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衣侠 ⊙ 紫楝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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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与少年(散文)

◎紫衣侠



我的童年和少年

    如果说幼儿园也算是早期教育的话, 那么我很遗憾说, 我旷了一年幼儿园的课。不是我自己想旷课,而仅仅是为了钱。那天, 母亲在大院子的馄饨树下找到了我, 问我:
    “卫, 你幼儿园大班还进吗?”
    “怎么啦?” 我不知她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
    “进幼儿园要钱的啊!” 她试探地说。
    “那不进了!” 我非常干爽地说出了这句话。五六岁的心就会下意识地体恤家庭, 这大概是女孩儿的天性吧。
    那一年, 我没进幼儿园。每天起床后, 就一个人在大院子的各个墙角玩儿。每每看见哥哥弟弟和其它小朋友放学(园)回来, 心里就隐隐有些失落感。我再也没有歌可唱, 再也没有小床睡, 再也没有大蒜炒肉丝吃了。
    但也不能说这阶段我的早期教育就是空白。我时常翻看家里的旧书, 常常翻得灰头土脸的。我记得家里有一本黄黄的、纸张非常软的书, 两张并在一起成为一页, 中间我的小手还可以伸进去, 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宣纸吧。我记得有一页上, 画了若干只老鼠从屋梁上一只只跳到茶几上, 再一只只来到地上, 又一只只从地上爬到一张老式床上——床上躺着一个人, 是婴儿, 还是老妪, 我实在记不清了, 但老鼠们风趣的队伍, 流畅的线条至今还记得; 还有一张, 画着一个渔民在大河里捞鱼, 一大网兜抄上来, 鱼没抄到, 却是抄到了一只大老虎——我们三个孩子最喜欢这一张,  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也常常指着在网兜里露出半个身子的老虎议论一番。
    可是后来这些饶有兴味的图书都被父亲一把火烧掉了, 说要“破四旧”。我当时哪里知道什么是“四旧”, 只知道书没了, 我们就再也没书看了。现在想起来都很痛悔。我一直憎恨古今中外的焚书行为, 恐怕就是从这时起吧。
    那时父亲已常常生病, 母亲要陪他到上海去看病, 一看就是一两个月, 有时还不止。母亲便让外婆从乡下上来, 看护我们三个孩子, 做饭给我们吃。但母亲在上海并没有忘了我们, 时常买些儿童读物寄回家来, 最常见的大概是《儿童文艺》或者《少年文艺》之类, 彩色的, 非常好看。这些书在当时整个县城都没有。有一阵子我甚至巴望父亲再生病——他们再到上海去, 我就又有新书看了。
    后来, 连环画大量出世, 我就慢慢把视线转到连环画上。那些六、七十年代最经典的年环画, 都有幸被我们阅读, 并且到了爱不释手的地步。什么《一支驳克枪》、《小兵张嘎》、《消息树》、《带响的弓剑》。 我们家买得少, 因为经济原因吧, 但辛部长家买得多, 他小女儿春梅一个人就拥有两大箱连环画。我们有时借了看, 有时换了看, 这样陆陆续续地看了不少。
    那时还没有电视这玩意儿, 电脑更是连词儿也没有。我们还有一个认识世界的方法就是听收音机、半导体和有线广播。收音机是老式的, 有现在的九寸电视那么大, 放在父母的房间里。换台时那旋扭有时听话, 有时不听话, 有时突然发出极巨烈的炸响, 使我们的神经吓一大跳; 半导体小巧, 声音要好一些。记得夏天吃晚饭的时候, 每天都有小说连播节目, 全家大小一边吃, 一边听, 像过节日。一部《三探红鱼洞》,就陪伴了我们某年的整整一个夏季。
    有线广播当时在县城几乎家家都有, 它的声音没有混响, 是很特殊的, 没什么美感, 但也能长不少见识。我记得第一次接触诗歌, 就是在有线广播里听到的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朗诵者是个男播音员(应该是中央台的, 至少是省台), 他把诗中的画面朗诵得如在你眼前, 把情感音韵处理得非常恰切, 使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诗歌之美。
    上小学前, 我只能简单地数数, 并且会写几个字。我会写的最早的字是“毛主”和“万岁”,“席”字我怎么都写不出。我不知道每一笔划如何摆布, 先写哪笔, 后写哪笔, 一连写了好几天都没成功, 而哥哥早已会写了。后来我用一张薄纸蒙在家里墙上一张毛主席像下面的红字上, 照着描了两回——忽然有一天就会写了。我为自己的这一成功高兴了好几天。
    后来就进了一年级,是在我们家后面的红旗小学, 离我家大约十分钟路程。记得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 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三课是“三面红旗万岁,万岁,万万岁!”
    小学现在已改名为中心小学, 整个校园倒没啥特别可记忆的, 只是校园后面有个大大的荒园, 墙外有棵桂花树, 围墙颓败, 但很美。沿墙根长着不少杂草矮树, 园中土也很松, 颇有趣味。上中学时读到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便一下子就可联想到这个大园子。
    启蒙老师是姜老师, 五十多岁, 特别和善可亲。二年级之后是郁老师。她们对我都很好, 总是表扬大过批评——甚至根本就没有批评过。校长是刘锡兰和虞永泰。全校开大会的时候, 总是让我坐在主席台上。我第一次坐上去时手脚并得特别拢, 显得特别规矩; 考试一般总在班里第一,二名; 有时遭男生欺负, 偶尔哭回家去。我还记得我“发明”了一个“跑杠”的游戏。学校大礼堂是水磨石子地面, 地上有许多用不同颜色镶拼的井字型线条, 我们便沿着这些线条跑了玩耍, 先猜拳, 羸的在前面跑, 输的在后面追, 可以从这条线跳到那条线。我记得我猜拳不知怎的总是赢, 那在后面追我的同学谈何容易! 因此玩得极快乐。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就是跳绳, 那时边跳还边背口诀。我记得有一首口诀是:
    钉呤呤, 上课了,
    老师讲课我睡觉。
    睡着了吗? 睡着了吗?
    你笑我笑真好笑。
    咚! 咚! 呛!
    然后将绳子跨在两条腿之间, 算是圆满完成了。
    在学校跳, 在家里也跳。那天正好母亲在院里听到了, 心里觉得不是味:“老师讲课我睡觉? 这不是在宣布‘读书无用论’吗”? 于是第二天一早她就来到学校, 找到郁老师, 说孩子们在唱不健康儿歌, 希望加强管教。后来, 我们再也不敢唱这首儿歌了。但我是多么喜欢这首儿歌的节奏和趣味啊。
    进入中学以后, 功课不怎么深。我记得有农基课, 我倒是很喜欢上。满头白发瘦瘦的张老师抑扬顿挫地给我们讲“形成层”, 让我们看显微镜, 还教我们嫁接。我当时想, 要是把一粒花生米嫁接到我的手背上就好了。我曾经在我的虎口上试了几次, 当然无一例外都没有成功, 当时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除上课, 还学农, 还学工。学农虽然累, 但好玩, 视野开阔, 空气新鲜; 学工, 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记得我学的是车床, 先是帮师傅磨零件的接触口, 这样车床夹起来好紧固一些, 是在沙轮上磨的; 到后来我就自己“车”了, 铁屑飞溅, 声音隆隆, 其乐无穷。高考复习时, 我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了一段作文, 得到了华罗庚中学我的语文老师张放的表扬。他起先怀疑我是抄的, 一个学生怎么会有工厂的经历? 后来我向他解释了我学过工, 他始信了, 并且在我作文本右侧的空白处点评了“神来之笔”几个字。
    看到现在的学生, 我真觉得不能完全责怪那时候的教育方法——让学生适时接触一下社会, 学一点跟生活与未来职业有关的实践知识, 无论如何都将是大有裨益的。这费不了多少时间, 还能调剂身心。不管怎么说, 我是十分怀念的。现在的孩子也未必不喜欢, 只是身不由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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