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沙 ⊙ 伊沙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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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食指》(一组)

◎伊沙



无法确证的故事

伊沙

        若干年前,在一个饭局上,一个陌生人在无意中讲出了这样一个故事:“咳!你说现在的人多不好理解啊,XX学院有个女大学生大晚上没事跑到学校外面的西瓜地,找瓜棚里夜间看瓜的老头睡了一觉,被过路的联防队员逮着了,一问还不是卖淫。”当时,他的故事是在一个很虚很大的话题下讲的,没有引起在座者过多的注意,就是我在当时也并没有表现出要做更进一步了解的愿望,把知情人白白放跑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他。
       是时间让这个故事在我脑子里变得越来越新鲜的,时间过得越久,我就越想了解这个故事的全部。XX学院是一所艺术院校,我后来不管在哪儿一碰到和这所学院多少有点关系的人就会向他们打探这个故事,都说不知道。后来我想,这么一个古怪的故事发生了,了解事情全部的人肯定会产生写出来的欲望,就问那些地摊杂志读得比较多的人,甚至问到以编这些杂志为职业的人,他们都说没有读过类似的一个故事。我的一位同学分到这个城市的公安局工作,几年下来,我可没少烦他,经常问,他也帮我打探过一些同事,都说不知道这件事或类似的事。
        XX学院是一所艺术院校,它在招生时是要进行面试的,所以那个女孩一定长得不会难看,她在那个夏野是在什么情况下走向那片西瓜地尽头的瓜棚的?因为好奇而要尝试?因为性苦闷而要解决?因为一次很痛的失恋而破罐破摔,以及由此产生的报复心理使然?而那个老头是谁?他和女孩是在什么情况下认识的?是先认识了才有当晚的这次“幽会”,还是压根就不认识,只是一个陌生的女大学生突然出现在他的瓜棚前?他们是如何说起要干一点事?谁先提出来要干这件事?他们是如何开始的?在性行为上谁更为主动?他们干得好吗?这个老农是不是活儿很好?那个女大学生是不是第一次?双方是不是都得到了满足?联防队是如何发现他们的?他们是不是做得十分狂野搞得动静很大?
        这些年,我满脑子装的都是上述设问,后来竟还带上了一点功利目的:我想只要我沿着一种设定把这个故事的内在逻辑想通了的话,我就可以写篇NB的小说了。昨天,在一个饭局上我两杯“猫鸟”下肚之后,又在给人絮絮叨叨地讲这个故事以及我的推论时,一个颇有新人类色彩的小女孩呛了我一句:“你有劲没劲?不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做了一把爱吗?”


问题夫妻的问题

伊沙


        在我小的时候,我家隔壁住着一对夫妻,他们经常吵架打架,用时下的流行的话应该叫做“问题夫妻”吧。女的是父母的同事,算是一个知识分子;男的是某个军工企业的职工,应该叫做“工人阶级”吧。那年头,这样的结合并不新鲜,也很难说哪一方是沾了另一方的光,哪一方压抑了别人而另一方委屈了自己。
        他们的问题究竟何在?当时我听到了多种说法:“没孩子”是其中之一,那个女的在读大学时比我母亲低上三级,当时大概已近三十岁,那个男的还要大些,按正常情况,他们至少应该有一个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当时我还没有上学,正值五、六岁),可是他们没有,始终是两个人在过。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没孩子”大概还有着另一层意思,难怪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背后议论人家的时候,表情都有点怪怪的,长大以后我才明白他们的这层意思:性不和谐——在中国对夫妻间性不和谐的理解往往直指男方,意思是那个男的性无能或是性无力。另一种说法是那个男的吃得太多,他们多次冲突都是在吃饭的时候发生的,女的怪男的吃得太多,遭致男的一顿暴打,经常打得鼻青脸肿。“吃得多”是女的说出去的,她似乎希望大家都把这当作他们夫妻不合的原由。这在今天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的说法在那个饥饿年代就能成其为理由。
        我在长大后发现儿时我从父母、老师及上一代人那儿获取的很多事物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只有我在当时并不明白的那些信息才是可靠的,是我用自己的眼光、今天的眼光重新判断这个事物的依据。当年我们住的平房一点都不隔音,我在夜里睡觉时经常被一阵快乐呻吟的女声惊醒,那声音和我母亲发出的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还要夸张一些,说明那个男的在性方面一点问题没有,他们从不在夜里打架而且第二天早晨送丈夫出门上班时是那个女的一天中最温顺的时刻,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有无孩子和性好不好是两回事,那个年代的人在此一点上确实有点蒙昧。至于“吃得多”则更不是问题,那是一个女知识分子对男工人阶级的歧视心理在作怪,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红色时代并没有根除“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欲人”的顽固传统,正如80年代初一个挺火的女作家写到过的:他的工人前夫房事前没有刷牙的习惯,再怎么“动物凶猛”她也不觉得好。
        植物研究所成立时,从事植物研究的那个女的调走了。后来传出他们没有孩子的根源在于女方的消息。现在他们已是一对老人了,在吵吵闹闹中度过了多少幸福的时光,越老越好。


成人仪式

伊沙

        我上的那所中学所在的学区覆盖了四医大,所以我的中学同学中有不少都是四医大子弟,这些浑身上下散发着医生家庭特有的来苏水味道的干净男孩中,有四个成了我很好的朋友,他们是赵群、贾艇、罗伟和杨增悦。
        有一年寒假,到了过年前的那几天了,为了逃避家务活劳动,我从家里偷跑出来,骑上自行车,车后座上夹着一个足球,去四医大找他们玩,四医大有一块带草皮的足球场。
        我到赵群家,赵群正在自己床上躺着看书,几乎不能动,室内暖气很足,他只盖了一床薄薄的棉被,身子的中段被什么东西顶起,一问,才知是一只碗。
        我到贾艇家,贾艇正在自己床上躺着和他妹妹聊天,几乎不能动,室内暖气很足,他只盖了一床薄薄的棉被,身子的中段被什么东西顶起,一问,才知是一只碗。
        我到罗伟家,罗伟正在自己床上躺着看电视,几乎不能动,室内暖气很足,他只盖了一床薄薄的棉被,身子的中段被什么东西顶起,一问,才知是一只碗。
        我到杨增悦家,杨增悦正在自己床上躺着想心事,什么都没干,望着天花板,几乎不能动,室内暖气很足,他只盖了一床薄薄的棉被,身子的中段被什么东西顶起,一问,才知是一只碗。
        从他们四家出来,我几乎被搞疯了,满脑子都是他们对此次“一致行动”的描述:“医生拿着一根筷子,照着我那老二一敲,就硬了。”、“打麻药太疼了,照着阴茎就扎!”、“真到做起来很快,一刀就完事。”、“扣上一只碗,是怕被子蹭上,伤口还没有愈合,蹭一下要人命!”
       原来,他们是利用假期之便刚刚去做了割包皮的手术,罗伟他爸就是外课大夫,亲自主刀为他们四个做的。那年我们几个都是14岁,他们的“一致行动”就算是完成了一次“成人仪式”吧,从此男孩变成男人了,我由于恐惧,不敢去完成那个仪式,至今也没有,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从男孩变成男人的进程。


特写食指

伊沙

       1989年3月的一个晚上,我伙同北师大“太阳风”诗社的一干人奔北京医科大学而去。青年诗人黑大春、刑天为首的“黑洞”艺术团在那儿搞一台晚会,有诗歌朗诵和摇滚歌手的演唱。我们只有两张票,却来了一伙人,当时正值毕业前夕,大伙都有点百无聊赖,还有几名来自武汉、哈尔滨的朋友。大队人马受阻于“礼堂”(实则饭厅)门口,不愿掏一块钱一张的门票。我与“太阳风”社长黄祖民(海童)跑到后台交涉。见到了刑天。面相老成的刑天很热情,他派人带黄祖民去找黑大春。那段时间,我便与刑天闲聊。都是些“写不写了?”“写得如何?”“怎么打算?”“出不出国?”之类的废话……
        这时,从饭厅后门仓皇闪出一陌生的中年男子,穿一件极旧的中山装,表情异样,面色局促。“厕所在哪儿?有纸吗?”他问刑天。“没有。”“……有纸吗?”他转而问我。我往兜里一掏,掏出几张毛票。“……是钱。”他眼中有很深的失望,讷讷地说,又问道:“厕所在哪儿?”我摇摇头,心中特别歉意。中年人四下张望,忽然眼睛一亮,一把抓起地上的破报纸,朝不远处的工地走去,尚未竣工的大楼挡住了夕阳的余晖,它巨大的阴影仿佛提早降临的夜色,把那中年人微驼的背影笼罩……
        “认识吗?他就是食指。”刑天淡然吐出一句话,却令我大吃一惊!呜呼!“一代先驱”怎么竟会如此?我不禁脱口而出:“怎么会这样?”“他已经疯了。”“还能写吗?”刑天忽然显得很激动:“写!疯狂地写!”片刻的恍惚中,我仿佛看见一顶杏黄色的安全帽自工地高处坠落,最后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对不起,我的读者朋友,以上文字不是新写的,是我1991年的一篇散文《遭遇食指》中的一段。有趣的是,十年后当时的另一位在场者刑天从网上跳出来指责我“伪造历史”,这使我一遍遍回忆当时的情景,发现自己写得竟是如此老实,老实而又生动,一点多余的虚构都没有。也令我想到这个同时在场的人,他为什么就看不到我看见的一切?如此令人震撼的一切?看不见,却要以历史的名义出来说话,历史是什么?他就是历史吧?历史只愿接纳如此干巴的文字吗:“食指,原名郭路生,1948年生。60年代末开始现代诗写作……”
        我据此相信历史就是一张满痤疮的老脸,隐在枯草般的长发间,伴着夜半歌声。


手机音乐

伊沙

        有一次是在公共汽车上,《婚礼进行曲》的音乐忽然想起,有三、四位女士都拿出自己的手机看,当然只有其中的一个人接听了电话。一致的反应说明这三、四位女士为自己手机选择的信号音乐都是《婚礼进行曲》,我看她们的样子,判断她们的年纪,都像是已婚妇女。另有一次,是在一次饭局上,南方某杂志的一位女编辑来本地约稿,请了一圈人吃饭,那个女编辑是个小女孩,席间她的手机响时我很想听下去,里面传出的音乐是《致爱丽丝》,但每一次都被她的快速接听打断。
        可能就是从这两次事情之后我开始注意每个人的手机音乐,看这音乐和我所了解的这个人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比如说我自己吧,我手机里的音乐就是最一般最单调的那种,难称音乐的那种,表面上看是买来就用,不会调,但几年用下来,也充分说明了我这人骨子里的保守和懒惰。
        T是那种娘娘腔的男人,在电视台工作,走路以及任何动作都有女性化的舞蹈感,我最怕和他一起吃饭、喝茶,因为喝汤或喝咖啡时他拿调羹或小勺的手——兰花指会翘到天上去。认识他的人基本上都认为他有错误的性别倾向,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也经常干出一些充汉子的事,他对手机音乐的选择也能说明这一点,他选的是《斗牛士进行曲》,每次这段音乐在他手机上响起时,他都要随之做斗牛士状。
       W是某杂志社的老板,这份杂志是他一手搞起来的,发行最多时达到了近两百万份,广告收入一年一千万,他把这个杂志承包经营了十年之后到了快退休的年纪,整日思忖着在退休之前把这家杂志转为私营性质的,焦虑不可避免地写在他的脸上,说话时经常是嘴唇和手指一起发抖,我注意到他的手机音乐是类似于警笛的一种怪怪的声音。
       最逗的是H,他是一家国营企业的一个处长,人非常老土,他把自己十分漂亮的牛皮公文包称作“布袋”,让人联想起柳青小说《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形象,他的手机音乐响起时所有人都会陷于爆笑不止的境地,因为那是老电影《地道战》中“鬼子进村”的那段音乐,这时候如果有条白毛巾往他头上一盖的话,他就活脱脱一华北老农刚从地道里钻出来的形象。但据说这段音乐不是他自选的,是他的手下为了捉弄给他偷偷拨成这样,而他根本不懂怎样才能调回来。


我曾偷看别人的日记

伊沙

        大学报到第一天,我在北京火车站等学校的班车时就遇到了同屋小纪。应该说我们有非常好的私人关系的基础:他的粮油关系不知怎么回事,还没有从家乡转来,送我上学的母亲一贯是个好心人,就多买了饭票和菜票并让我送给他。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他只带来了一个脸盆,就问我借我的洗脚盆,我自己懒,所以那个洗脚盆他的使用率比我还高。当时他喜欢朦胧诗,临睡前总要拿出一个塑料皮的日记本(那上面抄满了朦胧诗)给大家读两首,每一次我都是他最热心的听众。有一次,他在街上看到了某种不良现象后,回来写了一篇杂文,还向我请教过投到什么媒体最好,记得当时我向他推荐了《北京晚报》。
       大学第一年的寒假我收到了他的一封信,当时我从父母单位的传达室拿到这封信的时候还有点乐颠乐颠的,我想他一定是想用这种书面的形式和我做更深层次的交流,我没有马上拆开看,等到我在自家厕所的马桶上坐稳了才拆开看的,一看我的屎就拉不出来了。他在信中大谈“人要学会彼此尊重”云云,他说:“你的个性过于张扬了,这对其他人是一种不尊重,你应该学会收敛。”他还说:“你应该学会保护自己,在人前不要把自己暴露得太多,言多必有失。”——他的这些话让我是想不通的,我以为个性之间的尊重应该是互相的,他给我写这么一封信就是对我个性的一种不尊重,而且我并不认为自己的表现已算“张扬”,我也并不认为在人前要有太多的“保护自己”的意识。所以,从那以后我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只是在他本人面前我才“收”那么一下,以示对其“个性”的“尊重”,有一个细节很有代表性:晚上熄灯前我们在宿舍狂聊,只要他一回来我的说话立马减少。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已到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了,我毕业论文的题目叫《论朦胧诗》。有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写论文的初稿,忽然想查芒克的一首原诗,为一首诗去图书馆我觉得划不来,就想到小纪的那些抄满了朦胧诗的日记本就在他的枕边——这个习惯他是一直保持下来了,以我们的关系,虽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但也算和平共处,临时拿过来看一下不算过分,我就这么做了,翻开之后我差点没晕过去,那个本子一半是诗,一半是真正的日记——这个人在他日记里如此咒骂我已近四年:“王八蛋”、“狗日的”、“日你妈”、“去死吧”……没有任何事件的记录,说到我,只有这些孤零零的咒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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