地叛徒的“承包权”。“一亩水田”就这样尴尬地挂在那里,更加怪诞的是那些农业人口们年年从这里通过,居然不正眼瞧它一眼。这就是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吗?这就是千百年年来嗜土地如命根子的勤劳淳朴的农民吗?不,他们不是想象和传统的农民,他们只是“农业人口”而已。所以土地的大量抛荒和弃耕就是必然的。

  我逃离自己的命运
  像一个携带SARS病毒的果子狸,因一场灾难而抽身
  这野味的胎记,一个肚脐贴着膏药的十七岁农民
  竟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奔跑
  奔跑
  雨打在我的脸上,雨打在你的脸上
  我的逃离达到了高潮,我对无量寺村怪异的回忆达到了高潮
       (杨晓民《逃离》)

  人与土地、人与物权、人与传统就这样触目惊心地分离着,排斥着,厌恶着。无量寺村人从不属于他的水田上逃出,逃到了更加陌生、排斥和不属于他的都市,这些现代化的垫脚石和弃儿,这些善良、憨厚而无知的阶级兄弟,他们的未来究竟属于城市还是乡村?他们的家园、他们的根究竟在哪里?大量司空见惯的事实和日常经验告诉我们:由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和极端弱势,这些抛弃土地的“无量寺村”人在他们向往的打工博命的城市甚至讨不回少得可怜的血汗钱。但他们已没有退路,他们别无选择,所以他们是冷漠麻木的,迷茫痛苦的,同时也是坚定不移的,没有人能够阻挡一亿五千万人奔向城市的脚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他们是一群凄凉而铺天盖地的候鸟,同时又酷似神话中遭到天谴的罪囚。
  从“老马”的咏叹曲到“无量寺村”的宣叙调,两代诗人眼中的现代化图景何其相似,山重水复。在无量寺村,一位未能出走的残疾人不堪贫穷和耻辱一头攮进池塘里,那是比“老马”更加绝望的自戕和自毙。

  他把自己还给了大地。那个属于中年的,猥琐的飘忽的鼻音
  由一个半瘫的男人发出,如今已成为绝响
  一个至死也不肯让他人分享的绝响
  这个卑贱的肉体,不止敬畏泥土、神灵和夏日的麦芒
  还敬畏金钱,他一生未获过金钱给予的点滴的自由
  他还没有老,但一次血栓,让他永远跌倒在床上
  4000元,只需4000元,他就可以找回肉体的尊严
  而这个他从未想过的数字,将他永远压垮了
      (杨晓民《一个人和无量寺村》)
  我们当然宁愿坚信经典社会学的经典描述:呵呵,这可不是简单的轮回啊,你瞧那些勤劳致富的文艺工作者不是每天都在唱着“咱老百姓真他妈的真高兴”吗?这社会可是呈螺旋型上升的呀!毕竟“老马”的后代们开始摆脱宿命了,他们开始在大地上流浪了。“土地在流失,家园在流失”,流失得何其好啊!
  也许,在“王贵与李香香”们以暴力掠夺地主的那一刻,就决定了半个世纪以后“无量寺村”人必然地反抗和逃离土地。如果说,臧克家老人以“老马”形象重拳出击了1932年的中国诗坛的话,那么今天,青年诗人杨晓民则坚持不懈地以他的“无量寺村”系列,频频点击着革命发动者和城市利益集团们的良知,使之鲜血淋漓,疼痛不已。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4年5月

 

©2000-2022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