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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北京文化》

◎伊沙



我看北京文化

伊沙

        不止一个北京人向我描述过一种相同的感受:说他们每回到外地出差或旅游,一出北京站的时候他们就会发自内心地觉得还是北京好,北京的天空格外的蓝。也有不止一个的北京人向我描述一种好的事物或好的状态时点拨我说:这就是北京,这就是北京人,这就是北京文化。几乎每一个北京人都会音节很轻地说出“北京的”同时也会音节很重地说出“外地的”,你可千万不要搞错,对他们来说这是两句评价语。
        的确,一种至高无上的文化优越感已经构成北京文化的特色。这与属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天然排外情绪不同,排外情绪哪都有,反而是越穷越不开化的地区排外情绪越严重,这与来自文化上的优越感无关。而此种北京特色完全是建筑在某种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的,北京是首都,我国的首都又属于“中心”特色过于明显的那种类型——也许是全世界最明显的吧。我想当年的巴黎之于腐朽的法国也莫过如此。建筑在一种特色上的另外一种特色,而又表现得那么理所当然理直气壮,我烦的正是这个。
        如果说此种情绪只属于正人君子遗老遗少之流,我理都不想理,但见“痞子”王朔也落进俗套,说明了它的普遍性。好在他还知道在一面宣扬的同时一面做着自我检讨(尽管并不真诚):“这里有地域文化的狭隘优越感,或说视北京为中心的老大心理,总觉得港台是异类,是边陲,以它为主导就是不能容忍。”此种情绪加诸港台则更是没有道理,“地域文化的狭隘优越感”从来都不是天生的,“视北京为中心的老大心理”恐怕才是真的,可问题是长久以来从文化上说你没做人家的老大啊,从文化上说它既不是你的“异类”也不是你的“边陲”。王朔真是糊涂了,这种糊涂使他一下站到了“流氓”的反面。也正是这种糊涂减弱了王朔批判港台文化的力量,你批港台文化你就好好批,别把你的北京文化抬出来压人一头,港台文化的问题并不因北京文化的存在而存在。
        也正是这个王朔在他批港台文化的文章中说北京文化有四大支柱:一是新时期文学;二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三是摇滚乐;四是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首先我想把最后那个电视中心剔出去,没有可以展开论证的理由,它就是档次太低。王朔你可以和这些人混在一起捞生活,但不要把自己的精神形象混同其中,散发着末世戏班味道的营生,文化什么?谈它你还不如谈某个时期的《北京青年报》呢。其次新时期文学怎可被北京文化独揽?不要说其中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外省作家参与其中推波助澜,就是所谓的“北京作家”也包含了这样一些人士,成名后进京(如余华)及成名前进京但其文化背景却与北京无关者(如莫言)。我不知道在各种《当代文学史》的课本上,朦胧诗算不算“新时期文学”的范畴(因它初始于文革时期)?但我想此朦胧诗大概应算北京文化的一大骄傲,因为除了中间的极个别人(舒婷、梁小斌),它基本上是北京文化的独有现象——但是,骄傲也得且慢,因为在那个荒芜的年代,朦胧诗产生的一个物质条件是一些作为批判材料印发的“黄皮书”在一些干部子弟中的流传并由此对某些潜在天才的激发作用,当时存在于高干子弟圈子中的文化沙龙也起到了建树氛围的作用。而对当时的外省来说,这个物质条件基本上是不存在的。不是在同等生态环境中的两种事物间的比较毫无意义,所以优生者的骄傲也毫无意义。如此说来,北京的摇滚乐也是这样,在我看来在此领域真正具备了摇滚精神的也就只有一个崔健和半个何勇,说它是群体是一种典型的北京人式的好大喜功。而这一个半天才产生的物质条件是集中于首都北京的各大文艺团体子弟的得天独厚,仅此而已,与朦胧诗何其相似。一个是“干部子弟诗歌”,一个是“文工团子弟摇滚”,此种特征与一个封闭落后的时代脱不了干系。举出北京电影学院则更属于没脑子的干活,谁都知道全中国就只有一所电影学院,建在北京,建校以来培养了几代师生,拍过一些不错的电影,然后你告诉我说这是北京文化的特色,这是北京文化的四大支柱之一,我觉得这是在欺负人。北京文化中的相当一部分东西已和这座城市的地方性无关,属于“首都文化”,是全国性文化的集中。任何一个北京人如果以此为北京的骄傲,我就觉得他显得有点傻气洋洋。
        别在你有我无中找寻你的骄傲,我倒是在一些平等的游戏中发现北京人未必像他们想的那么聪明。先说一支笔一叠纸就可以玩(现在也就是一台电脑)的文学吧。我始终以为马原这样的人物(人称“小说文体之父”)出在外省就是北京的耻辱,你不是信息快观念新的地界吗?生在辽宁写在西藏的马原嘲笑了这一切。棉棉、卫慧刚在市场上一红,北京媒体赶紧找寻他们自己的“70后”,俗不俗啊?前几年南京“60后”起来时他们就是这么借力的,明明是推人的招子还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学,真是没创意。朦胧诗之后中国诗歌的重心就南迁了,从此之后再也不回,在第三代诗歌的重要诗人中找不到一位北京人。90年代以后,集中于北京的“知识分子写作”成了诗界反动腐朽势力的代表,其主要成员大都居于北京。与此相对的当代诗歌的生力军——“新世代”诗人群,其代表人物大都居于外省各地。在亚文化的领域内,我知道广州是中国报业之都。在泛文化的领域内,我知道代表北京的国安队“永远争第一”,也就是说他们年年都在争——第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支球队多年以来都保持着北方球队难得一见的中学生式的丑陋身材,让人怀疑北京人民的营养状况。四年一度的全运会也是从来都进不了前三的。
        北京是中国的一座城市,首都的性质丝毫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所以它自身文化的优劣都是在与外省各地文化的比较中显现的,而这是无法逃避的。因此,“老子天下第一”的盲目乐观与自我膨胀既愚蠢又多余。有一年我在北京出差,陪一位记者朋友采访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的制片人兼主持人张斌,少年老成的张斌非常不错,给我留下了十分良好的印象。后来我在一家杂志上读到赵忠祥说张斌是中国最好的电视主持人之类的话,我觉得赵大叔的这句话因为正确显得权威。那是我多年未去北京之后的一次,所以在我离开时有人问起我此行的印象,我想到了张斌,我说我在北京见到了一些国家栋梁式的人物(这是由那个机构那个位置决定的),但可惜我没有见到一位天才。我在第二年去北京时遇到了一位天才,是一个名叫“狗子”的写小说的,当然我是在读了他的作品之后知道他是一位天才的,他现在还没有多少名气,甚至作品发表都很困难,但我知道他已很厉害。我对狗子出在北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正像我在同一年在大量来稿中发现盛兴的诗,我也并没有为他来自山东莱芜口镇而感到有什么奇怪。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天才,他们的才份是天给的,与地无关。狗子的作品尚未全面展示,他几乎已坐上了小说新生代的头把交椅;盛兴一出手,诗歌界的“70后”们便陷于无路可逃的境地。我想即使把他俩调一个个儿,让北京狗子成为口镇狗子,让口镇盛兴成为北京盛兴,也无碍他们最终地成长与长成。因为他们是天才。天降人才可是随便选地儿,爱哪儿是哪儿。老天爷不认识首都北京。北京人张承志想不通为什么鲁迅是个绍兴人,我据此断定他说自己“落草于北京”是个虚假的姿态。因为鲁迅是个天才,天降此才在我中国。你用对东北人及关东文化的固有印象怎么也分析不出马原,因为他是天才……
真正的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天才的事业,因此文化所到达的高度也都是由一些天才人物来标志的。北京文化的优越心理其实是最没文化(因为不懂)的表现。谁知道天才的人物会降生何处,你就敢振振有辞地瞎牛B吗?有一年我在西直门火车站等车,看到一位中年板爷在看电视,电视里正在转播全运会体操比赛,轮到一位北京选手出场做高低杠,板爷也跟着摩拳擦掌起来,嘴里还不住地吆喝着:“呵!北京的!干脆甭赛啦,这不拿第一也是冠军啊!”话音未落,那位北京选手已经从杠上摔下来了。这样的板爷我只见过一个,这样的北京人我却已经见多。在全国各地的甲A赛场,为什么单单是北京球迷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公论是“嘴贱”。我想问的是:在这“嘴贱”的背后又是出自怎样一种讨打的心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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