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沙 ⊙ 伊沙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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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人身攻击》(外三篇)

◎伊沙



满意与遗憾

        大概是受了《新周刊》这类“盘点专家”的影响,到了去年年末的一天和一位朋友一起绕着大雁塔散步时,也给自己即将过去的一年做了一番“盘点”。做的也还煞是认真。
        在似乎是不同寻常的1999,我对自己最满意的一件事是积极参与了“盘峰论争”并且在论争当中有着自以为出色的表现;而最感遗憾的一件事,则是没有应邀参与《十作家批判书》的写作。两件事都和“骂人”有关,所以在已经过了这么久之后,我还想拿到这里来说。
        我写了近二十年的诗,做了不止于二十年的人。而“盘峰论争”正是这样一种考验,是对你几十年来写诗做人究竟到了什么份上的一种考验。一切都好像是突如其来的,你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决断,你说你是没有立场的,天生的散仙一个,那有没有利益(有些人不好意思提这个词)渗透其间?就算你不承认有利益这回事,那诗学上的是非判断总还是有的吧?不好意思说出来吗?为什么?怕人以为你是有立场的?怕人以为你站在了对方的立场上?怕得罪了什么人从而伤及了自身的那点利益?说穿了还不就是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人,我们并不纯洁,我们也无法纯洁。在那个充满戏剧性的场景当中,你根本没有其它选择而必须表态。我没有背叛自己的艺术立场,我也没有背离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判断,我更没有违背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和总体风格,有此前提剩下的便是一场智力游戏。我在一首名叫《峥嵘岁月》的诗中写到了这次论争事件:“我以为今生今世/已经不会遇到/为真理而斗争的事/直到今年四月间/我在北京平谷县/遭遇一小撮知识分子之前”我使用了“真理”一词,其实哪有那么严重?也就是以真理的名义所进行的一场智力游戏。在这场游戏中显然你没有对手表现得更蠢。而且以你之性情将之玩得很真,搞得颇为痛快,先是当面骂再跑到媒体上骂,这样的事一年中能有几件呢?所以我说最满意。说实话我并不关心“盘峰论争”的文化意义(它可能真有意义),而只关心它和我身体之间的关系(它让我真正的痛快了一下)。
        《十作家批判书》的策划者暨出版人张小波是我的朋友,他两度邀请我撰写该书的两个章节,都被我推掉了。自己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惧怕小波策划中的“半学术”,实则犯懒。该书出版后,我听到或看到一些所谓的“学者专家”的反应,眼见这帮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家伙居然还能平心静气地说长道短,我就知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反而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可惜已在事后。不当事后诸葛,我不是说我可以比朱大可等优秀的作者写得更好,而是说如果写的话,我的方式会更为彻底,会让那些无聊看客顿然丧失放屁的雅兴。所以说,我是为自己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在这一年中也堪称“之最”。
        1999,满意与遗憾,都与“骂人”有关,如此说来我已经丧心病狂了吧?不,不,那只是我身体中的一小点儿需要。

欢迎人身攻击

        北京出的《阅读导刊》近期以来风貌大变,读来颇为过瘾,正在跃升为文化圈中的第一小报。我出此言,绝无贬义。小报者,8开小报也,无它。作为一个人们印象中的骂人者,被其夸被其骂都属意料中的事。终被其骂,我倒要看看,它如何的不同凡响。
        先是有朋友的电话打来:“这回你可被骂惨啦!”、“丫那是人身攻击!”。我劝自个儿稍安勿躁,待到读了此报,竟读出了新鲜也引来了兴奋。果然不同凡响。
        “伊沙是九十年代初靠写诗混出来的,据说他的诗和他的体态一样很有特色。大凡纯正的、优美的、高贵的、神圣的他都想方设法给予亵渎,有时连他的朋友兄弟,他自己的生殖器都不放过,如此一不小心便在中国辽阔的诗版图上风光了一番。写这种诗若按佛洛伊德的歪理大概算是自我宣泄吧,就像射精一样。然而说伊沙射精恐怕还赞美了他,充其量从他笔下出来的三言二语的诗句只能叫溜精……”
        “在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上伊沙早期的诗明显有着玩世不恭的劣迹,是一个盲目模仿的痞子之徒,是手淫的一种近距离迁移。”
        “……和荡妇(因为他实在不算是个伟哥)脚下他是一个软蛋外,似乎文学界、音乐界、演艺界的名流们他都骂过且骂得有血有肉有章有法……”
        “但愿伊沙真的不要再误入歧途,即使他真的感到自己江郎才尽,他还可以去干别的:男妓、出版商、美食家或者带发修行,或者老老实实做个凡夫俗子,而再别像个唠唠叨叨的疯猫满人堆里乱咬。”
        我实在不知道以上言论算不算人身攻击,因为牵扯到了我的身体,我私下觉着应该算。但也可能那是人家玩的修辞手段,比喻象征什么的。所以我也别那么小家子气的斤斤计较了,管他是什么,总之我喜欢。这样的“人身攻击”我真该拍手欢迎,心想多多益善。
        我可以自己去做俗人(本来就是如此嘛),但不想被人骂俗。联想起王朔老哥哥被人词语贫乏地骂了十多年“痞子”,我真该感到幸福!瞧,仅在这一篇文字中我就收获了“生殖器”、“射精”、“溜精”(遗精?)、“手淫”、“伟哥”(从药名引申为人称?)、“软蛋”、“男妓”……这么一张既丰富又统一的词汇表,还有着这么生动时髦的身体性。这是最“前卫”的一种骂法吧?起码比我“前卫”。
        在作者自己的道理中他都讲得对,我真没什么好反击的。于是就想虚心到底,全盘接受。动辄就向反对者实施“快速反击”的做法,属于几年前的我。如今我终于明白“道不同不相与谋”的道理,我老了么?但若真的全盘接受却又谈何容易。作者自身逻辑上的矛盾处我不能揭人家,那样做既有失厚道又显得小气,但加于我身的那些,为我指明出路的那些,却让我颇感难办。譬如说,既然作者已看出我射不了精而只能“溜精”,实在不算是个“伟哥”,只是荡妇脚下的一个“软蛋”,却又指明我摆脱歧途后的职业首选是“男妓”——这不是明摆着想让我饿死嘛!“饿死诗人”?
        想来作者也没那么阴险,他只是对我有些拿不准,拿不准但又想骂,想过那个嘴瘾,想使那些个“前卫”的词儿,所以也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还有比这更绝的,是一位读者朋友从网上下载的一首诗,名叫《伊沙考察报告》,诗中写道:“你在新世纪钟声敲响之前不幸早泻/所以你祗好捧着你的寂寞磷片/你在美丽女人面前肚里咕咕叫/所以你和野狗约会在冬天/你在棉花地里第一次梦遗/所以你手执棉花向人体求爱/你捆满二踢脚点火上天/所以司法部长让你去阴间/执行你违反禁放的刑限”,诗中最恶毒的两句莫过于:“你祗和你母亲亲密无间 因为不隔避孕膜/可剪断脐带后留下了你肚脐的弱点”。此诗下载于网易网站BBS,我知道我可以拔拳而上了,可所谓“网站”不就是垃圾站么?还可以充当此类心理阴暗者的保护伞。我说他“绝”是因为他写此诗用的全是我的典,皆出于我的长诗《史诗2000》,本雅明有“用引文写就一部伟大作品”的良好愿望,北京知识分子诗人皆迷信于此,这个鸟鸡巴网虫将之实用化了,引你之文字来骂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所以我说他“绝”。
        以上两例除了“人身攻击”没有其它价值,但好在我又是特别欢迎“人身攻击”的人,所以它只对具体的批判对象有价值,但不要牵扯别人——这是惟一的警告。王朔说过“不给机会”之类的话,那是人家“腕儿”和“爷”的做派。我不是,再加上人闲,可以随时奉陪。文章作者彭华毅,诗歌作者石百,在此写明。咱骂人绝不能白骂。

跟着受辱

        中国足球的话题,永远说不完。因为它让我愤怒。除去北京知识分子写作诗人恬不知耻不断推出的阴谋外,还没有什么能让我经常性的处在一种愤怒的情绪之中。
        真正的球迷大概永远是贱的,“从此再也不看”之类的话不知说过几百遍了,它只代表愤怒的极点,并不意味着行动的指南。真正的球迷也永远是民族主义者,中国的足球再烂也是首选,那么烂的联赛、那么烂的国家队,但还是必须要看。真正的球迷不懂人文的境界,在这儿你甭跟我玩什么国际主义。我有一位自称也看球的朋友,他说他从来不看中国足球,只看意甲、德甲和英超,要看就看最好的。我知道这和他作为文学从业者的阅读习惯相关,即只读大师的作品。没错!他是我的朋友,也是一个“一切安排就序”的成熟男人,但在我球迷的那只眼里,此人是一纯种的傻B。
        随着米卢的到来,又燃起新一轮注定熄灭的希望的火种,新教练上任后的第一场国际比赛能不看吗?于是就这样,作为一名中国球迷我又陪着咱们的国家队受了一把辱——中国足球总是经常性的让它的球迷跟着一块受辱。
        日本人坏——如果我们不使用这种道德性字眼,那就该叫——日本人绝。这是他们的种性决定的。当他们在某个方面实力占优的时候,就会对对手采取一种毫不留情的态度。日本人对中日双方实力的看法显然和我们有较大出入,这从他们场上的表现就能看出,我们认为两队同属于东亚三强,甚至还认为三队处于我吃你你吃他他吃我(中国吃日本)的“食物链”关系,可事实怎样呢?日本队在这场比赛中完全采取了对弱队的战法,将你视为一支弱旅肯定是采取这种战法的前提。我不知道日本队在亚洲杯预赛中对澳门队是如何踢的,也莫过如此吧,它还能怎样?把中国队当澳门队打,日本也太托大了吧?如果中国确实不是一支弱队的话,那么它就是在找死!在对方禁区前沿就地展开围抢,日本人疯了?日本队在中国队面前采取的这种战术是带有侮辱性的,本来它应该付出代价,可中国队就是没有能力让其负出这种代价,所以你就该当其辱并获得了弱旅的证明。我是在不断的口出粗言的狂骂中看完这场球的,我觉着我们是跪着踢成了一个平局,这比在狂攻中输个零比三还让人感到难受,因为你倍觉屈辱。有一瞬间我甚至想到了抗日战争,我知道这样想是不对的。
        中日交锋打成如此惨状,是两国十年来足球发展对比的结果。日本人老老实实学巴西,如今已学得有模有样,真是一个最善于学习的民族?中国人一会儿学德国,一会儿学英国,结果学了一个四不象。本来我以为是日本人自觉生得矮小才要走巴西式技术派道路,因为中国人就是觉得自己的身体条件在亚洲有优势,中国人本来并不比阿拉伯人、波斯人、高丽人更高大更强壮,但我们的逻辑是十二亿人就挑不出几个高的壮的吗(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思维)?所以我们要走德英式力量派的道路。直到有一天报上的一则消息像是跟我开玩笑,说日本青少年的平均身高已经超过了中国。这令我顿然猛醒,一切的差异都来自那足球的最高决策层。那边有脑,这边无脑。最高决策层在大战略上的严重失误害的不是一场两场比赛和一任两任国家队,害的是中国足球十几年来的发展。君不见,赛场之上,中国队员英俊高大的犹如模特一般,模特般的走路,模特般的转身,就是脚下没活儿;日本队员瘦小枯干,黄毛(染的)一绺,活像当年鬼子,可就是快速灵活跑不死,小小皮球就是跟人家的脚有感情,那叫技术。
        可让人感到无耻的是:当记者在首都机场采访这帮平局归来的“失败者”的时候,以张恩华为首的这帮“男模”竟然异口同声地说他们的个人能力比日本队员并不差,他们的无耻在于把“失败”的原因一手推给了新来的主教练。这是无能队员的一贯表现。另一层无耻就是他们的不自知,你说你并不比他们差,你是不比中田英寿差呢还是不比名波浩差,我真是仔细看了,我真是佩服国际球探的眼光,中田英寿、名波浩就是意甲的水平,范志毅就是英甲(实为乙级)的水平,张恩华、宿茂臻就是中国甲A的水平,谁该待哪儿都没有乱,你说你不比谁差?如今的日本国家队是世青赛亚军加三员欧洲甲级球星的水平,我们就是在这个水平面前变成了十一只缩头乌龟,你说这是亏还是不亏?

性情的边界

        李敖开始“竞选”诺贝尔奖啦,在竞选“总统”失败之后。他自称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率可能会比当“总统”的几率高得多。
        近期以来,我怕听到关于这个台湾老头的消息。因为听了他的话,看到他在报上扮小的照片,我会一阵阵浑身起上好几层的鸡皮疙瘩。我当然不想从人变鸡。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有压制性情的天性,中国文人自古以来也有追求性情的天性,像李敖这样的人,利用的就是这个格局。说白了,这是一个玩性情的人。性情当然可以玩,因为有“压制”的前提存在,还有被赋予的文化涵义存在。
        有了这些存在,参选“总统”,“竞选”诺奖,拍写真集,则都可视为是有意义的。我真不想替他总结那些恶心的意义,我深知那些意义存在于中国(尤其是大陆)知识分子的心中。王朔指出港台文化四大俗,费那么多唾沫却还是以俗说俗没什么大用(人家也没自我标榜为雅)。台湾文化之于大陆文化真正有效的一大俗是李敖,李敖是大陆知识分子偷玩性情的一大玩具。
       海峡两岸如今有两大活宝——王朔和李敖,做大众文化的代言者和做知识分子的明星是一样的可耻,前者变成一个坐在老茶馆里面对娱记说性情的人,后者沦为一个上窜下跳抖性情的永动机,这一老一少开始了以性情为旗的没命狂奔,跑死了算。
         李敖认为,近几十年的中国文学的确不能令人满意,即使是80年代以后的内地作家,比较多的也往往是写个人的苦难和哀怨,写得很小气,缺乏对于人类的博大的关怀。诺贝尔文学奖恰恰要求作家必须是理想主义者,必须坚持公理与正义。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中国的绝大多数作家距离诺贝尔文学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当然这绝不包括李敖本人,他赶紧说:“此事不可强求,但从资格上讲,我早就够了。”
        人狂一世,怎么这时候给跪下了?不就是个诺贝尔奖嘛!连我这籍籍无名者都知道那是一个不需要认真对待的东西,恕我直言,我的诗不比申博尔斯卡的差,也并不比希内的差,这就足以证明诺贝尔奖没什么了不起的。就这么一个奖,就这么一百万美元,就让不可一世的老李敖给跪下了,台湾人不是有钱么?李敖先生不是格外有钱么?有了钱也还是忘不了那个文人的大牌坊!还一本正经地计划着要多写一些小说呢,增加这部分的比例,当然是为了获奖的考虑。可怜不可怜?都一把年纪了,还不忘随时随地撒撒娇,等到一次两次懵不上的时候就开骂,再回到玩性情的老路上也不迟,是不是李敖?
        我知道这个人是不值得我们为之费脑筋的,爱看其表演的就看一看——此人不就是台湾文化圈拿起笔做道具的一名“艺员”么?玩笔的周星驰?不爱看的就赶紧闭眼。我只是提醒我自己:别玩着玩着就把自个儿玩丢了,跟这个老疯子似的。我想起了一个词,是我自己捏出来的,叫“性情的边界”。不想阐述,我还是留着自个儿受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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