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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传承:自然状态下的歌唱

◎苏历铭



    不论个人有怎样的天赋,如果在1980年后没有遭遇朦胧诗的强烈冲击,我不可能超越自身的经济学专业,成为写诗的人。现在想来,当时社会要是存在更多的表现平台,是否还会有众多的青年投入到诗歌的波涛之中?可能许多生命将与诗歌无缘。
    传说中我的家族是来自云南,在清末参加捻军起义,先祖在陕西被俘,发配至荒凉的黑龙江西部边陲给朝廷跑马送信。后来经营木器生意,在寒冷和孤独的异地生活里,从不曾有过文化的氛围,更谈不上诗歌的任何影响。现在仍然让我迷惑不解的是,做为建筑设计师的父亲怎么会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订购了刚刚复刊的《诗刊》呢。无意评价当时的诗歌,但它确实让我认识到诗歌语言超越了任何语言的结构,这可能是我最初的新诗启蒙。
    在1980年代的百废待兴的中国社会里,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诗人的崛起,无疑是当时尘封的文化领域的亮点。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长春的报刊亭里买到载有第一届“青春诗会”作品的《诗刊》的激动情景。那一代人的作品对于我们这些在读的大学生们有着前所未有的震撼。特别是徐敬亚、吕贵品、王小妮等人和我住在同一幢宿舍楼,他们的存在激发了诗歌创作的冲动和热情。偶尔得到《今天》、《赤子心》等民间诗刊,大家如饥似渴地阅读,似乎它们成为超越当时所有诗歌读物的教义。诗,可以这样写!也应该这样写!现在我也承认,自己的起点就是在他们身后追随前行。
    毕竟存在经验和思想上的差异,朦胧诗的洗礼,以及朦胧诗的局限,让后来者的创造性有着更广阔的空间。迅即在全国范围形成了“大学生诗歌”的热潮,各地学院诗人此起彼伏的互动和呼应,出现现代诗的推波助澜的盛景。我是其中的一分子。1983年我被推选为吉林大学学生综合杂志《北极星》第一任主编后,更是大篇幅地刊载学院诗人的作品,并与上海、云南、四川、安徽、甘肃、北京的大学生诗人密切联系,竭尽全力地打造学院诗歌的品牌。而当年的这些诗歌朋友超越了诗歌本身,成为一生的朋友。
    在这里,不能不谈到《飞天》杂志。是它最早、最具眼光地开设了“大学生诗苑”,为全国成千上万的大学生诗人创建了起飞的平台,俨然是一所虚拟的诗歌黄埔军校。即便大家后来形成各自的风格,甚至是对立的流派,但对它的感激都会永存心底。
    在1985年里,因为诗歌出版问题,我连续两次遭遇比较沉重的打击。大学即将毕业时,大家就商议出版诗歌合集。朱凌波策划的《北方没有上帝》诗集,因为没有国家出版许可,遭到黑龙江省宣传部的追查。当时我和杨榴红合集出版的《白沙岛》也因为上海《文学报》的大幅宣传,由上海出版局提出责难,中宣部委托北京市委宣传部正在查封印刷厂。两本诗集都无法脱离干系,对于刚刚参加革命工作的我来说,那段时间一直生活在惶恐和不安之中。朱凌波因为死抗,最终被打回原籍,失去体面的金融系统的工作。《白沙岛》诗集由于当时北京市主管文化的副市长的理解和批示,得以在北京出版社正式出版,逃出非法出版的阴影。这两次经历让我认识到诗歌的非艺术力量的强大和可怕,大学时代的诗歌狂热迅速降温,更多地在双重人生的状态里演绎自己。
    在谈到诗歌传承时许多人都会历数受过西方各类大师的影响,而我却一直在自然状态下写诗。在初出茅庐的时候,就像突然被放在不归路上的游子,只有往前走,所需要的一切只能在路上自我充实。除了朦胧诗的启迪,艾青早期的诗歌,惠特曼、桑戈尔、聂鲁达的磅礴和大气,都给我比较深刻的影响。1986年我曾在香港小住,晚上空闲时最多的就是去天地书屋,成为诗歌专柜边的免费读者。台湾现代诗令我耳目一新,同样是汉诗,但诗歌的关注方向、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的差异,丰富了自己的诗歌创作的内涵。之后国内陆续出版了《英国诗集》、《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法国现代诗选》等,极大丰富了自己的阅读范围。自己也由平面变成立体,由盲目变为理性,也由张狂逐渐冷静。我自己一般都是从平凡的客观事物中取材,通过想象,通过平实、质朴的语言和展现细节,最大限度的展现诗化的思想和力量。明确反对概念化,反对雕琢和过分讲究技巧,保持语言的明晰、空灵和真挚。
    1990年代,在日本留学期间,除了在记事本上断断续续写诗之外,基本上与诗歌绝缘,是我诗歌生命的空白。出国前我已在《中国宏观经济》等发表多篇经济学论文,这对于我的学业和研究无疑十分有益。几乎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我就以全优的成绩取得硕士学位,毕业论文全文刊载在日本的《经济学论丛》杂志上,并出版了单行本。经济学论文的写作和文学作品的创作本质上可能没有差别,但诗歌的创造性会让自己很长时间不知所措。我不否认在现实社会里一直在创造着自己的财富,这与艺术并不对立,但确实不同。诗歌会让我在俗界和精神的冲撞里安静。
    回国后,原来熟悉的诗歌氛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陌生的老路上前行,独立和寂寞的心态让我更喜欢和认同金斯伯格的Beat Generation(垮掉?)的倾向。尤其是他的沉稳、平和,心灵沟通和精神理解,以及想象力、观察力和另一类的时代强音,影响和确定了我的诗歌的理念。由于性格或其他的原因,即便在诗歌活动最热闹的时候,我也很少介入,一直是旁观者或者是边缘人。在自然的状态里,在放松的心境中全凭直觉写作,是我最欢愉的时间。从来没有期待过诗歌给我带来任何的光环。1998年9月,我从坦桑尼亚进入肯尼亚的蒙巴萨时,当时正值“黑马”尼日利亚足球队打入世界杯前8名。同行的朋友预测这只球队可能会进入决赛,当地的陪同者笑了,他说文明人管比赛叫竞技,我们叫玩,只要欢愉,玩到哪儿算哪儿。
    诗歌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复兴还是衰落,我无意论证或明说,毕竟有许多人在孜孜不倦地奋斗,或者为了成为大家而潜心地经营。我要说的是,只要你在现实生活里把诗写在创造的文案里,制造的产品里,或者任何一处,都已无关紧要,只要你生活中更多的是欢愉。
    自1983年公开发表诗歌作品到现在,已经整整20年了。许多同时出道的诗人已远离诗歌,而自己还在坚持。从大学生诗派,到以“男性独白派”的身份参加“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的第三代诗歌,再到现在,诗歌的表达方式虽然在形式上已有根本的变化,但这个群体总有鲜活的灵魂不断地歌唱。我喜欢倾听这种歌唱。从来不期待自己能成就为先知的诗人,只想做一个诚挚的诗人,超越诗歌本身,在现实中成为公平的观察者或思想者。
                                          2003年11月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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