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杰 ⊙ 行走在紫色的忧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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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与保姆间密切相关(中篇)

◎宋晓杰








  到目前为止,我仍然不知道邻居的主人是什么模样。对于现在的社会来说,这算不得什么稀奇,人们不都是怀揣着抵触与防范的心绪在远远地相互打量着吗?嘻笑怒骂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再正常不过了。问题是,如果真的互不干扰也就罢了,而我的邻居还不仅仅是干扰,说得邪乎点儿,是严重地影响了我的生活。咋影响?这么说吧,他们每一次沉闷的关门声都令我心颤,接着便是惴惴不安的等待。我无法预测接下来的该是听觉、视觉如何的折磨,该是心灵如何的折磨。我记得史书上讲过,古时候的刑罚有很多种,什么杖刑、车裂、五马分尸等等,但是,那都是轰轰烈烈的刑罚,而这种等待的折磨是无声无息的软刑,更让人难受。我像剧场里惟一的观众,身临其境地感受着他们的一切,与我相关的一切。想不逃避,全由不得你。对了,忘告诉你了,邻居所住的房子,在我们丽园小区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保姆间。




  我所在的小城是北方一个极普通的小城,没有山,也没有水;既不特别穷,也不特别富;人既不时髦,也不落伍。总之,一切都很平常。惟一值得提一下的就是,它像小国科威特一样产石油。这可是土地爷给的便宜,谁摊上了,谁有福。就凭这一点,小城的人们活得像春雨后的小草,直直楞楞儿的,我们凭啥不应该追求追求时尚呢?事实上,我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追求时尚从哪方面体现呢?无非是衣、食、住、行嘛。
    丽园小区有优美的外观设计,有24小时保安,有保洁工,有电梯,有游泳馆,有车库,这还不足以吸引人吗?而且,还有保姆间,一梯只有一大一小两户,安静、整洁,很适合生活呢。小间(即保姆间)也是卧、厨、卫一应俱全。这样的设计比较被老年人、有钱人所接受。于是,丽园小区就成了“成功人士居所,美好生活首选。”一时间,人们把丽园小区挂在嘴上,并因为成为它的住户而趾高气昂、神清气爽。可是,小城的人们总是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把设计者的创意演绎成另外的方式:保姆间单独出售。这就像品牌服装品质都是一样的精良,可是穿在有的人身上,却要“走味”,而本人浑然不觉,仍自我感觉良好。于是,关于保姆间的故事就发生了。
  当建筑工地上焊花飞溅,搅拌机轰鸣,还是一片喧嚣的时候,触天触地的宣传广告牌子就竖在闹市区了。人们经过那里时,都忍不住眼馋地瞄几眼。广告牌上,优雅别致的楼群左上角,最显眼的位置就是那个设计者美国佬的头像,车水马龙的沸腾生活都在他高傲的目光之下。这是小城配套设施最齐全的小区,向往美好生活的心谁会没有呢?我和丈夫点灯熬油地一连商量了七个晚上,口问心,心问口地推敲了二十来次,最后决定也时尚一把。扔下三十,往四十进发的人了,也该享受享受了。我们卖掉原有的住房,再加上动迁一个旧房的补贴,再拿出近些年的积蓄,终于买下属于自己的一间房子。那种阳光灿烂的心情简直没法形容。当我扭开十二楼的房门,看到宽大的落地窗泻下一地明晃晃的阳光,因为刺眼,也因为幸福,我几乎睁不开眼睛。不知怎的,我忽然想说一句脏话。(请原谅我的粗俗。我深信中国语言是那么丰富多彩,可是我发现,在极度兴奋和意外的愤怒时,最直接最能表达情感的还是脏话。)我大大咧咧地走进去,让阳光充分地把我覆盖,并满怀神圣与感激地向窗外养育我的小城深情地望一眼,方园十几里的风光都在鸟瞰之中了,连美国佬高傲的目光都在我的脚下呢。我拉开窗子,让风自由地吹拂,有一种把酒临风的酣畅。
    我们正沉浸在无限遐想当中,一声沉重的关门声,使我回过神儿来。我哪里知道,从此以后,那关门声就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永远不要走神儿!
  “保姆间卖出去了?”我问物业公司同来的人。
  “早卖出去了,我们也没想到保姆间会卖得这么快,要不,一梯多隔出一间好了。”
  “我们邻居住的是什么人家?”我又忍不住好奇地问。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售楼处有底子。但是,问也白问,买完保姆间没有自己住的,都是出租。”
  噢,是这么回事。我还想问很多事,但是,一时半会儿又不知该问什么。
  我们不知道保姆间的真正主人是谁,或者说,保姆间已经住过几茬人了,所有关于它的故事只能从我靠近它才算正式开始。我把我的生活拨到重新开跋的“零公里”。



    在小区里住久了才知道,主房间的面积不一样大,保姆间的面积也不一样大,单就这一点,就与我们以往居住的“火柴盒”有明显的区别。保姆间有15平方米、25平方米、30平方米三种,我邻居住的是30平方米那种。一、两个人住不仅不算小,还蛮不错的呢。这是我敲开邻居的门,并小心翼翼地走进去后才发现的。
  第一次在走廊里狭路相逢我的邻居是在下班后。那天,我咬紧牙关,坚持着一步步挪出电梯,真恨自己的指头长得太少,因为每个手指头上几乎都钩着装菜和吃食的方便袋。在原来的楼群里住惯了,习惯了相互之间的寒暄与招呼。于是,我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与别人拉话似地说:“唉,累死我了,上市场一转眼的工夫就划拉一堆。”我想找点话题,结果,没有人应声。我瞧了一眼紧邻我的房门。可能是这个话题找得不对,邻居正开门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半大孩子。他一声没哼,“砰”地把我的话关在门外。我楞楞地站一会儿,责怪自己的自作多情,不够深沉,这可不是原来的筒子楼了。我没趣地打开门。
  尽管如此,一边洗菜,我还一边哼着小调,暗自高兴。看样子,那孩子顶多是个高中生,说不定是哪个有钱人家的公子哥,老子替他租了房子在这里苦读,马嘶车喧、凡俗红尘拒之门外,单等功成名就的一刻到来。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沉沉地叹了口气,然后,又接着哼我的小调。人真是奇怪,我心里最初是这么想的,想得深了,便越发觉得他的经历果真是如此了。从此,别人问我:“你们家邻居住着啥样人啊?”我就会很顺溜地说:“住着个高中生,挺老实的男孩子,他们家挺有钱的,为了能找个条件好点儿的地方读书,他家里替他租下的。”
  “这还不错,”同事说,“邻居可关键了,摊上啥样的都得受着。”
  “可不是咋的,我家邻居可缺德了……”快嘴张芳忙插话。
  于是,一个上午,我们又有了话题。
  我就沿着自己的臆想一路走下去,并深信不疑。直到那天早晨,我惊奇地发现卧室的墙壁洇湿了一大片,我才进一步走近了他的生活,走近保姆间的生活,走近与它纠缠着的我的生活。
  早晨起床后,我正在收拾床铺,无意间发现床头底下的一块墙壁湿了一大片,而且湿润的程度是深浅不同的颜色,最大也是最浅的一圈边缘,比蓝球还大,模糊的黄色水印告诉我,已经漏很长时间了。这可是才住上的新房子啊,水火无情,这还了得。我赶紧趿拉着拖鞋敲开了邻居的门。
  还没等小伙子说话,我就急急忙忙地边说边往里面张望,“你们家水管子漏水了吧?”
  “没有啊。”小伙子用手背揉着睡眼,懒洋洋的,显然是还没有起床,才从被窝钻出来,更没有用水。
  “你去看看。”
  小伙子没办法,迟疑着很不情愿地,刚转过身,又转回来,把门缝往小关了关。我看出他是想把门带上,又怕不礼貌;不带上吧,又不放心。他反反复复转过来转过去两次,终于走向浴室。两秒钟的工夫便走出来,生硬地说:“没漏。”
  “那我们家床头的墙壁怎么湿了?”
  说完之后,我自己都觉得没底气,与刚才急匆匆的心情形成极大的反差。莫不是自家孩子把水弄洒了,不过,也洒不到那儿去呀。我们进了各自的屋,小伙子再没说一句话,很干脆地把门关上。我想象他复又钻进被窝的样子。
  我们的卧室与保姆间的浴室一墙之隔,而且,框架结构的楼房,墙壁都是采用空心砖砌成的。所以,每天晚上,保姆间一放水,我就紧张地看那湿了的墙,并同样紧张地看墙上的钟,我总以为是小伙子还没有放学,而忘了关掉自来水管。我支楞耳朵听着,直到没有了水流的声音,才放下心来。
  仍然还有一圈圈的湿印呈现在墙上,像孩子尿过的棉被上的“地图”。一天晚上,又有放水的声音,我忙给物业打电话,并恳切地希望物业公司的人快一点儿过来,看看是哪儿出了毛病。
  我和物业公司的人共同敲开了保姆间,又是那个小伙子开的门,不过,屋子里还有一个干瘪瘪没长开的半大小女孩坐在床沿上。我迅速扫了一眼屋子,一张床,床边是一台电脑,别的就没什么大件了,简单又实用,这是现代年轻人最需要的两件物品。
  物业人员说,是浴盆下面的防水层没有做好,浴盆底留有积水,洇过去的,这可不是一天半天的时间了。
  “这样吧,你们明天白天家里留个人,得把浴盆整个端下来,再抹点防水胶。”物业公司的人对小伙子说。
  “这不是我的房子,是我表姐的,要修,你们得和她打招呼,我做不了主。”小伙子有点着急了。
  “表姐?你通知你表姐一声。”
  “她没时间。”
  “她在哪儿上班?”
  “有线台。”
  从那之后,一连几天,保姆间都没有人来,我黑着脸去敲了几次门,也没有人应,夜晚也听不到痰嗽之声。看来,这几天保姆间真的没人来过。
  一看到山水画似的墙壁,我心里就别扭得不行,找物业公司理论,他们说进不去保姆间,他们也没办法。他们找了一名粉刷工,替我把渗水的墙壁重刷一下,但关键问题没解决,心里还是放不下。



  一天中午,终于听到保姆间里有人说话,我连忙去敲门,并兴冲冲地给物业公司打了电话。开门的是一个女子,大概就是小伙子的表姐吧。咦,在哪儿见过呢?这么眼熟。拍了半天脑门子才想起来。啊,正是市有线台《经济广角》的主持人,不过,她不上妆一点儿也没有电视上好看。她大概就属于比较上镜那一类吧。
  “不好意思,打扰你了,你们家浴盆底下渗水,把我家卧室的墙都洇湿了,你过来看看。”
  我自顾自地踅回自家屋子,她也听话地跟过来,看我指给她的墙。没有表情,也没有一句抱歉的话。听完我的一顿抱怨之后,她就走出去。
  不大一会儿工夫,我就听见保姆间里传出一个很沙哑的男低音,好像在对物业公司的人嚷着:“啥质量的破房子,才住两天半,不是这儿漏,就是那儿漏,明天我告你们去,你们得包赔我损失,要不,给你们曝光。想欺负人,也不掂量掂量是谁。回去跟你们钱总说,让他下午给我回个电话。想不想在这儿混了。”
  他越说越激动,沙哑的声音便越来越沙哑,但也只是他一个人的声音,没有第二个。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那个老实的小伙子,保姆间的主人也改为“播音员”他们俩。起初,我们还相安无事,我便没什么担心。管它住什么人,关起门来各过各的日子嘛。可是,事情的发展总是从“可是”开始,可是,总那么平静,没有波澜是不太可能的。“战火”是从一天早上点燃的。早上,我正准备下楼买早点,就听到保姆间里传出噼哩啪啦摔东西的声音,接着是声嘶力竭的咒骂,还夹杂着雷霆万钧的哭声和招招架架的分辩声。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有一种预料之中的惊喜,还有一点无可奈何的愁苦。
  “把钱给我,痛快滚蛋!”是“播音员”的声音,我惊诧于那么粗砺的哭闹声是怎样从她柔细的嗓子眼儿里迸发出来的,我甚至有点儿不相信是她发出的。那时候,她的面部一定不再温婉可人,而是扭曲变型,目不忍睹。
  “你有完没完?!”沙哑的声音。
  又是摔东西的声音,很清脆而淋漓尽致,很震颤那种。我能分辨得出,肯定是玻璃杯或饭碗之类的廉价物品,绝不是电视、工艺品之类。那种清脆损失又小,又能烘托气氛、制造效果。我也曾经想试试,可也没人把我气到那份儿上,另外,我不是心疼东西,而是嫌收拾“战场”太费劲,打完了,日子不是还得过下去吗?我丈夫比我大五岁,他的嘴比棉裤腰还笨。一打架,就是我连吵带嚷,人家一声没有,你想想,没有对手,这架打得多没兴致。所以,我的“理想”始终没有实现。
  “×你妈的,你现在就滚,别让我再看见你,死外边儿别回来!”更加义愤填膺的骂詈。
  “好,你别后悔!”
  这时候电梯来了,我走出楼门,看到满院子嫩绿的小草。一个物业工人正在用水管子浇水,我轻松地吐了一口气。真他妈无聊,这年头,还有人有那么旺盛的火气,干点儿啥不比骂人省劲儿。我可嫌累,懒得吵。这可能也与对生活是否充满激情有关吧。快四十岁的人了,把什么都看淡了,连吵架的精神头儿都没有了。说得好听点儿,是相互之间懂得忍让与宽容了;但从另一个角度去想,说明心态已老,没有精力再为一件大事小情去较真,懒得较真。说白了,这也不是一件什么好事。昨天晚上吃过饭,没什么事可做,在屋子里遛了几圈,百无聊赖,一眼看见被冷落的收音机。我胡乱地拨着台,一个娇滴滴的声音正在播放一档叫“心灵私语”的情感类节目。很多年不听收音机了,没时间听。要说听,大多也是在出租车上,评书、交通台什么的,现在的时间都让电视给挤没了。我好奇地听着。可是,没几分钟我就腻了,嗲声嗲气地卖乖,舌头好像伸不直似的。讨论的内容无非是“该不该再续前缘”、“怎样看待第三者”之类没有固定答案,而人人都能冠冕堂皇地白话几分钟的话题。更要命的是,打进直播间电话的,多数是涉世不深的半大孩子。二十岁的小丫头片子,就说自己看透了人生,痛苦得要死。于是,主持人就像“知心大妈”一样左劝右劝,所有的话都是隔靴骚痒,甚至东拉西扯,不知所云。我关掉收音机,撩一眼半靠在沙发上的侄女,正在为播放的肥皂剧抹眼泪,不觉有些可笑。我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倚在床头上翻看着。这个时代,人们活得越来越精致,越来越自我,越来越弱不禁风了。
  我拎着早点上楼,心里胆颤颤的,害怕再次听到恶狠狠的咒骂。我出生在八辈子都是农民的家庭,父母虽然都是土得一拍浑身冒烟的标准农民,但是他们一辈子从没大吵大嚷过,使大劲就是我老爹来圪垯酸脾气,闷闷地把饭碗往炕桌上一墩了事,可一转身的工夫就会说,“丫蛋儿她妈,我的××哪去了?”所以一听到吵架,我就犯堵。
  上楼是惟一的通道,犯堵也绕不过。保姆间里对话的声音已小了很多,但还有嘤嘤的哭泣。
  我的担心真是多余。这不,中午在电梯里,我看见“播音员”他们俩已经没事人一样恩爱得了不得。“播音员”仰着头——她才到他的肩头——她仰着头,很亲昵地与他探讨着什么。脸当然画了很浓的妆,头发梳成上镜的模样。他呢,认真地替她拿去黑色外套上的一根头发。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情景。那么,大清早,“火力”强劲、迅猛的不是他们?见鬼!转念一想,或许,他已经把钱给她了?或许,他还不想死在外面。什么乱七八糟的,多管闲事,浪费脑细胞都犯不上。我摇摇头,自嘲起来。
  几天之后的晚上,保姆间里又是一场恶战。我懒得去描述他们怎样吵、吵什么,反正还是那一套,哭闹、摔东西、低声啜泣,像一个戏班子排好了场次,有序幕,有高潮,有尾声,程序一点儿都不乱。该死的墙皮比我的脸皮还薄,那戏的每一句台词,想不听,没那么容易。我曾想把卧室改为靠马路一面,但是太吵,方向又不对,反而睡不着,还不如不改。一旦成为习惯,就很难改变。
  从此之后,吵吵嚷嚷、打打闹闹、分分合合,便成了家常便饭。“开场”的时间也具有不确定性,早上、中午、晚上,甚至深夜,像我们任何时候随意咳嗽一声或吐一口痰。忽然几天没有吵闹声,倒让我们觉得少了点儿什么,浑身上下不自在起来。人真是贱皮子,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起的罪。
  就在这种居家格局“磨合”得差不多的时候,在一个淅淅沥沥的秋雨中,“播音员”他们却搬走了。她很妩媚地对我说,为了做她那档晚间节目方便,他们搬到有线台旁边去了。在楼下,我看见他们像新婚燕尔的夫妻一样亲昵,他用宽大的风衣裹住娇小的她。而她顺从地钻进他的腋下,叽叽嘎嘎地说笑着,共同向那辆拉家俱的“半截头”跑去。她的怀里还抱着一个白底蓝花的电饭锅。



  接下来,保姆间入住的是一位文静素雅的女子。那天,她穿一套浅黄色的家居服站在我的门外,说是正在钉什么东西,需要借锤子或钳子用一下。我立即钻到阳台的杂物柜里去翻。在我努力地找锤子的时候,听见那女子说:“我可以进来吗?”
  我就冲着杂物柜一叠声地说:“进来吧!进来吧!”后来,我自己总结了一下。之所以这么热情,一方面,是出于礼貌;另一方面,我确实看她挺顺眼。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有很多事情就是讲不清。我的一个小学老师经常告诫班里爱打小汇告的同学:“各(gé)人洗脸各(gé)人光,管好自己就行了,没必要对别人说三道四。”看来,脸是晴雨表呢,每个人的脾气、秉性几乎都是写在脸上的,我们根据那最初的判断,便能决定我们对他的好恶。所以说第一印象很重要。对讨人喜欢的人,老家的人有一句最通俗的讲法是:“爱(nài)人肉长脸上了。”不讨人喜欢的人,爱人肉有可能长在胳肢窝儿或后脚跟儿上也说不定。他们坚信,每个人都有爱人肉儿。
   我拎着一把羊角锤跟在她的身后,听着她不温不火的赞叹,心里舒服极了。这首先是因为我看她顺眼,其次她说的是好话。但我想还是第一条重要。我这人就倔,看不顺眼的人说好话也不爱听。她的“爱人肉”肯定长在脸上了。
  “呀,这么多书啊!你是做学问的吧?”她现出惊讶。
  “做啥学问,这辈子就这点儿爱好。”
  “那你在哪儿上班啊?”
  “利顺区文化馆。”
  “有自己的爱好,并能够从事它,这真是幸福。”她低低地说。
  我简直觉得她说的就是至理名言,这人真的与众不同。我不免好奇起来:“我怎么称呼你呀?”
  她略一迟疑,“啊,我叫苏凡,‘苏州’的‘苏’,‘平凡’的‘凡’。刚出生的时候我老爱哭,我爸说小孩子真烦人,就叫苏fán得了。起名字也不能写‘烦人’的‘烦’呐,就写成‘平凡’的‘凡’了。谁成想,别人还以为这名字是什么高人给起的呢。”
  我们都笑了,气氛一下子轻松融洽了许多。
  苏凡拎着锤子回去,几分钟的工夫,我们好像已经熟了。最起码,我好像认识她一百年了。
  “缺啥少啥就过来拿,邻居住着,千万别客气!”我探出半个身子冲正在关门的苏凡说。
  “没说的。”她嫣然一笑,露出许晴一样的两个小酒窝。
  一来二去的,我们熟起来,我完全忘记了什么“播音员”,觉得是苏凡一直住在这里。我的心晴朗得像雨后的天空。没事的时候,我就过去看一眼。我希望她快点儿把小屋布置好,开始生活,那种心情比我自己刚买新房时还甚。真是奇怪。苏凡有时过来借个小凳,或者找几根钉子什么的。我也去保姆间帮助她挂过窗帘,搭手抬过桌子。保姆间的基调是黄色的,温馨而不昏昧,很像她的性格。每个角落都处理得很有趣味,但不流俗。这房子本来是一样的,全看是什么人在住,它最能反映人的精神面貌,想瞒都瞒不住。虽然白墙上还留有“播音员”与“沙哑嗓”厮打中凿下的深坑——粉刷之后仍能看出。但是,人和家饰一变,整体的风格也为之一变,从前的生活就遥远得仿佛没有发生过一般。
  我丈夫在油田工作,是离市区40公里之外一个新开发的油区。领导也会巧使唤人,临阵给他一个“卖命”的官儿,他便没日没夜地混在那里。按理说,应该一个星期回来一次,可实际上是“新枪手——打哪儿指哪儿”——根本没个准儿。有时被窝还没焐热乎,调度的一个电话追来,油井又出现什么异常了,老伙计连个招呼都不打,披衣拎包就往外跑。气得你想发火都没人听。没有倾听者比生气本身还让人生气。转念一想,百十号人呢,哪个有一点儿闪失,领导不得拿他试问?四十岁的人了,也不易。好在家里也没什么大事,里里外外有在这儿打工的侄女帮助照顾,搭一把手,我便找不出理由跟他计较。我们单位也是可去可不去,连文化馆门前掌鞋的老头儿都知道,“文化馆啥事都没有,平时连半个人芽儿都看不见,只有领工资那天人能稍微齐刷点儿。”有时连领工资那天也不见得齐刷。这也不能怪谁,区财政的钱总是不能按时下拨,况且那几个子儿连孩子一个人的费用都不够。谁知道别人家的日子都是怎么过的,反正是“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儿。”我有时帮助油田下属的二级单位写点儿吹捧他们的文章,或者替他们整理整理文案一块,每年有些贴补,日子还说得过去。但每次做完那些工作,都像小偷似的,咬牙跺脚下决心,金盆洗手,下次再不干了。它与我心中神圣的文学大相径庭,是渭泾两条路。我总在暗暗谴责自己,是我在亲手玷污文学的圣洁,扼杀自己的灵魂。可是,他们的价码越来越高,我为了生活,也因为经不住诱惑,还是一直写着。可是,随着存折上数字的递增,我的内存空间正在严重“缩水”,我知道,我正在做一桩蚀本的买卖。因为要回到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中,我越来越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正当我处在那种苦闷的困顿之中时,苏凡的到来,使我的心烦意乱稍微缓解了一下。
  苏凡十天半个月小坐一会儿,也就是在随意的交谈中,了解了她的一些情况。她今年24岁,是我们省城S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临毕业,本来已内定留校,学校也找她谈过了。可就在她准备好好在学校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一天傍晚,原来的班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班主任偏爱她,没人的时候总爱管她叫闺女。那天,班主任嗫嚅了老半天,才把话说完整。“小凡,你得再找工作了……学校里又另有安排了……”
  “为什么?”苏凡瞪大了眼睛,她不相信这是班主任找她要说的事,太突然了。因为决定留校,她已经推掉了两个比较不错的工作。”
  “王刚要留校。”
  王刚与苏凡在同一个班,她知道王刚的父亲是省城的一个什么大官。
  “我去找校长。”苏凡几乎是冲出办公室,班主任的喊声她都没理。因为速度太快,她竟与迎面过来的一个人撞了个满怀。待她定晴一看,正是她要找的校长。
  “苏凡,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校长边说边往楼上他的办公室走。苏凡跟在后面一个劲地责问、发泄。
  老校长坐在办公桌后面,声音低低地说,“苏凡,真对不起,我没有能力。但是,我出面又给你找了一份工作,是……”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学校。”
  “苏凡,你是个好孩子,这件事我没做好,我有责任。这是我干教育三十多年来,做得最痛心的一件事,请你原谅我……今年年底,我就退休了,管不了那么多事儿了。”
  苏凡看到老校长的眼圈儿似乎微微发红,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苏凡的男朋友因为要留在省城,与一个他不爱的同学登记了,这样,“十·一”他们就能分到房子了。
  走出校长办公室,苏凡背起行李卷,她朝教学楼深情地看了一眼,便义无反顾地走出生活了四年的校门,她向车站走去。已是万家灯火,路上车辆、行人像倦飞的鸟匆匆忙忙归巢,但她不知道自己的巢在哪里。路灯柱上 “白莲”图案的广告牌白白地亮着,整齐地伸向远方。
  就这样,苏凡买了来我们市的火车票,这里有一个她远房的亲戚。她不能回家,家里的妹妹还在等着她寄回去的钱上高中,他们不知道那钱是苏凡怎样风里来,雨里去,兼了三份家教挣的。
  苏凡的运气还不错,第二天正赶上市人才交流中心的人才市场开放,半个月才开放一次。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苏凡一下子就被一个醒目的横幅吸引了——“白莲面业集团有限公司”。这不是学校旁边广告牌上那个“白莲”吗?
  苏凡顺利地被初聘为业务代理。她对我说,当初她是冲着待遇去的,月薪保底2000元,配车和手机。当然应聘条件很苛刻,学历、年龄、技能等等,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如何开拓市场,争取更大的利润回报”那张问卷调查。
  当苏凡被领进总经理办公室时,老板椅上的中年男子的眼睛一亮。(这不是苏凡说的,是后来别人传的。)女人看她都挺顺眼,何况是男人呢。很快,苏凡就成了本市“白莲”面粉的业务总代理。那面粉确实白而筋道儿,我包饺子、烙饼都用它。保姆间是公司替她租下来的。
  苏凡偶尔来借借书,我爱书成癖,不大情愿,就积极推荐给她一些《时尚》、《家庭》之类的杂志,她很少拿过去,只是边说话,边翻翻而已。拿回去看的倒是一些《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之类的纯文学期刊。她说上大学时,她是校“禾锄”文学社的社长,还在省级刊物上发过两篇短篇小说呢。我暗叹又多了一个说话的人。
  说实话,苏凡长得并不好看,但是很耐看。说话不多,且慢,但每字每句都很简约,很明了。她是所说的很有气质的那一种人。但是,熟了,表现更多的是女孩子悄声细语的一面。有一天,我们唠得高兴,她竟说出她已经攒了多少多少钱,准备明年考研,她还没读够书呢。
  渐渐的,我发现苏凡不是每天晚上都回来了,我想可能是业务做大了,工作也多了的缘故吧。我真心希望她好,仿佛她是我的亲妹妹。如果我有妹妹的话,我一定是像对待苏凡那样对待她。



  大概苏凡搬过来半年后,保姆间里又多了一个人,我没有具体地问过,但我知道那一定是他的总经理。总经理气宇轩昂,很儒雅,四十岁左右,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不苟言笑的样子。慢慢地我就摸透了规律,他们总是在周五晚上十点钟左右回来。我并不是从停车场上的黑色NISSAN“风度”车上知道的,而是从保姆间门口的垃圾袋知道的。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早上,就会有一些空的泡沫饭盒或者“康师傅”大碗面的盒放在门口。初期的爱情,不需要或只需要很少的食物。这么说来,星期六、星期日他们两整天不出门,直到星期日晚上七、八点钟再一起出去。苏凡来我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每次在走廊看见,目光也是躲躲闪闪的。
  苏凡见到我时虽然仍是温婉可人的模样,但我心里却不是滋味。人家有人家的自由,不沾亲带故的怎么好过问。因为她不是我的亲妹妹,那种话还是说不出口。但是,我这个人偏激,一包饺子就想起苏凡的总经理,吃起饺子来,也不觉得香,后来,干脆连“白莲”面粉也不买了。你说面粉害着谁了。这种死心眼儿,注定了我这辈子没啥大出息,一辈子看不着后脑勺。可是娘胎里带来的,改不了。但是,私下里我得承认,苏凡和他的总经理要是真的成为一对,倒是挺配的。仔细一回想,他俩还有一点儿连相呢,是脸盘儿,还是眼睛,或者是那股沉静劲儿,说不太好。
  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刚写完一篇吹捧领导的报告文学,估计也就是才睡下一会儿吧,因为我扔了笔,伸懒腰时,看一眼钟是二点半,现在钟倒是停了。我听见叽叽咕咕的说话声,是从保姆间传出来的。起先,我以为是自己在作梦,黑暗中眨巴眨巴眼睛,支楞起耳朵一听,不是,声音果然是从保姆间传出来的。是一个陌生的声音,一个女人的声音,绝不是苏凡的。那会是谁呢?间或,也有苏凡的,还有总经理的。出什么事了?保姆间已培养了我神探的听觉,我一骨碌爬起来,想过去,一想,不妥,干脆披衣靠在床头上细听。他们像在商量什么事情,多数是陌生女人的声音,一声高,一声低,很有节奏感,抑扬顿挫的,像是斥备、责问、教训,但绝不是骂。怎么回事呢?“你们好好想一想”、“都是女人”、“我不为难你”之类的只言片语偶尔还能听清。
  大约半个小时吧,保姆间的门开了,三个人叽叽咕咕地一起走了。
  我拉开窗帘,看天已经快亮了,反正也睡不成,不如出去散散步。刚下楼,正遇上保洁工张嫂。张嫂离二里地远就冲我摆手,“小刘,你过来,你过来。”边嚷着,边迎我而来,脸上露出诡秘的笑。
  “那丫头让人找上门来了吧?”
  “哪个丫头?”
  “你家保姆间那个,刚才,我看见总经理他们几个走了。还别说,那女人长得也不差,看得出,挺憨厚的,不是那种混犟犟不说理的主儿。”我一边走,张嫂一边追着我说。
  “你怎么知道是经理他老婆?”
  “听保安说的。她四点多钟下的火车,说他丈夫的房子在哪栋哪栋,几号几号,还说他丈夫的车是多少多少,保安一问停车场值班的,还真有那辆车,就让她进来了。”
  “他们去哪儿了?”
  “谁知道呢。唉,说起来活得都不易。那个经理和他媳妇结婚十多年了,还没有个孩子。媳妇和他一起创业的时候,落下了风湿病,后来转为风湿性心脏病,不能生了。也是,这么大一片家产,连个继承的都没有,也怨不得经理。”
  “你咋知道这么清楚?”
  “谁不知道,咱们这小地方,啥事儿能瞒得住?总经理不是每个周末都开车来吗?”又是诡秘的笑容。
  我真替苏凡担心起来,她该怎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呢?我想给她打个电话,忽然想起,除了去敲她的门,我便再没有另外一种方式可以联系到她了。
  接着,单位里有一次出差任务,我把家里的事情安排安排,就去了南方。等我于两个星期后,风尘仆仆地回到家里时,侄女说苏凡搬走了,并把一张纸递给我。
  “什么时候?”
  “前几天。”
  “你见到她了?”
  “没有。她把两本杂志放在门口的报箱里了,还留了几句话。”
  我连忙夺过侄女手中不整齐的半张纸。是苏凡写的,简捷显示出了她的匆忙。她说我给了她许多美好的回忆,谢谢我曾经对她的照顾。如果有缘的话,我们还会相见。看着那草草的几行字,我想象着她好看的脸上一定充满痛苦的表情,说不定还会有泪滴。想到这,我的心一下子空了大半。我终于明白,当我面对青山秀水的江南,心里一直忐忑不安的真正原因。



  我已经慢慢地习惯了这种变化,强迫自己的心绪保持平和,使他们的离去与到来尽量不惊扰自己的生活。可是,那种平和是很难做得自自然然的,它们续接得有缝隙。再者,我喜欢回忆,是不是已经老了。我空闲下来,或者忙家务的时候,总能回忆起“播音员”和苏凡,以及与她们相关的细枝末节。我知道,这样做,与她们没有一点关系,我只是管不住自己,始终被她们和记忆牵着。
  接下来入住的是三个外地姑娘,我敏锐地感到她们是干那个的。你看,我不仅听觉像侦探,连视觉也像了。私下里,按照她们长相的特点,我管她们分别叫“大胖儿”、“瘦妮”和“团脸儿”。她们的生活规律与居家人完全相反,像猫头鹰一样昼伏夜出。若是白天敲门,准能看见三张齐整整的白脸。她们或者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或者只穿着三点式在屋子里飘来荡去。可是一擦黑儿,她们便云鬓飘香、袅袅娜娜、嘻嘻哈哈地出门了。我不敢说她们做的是多么不光彩的事业,还是小学老师那句话,“各人洗脸各人光”,做什么事,与我们不相干。可是,找一个真正与自己不相干的邻居,简直太难了。与她们做邻居,我心里别提多别扭了,可别扭顶屁用,有能耐把保姆间买下来,自己做自己的邻居,这样省心,可是不省钱。穷人长个富身子。没办法,忍着吧。
  还有更倒霉的事呢。
  如果她们始终如一地晚出早归也行,可是,别晚到第二天早上去啊。我最怕的是那种情形,午夜之后归来。我早年看书落下了毛病,过了十二点钟之后,想入睡,比登天还难。而她们大多是二点左右回来,回来之后赶快睡觉也行,不是,她们旺盛的精力像高能电池还没耗尽,叽叽嘎嘎地打闹,叽哩瓦啦的方言像她们束了一天的胸,肆无忌惮地袒露出来。她们好像有说不完的高兴事,我都有点嫉妒她们了。
这不,那天晚上我还做了一个梦。梦中我被带到一个类似审讯室的地方,很寂静,算我才三个人。我看到挨着门口的地方有一个长条椅,就一屁股坐在上面。我从玫瑰基调的花裤子屁兜里摸出烟盒,掂出一支,点上,烟就带着特有的香气沿着鼻孔很牛×地飘出来。我翘着二郎腿,抖擞着右脚上的凉托鞋,很认真地吐着烟圈。忽然感觉后腰有点儿凉,低头一看,上身穿着镂空蕾丝的黑坎袖背心,短短的,在脐之上。脐的四周精致地贴着藕荷色花瓣儿。我四处找镜子,想照照脸,可是没找到。我捋了一把长发——这是我的习惯动作。咦,长发不见了,头发短得不能再短,头顶硬硬的像铁丝一般立着几根。长发哪去了?我有点儿沮丧。但一想,短发跟这身服饰很配。于是,我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我感觉良好地眨眨眼睛,觉得我的睫毛厚而长,是刷了睫毛膏那种,能扫到下眼皮上。我把那个动作重复地做了几遍,臭美得不行。
  一个警察凶巴巴不耐烦地说:“赶紧交待!”
  我镇定自若、一字一顿地说:“我什么都干了。怎么的,你—们—看—着—办!我正四处打游击,懒得活着呢,给我找个管吃管住的地方,再好不过了,谢谢你们,这可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我冷笑。
  旁边那个小警察俯首贴耳对老警察说:“她是三进宫了。”他以为自己的声音很小,可是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像杨子荣在座山雕的匪窝一般凛然,冷不丁仰天大笑,把右手指间的烟灰震落了一地……
  还没等我把痛快淋漓发挥到极致,我就被踹醒了。丈夫不是好眼神儿地看着我,  “什么事这么得意,在外面遇上了,还是中500万了,像夜猫子似的吓人。”我不高兴地说正在体验生活,干啥打扰我,讨厌。
  “神经病。”说着,丈夫自顾转过头去,往脖子底下掖了掖被角儿。
  “哎,哎,哎,我给你讲讲我的传奇经历!”丈夫扔下一句,如今的女人心都长草了。之后,就响起了鼾声。
  我想着自己梦里的样子,还很酷呢!在黑暗里,我嗤嗤地笑出声来。借着窗帘缝隙的月光,我看了看床头上的闹表,四点多钟,侧耳听听隔壁的动静,她们大概才进入梦乡吧。人骨子里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或者不能用这么简单的词语来概括吧。但是,人都渴望经历别于自己生活,只是有人想想而已,有人却禁不住好奇地去做。我不清楚“大胖儿”她们是出于好奇,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去做那种事。
  “大胖儿”她们也有不快乐的时候。一天晚上,她们破例在十一点多钟回来,而不是每天的二点钟。那时我还没睡,只听到她们噼哩啪啦奔跑的声音,并惊恐地催促其中的一个快点开门。接着,很重的关门声,然后,就是一片死寂。我正感到莫名其妙,又一阵喧哗,接着是敲保姆间门的声音,很不友好,几乎是在凿。
  他们把门凿得令人心惊肉跳,我索性开了门,问他们干什么。他们说是警察,在执行公务。我看见小区的保安拎着对讲机也在其中。
  “这间屋子里的人回来了吗?”一个警察问我。
  “我不知道。”
  “她们每天晚上几点回来?”
  “我说不清楚。”
  我自认没趣地退回屋,不大一会儿,那群人也走了。那一晚,保姆间里静得好像没有生命。



  警察又一次光顾了保姆间,这一次来的人比上一次还要多。
  那天早上,我正趴在被窝里翻小说,就听到保姆间里哪个姑娘的一声尖叫,像杀猪一样,叫得我毛骨悚然。接着,就是急促的呼唤声,杂沓的奔跑声,伤心的哭泣声。大约10分钟吧,警察就来了。我听到更零乱的脚步声,吵吵嚷嚷,有男的、女的、粗的、细的、高的、低的。我跑到门前,从猫眼儿里往外一瞧,正看到一堆人挤在电梯口,乱糟糟地拖着一个人。有人建议说得走楼梯,否则关不上电梯门。于是,我看到他们转到楼梯处,一转眼就不见了,声音却是渐渐地远去的。
  保姆间的门被她们摔上了,震得我家门框忽悠忽悠的。
  一整天,保姆间的门也没有打开过。第二天早上,我却在电梯里意外地遇到梳着火鸡头的“团脸儿”,她怀里抱着一个硕大的牛仔旅行包,一些花花绿绿的衣物从没有拉上的拉链口处露出来。她表情呆滞地盯着电梯间闪烁的数字。我几次想开口问她什么话,却又几次随着唾液咽下去,那感觉也真难受,好像嗓子眼儿痒痒。也就一分钟吧,我却觉得那么漫长,我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不好,我是不是要窒息了。但是,我挺佩服我自己,我还是忍住了,只清了两次嗓。待电梯门刚一打开,“团脸儿”就踱着小碎步,扭搭扭搭地走了,很着急的样子。
  到了单位,还没等我进屋,就听到单位现金小杨跟在我屁股后,带着擗叉的嗓门嚷着:“刘姐,刘姐,你们家邻居出事了吧?”
  “出啥事儿?不知道哇。”
  “不是一个‘小姐’死了吗?报纸都登了……你们家不是丽园小区B楼吗?”
  我一下子想起昨天早上乱哄哄的楼道,难道真的是她们吗?
  小杨打开办公室的门,迫不急待地指着办公桌上的一张报纸说,“你看看,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全市都传开了。”
  小杨递过来那张晚报,在三版上果然有一行醒目的标题:《偷鸡不成反蚀米  用计不成反害己》,副标题是:丽园小区昨发生一起自杀案。文的旁边还配发了一张照片,正是警察往楼梯下拖人的情景,仔细看时,照片的一角还露出我家黑色欧式铁艺门的一部分。我快速地浏览了一遍那四、五百字,出了一身的冷汗。想起刚才电梯里“团脸儿”呆滞的大脸,又出了一身鸡皮疙瘩。文章说,“豪爵”夜总会的几名小姐,合伙搞了个骗局,想骗一嫖客的钱,结果操之过急,被嫖客揭穿,气愤的嫖客把其中的主谋搧了两个嘴巴子,外带一顿拳打脚踢。她们不仅没挣到应得的部分,还被老板臭骂一顿之后,并勒令“下岗”。那嫖客依然不依不饶,声称要平了“豪爵”,还要杀了她的全家。没想到,她碰到“茬子”上了。正赶上“严打”,结果,“豪爵”当晚就被封了,老板气红了眼,声称决不饶她。她看断了财路,活路也要没了,晚上就吃了安眠药。她的本意是想做个假相,让老板原谅她算了,过了风声,好继续回去干,也算她的悔改表现。谁知,一下子吃多了,忽悠就过去了。是她的同伴上厕所时,睡眼惺忪间碰到她冰凉的大腿时才发现的。我拿着晚报,手好像有点抖。死去的是“大胖儿”,还是“瘦妮”呢?
  手机在我看完报纸后,第一次响了。让我们记住这第一次。接下来,一天之间,我的手机共响了26次,全是拐弯抹角儿或者直截了当问候我、安慰我的。这其中有彼此鬼混得不分你我的朋友,也有八百年不联系的同学、旧识。我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淘来的电话号码。其中有的报了自己的姓名,我竟敲蒙脑袋也想不起来是谁。他们出于不同的目的关心我,让我先是感动,后是厌倦,再后来就是气愤了。这与我有什么相干,我又不是“小姐”她爹。我都够倒霉的了,还来烦我。现在想想,无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宣传媒体的力度真不可小低,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一是说明如今的社会,闲人还是太多。当我于深夜11点58分接完第26个电话,我把电话线恶狠狠地拔掉。我的脑子里立即迸出一个念头:卖房子!
  我用了两天时间,用微机打字,并复印百十份传单,把它们分别贴在闹市的电线杆子上、墙角,甚至垃圾箱上,让它与包治性病、开锁、办证的单子“打”成一片,然后,让手机、BP机、电话全线贯通,并很自嘲、很滑稽地想起那句广告词:必有一款适合你!
  那几天,我头不梳,脸不洗,茶饭无思,比构思一个长篇还折磨人。要知道,这是我们一辈子的积蓄啊。如果是一件东西,哪怕是昂贵的貂皮,因为什么说法,咬咬牙,扔掉了,眨一下眼,我都不是人;或者得一场大病,皮肉都是家出的玩意儿,打针吃药破费点儿也不算啥,过几天仍是一条好汉。可是,这房子,我们花费了所有的财力、物力、人力,把所有的“保”都压在这儿了,满心欢喜地想在此安度余生,还没等美好生活行至几步,就遇到如此煞风景的事情,换了谁不挠头呢?
  别说,还真有人打电话来问。如果电话打过来,一本正经地问问什么产权了、物业了、水电气什么的,然后,使劲往下压价,这说明是还不了解底细的,一切按照买房的常规去做。如果有的支支吾吾,神道道地顾左右而言他,就说明他了解这房子的底细,多半是拿我开涮,或者是出于拣便宜的心理,拿话挤兑你。遇到那种情况,我也没便宜他们,我一天之间就骂过二个傻老爷们儿,“收拾收拾去世算了!”
  心里的别扭乃至懊丧不仅仅是来自于这份自打的讨扰,更主要的,我自认为自己很善良。谁的钱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沙尘暴刮来的。即便是能卖上个好价钱,拿着那钱,我的心里也不会踏实。瞒得过初一,还能瞒得过十五吗?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何况这招眼的丽园小区。我前脚脚底下抹油——走人,后脚被人薅起脖领子,或者哭天抹泪儿地追上来,都够我的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可是既吃软,又吃硬的人。
  房子是卖不成了,就只有心死踏地烂在这儿住吧。可是,一直是说不出的闹心,你说哪辈子作的孽,竟让我们摊上这事儿。我们家祖宗八代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既使汗珠子摔成十六瓣都没有任何怨言,有一口,吃一口,连一点儿投机取巧、坑蒙拐骗的想法都不曾有过。我丈夫家也是如此。那怎么就让我们摊上这么棘手的事呢?老天爷是不是没睡醒啊?家还是原来那个家,柔柔的灯光,温馨的气氛一如从前,可是,我老是神情恍惚,像梦游一般,做事顾头不顾尾,说话颠三倒四,莫非要得精神病了?要追究原因也不知道该往哪里追?怪自己?家庭常委会开了若干次之后,才做出的历史性决策;怪丽园小区,不该让这类人入住?但是,她们并不是户主啊,人们买了房子,就是人家的私产了,你也没权力干涉人家让什么人住啊;怪设计者?美国人就这么过日子,谁让你们信得着人家,却把设计曲解了呢。这不是拉不下屎,赖茅坑吗?唉,归根结底,只有承受的份儿了。
  起初,大白天,侄女也不敢一个人单独在家,后来,慢慢地才敢。可是,晚上回家的时候,也是像作贼一样目光游移、毛头悚尾、慌慌张张地朝钥匙孔乱插一气。如果约摸我在家,就像被狗撵的似地没命地敲门。我在家里呢,书也看不成,文章也写不了,总是东屋西屋、里出外进地找东西似的,弄得我自己一整天一整天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晚上,则是整宿整宿地瞪着大眼睛望房顶,睡意全无,只能白天一阵阵眯糊,补点儿觉。可是,往往刚眯糊着,就被充满凶杀、暴力的血色天光、纵横交错的尸体吓醒。我觉得自己像隔夜的炸圆宵,躯壳越来越坚硬,而内心却正慢慢地虚空下去。我简直要崩溃了。
  买房子的电话断断续续地骚扰了我近两个月,才终于平静下来。而这两个月之间,保姆间的门一次也没有开过,仿佛那里就是虚设的、门型的墙壁,根本没有打开过。我想屋子里的寂静一定是瘆人的。“播音员”、“沙哑嗓”、苏凡、总经理、“大胖儿”、“瘦妮”、“团脸儿”的汗味、血味、气味,和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一定在那30平方米的空间拥来挤去,空前地活跃,它们变成了保姆间真正的主人。从那件事发生后,我好像变成了警犬,完全靠鼻子生活。有时,我正吃着爱吃的排骨,或者刚煎好的带鱼,忽然就能嗅出死尸和血腥的气味,之后便食欲全无,甚至呕得面无人色。我真的是度日如年,不知道该怎样排解这一切。可是,也怪,没有了任何声响,我甚至怀念起了“大胖儿”她们叽哩瓦啦的家乡话,怀念起了“播音员”比驴叫好不了哪去的叫声。



  大约静养了半年,我才从自己的一惊一乍中安定下来,原来的生活又能够按部就班地过下去了。我还是看书,写东西,偶尔去上班,过去的生活慢慢地背我而去了。
  那天,我着手整理自己准备交给出版社的诗稿,并恬不知耻地陶醉在自己的歪诗当中。我被自己虚拟的一幅美景,和文字之下跃动的激情感动得一塌糊涂。我想,下一个人生目标,我要做一名画家。先前是用文字描绘人生的美景,今后应该用丰沛的色彩多角度地表达人生更丰富的层面。这时,沉重的门扉终于开启了!
  保姆间的门被一只神秘的手打开了。登时,我的汗毛立起来,肯定像刺猬一样浑身立着刺。我想起了至今为止还惧怕的电影《画皮》,想起那个龇牙咧嘴的女鬼。我多么害怕它被打开,可是,我又多么希望那扇门早点儿打开。人在紧张和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做出的反应是最真实、最本能的。我忘记了应有的礼貌和矜持,忘记了恐惧和惊诧,硬着心“咔嚓”一下打开自家的门。那个正开门的人听到我迅疾的开门声,也吓了一跳,背着什么琴的背影迅速转过来。当看到我时,定了定神才说:“你好!”并朝我笑笑。
  “啊!啊?”我的表情一定很复杂,很莫名其妙。
  是个梳小辫儿的男孩子。走廊里、电梯里堆着画架、画夹、孔雀翎、坛坛罐罐什么的。当我在纷乱中看到苍白的一个山羊头骨时,吓得我一声惨叫。其实,我们文化馆里也有那玩意儿,只是我眼神儿不好没看清,另外,我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
  “小辫儿”里里外外地忙乎着,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过去帮忙。把门关死吧,害怕显得不礼貌。因为“小辫儿”边捣腾东西,边问这问那,让我找不到对话的间隙,移开脚步。看来,他是个爱讲话的孩子。
  他忙了一阵子,我就傻站那一阵子,忽然觉得这孩子好像在哪儿见过。他说话的声音吧,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大院里的一个玩伴儿,不过,那个玩伴儿很多年以前就因为偷自行车,后来偷汽车,被送到什么地方改造去了,再说年龄上也不对。他的眼睛吧,有点儿像我的一个大学同学,但是,我那个同学大学没有读完,还差半年就毕业的时候,他就不知去向了。前几年听我的同学说,他死在去西藏的路上了。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目前,我仍然不知道保姆间的真正主人是谁,我能做的,只是被动的等待,等待走马灯似的一拨又一拨的租房户,而且,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等待会是什么。我像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低能儿,无奈地等待着他们赐予的欢笑、争吵、幸与不幸,直到与他们融为一体,直到我的感觉渐渐麻木。







         2002年4月13日—15日


(发表于2002年7期《青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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