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沙 ⊙ 伊沙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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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女人》(一组)

◎伊沙



给人指路

伊沙

        圣诞前夕我接到一张从国外发来的明信片,从邮票上的文字我辨不出发自哪个国家,上面的中文则写得密密麻麻:“伊沙老师,你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我叫姚红,就是当年学生广播站的那个播音员(嗓子粗点的那个),我现在捷克定居,在布拉格,一切都好。在此之前我已走遍了欧洲,我是沿着你当年指给我的路走到这里来的,回想起来你当年对我说过的话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这张祝贺圣诞的明信片将我的思绪一下带回到当年,是我工作后的第二年。我当时的工作是在这所外语学院的宣传部编辑院刊,原来宣传部的办公室里有我的座位,后来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要用那间办公室,我被“赶”到楼下的校广播站去了。广播站的里间住着两位学生播音员,其中一位就是姚红,身材修长,长着一双刚刚流行起来的林忆莲式的眯眯眼。我头一次注意到她是她站在我的办公桌边给人打电话:“什么叫面?蔡国庆就叫面;什么叫酸?汪国真就叫酸。”我忍不住笑了,她放下电话告诉我,她是在给她妈妈“上课”。后来,晚间有两个比较急的电话找我,她都跑到单身宿舍(路并不近)来叫我,从此开始就熟了。一聊发现她和我同岁,前三次高考均告落榜使她现在还在上学,她说:“不好意思,我真是太笨了,连高考都要四次才能搞定。唉,你不知道我那三年是怎么熬过来的……”竟说得满眼泪花。
       她带来一个男生,非常正式地向我介绍这是他的男朋友,隔壁师大体育系的,连叫什么也说了。送走男生她回来问我:“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说:“挺好啊!个子很高,人也挺帅的。”“我是说内涵,内涵!”“那我可没看出来。”“唉!”她一声叹息,“跟他在一块我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后来她说她想借寒假出去旅游,问我去哪儿比较好,我随嘴一说:“北京。”她做出十分调皮的表情问我:“北京的男孩可不可爱?”我说:“普遍比这儿的可爱。”
      “伊沙老师,你说得太对了!北京的男孩比这儿的可爱多了。”开学后她告诉我说,说她在公共汽车站等车时有一次“奇遇”,一个丑丑的男孩但是感觉好极了,尽管没什么结果,但她已打定主意,毕业后要去北京。考语言学院的双学位,是我给她出的注意,因为她的学习并不好,我估计她考不上研究生。
       当年,我就是这样给一个女生指路的——不过也就是随嘴说说。


陌生的来访者

伊沙

        我在《文友》做兼职的时候,总是会遇到一些陌生的来访者,杂志社嘛,就是这个样子的。这些来访者一般都是我们的作者、普通的投稿者和我个人的读者。杂志社专门设了一个接待室,我们编辑和来访者的谈话一般都是在那儿进行的。有一天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个子不高但十分强壮,我们在办公桌旁寒暄一番后,我就把他领到了接待室。
        我们进去的时候,我的两位同事正坐在沙发上聊天、抽烟(这里是这层楼惟一被允许抽烟的房间)。我们进去之后,他们两位停止了聊天,这是与我关系较好的两位,为了表示对此二人的尊重,我向年轻人介绍了他俩是谁,年轻人毕恭毕敬地敬我一支烟后,向他俩各“投”了一支烟过去,这个“投”的动作我想他俩是不喜欢的。
       “听你口音是安徽人吧?”我问年轻人。
       “是,我是芜湖的。你怎么能听得那么准呢?”他表现出非常惊讶的样子。
       “我有亲戚在安徽,在淮北。”我说。
       他“哦”了一声,然后说:“我是刚从监狱放出来的……”——这的的确确是他当时的现场原话,一字不差。也许他可以这样说:“我刚从里面出来……”就能显得柔和一些,但他确实是那么说的。话音刚落,我的一位同事就沉不住气了,站了起来说:“我手头还有一些稿子要处理,我先出去了。”
       “我原来在芜湖给人看游戏厅,一次打架,把人打成重伤。伤害罪,被判了三年。去年长江发大水,我们犯人也上去参加了抢险,我表现好就减了一年刑,所以两年就出来了。我来找你是因为在监狱的时候读过你的书,我女朋友送来的,她也喜欢你的书。其实,除了爱打架,我不是一个混子,很喜欢看书,算个文学青年吧,我女朋友知道我。我在监狱看你的书,看了很多遍,那个时候我就想:等我一出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找你……”
        他的这番话说完,剩下的那位同事也沉不住气了,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你知道我看你的书什么感觉吗?你的文章,你的诗,《饿死诗人》什么的,我懂得了男人不应该光知道用拳头打架……”


坏孩子有多坏

伊沙

一个坏孩子可以坏到何种程度?我给大家讲一个。
他是我的小学同学,但比我高一级,所以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他的外号叫“蝎子”——这个外号不知何人所起,但真是起的太准了。
我在长大之后没有长成一个高个子,但在那时却是,属于先长的那种。因为长得高,反而给我带来了侮辱,有一天早操,我们在操场排队,“蝎子”站在他班的队伍中冲我喊:“大驴!”引来一片哄笑。后来几天的早操他都要这么喊一次。直到我终于忍无可忍,回敬一句:“矬子!”在一片大笑中,他一下哑掉了。他确实长得十分矮小,而且有点歪瓜劣枣。
接着就是他带着几个家伙到我们班来打我,小学时的分班是按地段分的,“蝎子”所在的那个班都是八仙庵一带的孩子,这些河南灾民的后裔真是坏极了,每逢“严打”警察就挨家挨户抓人。一帮孩子朝我袭来,“蝎子”总能找到最坏的方案,他先跳上了课桌,然后从课桌上一跃而下,当胸揣了我一脚,这一脚最为有效,把我揣到黑板那儿了。没等到我还击,我们班的同学已把老师叫来了。
四年级时我和“蝎子”都被选进了校排球队,有一次训练我们对着一面墙练习垫球,他看我总也不失误,垫得很多,便心生不满地拿起地上的球朝我猛扣,有一个球砸在我身上了,被体育老师臭骂一顿。这一次我又忍了,因为已经打定主意要报他的仇,我在寻找最佳时机。
在集体去看电影的路上,我又忍了一次,走在队伍里的我鞋带松了,我停下来系鞋带,这时有一双脚在我的屁股后面蹬了一下,我的手一下触到马路上,触及了一堆马粪——那年头西安郊外的马路还允许跑马车。
我终于寻到了报仇的机会,那是一个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一帮孩子在防空洞口玩,其中就有“蝎子”,他坐在洞口,有两个孩子已经下去了。我灵机一动,走过去坐在了“蝎子”的身前,我料想中的那只贱脚如愿蹬了过来,我简直是十分情愿被蹬了下去。我几乎是冲上去的,一把把他拉下来,于是这顿暴打是在防空洞里进行的,三拳两脚他已在身下,借着洞外射入的光线,我看见了他已成熊猫眼,鼻口出血,真是快意极了!我骑在他的身上冲他喊:“叫爷!”他不叫,我就接着抡。“叫爷!”“爷——!”他终于发出凄厉的叫喊,引来洞外的一片欢叫。
我在五年前获知,“蝎子”因犯杀人罪在八七年就被枪毙了,得此消息我忽然有一种难以名状的踏实感。

在劫难逃

伊沙

一个令所有认识她的人都十分厌恶的女人,在我这里会不会是个例外?很久以来我一直对此抱有信心,我是这么想的:我的接受系统应该和他们有所不同,和芸芸众生有所区别。
我也发现她之所以遭人厌恶,基本上都是因不拘小节所致,比如说:她身为我兼职的那家杂志的一名普通作者,却在一次杂志社举办的笔会上对老板大提意见,老板让你提,傻子也能看出那仅仅是个姿态,她却真提,往敏感要命处提,遭致老板极度反感,通知我们这些部下停发他的文章。再比如说,她和我们杂志的一位女编辑关系很好,那个女编辑也正是她在我们杂志的长期责编,仅仅是这个女编辑也和她一样写写“小女人散文”,有点互为对手的意思,她就在背地里说人家的坏话,而且是在她们都认识的其它杂志的编辑那里去说,说人家抄袭港台作品,而遭致这个女编辑的深恶痛绝。我以为那是她搞不清“借鉴”和“抄袭”的区别所致。
杂志社里的人都说,所有人都对她厌恶,惟独我;她对所有人都有意见,惟独我。有人甚至还开玩笑说:“你俩相安无事,是不是彼此心里都有点其它意思?”他们的话都说早了,如果这个劫数是给定的,大伙公有的,那我能够逃脱么?我有这么好的命么?历来都应该是相反的吧?
前年春节期间的一个晚上她给我打电话,让我速速赶到12度酒吧去,说有一位北京的朋友来了,一定要见见我,我问是谁,她不说,只说见面就知道了。去了之后我才知道是我在北京一家报纸的责编及其老婆,他们是利用春节来此旅游的,在座的当然还有她,和她在某杂志当主编的丈夫。坐下一通寒暄之后,她说:“叫你来是想让你听一位歌手的演唱,听说当年张楚、许巍没成名的时候你就听出名堂来了,你还认识黄燎原这样的经纪人,现在再给你一个发现人才的机会。”然后就出来了一个小男孩在台上唱,一口气唱了四五首歌之后,她问我:“怎么样?”我说:“不行,唱得还行,主要是创作不行。”话音未落,只听“噗”的一声,桌上的红蜡烛被这个女人吹灭了:“你真是养尊处优惯了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人家小孩做流浪歌手容易吗?你知道什么是流浪吗?”她把自己给说哭了。后来我才知道她是爱上那孩子了——是一个女人对宠物的爱。
当时我是这么回敬她的:“你有没有搞错?他一晚上唱那么几首破歌就拿上千块,我写再好的一篇文章也就两百块,谁该怜悯谁呀?!别跟我说流浪,狗屁流浪!”说完我扬长而去。

有这样一个女人

伊沙

起初,我是以一个老作者的身份常去他们编辑部玩,一月一次,顺手交篇稿子,中午再蹭他们一顿饭。高丽丽最先留给我的是一个白领丽人的印象,坐在办公桌前一副从容而又忙碌的样子,跟任何人都不说话,尤其是不和男人说话,尤其是不说和工作无关的话。表面上看这是一位正而八经的淑女,我头一回觉出她的假模假式是有一次去时她刚结婚,婚假之后跑到编辑部来散喜糖,她带来一个红双喜的剪纸,想贴到一面很空的墙上去,我看她比较费劲的样子就走上前去帮她贴,贴完之后她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当时我就想:她八成是那种眼睛不看男人但所有男人全在心里看见了,嘴里不招呼男人但所有男人都在心里招呼过了的那种——闷骚之人吧?戏演过了就只能让人往反向去想。
知道她和潘主编“有事儿”是在一次陕北的笔会上,那次我正好跟潘主编同住一屋,一天早晨,我们还在睡觉,电话响了,我一接听听出是她就交给了潘主编,潘主编就躺在床上对着电话腻乎了半天,放下电话不无炫耀地对我说:“唉!这个小高真有意思,一早起来就要帮我洗内裤。”知道她和常老板同时“有事儿”也是在这次笔会上,我倒没有抓住类似的细节,只是听他们编辑部的两个男编辑在底下议论过。很有意味的一幕是晚间歌厅的联欢会上发生的:大概当时常老板和潘主编的矛盾已经到了半公开的地步,歌儿唱到一个阶段,常老板忽然哑着嗓子提议:“让潘主编给大伙扭一段秧歌好不好?他扭得可好啦!”——这分明是想叫四十已过啤酒肚已起的潘主编在众人面前出丑嘛!大伙不明所以齐声喊“好”,老板点的,主编也就只好扭将起来,那真比猪八戒跳芭蕾还要难看啊!在大伙一片起哄式的哄闹声中,我注意到坐在黑暗中的高丽丽正暗自抹泪儿,那便是她在两个老男人之间的位置和心情。
不久以后,潘主编“倒了”,高丽丽彻底倒向了常老板,被聘为新的主编。不过,在常老板面前,她不过是多个女人中的一个而已,所以心情也时常不好。这就是她后来为什么要打定主意要跟随丈夫移居加拿大,在加拿大做了半年家庭主妇后她还是回来了,没出息的,她是离不开这潭子混水呀!
听说在平安夜的酒会上,她有一次多年沉默后的总爆发,见到每个女人都要大声请教:“你说,我那老公,为什么上了床也不碰我呢?!”



发工资的人

伊沙

前些年,工资还不是用卡来发放的那时候,这个人的位置就比较特殊了——他是每月1号坐在财务室的台子后面给我们发工资的人,这个人在全院非常出名,人们叫他“小赵”,比他大比他小的人都把他叫“小赵”。小赵待人很热情,所以大家都说:“小赵是个好人!”但是小赵以热情的态度对待的这些人里不包括我,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人是个好人。
我们之间无法友好相处的来龙去脉大概是这样的:碰巧小赵是那种天然的不喜欢我的人,小赵喜欢那种在日常生活中操一口本地方言并且喜欢说闲话的人,这两个特点我都不具备,所以小赵不喜欢我。因为这点不喜欢,我每月领工资就变成一件苦差使,所有人都跟小赵那么相熟,我常被晾在一边,那是一种看似无心实则有意的遗忘与忽略。那个时候我做人的修养要比现在好,总是忍耐、忍耐、再忍耐,甚至暗自决定不在这一天来领工资,每个月都等过两天再说。没想到的是“好人”小赵也有欺人太甚的时候,他先是损我:“看来你是有钱啊!大家都急着在1号领工资,你不着急。”这时候一位已退休的老教授进来了(大概他也是为了避开1号的热闹才晚来的),使他一下找到了整治我的灵感:“你不着急,就让孙教授先领。”教授是无辜的,我就让人先领了。教授走后,我问小赵:“小赵,你说说我哪天什么时候得罪过你?”小赵一下愣住了,说不出话。我再问他:“你说有没有?”他艰难地回答说:“没有。”“那好,我提醒你一下:工资是国家给我的,你坐在这儿给人发工资这不是什么特权。”我这么一说,小赵顿时原形毕露:“你还想不想要你的工资了?”“当然想要,怎么着?你是不是想贪污啊?”这时财务处长跑出来问他:“小赵,怎么回事?”他一下子蔫掉了。以后就老实多了。但因为这次添了堵,我知道他会寻找让我添堵的机会,也终于让他找到了——我在宣传部混了四年之后坚决要求前去执教,学校答应了。我头一回以教师身份前去领工资时,他有话说了:“你走啦?怎么没守住自己的摊子啊?”——我明白他的意思,在他这种人看来离开这座象征仕途的行政楼,那就是朝下走。
工资以卡的形式发放以后我已经有两三年没见过他了,前两天我在去上课的路上见到了一个老了很多的“小赵”,他的热情超出了我的预料:“哎!你怎么还在这儿教书呢?你不是都上过电视了吗?怎么还在这儿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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