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克 ⊙ 树杈笔直而且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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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诗人,我睁开我的眼睛

◎桑克




  当我看到电影里的诗人的时候,我会对自己的心悄悄地说:瞧,这是你的同类,或者是同行——我不敢再说同志,因为这个词在现代汉语环境里正被“同性恋者”的词义所占领,但是更经常的是,我会说另一句话,或许自大的话,或许是充满幻觉的话——你看这个人,他就是你。是的,他就是我,他代替我生活,代替我啜泣,代替我迎接各种各样的死亡,还有各种各样的雪。我可以看着他们,静静地看着他们,而把舌头交给上帝保管,这时候我的耳朵旁边是不能有其他声音的,就像一个热爱睡眠的人,当他被唤醒的时候,他只有恼怒,甚至是愤怒。
  我突然想起一个在墓地游逛的少年的影子,他看着野花怒放,看着那些死者的碑铭或者悲鸣,这时候的阳光也许是正午的,明亮得吓人。他在那里逛着,认为这样自己就能把成人前的时间迅速地消耗掉。
  那些奇异的诗人,兰波或者魏尔伦,在异国的阳光下,他们写作的背景音乐已经暗淡了,代替的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在布鲁塞尔暴露出的脆弱的感情。我不能理解。因为这是在高处或者另一处的感情,它在我的理解力之外。当有人对你讲述奇迹的时候,你不要吃惊,因为你的理解力在他之外。当我明白了这一点,我才知道我是渺小的,一个人永远是渺小的。《日全蚀》难道说的是太阳的光辉受到了损害?作为一个后来者,或许我把中心词的位置划分在太阳上,不管怎样,他们是在太阳的范围里;而那些酒馆里或者上流社会的宴席上的议论则会看重它的缺损。我的这个解释微不足道,就像迪卡普里奥的演技对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一样,他为兰波赋予的热情,赋予的内容让我感到陌生,相反魏尔伦妻子的生命更让人叹息。那个演员是法国人,孩子的面容,妇人的身体,我的日常生活实际是被遮蔽的,我看到的都是家乡/假象。罗马广场的台阶是法国人出资修建的,可它却叫西班牙台阶,奥黛丽·赫本坐在台阶上吃冰激凌,或许促进了罗马冷饮业的发展,但是这个颠倒过来的“灰姑娘”对我来说同样是不能信任。还有那个《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他在诗歌里是帝王,而在环境污染严重的英国他只是一个平民,像李白在诗里是仙,而在现实中却奔走于公侯府第,我们原谅了他,我们也愿意记忆暂时出现问题。我们看的还是诗里的李白,就像我希望后人只从诗里看我,而忘记我是如何向罪恶妥协的,怎样战战兢兢地逃避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的,怎样冷漠地经过过街天桥乞丐的身旁。我是有罪的。而历史将原谅,它的记忆力不像我们想象得那么出色。
  《汤姆和维芙》中的T.S.艾略特,他更像是我的一个朋友,他要避开传记的袭击,他要避开不荣誉地描写,关于他的早年的一段婚姻。他要吃饭,他难道不想安静地写作么?但是没有这样的可能,他在社会标准里,而我作为一个技术主义者却把社会的眼睛闭上了。我是心甘情愿地闭上的,因为这时候历史是不存在的,它虚幻的像皇帝的晚餐。而对我就像一辆穿过田野的老式的黑色汽车,它像一只多足甲虫,在我们的手指上我们会爱惜它,如果在一匹勃艮第马的脚下,它的命运就完全交给我们编剧的才能了。我们可以虚拟这个故事,可以虚拟从法兰克福去魏玛的田间小道,年轻的歌德去做一个法庭小吏,这个故事如果是这样的,就没什么意思了。我让歌德通过马车摇摆的窗看到了田野,看到今天的田野,那株去年被割剩的燕麦根和几百年前的那一株好象孪生姊妹。我们如果有心思区别它们的相貌,或许我们还有救,但艾略特却困在这样的婚姻里(罗素却大智大勇,仿佛电视剧《人间四月天》中处理家庭问题的高手胡适)。那些美好的记忆是否能够补偿或者……我怎么知道,帕斯捷尔纳克借助“日瓦戈医生”表达的是不是自己呢?但那些诗是他代替日瓦戈写的,像曹雪芹代替林黛玉写的那些诗。我们需要虚构,但隔着虚构十万八千里的有没有诗人的心脏的成分呢?如果有一个糟糕的批评家,我们或许能够知道这个秘密。然而我需要的只是艾略特这个名字,我努力把这个形象——由演员提供的,有时候是他那几张失真的照片——和那些文字联系起来,如果说我可以把它们联系起来,那么我是在骗自己,我相信这里面有联系,而实际上是什么都没有。荣誉是历史的,而当世的只是庸常而美好的记忆。
  还有那些诗歌教育者来到《死亡诗社》,让我知道诗原是人成长的一个阶段,供长大成人的时候来嘲笑它,或者来缅怀它。seize every day。而那些还在写的,难道真是《铁皮鼓》中不愿长大的孩子?鬼才会信呢。他们不过是没有断了那份缘分,或者那些被称作爱的毒素已经渗透进了我的骨髓里,这是让任何一个戒毒机构都感到头痛的事情。基廷先生让我们发现了我们身上的这个毒素,而人类还有一点点美感,多亏了这些保留这些毒素的人。我是这样的人,但我不希望被人看见。就像一个撒了一地垃圾的鬼,在天亮之前就躲到树影下或者树洞里去了。
  也许像滑稽明星,《毕加索的奇异旅程》中的阿波里奈尔说着稀奇古怪的语言,仿佛是咒语。我厌倦了。我要休息一会儿。我要睡觉了。我落进他写的《雨》里,那些字母像星期五病毒,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我淋湿了。《邮差》中的聂鲁达。郑单衣写过他,而我却没有看过这部电影,到处找也没有找到,感谢盗版商——到了脆弱的时候,公义就扔掉了。但我看了电影的原作,一部不长的小说,一个被诗人所害的青年,他为什么要区别那些海浪和风的声音?一个诗人为什么天生就是左派,而右派的诗人就应该被嘲笑?《莫阿》里的哈里·马丁松把斯大林像章像草纸一样塞进了衣袋,而莫阿·马丁松却把它严肃地佩带在胸前。谁是进步的?谁是可耻的文明的资产阶级?我能记住的是北欧的秋天,翻开的土豆地,黄褐色的针叶林,三个诗人在乡间土路上走着,其中两个抬着一大箱啤酒。我感到浑身发冷,哈里身上的毛衣也遮不住我的冷,他的鸭舌帽也遮不住。他们三个大摇大摆走在乡间土路上,他们的尽头是一个野宴,一场贫穷的狂欢,一个被酒液统治的国度。
  每一个人都该有一个恶习,要么喝酒,要么抽烟,要么喝酽茶……一个美好的恶习,你总得有一个,否则你是否还算一个活人?
  喜欢上同行的缪塞,他的行迹符合社会人想象的诗人形象,这是在《恋恋红尘》(法文名字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我现在甚至不能拼写)里。威尼斯,人的脆弱和诱惑,都是合理的,非常得合理,但在两个人之间就是灾难。通信有什么意义?毫无意义!它更让我发觉人是不可靠的,文明是不可靠的。那么诗呢?已经退到威尼斯河道的尽头,成了不必提起的背景。看不到缪塞的写作,甚至乔治·桑的写作都像一个19世纪日记体作者的方式。尤其当这个乔治·桑以朱丽叶特·比诺什的面具出现时,更让人感到了人的肉体的存在,而不是精神。精神有时候是不存在的,连点缀的功能都没有,我们说什么都没有用。人们看中的是王尔德的才华还是他的私生活故事?《王尔德》的制片人自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愚笨的中年人,一个连讨好都不会但还要讨好的中年人,他的相貌让人恶心。而美貌的少年像一条毒蛇,构成了考验。他没有《巴黎圣母院》游吟诗人的正直,也没有《地下》政治家诗人的险诈,他看上去有些窝囊,如果去掉他那惹人议论的性取向,他简直是生活丑陋的化身,这部电影可以说是让我非常厌恶的,我不能相信这个令人讨厌的人就是《快乐王子》的作者?就是那个唯美主义的倡导者?
  奔走于全俄的冬日的火车,雪地上以雪为浴汤的可爱的女人。战争是人类的幼儿园。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局部和平的时代呢?指鹿为马,我们都习惯了,说大白话反而让人震惊。我们习惯了双关语的用法,我们几乎从小就懂得报纸的隐喻,我们把语言锻炼得炉火纯青,在公文,拜访,在寒暄中把我们的日常生活变成艺术大花园。多么美妙啊,《幼儿园》,叶甫图申科想没有想过,这怎么是他自己的经历呢?洛尔迦,一个被长枪党人杀害的民谣作者,一个像孩子一样天真的人,每一个参与杀害的人都在撒谎,甚至自称是他的友人,享受出版他的作品带来的高额版税。《格拉纳达的死亡》。是格拉纳达杀害了洛尔迦,是他一辈子歌颂过的格拉纳达杀害了他。我们在生活中观察得也许说不上细微,当他活着时,给他冷漠,给他背叛和死亡,当他永生了,当他失去了在尘世发言的机会,我们的嘴就是历史。这历史何止是可以被任意涂抹的婊子,它甚至就是历史本身,庄重,严肃,一丝不苟,现在假象往往这样。如果像一部电影,根据一个反派演员的出现判断就足够了,现在没有这么方便,一切都这么合法,而那些事实却因为自身的野蛮和粗疏,伤害了它的真实。到处都是谎言,比露西撒谎(《看得见风景的房间》)还要惊人,甚至弓马娴熟。然而一切都要偿还,夺取血的用血偿还。斗牛士则把自己的性命还给了牛。万事万物,本无尊卑,是人树立了“人老大”的杏黄旗,而为赤子的诗人要么做了疯子,要么做了戴面具的人。而后者正在成为一个方向,它有悲哀的成分,但它却保护了那些脆弱的玻璃种子,是它让我们丑陋的生命有了那么一丁点儿微不足道的美感。但它仍然会很快丧失掉,因为即使我们用心围着,我们那筛子般的心脏又怎么能留得住它?都漏走了,残留下些粉末,供我们闲着没事儿的时候嗅嗅它虚拟的历史的香味儿。

          2001/2/18/21:10——2/25/15:14

电影中的诗人
《汤姆和维芙》T.S.艾略特
《格拉纳达的死亡》洛尔迦
《邮差》聂鲁达
《莫阿》哈里·马丁松
《毕加索的奇异旅程》阿波里奈尔
《日全蚀》兰波 魏尔伦
《王尔德》王尔德
《恋爱中的莎士比亚》莎士比亚
《恋恋红尘》缪塞

和诗人有关的电影
《地下》政治家诗人
《死亡诗社》诗歌教育者
《巴黎圣母院》游吟诗人

诗人的电影
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
叶甫图申科《幼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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