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沙 ⊙ 伊沙武器


 


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那个夏天艳遇未遂》(短篇小说)

◎伊沙



那个夏天艳遇未遂

伊沙

        一个女的近乎疯狂地跟你谈鲁迅而不是张爱玲,你的感觉是不是就会有所不同呢?我是说你便开始对她另眼相看?再进一步说,如果这关于鲁迅的话题是因你的文章而起,你是不是就会在一种很舒服很自得的感受中开始接纳她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如此,我说的是我和李丹的初识。
那次由阳光杂志社举办的行程遥远规模盛大的笔会对我来说是从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开始的。我从午觉的昏睡中醒来之后拎起老婆提前整理好的一个NIKE包,出门打车奔南郊的省军区招待所去了——那是此次笔会的报到地点,我之所以早早赶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阿光来了,我大学时代的诗友,从北京赶来参加这个笔会。他在中午就打电话给我,说他到了并希望早些见到我,但又说他想先去书院门的古文化一条街转转,我说要我陪吗?他说不必了,有他多年以来的一位责编陪着他,他说反正你对这些老传统也没兴趣,他在大学时代对我形成的这个印象到现在也还是没错的。我们就约好三点钟在军区招待所他的房间里见。
往往就是这样,在一系列故事就要密集的发生之前有一些无关痛痒的细节也跟着苏醒了,有意思但又十分合理的是它们并不具有征候的意义。那天下午的“的哥”非常出戏,车到鼓楼小吃一条街时被塞住了,从车前走过一帮老外,大概是刚从鼓楼上下来,一路上这司机的嘴就没停过:操他妈!你看这帮傻老外,一个个膘肥体壮的,狗日的营养太好了!这帮老外走过去之后,大概有几秒钟的工夫,一个美人翩然而至,“的哥”赶紧把头从车窗伸出去喊了声:嗨!美人毫无反应地横穿而过。操你妈!一个卖逼的还这么牛!“的哥”忽然恼羞成怒发动了车,就朝那美人的背影开去。我操!你干吗?!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我几乎在车里站了起来。车子在美人的背影前刹住了,美人却浑然不觉地沿街继续往前走。我说:你他妈有病呢?是不是?给你钱,我下去!“的哥”连忙陪笑说:伙计,伙计,别下,别下,我就是想吓她一下,你以为我真敢把她撞死啊?你也不问问我有几条命?车子可以往前开了,“的哥”还在那儿喋喋不休:这是个鸡,我们开车的最看不上鸡在人前显摆。我说:你凭什么说人家是鸡?“的哥”乐了:这就是我们的业务所长了,我们开出租的最能辨认两种人:吸毒的和鸡,摊上个吸毒的命都难保;要让鸡上来,钱你是赚不着了。这个小插曲没有败坏我的心情,车出鼓楼后我一直在看窗外的风景,那会儿是我任教的学院刚放暑假的时候,刚好可以借这笔会的机会到我从未去过的陕北游历一番,心情上是很放松的。车到招待所门前,“的哥”的话还是没完没了,他收了我的钱说:伙计,我看你是个大好人,还有那么点儿怜香惜玉。
我和阿光一见面就说这事儿,他听完之后的反应让我有点儿白废唾沫的感觉,他说:在北京咱们初次见面时你就给大伙讲故事。这位帅哥比起七八年前已经脱尽了学生气,看起来要更舒服一些。当年我在北师大就读时,他是在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大脚就把球开出去”的外交学院,他可以说成是本来有一条外交官的坦途可走但因为热爱而挤到文学小道里来的一个典型。这样的人也只能是八十年代的产物。本来他或许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我当年在北京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他爹是某大军区的司令员,毕业时是他鼓动他爹动用战友的关系把自己分在了北京的一家出版社,他递过来的名片告诉我他现在已经是一个编室的主任了。我们说起当年的人和事,他在《阳光》杂志的责编是一个对八十年代有文化崇拜的小伙子,他不断地发问帮助我们构成了某种气氛。我问起他的一位同学,当年他们二人总是一块出现,代表着外交学院的文学势力,在我当时的印象中他的那个同学要比他有着更大的可能性,但事情往往不是由当年的判断来决定的,他说他的那个同学现在做着很大的生意,国际贸易。我问他为什么放弃了诗,因为诗才是我们当年的初衷,他的回答非常干脆也切合实际:我发现在诗方面我才气不够。他后来开始专攻散文,起初写那种柔情蜜意的“青春美文”,后来看到余秋雨式的文化散文开始走俏就转了,转得也是十分勉强,我感觉他是把一些文化名人的印象记和一些书籍的读后感端出来权且冒充。他和这家杂志社的关系也算是源远流长,这家杂志社出两种刊物,一种叫《阳光》,是妇女类刊物,一种叫《月光》,属于大文化类的,他先是给《阳光》写了多年的“青春美文”,然后再给《月光》提供“文化”。我是因为给《月光》写了两年文化批判的随笔文章而被叫来的。后来我们又谈起在北京读书时认识的一位台湾诗人,便异口同声地骂这家伙是个“骗子”。就这样一两个小时也就过去了,杂志社来了一位负责人,帮我安排好房间,然后招呼大家到餐厅吃饭。
那天下午我是在餐厅里和李丹见的第一面,但却毫无印象。她是和几个从外地应邀来的女作者一块进来的,我凭男人的直觉(甚至没有动用眼睛)判断没有一个美女,所以一个丑女就显出来了,一位来自四川名叫“梦露”的“小女人散文”作者从落座就开始诽谤她刚转悠了一个下午的西安城,她说:这么可怕的城市哪里是人住的?你们西安人怎么会住得下去?光读《阳光》杂志的话还以为西安是个很时尚的城市呢!这顿饭就听她一个人白话了,起初我以为她是天真烂漫童言无忌之辈,后来发现是全无教养,她开始抨击面前的这桌菜了,她说这样的菜她真是没胃口,就把服务员喊来说她要一个露露(饭桌上已经有筒大可乐了),服务员站在一旁说:小姐,对不起,这一桌是包饭。服务员的意思是需要加钱,她也听明白了,一指那个笔会负责人:你去找他。这个负责人大概是有点生气了,饭快吃完时他说:我有点事就不陪大家了,晚上自由活动,早点休息,明天咱们一早就出发。我问阿光想去哪儿转转,他说想登一下古城墙,他说他下午去书院门时路过了。那几个女的听见了也说要去,只有那个丑梦露说她不去,然后又问:你们谁留下来陪我?
于是就有了饭后步行去两站地以外的南门登古城墙的活动。带上这帮女的真是麻烦,我和阿光在前面走,走上一段又得停下来等,等几双高跟鞋的速度。走到南门吊桥那块儿我们得知今晚不开放所以无法登城,一帮人就僵在那儿了,这时有人在背后叫我的名字,我还以为是遇见熟人了,转过身见是那帮女的中的一个,走到我跟前,她又叫了我的名字,显得落落大方:我叫李丹,你不认识我,我写过一篇骂你的文章,在《月光》上发的,我用的是“诸葛一刀”这名字。
诸葛一刀?对,对对,我看了。我说。这时有人建议到城墙下面去看看,就又开始走。
那你为什么不反击我?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对任何一篇批评你的文章都是要反击的。我注意到她在夕光中的表情非常认真,我也注意到她的江浙口音,属于莺燕之语一类。
我说:我不觉得这篇文章是在骂我。
她一面走一面侧过脸盯着我看,她说:你是在讽刺我吧?用你一贯的调侃方式?
我说:不是。我记得你在骂我的那篇文章里提到了鲁迅,我怎么能跟鲁迅相比较呢!刚读到这一段时我吓坏了,你让我怎么反击?说诸葛一刀说得不对,其实我比鲁迅写得好,我疯啦?
她笑了,说:我只是说你没有鲁迅那么有爱心,而且鲁迅也不会拿小歌星开涮,把人往死了说,我觉得你骂那些小歌星其实是在浪费才气。
我说:根本不能这样比,我写的什么呀?也就是文化时评一类的东西,就人说人就事论事,鲁迅那是思想。
她说:没想到你挺成熟的呀,也没我想象中的坏。
阿光和一帮女的在前面走,我和李丹一直拖在后面,边走边谈,有一点散步的味道在里面,沿着黄昏时分的古城墙。后来我们一直在说鲁迅,从杂文到小说,她对鲁迅作品的熟知程度令我惊讶,我也是调动了我对鲁迅的全部知识和感觉来跟她谈。古城墙下的黄昏有关鲁迅的谈话,构成了一对男女之间最初的美好,美好得很不真实。
往回走的路上,我已知道她是在杭州的一家电视台工作,走到华灯初上的南门广场时她像是在自言自语:这样的谈话真是愉快,你不知道我身边的那些人真是活得跟形尸走肉一样。
阿光和那帮女的在广场的南端站在路边等,看见我们时有一个女的跟李丹打趣:一来就遇到知音了吧?阿光反倒没说什么,阿光不是喜欢在这方面乱开玩笑的人,过去是,现在好像也是。我冲他也像是对全体说:城墙没登成,不能就这么回去呀!去吃夜市好不好,我来做东。于是一帮人又步行了一站地,到达红灯闪耀的南稍门夜市。
在中国的范围内最适合汉人胃口的烤羊肉唤起了这帮人对西安的好感,桌上的气氛也一下子活跃起来,我和阿光一边不住得对吹啤酒,一边就着烤肉和往事,那帮女的唧唧喳喳地不知在说什么,只有李丹表现出对我们谈话的浓厚兴趣和参加进来的愿望。她是88级的,比我们晚三届,也是学中文的,毕业于浙师大,我们很多共同的兴奋点都集中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的那段时光与文化。后来说到了小说,是李丹说起了她自己的小说,她说她从十二岁起就一直在写小说,而且都是长篇,有十几部了,一部都没有出版,她说她这次来就是因为其中的一部在阳光杂志社举办的青年文学大赛中得了一等奖。经她这么一说我想起来,半月前我在一个场合碰到本地评论界的一位老权威,他说这次青年文学大赛评出了一个天才,是位江南才女。我把遇着评论家的事告诉她了,我能看出她强压着内心的激动,故作淡然地说:给我也来瓶酒吧。
回去的路上,她已经有点发飘了,过马路时一个劲儿地往前走,被我拉住了。在招待所的楼道里各回房间之前,她将微红的脸庞微微上仰地问我: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才刚刚开始?我真不知该如何回答她。
我开门进房见一瘦瘦的中年男人正躺在一张床上看电视,他似乎已经脱光了,用毛巾被整整齐齐地盖住全身,见我进来他便坐了起来,然后我们俩都向对方做了自我介绍。老杨,本省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我大概知道他,写散文的,一种仿贾平凹式的散文。听我报出名字,他马上提到了贾平凹,他问我:你是不是骂过贾平凹?还有陈忠实?你是不是在深圳的一家刊物发表过一篇骂陕军的文章?我说是,在《街道》杂志。他说这太不好了。我说为什么不好?他说:咱都是陕西人么,自己骂自己,这多不好,还跑到别人的刊物上去骂自己人,这就更不好咧。
我和老杨初次见面的那晚属于话不投机,在加上我又喝了点酒,所以很快就睡着了。

我在事后曾多次站在地图前查找那次陕北之行的路线:延安一晚,榆林三晚,神木一晚,红碱淖两晚,然后返回。因为红碱淖的对岸就是内蒙,而且我们在到达红碱淖的第二天曾去成吉思汗陵而入内蒙境内,所以我初次的陕北之行堪称圆满。
从西安出发的那天早晨,我和老杨从招待所的饭厅吃完早饭下到一楼走到大门口时被吓了一跳:有四辆车已经停在那儿等着,原来这个杂志社的全体人员都在车上了,所谓“笔会”也不过是套在人家一年一度的工作会议上。我和老杨被负责人引向一辆IVEKO,我上车后发现车子已经基本装满了:阿光、李丹和那帮女作者,还有《月光》杂志的全体编辑——我和他们已经很熟,他们好几位站起来要把前面的座位让给我,我说不必了,我说我对阿光是负有使命的。这时我已看到坐在最后一排的阿光旁边还有空位。阿光让我靠窗坐,我坐下之后发现李丹正坐在我前面的一个单座上,阿光的那边是《月光》的两个女编辑,一个姓朱,一个姓梅。老杨则坐在她们前面的双人座靠里的位置上。开车了。
那一路上李丹的脖子差不多快拧断了,她需要不断地回头来和我说话,当然也包括阿光。出城不久,阿光就以出版社编室主任的口吻说:李丹,回去以后你把你那部获奖小说或者你认为最好的一部寄给我看看。我多少还是了解一点阿光,我想这是他昨晚听完李丹的遭遇后思考了一番的结果。阿光接着说,你干吗不写点小东西?现在小散文很好出,尤其是女作者的,直接抡长篇太冒险了!李丹忽然有些激动地说:谁告诉过我呀!文学该从小东西开始?我一直以为写作就是写书。在日光下我注意到李丹脸上的妆有点太浓了,而且换了一件看起来极热的红裙子。第一天的话题就是从如何包装李丹的小说开始,甚至想到了书一出来就让我写文章骂一骂的炒作手段,几乎一天都在聊文学了,偶尔遇到李丹不喜欢的话题,比如说我和阿光聊起了足球——中国的甲A联赛,她就把头转回去,朝向窗外,窗外正是陕北的群山和大地。
中午在黄帝陵参观和吃饭。晚上七点多钟才到延安。一路上老遇到修路。晚饭后分房间,我和老杨仍在一起。本来我和阿光彼此都想分在一块,但不好明确地提出来。阿光就和他的责编分在一起。我和老杨回房间后轮流洗澡,什么叫黄土高原?就是有一种刚从土里拱出来的感觉。老杨让我先洗,等他擦着湿漉漉的头发从浴室里出来,他说:冲下去的水都是黄的。我说我也是。老杨建议到街上转转,他说他也是第一次来,我不是不想转只是不想和他去转,但还是说:走吧。
革命圣地的路灯不太建全,我们在黑暗的延河桥上望着一眼望不见的宝塔山。我说:老杨,一路上怎么很少听见你说话?老杨说:我在听,我在听,主要是听你说,我发现你是真能说,那个阿光说的全是信息,你的话里有干货。你跟那个李丹有什么可说的?那不过是一个文学青年,你是不是想泡人家?我说没有,我说至少现在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他说:其实我也挺能说的,不信明天我给你露一手。老杨建议找个酒吧茶秀之类的地方好好聊一聊,但来的那条路上没有找到,所以就只好回去了。回到房间刚坐下,电话响了,是阿光的声音:喂!你跑哪儿去了?大家都在等你,快到213来。我有点儿纳闷:“大家”是谁?但还是去了。我问过老杨,老杨说他不想去,他说他就想躺在床上看会儿电视。
一进213我就明白了,是《月光》编辑部的那伙人和请来的作者,就是白天IVEKE上的人,有说有笑地挤了一屋子,不时还发出几声尖叫。我在一片欢呼声中被阿光等人拉到茶几边的空椅上就座,显然那是被他们提前让出来的。我刚就座,屋里的灯就灭了,一片黑暗。等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一双手从我脑后伸过来蒙住了我的眼睛。让他们深感无趣的是我既没受到惊吓也没有做出任何挣扎,那双手的形状和气味都在告诉我那是一双女人的手,但并未猜测那会是谁的——管它是谁的手就让它蒙着吧。后来是这双手的主人自己陈不住气了,它在猛然松开的同时一推我的后背:你怎么就不知道害怕呢!太没意思了你这人!——是李丹。她说话的口气和刚才的动作都像是已经和我很熟。她在重放的光明中噘着小嘴故作生气的样子也不能说是不可爱的。原来他们一直再讲鬼故事,是几个女的发起的,被电话请来的男人都受到了刚才如我那般的捉弄,有的还真被吓着了。
    第二天,从延安到榆林的路上她们讲了一路的鬼故事,带头的便是李丹。我注意到她比其他两位讲得好是因为她更懂得一些叙述的技巧,也许是她写小说的缘故。她们这么大讲特讲,老杨不高兴,停车下去方便时老杨对我讲起了他的不满:车还在路上呢,她们这么讲不是想让大伙跟着倒霉吗?我想老杨说的至少没错,上车后就试图将话题引向别处,我问李丹:你喜不喜欢马原的小说?没想到她很干脆地回答说:不喜欢。然后又说:问这干吗?然后又继续讲她的鬼故事去了。我想用马原将她从鬼故事里拉出来再拉到文学中来——这三者之间还是有些内在的联系性,我以为。

在榆林的三日好像发生了很多事情,但具有实质性的事情似乎一件也未曾发生(我是说在我和她之间)——这几乎让我失去了讲述下去的勇气。唉唉!我这是干吗呢?
对杂志社的那帮人来说,榆林的三日可以说被安排得满满的,天天开会,是杂志社一年一度的工作会议。我们这群外面请来的作者则处于放羊状态,整天都是自由活动。我、阿光、李丹常常一块出动,小小的榆林城被我们逛遍了,绕城一周的土城墙和远处的毛乌素沙漠是我们常去的地方。而每天出行的策划者和召集人正是李丹。这女人是出来找男人的——这是老杨在榆林的第二天晚上对我说的话,和在延安时一样我们还被分在一个房间。我想若真如老杨所说的话,她就是想在我和阿光中选一个了。由于老杨给我灌输了这种意识,我便开始注意并且也确实注意到了一些细节,从当年彭老总率大军死命攻打过的土城墙上下来,是一条很陡的下坡土路,她穿高跟鞋有些行动不便,走在前面(也就是下面)的我还算自然地向她伸出手,她却拒绝了,做出宁摔不伸很坚强很自立的那种样子;可在另一个路段她却大呼小叫着阿光的名字让阿光拉她一把。好像也是在同一天发生的,在榆林城内的一个瓜摊上吃完了西瓜,她要付钱,怎么能让女同胞付呢?我和阿光都抢着先付,推推搡搡的,她却说:让阿光来吧。我当时一下子愣住了,阿光就趁机把钱付了。有了这么两个细节我也就该明白了:我未被选中。这也正常,本来嘛,阿光那副臭皮囊肯定比我对一般女孩更具吸引力,她虽然喜欢鲁迅可也就是个一般女孩,再以小人之心说阿光不是个编辑嘛,她不是有好几部书稿待出嘛。而我算什么?我又能帮她什么?所以第二天早晨阿光来叫我时,我有些坚决地赖在床上不起,我说你们去吧,我还想睡会儿,昨晚上我和老杨聊得太晚了。阿光走了,本来我们约好利用这个上午去我们还没去过的北面的沙漠看看。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俩了,这让我既意外又欣慰:他们回来得有些早,比我们三人出去的时候还回来得早,他俩为什么没有在外面吃饭呢?吃饭时我有意避开了他俩所在的一桌(也是我平时所坐的作者们的那一桌),和《月光》的编辑们坐在一起,这天中午我的反常表现是喝了不少酒,还和姓朱姓梅的两个女编辑打得火热。饭后,我面红耳赤地回到房间,躺下不久,电话来了——
喂,是你么?我想去城里的旧书店淘淘书,陪我去好么?电话里的人是李丹。
你们俩去吧,我对旧书没兴趣。我把满嘴的酒气喷在话筒上。
什么我们俩?你是说阿光?我现在请的是你!电话里的李丹似乎有点儿火。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你是不是心情不好?她继续说。
没有,没有,我心情挺好的。我把脑袋抬起一点说。
那就和我一起逛书店去吧。她的语气里透着一丝可爱的执着。
可是,当时的我却说:我真不想去,我想看球。我说了最多一半的真话,不想去逛旧书店是真的,但未必就不想和她在一起,还有我说的球——电视里的甲A联赛是两小时以后的事。
片刻沉默,然后她以微弱的声音说:那好吧。
电话挂了。
好像是柳青老先生说的吧?人生之路很长,要走很多步,但最关键的也就几步。男女之间的事难道不是这样?它看起来随时都有可能性,但最关键的也就是关键时刻的几句话——我显然是没有说好这几句话,却心满意足地睡着了。她和阿光到底是怎么回事?是阿光对她没兴趣?今天上午她和阿光单独在一起时一定有了一个大概的结果?使她转而投奔于我,总之她是低头了。丑陋啊!男人啊!我在临睡之前肯定想到了这些。若干年后,对当时这微妙关系有所洞察的几位都以一致的口径说我:你这个大诗人也太不自信了,你懂不懂女人?这叫欲擒故纵啊!
我睡了一觉,起来看球,看完球已到晚饭时间。走进餐厅我又回到了作者们所在的那桌,她在我几乎是正对面的地方坐着,表情极其严峻。在当时的现场,心情不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她;一个是《阳光》编辑部的一个男编辑——那小子锔了一头黄色的头发,我就叫他黄毛吧。我以前不认识他,这一路上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黄帝陵门口,他咋咋呼呼地从编辑们坐的那辆车上下来,像女人似的走路,起先我以为是他闹着玩,但很快发现不是,他的脚下还丁零当啷的,是因为戴着脚铃。第二次注意他也是在同一天,刚到延安吃晚饭时他非要猜一个女编辑所使用口红的牌子,闹得动静挺大,结果在大伙的一片欢呼声中他猜对了。第三次注意到他是在榆林的一天晚上,在阿光的房间里猫一样温顺地躺在阿光的床上阿光的身旁,撒娇似的嘟囔着要和阿光一起洗澡,由于他的口气假假真真,阿光本人也没有什么反感的表示,大伙也就没在意。我对此人有来自生理上的反感,见到他背后就直起鸡皮疙瘩,因为我在上大学时遇到过相似的一个人,他的郁闷、他的歇斯底里、他的举止乖张、他的神经兮兮——他想干吗?我仿佛知道。没有我自己介入其中的事我都看得比较透彻,谁让咱是搞写作的呐?
黄毛疯狂地喝酒,从一桌到另一桌到处找人碰,见谁都是你不喝你就是看不起我之类的话,他一看就是个不能喝也不爱喝的主儿,跟人干杯时啤酒哗哗地从嘴角往下漏。但是他要喝,坚决要喝,一副喝死拉倒的架势,我想他是在演给人看,那个人是谁呢?我好像知道,我把目光小心翼翼地移向了那人——我这么想这么看以及我看到的东西都构成一种残忍:阿光正默默地抽烟,能看出他是想尽量做出一副很放松的样子。
李丹充当了晚饭过程中的女酒鬼,但没有几个桌子乱窜,她只和同一桌上的几个人反复碰杯,只是把我空过去,我想她也是为了演给人看——那我就看着好了。她喝了酒,笑声就多起来,一种故作轻浮的笑。
这边是笑,那边突然有人嚎啕大哭,只见黄毛伏在杯盘狼藉的桌面上已经哭得像个泪人。我听到邻桌的一个男编辑嘟囔说:怎么这样啊?不就是喝了点儿酒嘛,还是不是男人?也奇怪了,哭了老半天,愣是没有一个人过去劝劝。我想了一秒种:应不应该过去?可还是觉得应该是他们杂志社的人过去比较合适。
还是没有人过去。我看到李丹站起来时以为她是要去卫生间一类的地方,然后我看到她朝一个方向走去的背影,我和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她走过去然后停在了黄毛的面前。她对他只说了一句话,或者是两句,在我的位置上无法听清她话的内容。在后来的传说中,各种版本也没有对这一两句对黄毛如此奏效的话给予交代。总之,她就那么说了一两句话,黄毛就站了起来跟着她走了,从黄毛走出去的步态来看,他的醉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样严重。
这时有人带头鼓掌,全场响起了掌声,这是李丹此举应该获得的掌声。
我和一大帮人从餐厅出来经过宾馆的大堂时又看见了她,她正抱着一个西瓜从宾馆的大门进来,然后从楼梯上楼——我几乎可以断定她是去哪儿,但当时我无从料想当晚会发生那后来传说中的一切:在黄毛的房间里,两个痛苦的灵魂紧紧相拥,大哭不止。

那晚之后她再见我已形同陌路,好几次有回避不开的迎面相撞她都漠然处之:在红碱淖去湖边游泳的路上,我去的时候的时候她正往回走,老远看见我就把目光移开了;在成陵大厅,她从我的反方向走来,我面前的那个展柜她干脆就不看了……还有一次,是在神木宾馆的大堂,我在距她很远的沙发上听到她在打长途电话的地方对着话筒声音很响地和谁吵架——当时我也无从想到话筒的那一端可能是她的家庭。后来的传说中她有一个极其没劲的当小科长的丈夫,令她窒息,所以她出来是来寻找彼岸和精神稻草的,我朝前一步最多也就是一段艳遇玩玩而已,而这是不对等的,不对等的结果就只会给一方带来伤害。所以当时那么着从理智上说肯定是对的,以我之性情也只能那么着。
不瞒您说,那之后我反而玩得更高兴了,那真是一种纯粹地玩啊!在神木爬二郎山时正遇上一场太阳雨,我和老杨从山背后的土路上一路滑下去,一身泥巴地滑落到山下的公路上;在红碱淖的夜晚,满天繁星就跟在头顶一样,我吼叫着崔健的摇滚,老杨吼叫着古老的秦腔;一个白天,我们在红碱淖暴雨骤降的湖面上游泳;在成陵周围的草场上骑马……也许这种说法是对的:女人是情感动物;而男人只是动物。从红碱淖踏上归程的那天上午我已经有点急不可待了,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奥运会已经开幕了,我想这时候最幸福的人是那些坐在家里看电视的人,而不是我们这种不断赶路的旅行者,我只想马不停蹄地回家。
踏上归程后车里一直在放腾格尔的歌,他用蒙语演唱的蒙古民歌让我突然陷入到一种莫名的感伤中。朗朗晴空,红碱淖周围一马平川的黄土在车的轮下向后推去,难道我真在这里丢了东西?我在回头一瞥中看到了李丹和黄毛,在车的最后一排,他们坐在一起,但好像并不快乐。我又开始嘲笑自己了,用嘴角一丝明显的笑意。
雨后的土路过于松软,所以车子开得很慢,到中午时还没有开到城市。我们就在无名路口的一家小店吃饭,停车后我先找厕所行方便,走进小店时各桌已挤满了人,有人招呼我,我就在一把空椅上坐下了——我是说我不是有意要和李丹坐在一个桌上的。路赶得这么紧,酒还是照样上,这个杂志社在这方面还是做得让人比较舒服的。李丹又跟大家碰上了,也还一如既往地要空过我,然后那种故作轻浮的笑声又响起了。我也是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和其他人频频碰杯,也故意地空过她。我注意到黄毛不在这个桌上,正在另一桌上女里女气地和谁嚷嚷着。但我没有注意到李丹是什么时候离开了我们那一桌的。
从小饭馆出来我就直扑那辆IVEKE,一喝酒就想睡觉,我有这毛病。我坐在靠窗的一个座位上,也就坐在了白花花的阳光下,那种热烘烘的感觉让我知道睡着已不可能。我睁开眼睛,逆着阳光朝窗外看:小饭馆里还有人在喝,另一些人在门前的空地上活动,只有一个人远离人群地坐在小饭馆侧后方的一块石头上,面朝公路的方向,用手绢不住地擦着红红的眼睛……没错,是李丹。她是用独自饮泣在向这个夏天的陕北告别吗?还有别的什么?那一刻我的内心又变得十分柔软,我想,对我来说,她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做——那就是把手伸给我。
车到神木时已是下午三点钟了,杂志社突然下达了一个临时的决定,《阳光》《月光》两个编辑部的编辑记者集体留下,准备第二天去一个油田和一个地质考察队采访,杂志社的其他工作人员和所有作者分乘三辆汽车返回西安。我没有亲眼目击李丹和黄毛执手相看泪眼的分别镜头,在后来的传说中被渲染得煞是悲壮。因为在那时我和老杨被莫名其妙地叫下了车,一个负责的告诉我们说那辆客货两用上还有两个空座并让我俩上去坐,他当时没有讲明所以直到现在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要让我俩坐过去,老杨事后的分析是陪家属,所有的领导都留在了神木,他们是想让我们这两个西安的作者过去陪家属。当时的老杨坚决不去,我已经坐在那辆车上了他又把我拽了下来,我摆出一副坐哪儿都无所谓的样子,其实是不想再和李丹同车。老杨小声对我说:你听我的,这辆车有点不大对劲。我就跟着他回来了,当时的场面起码是让那个负责的感到比较难堪。
三辆车子继续南下,我和老杨同座,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但很愉快;李丹坐在我们后面,一直默不作声。我没有注意到阿光在哪儿,离开榆林后他就不大和我一起玩了,这一次相处我才发现他确实是个比较没劲的人,太不好玩了。大约一小时后,车子接近榆林城时我已经盹着了,所以突然发生的一幕我没有看到。我几乎是在梦中被老杨连喊带推弄醒的,只听老杨喊:下车!快下车!赶紧救人!还听到那个名叫“梦露”的四川丑女高声尖叫:别下去!当心爆炸!这一瞬间我才透过窗玻璃看到反扣在路边田野上的那辆客货两用。据说我们乘坐的IVEKE一直开在前面,那辆客货两用是在这截下坡路上试图超越我们时开出了公路的。因为坐在外面,我第一个冲了下去,在奔向田野的时候,我看到我们这辆车上的司机也在向前冲。车门已经打不开了,他在尝试踹开车门时扯了裤子。我们只好从车窗里把人往外拖,然后抬到一片平坦的土地上让他们平躺着。除了一个中年妇女和司机外,其余的人伤势不重,过了一会就站起来了。我在抬那位中年妇女时发现是李丹在帮我,站在路边等杂志社的另一辆车时我发现作者的那辆车上只下来了我、司机、老杨、李丹和另一位女作者,都多长时间了,他们还在担心那辆车会爆炸吗?——这确实是我所亲历过的凝聚着人性恶的场面之一。我在一扇车窗后面看到了阿光的影子,一闪即逝。李丹也站在路边离我四五米远的地方,还在微微喘气,几缕发丝乱在额前——那是她定格在我记忆中的最美好的样子。老杨从车上取来了矿泉水,递给我一瓶,我向前走了几步递给李丹,她不接,我忽然有些语无伦次地说:李丹,你好……她的眼睛又有些晶莹了。
那辆车终于等来了,我们将所有的伤员都送到榆林医院检查、治疗。杂志社的其他人员全留在了榆林。作者乘坐的IVEKE继续南下,当晚我们在米脂县招待所过夜,我在电视机前目睹了孙福明夺取女子柔道金牌的全过程但却兴奋不起来。后来的旅程中大家都在传诵老杨的“神”,轮流让他算命。而我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一切还未过去,回忆已铺天盖地而来,短短几天仿佛经历了太多的事。老杨给李丹算命时我听见了,他说:咋搞的,你老是和好男人擦肩而过。有一次下车行方便,我和老杨并肩站着对着默默的无定河撒尿,老杨对我说:那女孩其实挺好的,就是命太不好了,你要是喜欢人家就把她带走吧。我忽然一抖,那是混身都在抖啊!
车到西安时已是深夜,所有外地的作者还要去南郊的省军区招待所住,我和老杨提前下车。家住北郊,我是头一个下车的,下车前我和几乎所有人都一一道别,最后一个是李丹,她坐在车尾灯光昏暗的地方,我看不清她的脸,伸出手去和她握别,我说:李丹,我走了。她点了好几下头,但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她手很凉,一直握着,像是忘了松开。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3年5月

 

©2000-2020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