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克 ⊙ 树杈笔直而且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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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怎样做知识分子

◎桑克





  自从我被“任命”为“知识分子写作的代表人物”,我一直否认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否认的原因是我觉得我和我理解的“知识分子”概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从精神气质来说,我是个浪漫主义者,骨子里有很多奇异和天真的成分。这或许构成了一道小山,或者挺高的一座山,但我自己却不以为这是一个障碍,它和理性、沉思一样还是可以共有的。
  我本想就这个问题一直对公众沉默下去,而只对自己提出比较严格的要求,怎样才能做一个知识分子或者做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但这样有自欺欺人的嫌疑,即使说出来也一样,因为我不能肯定我把我的问题说准确了。
  在中国怎样做一个知识分子,这个范围很明确。大约是我觉得在中国,“做知识分子”是个迫切的问题,有时候甚至没时间让你考虑更多的东西,比如历史环境等等。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我总想默默地体验个人性的东西,而明显的是:知识分子不仅是个人性的,它更多的是具有某种公众的性质,或者团体的意思。这个团体我自己一厢情愿地认为是模糊的,松散的,因为我对任何团体性的词语都感到深深厌恶,而实际上不可能避免。就是说,我知道,但我不承认。不承认就是一种立场,而不是事实。所以事实的作用也不是那么绝对。
  如果知识分子存在式样的问题,我就很高兴地把自己列入某一类。这样我就避免了被别人任命的那种尴尬境地——因为我以为那和我的关系并不大。或者说我还没有在它们描述的范围里。比如我把颓废看成是一种独立的方式。不过你把它看成一种对抗的方式我也不反对。这就像一个在大白天喜欢睡觉的人,他把睡觉当成了哲学性的或者实践哲学主张的一种方式,这样就可以取消白昼的合法性。我刚才用拼音输入法敲“大白天”这三个汉字的时候,电脑显示屏出现的是“打败天”,也就是打败仗的日子。我想起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西渡对我说,每天早晨醒来就是妥协。而现在呢,我成了大白天的一分子,甚至成了热情的参与者,享受着它给我带来的人性的愉悦。这是堕落的开始,也是日常生活智慧的开始,但二者的区别究竟有多大呢?我开始想到了“忏悔”的重要性,只有当人感到有罪的时候,他才感到他的拳头可以握紧,而不是抓了一把汽车尾气、尘埃和空虚的混合物。
  然而诗歌写作者中具有艺术家气质的人往往又带有机巧和游戏的成分,它似乎不够严肃,而其实又有什么要紧的,它不过是有了更多的对策上的灵活性,当然它的含蓄有远离知识分子的味道。如果它不能成立,我就没有可能把自己称为一个知识分子,即使称了,也是不合格的那一种,准备接受再教育,修复自身的缺陷。
  列举知识一样可以启蒙的,当然它没有思想那么直接,而思想,还有刚才说到的直接的非机巧的成分,往往还没有开始就像蜡烛苗一样被位于上方的手轻轻地掐掉了。周围还是一团漆黑。而有的人竟然把帮着掐蜡烛苗的手称为是勇敢的化身。那么这时候哭鼻子的人肯定是我了。一个猜谜高手面对一个笨蛋,或者故意的笨蛋,他其实也就是一个笨蛋了。因为他的方法不好。不能让人明白他的话的确切的意思。那些边缘性的,裹挟了一些社会娱乐因素的,所谓思想,毕竟也还是思想,聊胜于无。这是有限制的有杂质的启蒙。它的副作用我不愿意看见。但随着积累,这些副作用真是太可怕了。尤其它和民族主义相结合的时候。
  电影《鹅毛笔》说的也是自由的问题,但人们往往被萨德的色情成分迷惑住了。拉里·弗林特也是自由的问题,也被色情成分搞砸了。当我们重新阅读茨威格的《异端的权利》,我们明白了哥白尼的权利,但是否明白了萨德和弗林特也是有这个权利的呢?如果明白了,说明我们真是进步了。到我身上,我是很勉强承认的,我是觉得应该承认,但道德感却拽了我的后腿。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声音的合法性。这实际上还是未来才能实现的东西。这个局限性就逼使一个思想家要具有修辞学的才能,或者他得同时是一个艺术家甚至是象征派诗人,或者一个更复杂的综合性的诗人。它成了一个谜语制造者。这个谜语和知识分子的使命之间有了隔阂,有了相互抵制的矛盾,甚至构成一种要命的对于公众的伤害。
  我在八十年代一部反映时空隧道机器的电视剧中看到那个穿梭者回到了法国,回到了德雷福斯事件中,他试图挽救这个无辜的军官的生命,然而他改变历史的每一个步骤都促成了历史的形成。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德雷福斯这个名字。如果把这个事件看成一部法典的条文,根据这个来看历史,知识分子的实际作用要小得多。帮凶和牺牲者、传承者。传承者就算最安全的了。前者是万万不可以的。只有他浑身上下散发的思想的气味,才构成了对历史的真正的影响。这一点,他和职业军人,经济操纵者,政治家都是非常不同的。
  在一个运动中,我发现了所有的正当的日常生活理由都不能充当历史的理由。行为决定了一切,这是唯一的标准。你干了什么,你没有干什么,你可以选择。当你开始选择的时候,你的内在的立场开始有了实证。如果你有立场而没有选择,那么你的行为就背叛了这个立场。这时候纯艺术必然留下了空白,而钻了这个空白的人呢,照样可以逃脱当世的指责,而在一个专门的分类的角落里找到一个舒服的位置。这时候我们已经学会谅解(不是宽容)了。分范畴,分类,是一个非常好的原谅人的办法。你去打击侵略者吧,让我来塑造一个大理石美惠三女神。我这样做是不是可耻呢?如果我还有良知,我认为这就是可耻。反对一个恶者反对的人,你即使不是恶者,但至少是同盟者。如果你在内部——非公众空间表达你的反对,你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范围也有这样的好处。但钻了空子的人,你自己还是忏悔吧,你得求得自己的原谅。
  这个人或许还可以等待一个机会,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而不是知识分子的精英或者领袖。他只能作为一个辅助者出现,参加各种意义微弱的社会活动,环境保护,失学儿童救助等等,在这些领域里,他一样是有意义的,我们看重的不是意义的大或小,而是意义这个词本身。
  更多的问题可能还是存在于对知识分子内部的甄别上。这些的和那些的,可能为了有效性而选择专制,如著名的罗曼·罗兰和阿拉贡、庞德。而这些对知识匮乏的我来说是好反对的,而对一个深恶低效率的人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在八十年代末也觉得效率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而现在看来,这不是根子问题。看重这个问题造成的后果会更糟。更糟的还有纯洁性的问题,纯洁在社会思想问题中也很糟,对个人还可以吧。不如粗糙一点,可以换得更大的进步。想想这个我就忒绝望,我这不是编了一条绳子,然后请自己的脖子尝试一下绳子坚硬的毛刺么?
  还是回来吧,仅仅做一个思考的人。
  思考的知识分子。提供思考。
  我见过不少把无耻当作真诚的人,他们分不清什么是无耻什么是真诚,我怎么才能让他们明白这里存在的区别呢?我思考这个问题。或者仅仅提出这个问题。跋涉在典籍与现实之间。我们的目的不是提供问题的答案,也不是建造一条道路,或者引导人们走上某条道路,而仅仅是告诉你,你如果走这条路,会出现什么;如果你这么做了,会有怎样的效果;知道这个问题和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区别在哪里。最后的权利在你手上,当然我们对你有所希望,难道你还认为我们对你的希望是重要的么?
    
                       2001/3/4/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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