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晓杰 ⊙ 行走在紫色的忧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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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雾中的塔影

◎宋晓杰



   薄雾中的塔影
                    

  是一条笔直的堤坝提醒我,我还曾经过过那样一种辽远的生活。
  护城河的堤坝已由坎坷的土路变成平展的柏油路面,这大大缩短了本已很小的城区的距离,也缩短了工厂与我的距离。但是,地理意义上的距离又能准确地表明什么?

  (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已鲜见描写工厂生活的诗文,而且可能将更少。知名不知名的作家已羞于将他们尊贵的笔,探究到那一块不再“流油”的方位,不愿,或不齿。而当我再一次看到晨曦薄雾中的塔影时,我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我要重新走一遍那方土地,用笔。虽然我不恣意汪洋,也不惜墨如金,但我的心是尊贵的。或者说,塔影之下的生活是尊贵的,虽然也是极为平常的。)

  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况且,一生中最好的光阴挥洒在那里,十二年,仅仅是一个规范时间的概念吗?我一直以为自己像一个管阀,被荣耀地镶嵌在工厂这个巨大的塔体上。但事实证明,根本不是,如果非承认不可,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备用的管阀,直到锈迹斑斑也没派上什么关键的用场。不论现在,还是过去,我总能感到我与他们之间存在的或近或远的疏离。当然,并不是指感情上的,而是别的。



  我是在一个薄雾的清晨走进工厂的,不,不是走,是骑自行车进工厂的。那是七月。我混迹于如流的自行车队伍中,朝着越来越清晰的塔影飞驰,一种开始新生活的热望在年轻的心中涌动。十九岁,是不是很年轻呢?像新生的叶片那种嫩黄的绿。十九岁可是我这半生中最令我伤感的年纪,复杂着呢。一方面告别了学生时代,步入崭新的社会(老师的话),另一方面要永远远离幼稚(当时对自己的要求)。我学着工人们的样子,在大门口,单腿踏着脚蹬,银燕展翅,平衡着自行车,等过了规定的白线,再甩上另一条腿,向化验室方向飞奔而去。当然有技术差的,只能老老实实地下车,人也像刹不住闸的车紧着踮两步。路边是齐齐的榆树墙和星罗棋布的塔罐,绿树掩映之下,会露出“光荣榜”和各单位的黑板报,还有“界区重地 闲人免进”等标牌。只要进了大门,奔驰的心就会立即轻松下来。否则,一年四季铁打的七点半,就会在广播体操声中,把你毫不留情地拒之门外,接下来的事就好说了:挨批评或者扣奖金。
  那时候,我曾经为自己沾沾自喜,因为我是仅有几名被分配到化验室的人之一,其余的同学都像萤火一样,被散在管廊之中不时闪现的光明里,使那光明跳跃着明亮一些。但是,没过多久,我便不再自得,因为我看不出自己的光亮了。除了两个小时采一次分析样,我想,其余的时间我应该做点儿什么。
  先说说班组里的情况吧。我们的班长是鞍山知青,三十多岁的年纪,很讲究地戴着眼镜,是近视镜。他很健谈,关于他的很多事情都不是我问的,而是他自己主动讲的。我之所以能分到他的班里,是我们报到的第一天,对我们扫一眼之后,他就圈定了的。对这件事他直言不讳。别的班长虽然有意见,但计较不过他。我们班里一共七八个人,分为四个分析组,我在水质分析组。如果不想像虫子似地在流程图上爬来爬去,只学几个试样的分析是很容易的。我只爱干净的白大褂、窗明几净的分析间,对两种液体混合为什么会变绿变红根本不“感冒”,从认识它们的那一刻起就没感兴趣。一些该弄懂弄通的东西,实际只存在于我认识的表层。而我真正感兴趣的是那些与生产无关的“杂书”。
  还有一些“杂事”使我很快就区别于别人。最早让班长对我刮目相看的是那年年末,我的一首题为“贺年卡”的小诗发表在厂报副刊上。虽然看到自己的名字时,有一种陌生的惊喜,但紧接着我就失望了。因为十行左右的诗只有标题和名字是我的,内容已被编辑重新组合、拆分得面目全非了。我在暗自别扭的时候,班长却拿着那张报纸人前人后地夸开了:“瞧瞧我徒弟,你们谁行?”他一边抖着报纸,一边把报纸拍得吧吧响。从此以后,我就走上了背离工厂的道路(只有回过头来看才知道)。
  我享受着一个工人所能享有的最大特权。凡是班组里抄抄写写的活儿成了我的工作,取样、分析则成了班长的工作。连“主业”都不必做,“副业”就更不用说了。夜班的时候,班长还替我们打夜餐。吃完夜餐,别人昏昏入睡的时候,我则拿出事先带去的书本干自己的事情了。那是书本比夜餐比睡眠都重要的年纪。那时班长在做什么呢?他会拿一本书陪着我看,或者修理修理分析仪器、鼓捣鼓捣自行车,反正是不动声色地做着什么。完全是出于对知识的敬畏。他说他没读多少书是令他很遗憾的事,但是他遗憾并不影响他的出色。他是个很钻研的人,做事情有根有派,这不仅是一个人的可贵品质,也是领导赏识他的原因。我们班的各项工作在评比中总是第一,凡是得了第二都是有外因的。他跟我讲他的身世、家庭,讲他的怀才不遇(当上车间领导这是后话),使我明了,他所以看重我,是因为我与工作的某种若即若离,让他看到了我们之间的某种巧合。工人们上班一律穿工作服,多数人下班在家也穿,一是嫌换来换去麻烦,二是那是以穿工作服为美的年代。而我的班长下班之后闲逛时会穿上笔挺的蓝中山装,总是马上要去出席什么重要场合的样子。春天到来的时候,他还会带着我们班的同志一起去春游、钓鱼,总之,很懂得调剂生活,把班组过得像家一样。在分析班待了十三个月,我就离开那里。因为我担任了车间里的团支部书记兼报道员。



  结束“颠倒黑白”的日子,能够上白班是多少人的梦想。在化验室里,大多数的情况是这样的:只有结婚生了小孩之后,才可以上白班。而孩子长到十八个月的时候,再回去倒班,当然这十八个月里是别想得到全额奖金的。除了这种情况外,上白班的例外可是太少了。我能够上白班又是因为我与别人的不同。
  仍然做分析工,监测水质含量什么的。我仍然不喜欢那工作,好在领导的意思也不是让我单纯地做一名化验员,我有数不清的材料要写,数不清的活动要搞。班里的人接受着我的“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但在涉及到具体利益的时候,对我的评价就从赞赏到责难了。我的劳动所得与班里直接挂钩,而与写多少报道搞多少活动没多大关系。能上白班的多是三、四十岁的“老人儿”,她们的“老”不仅是指年龄,而且指应对事情的老道和世故上。当然,这样讲对一部分人适用。
  我清楚地记得,她们为奖金的分配大喊大叫,为家里的私产互相攀比,为领导的一句表扬明里暗里地挤对。我就在她们无止无休的计较与抵触中偷偷地盘算,那不是我长久安居的所在。我在抄好分析结果、写好材料、搞完活动的间隙,还能嗅到凉水塔云蒸霞蔚的气息、欣赏造粒塔巍巍耸立的雄姿,还能倾听界区小路间清脆的鸟鸣、有心情看雨滴滑过叶片忽然下坠。
  后来,我干脆离开了分析组,做起了车间工会的工作,开舞会、操练合唱、排球比赛,可是至今我也不会跳舞,这多少令人匪夷所思。我只是愿意参与,组织是我的工作。还有,车间的年初计划、年终总结都是我的活儿。我最高兴做那件事了。每次领导问我多长时间能写完,我说一个星期,他就说,好吧,一个星期。于是,我便心花怒放地蹬上自行车,先去借几本书,然后,用一到两天把总结写完,剩余的时间就可以除了看就是吃了。现在想起来,真傻,我说十天领导也会同意的。可是我从没说过。车间里好事的人嫉妒我不用起早贪黑的一个星期自由,却有口难言,我也为自己得意。
  那是工厂正兴盛的年代,我们生产出的产品为我们赢得了无尚的荣光,工厂大门口和展览室里,成排的锦旗和奖状糊满了墙,奖杯熠熠生辉。同时,我们的生活也得到了滋润。夏天发毛巾被、降温饮料,冬天分鱼、大米。有时候不要钱,有时候象征性地交一点儿。凡是能想到的,基本都发到了。老百姓尚且如此,就更不用提先进和劳模了。人们戏谑地说,劳模的奖品已经想不出该发什么了,就差发个“媳妇”了,可见我们的生活多么好。凡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下班的车流中,你会看见自行车后座上净是纸包纸裹的物品和食品。单位里刚一分鱼,饭时到了,就会每条街都飘着煎鱼的香味。孩子们在楼道间拿着吃食跑在叮叮当当的饭香里,直到各家独特的浓郁香气,像各自父母独特的呼唤,他们才奔跑着散去。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生活。那才叫幸福生活呢。即使不会过日子的人,在那里,日子也会过得很舒服,因为有人在你缺钱的时候发钱,缺东西的时候分东西。直到后来离开那里,用尽了“库存”,花钱去买肥皂、毛巾之类的物品时,才感觉特别地不习惯,钱也花得格外心疼。人都是被惯坏的。那时候,即使是个普通的生产一线工人,运气好的话,也可以找到一个中专生或大学生作对象。工厂让你把福享到家了。
  我们居住的房子不花钱,水电气也很少花费,最让我念念不忘(当时是生气)的是,暖气从十月下旬一直烧到第二年的“五·一”,即使“三九”天,你也会看到很多人家开着窗子。再进屋里看看,每家的暖气片上都捂着湿淋淋的毛巾被,第二天早上,毛巾被便像被浆洗过一样硬梆梆的。虽然是用生产剩下来的废气取暖,也热得人喘不过气来。这使我一直以为冬季里所有的家庭都是如此。所以,当我第一次买商品房的时候,摆得整整齐齐的暖气片坑了我一回。我穿得像树袋熊,缩着肩,在冰窖一样的屋子里踱来踱去,靠怀想着从前的余温取暖。
  话说回来。在我东张西望的时候,不知道是我等待机会,还是机会等待我,不知不觉中我又向背离工厂迈出了一步。



  应该提一提李主编,现在他应该出场了。那天早晨,是我刚休完产假上班后的一天,我没有了原来自鸣得意的工作,正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哪里(在工厂,工作可不等人),只见李主编——就是工厂厂报主编,他与我们车间领导站在化验大楼门前的十字路口,比比划划地交谈着。他们是恰巧在那里相遇,我知道。但是还有我不知道的,他们正在谈论我。因为我的出色表现,虽然我们化验室是工厂里的二级单位,但去年的报道稿件数量位居全厂第二。李主编对我们车间领导说编辑部正缺人手。我认真地看一眼,并记住了那个路口,他们所站的十字路口,正是我命运发生转机的地方。
  我比较顺利地做上了我喜爱的工作,但离明确意义上的写作似乎还有距离。
  (我脚踏实地一步步走到如今,应该感谢许多无私帮助过我的人,李主编大约应算第一人吧。在此,我为他低头默哀三分钟,以寄托我的敬意和哀思。)
  李主编原是工厂的门卫,但他的文章写得特别好,字也一样好,工厂开始办政工简报的时候他就很出力,后来办正式报纸领导不拘一格降人才,就让他做了主编。现在想来,他也属于争鸣人物。我弄不清楚他所做的工作为什么总是得到领导否定的时候多,但是,每次开调度会回来,他都能从领导所表扬的一大堆事情里,找到与自己的联系,从而心安理得地欢欣。也许是厂长把他看作区别于其它单位的领导,所以对他的态度,他也从不说三道四。偶尔表扬他一次,倒让他心里七上八下。说不清是领导对他要求个别,还是他对领导的感觉个别,反正,他与众不同。他们之间多数的时候是视而不见,就事论事,相安无事。有一天,厂长打电话招见,他满腹狐疑忐忐地去,回来之后却兴奋异常,人没到屋,声音早到了。“老板终于跟我说话了!”
  “说什么?”我们感到很意外,异口同声地问,想那一定是令他兴奋异常的褒扬。
  “老板说,李××(名字),你给我滚出去!”
  一片哗然。连他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
  来龙去脉早忘了是怎么回事,但是,从这件事上,你没看出这个人的性格吗?
  李主编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他满足得像个能干的厨子,一期一期把报纸美食一样呈现给人们,从不因为缺“油”少“盐”而忧愁。而他自己吃什么呢?他每天早晨的早餐,百分之百是一袋“华丰”方便面,卧一个鸡蛋,再用水果刀片一个西红柿在里面,煮得满屋子都是诱人的香气。但他的办公室我们真懒得进,满屋是烟油子味。他的烟抽得很凶,右手夹烟的两个指头已被熏成硫磺色。因为他把烟当另一种饭吃,所以,编辑部只能委身于远离界区的地方。
  他们家的变故是从他老伴去世开始的,老伴死后,他的整个人,都变了很多,恹恹的,弄得我们也是没精打采。再也听不到他自嘲的幽默和谑笑了,整个人像变了一个似的。他老伴去世的时候我们去他家,那是怎样的家呵,屋子里黑而且乱,找不到应该找到的东西,凌乱的酒瓶子成了惟一显眼的摆设。有一种落拓、颓废的气息,像有什么不祥笼罩着。几个月之后,李主编就去世了。
  不管别人对他的褒贬如何,我想他是给予我恩泽的众多师长之一。这使我看到他的孩子时,都会有一种格外的亲切,虽然我对他们不曾提起过一句,因为我不善言说。还因为,有很多话没有必要去说。



  那里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凡是有人群的地方该有的,那里全部包容。
  当然,从那里,我开始了婚姻生活,我毫不贪心地珍视他给予我的一切。不知不觉间,十二年光阴流走了,窗前的丁香和迎春就那么不知道疲倦地开了十二次,每一朵花,不用费劲儿,我几乎都会记得它与去年的不同。儿子也是在那里出生,他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片天空,便是那种特定的蓝。
  方圆几里之内的地方我们熟络得如数家珍。河上小木桥的咿呀声、市场里的叫卖声、小学校里的读书声,都是太熟悉不过了。甚至围绕家属区的马路和临街的店铺,有一丝的变化都逃不出我们的眼睛。夏天,儿子会与太阳同时醒来,不管是四点,还是五点。之后,我们就同晨练的老人一样,没完没了地散步。那散步并不轻松,仅有的几条街道,有时候要重复地走好几遍,我带着倦怠,支撑着嶙峋的瘦骨游荡着,你完全能想出我的狼狈相。而儿子的特点就是早起。如果有人提起若干年前,一个黑老的女人无力地拖着或抱着孩子,在清晨,漫无目的地沿河边转悠,你不要害怕,那就是我。我保留了那个时期的一张照片,虽然是笑容,可要吓死人呢,与现在判若两人,几乎脱了相。当我养尊处优的身体在无限膨胀时,我想该虐待虐待自己了,减减肥吧。可是,一想起那张照片,就有足够的底气为自己开脱。何苦呢,算了吧。

  工厂的变化是潜移默化的,我想潜移默化的还有我们,不承认不现实。当我在风雨交加的初冬,近乎悲壮地挥别它时,我几乎就要成为派上用场的管阀了,或者说思想感情深处,我已经完全依赖它,并在它的温床上活得足够顺畅,我已经不想未来,把它当作我的未来了。就在我已找不到与它之间的间隙时,却极不情愿地离开了它。虽然从长远上看,对于我来说离开是一个好的转机。同事们说,自从我离开那里,那里的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我愕然。
  走在人群中,总会有一个十几年前的面孔迎面而来提示着什么,而且辨得出哪条是我从前没见过的皱纹。一个名词也许让我回想起很多。偶尔还有梦境。一条“大干快上”的口号、一个设备的代号、一个同事的趣闻和诨号,分不清梦里梦外地穿插在我的生活中。集团公司(现在已是集团公司了)报纸的文艺副刊仍时常登载我的小文,是我可爱的同事从我的书里摘选的,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保持我们与岁月的联系,让我忧伤而感动。
  那天,到厂区外的宽马路上去练车,徒又感慨起来。物是人非。塔罐依然喷云吐雾,在大门口出出进进的年轻面容晃动,他们都是谁家的孩子呢?也许我认得他们的爸爸或妈妈。我们亲手种植的柳树绿得我嗓子眼儿发堵。我就那么沿着厂区一圈一圈慢慢地绕,因为我开车的技术实在是不纯熟,另外,也因为别的。
























                                             2002年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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