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沙 ⊙ 伊沙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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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气味》(一组)

◎伊沙



奇怪的气味

伊沙


        前几年,一走进这所学院的行政楼就会嗅到一股奇怪的味道,一种与香臭无关的难闻气味,那种感觉是形容不出的,我当时有一种奇怪的直觉——觉得那是一种肉的味道,血的味道,什么肉?什么血?我说不出来。
       我当时上班的宣传部在三楼,但二楼的院长办公室也是我常去的地方,我的大学同学武树和我一起分到这所学院,在院长办公室做秘书,我常抽空去那里坐上一阵儿,抽上两支烟,聊上一会儿天。有一个细节我很早就注意到了:就是院长办公室对面那间屋子门前的地面上有时候会放一个高压锅一样的东西,放在那里,直往外排气,整个楼道都被这白色的烟雾缭绕,很长时间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便是行政楼那股奇怪气味的发源地。后来我进一步观察到,把这只“高压锅”从屋子里端出来的是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那女人在当年有三十来岁的样子,长得不错,长相中有一种还算含蓄的妖娆,她把那锅从屋子里端出来,然后排气,有时候并不马上退回屋子,而是站在那里,侧着脑袋(那姿势有点美),像在观察,也像是欣赏一件自己的作品。
       关于这个神秘女人以及这个奇怪气味的来源还是武树告诉我的,刚到这所学院的时候,这个学院的许多掌故也都是武树告诉我的,刚到这所学院的前两年我和武树住在同一间单身宿舍里,每天晚饭后,我要坐在桌前写点什么的时候,武树总要出去串门,上至院长,下至电工,他在半年之内几乎认识了全院的教职工,也了解了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许多事,有天晚上,熄灯之后,他压低声音跟我谈起了这一件——
      “你光注意到那个‘高压锅’和那个挺妖的娘们儿,你注意到老有一辆吉普车停在行政楼前没有?你知道那辆吉普车是干吗用的?运送胎盘用的,从医学院附属医院把胎盘运回来,然后拿那个锅蒸——听说从中提取的液体是一种可以治癌的药物,刘副院长得癌症已经好多年了,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而且不光治癌,还能叫人返老还童,你看张院长那气色,那皮肤,真跟刚出生的婴儿似的。这项活动给院里带来了很大的一笔创收,那娘们儿是校医院的一名普通大夫,马上就要当校医院的院长了……”
        黑暗中的我早已毛骨悚然。


音乐老师

伊沙

        小学时的音乐课一般都安排在下午上,当时已上六年级的我和几名男生去办公室抬风琴,回来的时候安老师已经站在教室门口了,放下钢琴我们就静悄悄地溜回到座位上,老老实实地坐好。
        安老师的厉害大家是知道的,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我们是眼见着这位老师从青春玉女成长为孩子他妈进而成为母夜叉的,在此六年中她经历了恋爱、结婚、生子到离婚的过程,在课堂上的脾气也是一天比一天大,当时敢于出手打学生的老师似乎也只有她一个。
       陈东东那天也不知是怎么了,有点忘乎所以。我想可能是他爸回来了,孩子高兴。那时候我们光知道陈东东家境好,不知是他爸挣得多,更不知道他爸是怎么挣来的。后来才知道他爸在国测大队工作,工资高,但总是常年出差在外。上课以后陈东东老是和周围人说话,被安老师口头警告一次之后他还说,很显然他有点管不住自己的嘴了。
      “陈东东,站起来!”安老师一声厉喝。
        陈东东故作懒洋洋地站了起来,他平时不这样,没这么大胆,大概还是因为他爸爸回来给闹的。
       “你来独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给你伴奏,大伙听。”安老师命令道。
       伴奏起了三次,陈东东就是不开口。第三次他几乎要唱了,哼了一声,但还是没唱出来。
        只见安老师咣的一声,合上了风琴的盖子,一阵风似的从讲台上冲了下来,冲到陈东东面前,什么话没说就抡了他一个大嘴巴:“我叫你不唱!”那天真不知陈东东是怎么了,竟伸出小拳头照着安老师异常饱满的胸部来了一拳,只听安老师一声惨叫:“哎吆!你敢耍流氓!”
        那天,可怜的陈东东被这个母夜叉连打带拽地拖出了教室,一路拖着,拖到了她的家。
        我再见到陈东东的时候,他已经像一个傻子似的,眼光直愣愣的。我们像往常一样一路回家,我问他什么他都不说,只是看到路边一个公厕的时候,就拼命地往里跑,我跟进去的时候他还没撒出尿来,最终也没有撒出来。
        多年以后,我还在想:那天,安老师后来究竟对他干了什么?


不打不相识

伊沙

        多年以来,我在我的行业内部结下了许多“冤家”,大多数至今尚未见过面,但就是结下了。洪杰就是其中的一个,有两个朋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分别告诉我洪杰十分恨我并问我怎么得罪了人家时,我根本不知道这个叫“洪杰”的人是谁。后来我根据来自多方的传闻对他“狠”我的原因做了如下总结:1.他非常讨厌我的作品;2.他非常讨厌我这个人(尽管我这个人对他来说只属于传说);3.他和作家余秋雨是铁哥们儿,而我又是最先站出来批评余秋雨的人;4.他周围的某些认识我的人,出于对我的一己私愤,在其面前极尽诋毁之能事,造成了他对我本人的恶劣印象。大概就是如此吧。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无端恨我,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压根儿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可是在一年前的那个年底,因为一件事我不得不和这位“冤家”见面。事情是这样的:洪杰以出资人的身份在其所在城市大连搞了一个本行业的学术会议,自然没有请我;而我担任编委的一本本行业的《年鉴》的审稿会,出版商为了节省开支非要缀在人家那个会议后面搞。我想过不去,但最终敬业精神占了上风。
       那本《年鉴》的大部分编委已被邀到大连的学术会议上,由于《年鉴》出版商只答应报火车票,我就展转北京和另外两位编委会合后一起乘火车去大连。到达当天的中午吃饭时,第一次见到洪杰,挺知识分子的一个人,他给大家敬酒,由于我的主动,我们还碰了两次杯。冲突发生在他单请编委会的那次,他先让公司的副总招呼我们,自己先去宴请一位当地官员,中途来时已经喝高,跟我碰完杯就开始调教我:“伊沙,我知道你一直在搞我,你能搞得了我吗?”我说:“我没有搞过你,我又不认识你,干吗要搞你?”他不听我解释,大着舌头继续说:“你想搞我,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谁,我一个电话,你出门就有人会卸你的腿,知道不?”我把手里端着的高脚杯往桌上一墩,杯子的腿折了,我说:“洪杰,你不要以为只有资产阶级可以卸无产阶级的腿,无产阶级照样可以卸资产阶级的腿!”我是最不能喝酒的人,但在那天先我倒下的却是这位东北男人。
       第二天一早,编委中和我关系较好的一个人接到洪杰的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伊沙挺可爱的,是条汉子,我要再请你们吃饭。”后来又一顿规格更高气氛十分融洽的宴请。两个月后,他带着副总来西安玩,在彼此都很快乐的两天后,我们真成了朋友。


候产的男人

伊沙

        时间可以准确到1995年11月6日的凌晨,地点可以准确到第四军医大学附属的西京医院妇产科外走廊上的一条长椅,人物可以准确到两个候产的男人,其中一个是我——一个即将诞生的男孩的父亲,另一位是一个军人——一个即将诞生的三胞胎的父亲。两人都如热锅上的蚂蚁,他们的对话显得那么无心,只是为了排遣此时此刻的焦虑。
       军人:“你一胞胎不会有事儿的,我是有点儿放心不下呀!”
       我:“没事儿,都没事儿,医院不是给你们特级护理的待遇了嘛!”
       军人:“那倒是,他们今晚派出了他们科最好的教授,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没问题的,不就是生个孩子嘛!”
       军人:“可他们医院有史以来还没有成功地接生过三胞胎的先例。”
       我:“你就别吓自己了,总会有第一次,你就是第一次。”
       军人:“唉!你说得对,我是自己吓自己,人都是自己把自己吓死的呀!”
       我:“对呀!你就别想那么多了,什么都别想了,咱们就老老实实地等。”
       军人:“唉!我老想着去年发生的那个案子——你听说过那个案子吗?”
       我:“什么案子?”
       军人:“在本市另一家医院发生的,一个军官拿一只手枪把妇产科的医生护士毙得差不多了。”
        我:“没听说过,怎么回事?”
        军人:“他老婆快生了,晚上送到医院,可他没带钱,医生都不管。回去取已经来不及了,他就跪在地上求医生、护士,后来又求走廊上所有的人,就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给他先把钱垫上。他老婆躺在走廊的长椅上喊——那个场面惨极了,竟活活疼死,孩子也死了!”
        我:“我操他妈的!这帮家伙是不是人呀?!”
        军人:“后来就发生了我开始讲的:军官回到家里取了手枪(那时他刚好在执行任务),回到医院见白大褂就开……”
        我:“别说了!别说了!有人过来了!”
        这时从走廊尽头走过来两个女白大褂,一个说:“一胞胎顺产,是个男孩,六斤九两六。”一个说:“三胞胎剖腹产成功,一男二女。”她俩一起说:“祝贺你们!”


黑孩子

伊沙

        在某个已逝的年代,在公路学院到雁塔小学之间的育才路上,总会走过一个黑孩子,也总会有几个中国小孩追着他骂,嘲笑、羞辱,朝其吐口水者有之,上前推搡者有之,真打起来的时候,他们又打不过这个黑孩子。“那小黑子真是太野了,手跟瓜子似的,一把就把一中国孩子脸上的一块皮抓下来了!”说这话的是我的朋友任东,当年他就是街边的小侮辱者之一,那黑孩子与他同窗共读于雁塔小学。
        我知道公路学院有非洲留学生是高中时候的事,我所在中学的足球队实力不错,拿过市中学生比赛的亚军,后来我们已经不爱和别的中学玩了,就约大学生踢,听说公路学院的队好,就约了一场比赛,等他们一来,吓了我们一跳,一个队里几乎全是黑人。我知道它是全亚洲惟一的一所公路学院已经是更后来的事。
        我到外语学院工作后不久,赶上了这所学院的三十周年校庆,我当时所在的宣传部有一些宣传册子之类的东西要印,领导就交给了我这个新来的,当时我们学院的印刷厂还没有彩印设备,我就准备到两站地外的公路学院的印刷厂去印。有天晚上,我在印刷车间盯版,听排版工人——两位中年妇女讲起了一个故事:来自非洲的留学生M和他的汉语女教师L谈上了恋爱,后来生了一个孩子。M的父亲是非洲某国的内政部长,他的家族不能接受他在中国干下的这件事,趁其放假回家探亲便不允许他再来中国。M一去音讯全无,L便带着这个黑孩子含辛茹苦地度日,孩子一天天长大,上了小学。苦尽甘来是在九年以后,M回来接这母子二人。父亲去世后他接替父亲成为家族创办的该国最大银行的总裁。可是M只带走了自己的儿子,L拒绝和他走,并声明和他再也没有关系。
        忽然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我6岁的儿子在幼儿园里最好的朋友也是一个黑孩子,名叫夏米。我开家长会时见到过夏米及其父母,他肯定没有上述故事中的那个孩子黑,他只是一名中东男子和一名中国妇女生下的孩子。昨天我的儿子抱怨说:“夏米什么都好,可他为什么那么黑呢?为什么不是个中国人呢?”说完之后,随口哼起刘德华唱的那首《中国人》。
       儿子,在你很小的时候,是我第一次告诉你:你是中国人。现在你能为之骄傲,这很好。可现在,我又想对你说点什么了,可我该怎么跟你说呢?


斜对门

伊沙

        有时候世界确如北岛诗中所写:小得像一条街的布景。
        我刚分到这所学院那阵子,平时在校园里走过,竟先后碰到了四位故人,还都是女的:第一个是我大学时候不同系的校友,我们是在学校的剧社里认识的,在莎士比亚戏剧节上,在《雅典的泰门》这出戏里,她演一个妓女,我演一个小偷,她现在这所学院的教务处工作。第二个是我大学同系的一个师姐,在校时我们几乎没有接触过,她一眼认出我来让我颇觉奇怪,她还说出了一件我不知道的事:当年招我时她也来了,我后来的辅导员是她的同学,她现在汉语教研室教书。第三个是我中学时不同级的同学,我们在学生影评小组里呆过,还一起在市里获过奖,她现在这所学院读四年级。第四个是我的小学同学,当年的她在那所小学里以学习好尤其是作文好著称,现在这所学院的图书馆工作。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她们认出我的时候我都骑在自行车上,最奇怪的是那位小学女同学居然还能认出我来,小学,那真是太遥远了!我还和那时候长得一个样子吗?
        来到这所学院后,我先在单身宿舍住了两年,因为结婚才在那排叫做“十八间”的平房分得一个单间,帮我搬家的朋友中还有当时就要出名的歌星张楚。正是往里搬的时候,我又碰上了那位小学同学,她正好住我斜对门。住进去之后,我在走廊里总能碰到她,有一次我邀她进屋坐坐,她就进来了,我们聊起小学时的事,当年她不论在总成绩还是在作文方面总能压我一头,我告诉她:她的名字总是挂在我父母嘴边,作为我赶超的目标。可是后来她在考中学的关键一试中没有考好,进了一所普通中学,我们就再没见过面了。我也去她的屋里小坐过一会儿,不是她主动邀请的,是我跑去借老虎钳子之类的东西,我问她什么时候结的婚,她说她没结婚也不打算结婚,这间屋子是和一位同事合住的。话没说完,她的那位同事进来了,白白胖胖的,和她形成反差,年龄看起来比她要大一截。那位同事一进来就对我没有好脸色,木然地听完她的介绍,再也没有正眼瞧我一次,在我非常识趣地起身告辞时,还不忘给我添上一句堵:“你是该走了,我们要睡觉了!”我一出门,屋里便吵起来,当时我不会想到这会和我的到来有何关系。
       后来她俩的神秘关系在这所学院的师生中越传越盛:说是上班时都要挨着坐,说是打开水都要手拉手一块去——这些我都没有看到,只是从斜对门的那间小屋时常传出吵架声,也时常传出一片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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