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沙 ⊙ 伊沙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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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眼狂跳》(短篇小说)

◎伊沙



右眼狂跳

伊沙

        谈东说他右眼老跳,他是在行进的自行车上说的。说完之后便人仰车翻,很脆地摔在市中心的马路上。那是在上午十点左右,我俩各骑一辆车,正疾行通过钟楼,车走弧线,他刚说完那句话,就斜着飞出去了。
摔得不重,等我在十米开外刹住车,回头见他已站了起来。我问他没事吧。他说没事,他说都是这右眼跳的。我说你活动活动,他就胳膊腿都动地活动了几下,看来没什么大问题。惟一的纪念就是他伪劣西装的胳膊肘那块被划破了,这就使他在当天的朗诵会上出现时那无产阶级平民诗人的形象更加典型。也许,我在当时应该建议他回去换件衣服。但这只是也许,就算他换件衣服,又对这一天后来发生的一切有什么大碍呢?我看不出来。
朗诵会定在下午两点钟开始,我们那么早去的原因在于我是这次朗诵会的组织者,我必须提前几个小时去把会场布置好,把有些事情安排了。那次朗诵会后来在人们长久的谈论中被认为是本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和最为成功的一次,名义上是纪念《一行》创刊五周年,为此远在纽约的严力还资助了五百块钱。啊啊,那时我青春年少,对此类活动还充满激情。
其实谈东不必早去,他只是受邀的朗诵诗人。他一早跑来找我,坚持要陪我早去说是要给我帮忙,那种心理我明白,也在当时就看出来了。帮忙只不过是个借口,我多少也算了解他一点儿,他不会随便给任何人帮忙,而且我也不需要再有人来帮忙。我在当时和两股小孩的势力玩得不错,一股是蒋涛的摇滚势力,一股是逸子的诗歌势力,操办这样的活动我知道该依靠哪股势力:蒋涛帮已在各高校售出了两百多张朗诵会的票,十元一张,除去印票的钱也净赚一千多,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朗诵会搞得奢华一点了。对这两股势力而言,谈东都属于不在帮,他要陪我早去,就是想和我一起出场,他想在这个场合向所有到场者显示他和我的关系不一般:我是他的支持者。我的确算他的一个支持者,和逸子帮的学院出身或尚在学院相比,这位待业青年的诗作因为没有太多的文人气而显得更有生命力一点,我曾对他说过不要惧怕大学生你比他们更有优势之类的话。我也曾带他出没过大学生的朗诵会,当他多次朗诵自己的诗作而赢得大学生(尤其是女生)们的掌声时,他对学院的畏惧消除了。而当我把他的诗作推荐给严力并得以在《一行》上五次三番地推出,他感到自己成了,他感到自己可以在一个更大的场合亮相了。那天的朗诵会就被他视为这样一个重大的场合,他要在本地的诗人面前正式亮相。
会场定在北郊的农业展览馆,租金全免,是女诗人赵琼的面子使然。布置会场的工作是繁琐而无趣的,幸亏有那充满指挥欲的蒋涛和他行动利索的伙计们。谈东能帮什么忙呢?我一个人搬一张笨重的讲桌,他在一边看着,他不是不知道搭一把手,他说:大哥,你何必亲自动手呢?让他们搬,让他们搬。

关于那次朗诵会上的事,过去了很久之后还在很多人嘴里念叨着。我想若是在北京就不会这样,因为少,人们就容易怀念。而在我所参加过的诸多朗诵会中,那也该算是最好玩的一次。这种好玩也只会发生在外省而不是北京,因为老憋着,外省的诗人等待释放。
我是第一个上场的,我作为一名组织者跑去打头炮似有不妥,个中原因我待会儿再讲。我的朗诵一点都不好玩,这我知道,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好玩的人。我的朗诵属于正而八经的那种,字正腔圆,声音高亢,所以我说过我和黑大春是中国诗人中朗诵最好的两个人,也是依据这种正而八经的标准,这种朗诵实在是不好玩。那天我朗诵的三首诗中有著名的《饿死诗人》,所以当我朗诵完毕之后,主持人A来了灵感,他在介绍第二位出场的诗人B时说:下面出场的这位诗人虽未被饿死,但已被饿得精瘦。众笑,效果很好。但这还没完,瘦诗人B上台后认真起来:A说我瘦,那他自己呢?大伙说:到底谁瘦?底下自然是起哄似地回答说:他瘦!B一下子来了精神,撸起自己的袖子说:我要拿胳膊和A的大腿比,让大伙瞧瞧到底谁瘦?然后跑过去非要帮A脱裤子。观众中已有人笑翻。
C恐怕是八百辈子都没写诗了的一位“诗人”,他一上台就满地找东西,找了一圈之后,就冲着麦克风说:我准备为大家朗诵一首我新近创作的一万两千行的史诗,但是刚才在这儿把稿子丢了,谁捡到了请你还给我!然后开始审判诗坛,为死去的诗人海子大唱赞歌,他说中国只有一个诗人是有灵魂的,那就是海子,他问大家:你们有灵魂吗?大伙齐声回答:没——有!他又问:你们敢死吗?大伙齐声回答:不——敢!整个儿一神甫布道。他下台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待会儿我再上来,等我找到了我那一万两千行的史诗。
D是一位资深诗人,属于思想解放运动初期的“社会抗议派”,他也是八百辈子都没写诗了,永远挂在嘴边的是他当年两度在《诗刊》头条发长诗的光荣经历。这一次他没有谈,这一次他一上来就说:我没带诗,也背不下来自己的诗,自打XX事件后,我就丧失记忆了,对不起大家!说完他就下去了,他的一席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我注意到来了一帮老外,不知是从哪来的,他们是不请自来,闻风而来。
女诗人E以刘胡兰的姿态与声调朗诵了两首诗,与男诗人有所不同的是:她是朗诵完了才大放厥词,她说:我,身为女人,可以不爱诗歌但不可以不爱诗人,我认为诗人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我想,海子生前如果遇到了我,他就不会死了,请你们相信他真的不会死!我会用我的爱温暖他孤寂的心灵,我会用我的爱点亮他活下去的希望!我会为他生一个漂亮的儿子,一个像他一样聪明、智慧的儿子……说到这儿她己泣不成声,被主持人A搀扶下场。
主持人A仍不放过每一次耍嘴皮子的机会,在介绍诗人F时说:F来自陕北,他形似陕北高原上的一只秃鹫。F更幽默,他一本正经地说:A,你这是人身攻击,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不是这种吃死人肉的家伙。然后慢悠悠地打开一页纸,开始读他的诗。大伙已乐得半死。
朗诵完了还有摇滚演出,蒋涛带来了一支学生乐队。之后,还有诗人舞会,在舞会上还有一些精彩的段子:著名诗人G让不著名的诗人H转告女诗人I:我命令你在两分钟之内来请我跳舞!H是G不离左右的狗,他竟然照办了,I笑了笑,托H转告G:如果不呢?H属于那种当得比较彻底的狗,他也照办了。这一次,G不需要什么人转告了,他怒气冲冲地跑到I面前,高声吼道:如果不?如果不的话我就请别的女士跳舞了!
一次朗诵会竟然有如此丰富的内容,作为组织者应该很满意了,那天我眼瞅这生动的一幕一幕,瞧着现场观众的活跃表现,真是乐在心头。主持人A也对我说:今天很成功!一直不离我左右的谈东却不高兴,我是说他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高兴,后来发生的事也不可能使他高兴起来。这个场面中的人他差不多都是头回见到,和他想象中的诗人形象真是大相径庭,每个人都有那么点儿混世魔王的味道在里面,和他的生活中接触更多的街头混混儿无异。文学,具体说是诗歌,对谈东意味着要从他的日常生活脱出来的挣扎与努力,而眼前的一切则让他内心圣化了的一切受到挑战,这和他在我南郊小屋里聊诗的氛围、他在大学生的掌声中朗诵是多么的不同!总之,他不高兴。他嘴里不住地嘟囔着:这也叫诗人?这也叫诗?他一边嘟囔一边看我,我知道他希望在我这里得到回应,可我已经乐得跟个傻子似的,我这人的确也有那么点儿幸灾乐祸的毛病。
在上述场面中,我把人物虚掉(变成了字母)的做法,肯定会招致一部分读者的反感,他们会认为这样一虚就没了真实感,让人读来不甚解渴。而这批读者又是我必须孝敬的铁杆读者,他们只要看到作者署名是我的文字(不管是什么)都会去读,所以我要尽量地满足他们。
在那天的场面中有一个他们都知道的人——胡宽——现在他已经成为民间写作的神话了,那天他是作为一个大活人出现在那个场面中,带着他的一帮铁杆支持者。他在朗诵会一开始就给我出了道难题:按照事先的安排他是打头炮的,我以为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现在他反悔了,我怎么劝都不行,他坚决地要求我把他往后放,朗诵会就要开始了,我征询排在第二位出场的B(就是那个瘦诗人)看能不能提到第一,B拒绝了,所以就出现了身为组织者的我自己跑去打头阵的情景。后来,胡宽出现在中间的一个位置出场,他朗诵了自己的一首诗和西班牙诗人阿莱桑德雷的一首名作,反响平平。在江湖传闻中——也只能是江湖传闻,他的诗几乎都没有公开发表过——他是极端先锋的一个诗人,所以当他的诗中反复出现“妈妈,我的小红帽丢了”这样的句子时,我和谈东都有点儿不以为然,谈东表现得更为强烈一些,我想他起码有一半的因素是为了报复胡宽刚才的傲慢:我介绍他们认识,胡宽连声都没吭一下,就说到别的事上去了。胡宽朗诵结束的时候,从他的支持者中站起来一个人一声大叫“诗——魂!”声音有点怪,所以引来一阵哄笑。那是我所见到的死前三年的胡宽,英俊潇洒,谈吐不凡,是女士瞩目的焦点。
造成谈东情绪恶化的竟然是主持人A的介绍,如果他不认识A就好了,但恰恰他认识,他认识A比我认识A还要早,他在认识我之前老往A那儿跑,他不光认识A还认识已经移居深圳的丁当。所以A对其底细的了解比我还清楚,A的介绍是这样的:一个待业青年,一个长年累月在大学区卖早点的待业青年,依然坚持不懈地爱诗、写诗,这真是一个冬天里的童话,下面我邀请这童话的主人公——谈东来为大家朗诵。我以为这番介绍不尊重的地方在于:只要是上了台的人,都被冠以“著名诗人”、“青年诗人”、“女诗人”的名号,惟独谈东,只是“童话的主人公”。我不知道谈东是怎么冒犯了A,这完全是可能的,有了在《一行》上多次发诗的经历之后,近来谈东表现得有点张狂。对谈东来说这伤害主要是来自对其身份及职业的披露,他朗诵完了走下台来的时候,嘴里一直骂骂咧咧的:操你妈!我卖早点怎么了?我卖早点跟我写诗有什么关系?我觉得他说得一点不错,关键是他自己在内心深处要真的这么觉得。但当时他似乎已被这些话击垮了,上台朗诵如在梦游,声音细若游丝,他的发挥真不及在大学生面前的十分之一。和那么多场面上的混子以及过气老倌们相比,他的诗该算不错,但这个场合谁又真在听诗?一个电台播音员上台用牛一样的嗓子朗诵毛泽东诗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是这个朗诵会上最受欢迎的节目。
谈东真像是被击垮了,面色煞白,恍恍忽忽,摇滚演出时我也窜上去跟着一块燥,不就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吗?“一二三四五六七——”他却一直待在原地不动。舞会开始后他也一直这样,一位胖胖的女大学生跑来找他签名,他那副样子真是别扭极了。本来在这个时刻他应该是最活跃的,他可以跳一段地道的在西安闲人中流行的抽筋舞。
我是在舞会开始后才见着洪宇的,因为外地来了朋友,他迟到了。他说:没听到你朗诵,挺遗憾。洪宇在一家报社供职,那时正是我俩关系的“蜜月”期,现在回想起来,我初回长安最孤独的日子,正是和洪宇、唐欣、南嫫等极少的几个朋友一起度过的。我不会跳舞,洪宇也不会,我们就坐在一旁聊天。洪宇说:晚饭有人请你吗?我说:哪儿有啊!他说:那就去我家吧,我再约几个哥们儿。

洪宇带着几个人先走了。我一直盯到最后。情绪不佳的谈东一直陪着我,我知道他有一腔的愤怒要对我讲。本来从农展馆出来的正确安排是:我把他带进一家小酒馆,那么一直喝下去,喝一晚上,只要酒一喝,人一骂,心理的毒火就喷出来了。本来完全可以这样,那天我兜里揣着不少钱,是这次朗诵会剩下的。但因为事先已答应了洪宇,我就不能另行安排了。
我问谈东:晚上有事儿吗?
他没精打采地说:没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
那就去洪宇家喝酒吧,刚才那个洪宇。
他没有表示,只是跟着我上了他的自行车。
一路上我是心情极好,我是想着圆满结束的朗诵会。那会儿正是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穿越的城中心已是灯火通明,也容易叫人心情好。不知道对于谈东是不是这样?由于心情好,我也懒得说起会上得罪了他的A。
洪宇的家那阵儿是安在他老婆所在的南郊一所学院的一幢筒子楼里。所以我们是从北向南,从反向重复着早晨的路。到洪宇家的时候,发现已有一屋子的人。洪宇已是红光满面,像是喝了两杯的样子——他喝两杯也就是这样子。
洪宇说:我一看见你我就特高兴。他说的是真话。
我看到蒋涛也在,我说:我一看见蒋涛我就特高兴。我说的也是真话。
我的注意力转向桌子:红烧肉呢?别是让你们吃光了吧?洪宇和洪宇夫人都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他老婆做的红烧肉堪称平民美食中的上品。红烧肉和葡萄酒,一帮朋友坐在一道聊诗,这便是洪宇家——我在当时的一个温馨去处。
只剩几块的红烧肉盘子被端到我面前,我问洪夫人要了一碗白米饭,我一边狼吞虎咽一边说:我饿坏了,先吃饭,等吃完饭再陪你们喝酒。在此之前还有一番礼仪,洪宇把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介绍给我,说是北京某杂志的总编;我也把谈东介绍给大家,我称他是天才的青年诗人,也没忘了提及他在《一行》上发过诗的事。所以后来,在我扒完那碗米饭之后,谈话的大致格局就变成这样:我和那个总编聊,洪宇和谈东聊,直到总编提前离开。
这个总编有着典型的北京文化人的浅表特征,于谈话最方便的一点在于那种各行都懂一点的渊博,他表现出愿意和我聊诗的兴致,而那个时期的我,什么人和我聊诗我都会全身心地陷进去聊,聊到深处他话锋自然一转就转到摇滚上去了——这也是北京文化人谈话时的一大特征:不敢往深走,只敢往宽走。关于摇滚的话题在那个时期也就是四分之三的崔健加四分之一的黑豹和唐朝,“魔岩小虎队”还都没出来呢。由摇滚后而进入整个流行音乐,再进入电影,陈凯歌张艺谋,张艺谋陈凯歌,来来回回。从电影而又电视,从电视而又整个传媒,回到了他可以多谈的领域。谈到我也十分喜欢的《北京青年报》,他以专业人士的角度向我讲解它的版式设计、它的标题制作,他称《北青报》的大粗黑线的设计风格为“遗像风格”,我听了感到新鲜而有趣。与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能有这样的交谈就算是很不错了。我们的谈话也吸引了在场的其他人:蒋涛和几个应该用字母标志的人。这不包括洪宇和谈东,他们一直在单聊。我隐隐听到他们是在聊诗,好像一直在聊诗,我听到了弗罗斯特的名字,还有吕德安的名字,还有韩东以前的老婆小君的名字——我想如上名字代表的是洪宇的诗歌趣味。在谈话中间我就注意到了中年总编的莫名焦虑,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夹烟的两指总是不住地抖动,眉心时不时就紧锁起来,与所聊话题时的情绪并不吻合,如果他没有其它的事,我只能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他在为发展中的中国文化而焦虑,但至于吗?
他说他要走。他把一个烟屁股摁灭在烟碟中后站起来说他要走,说他准备去火车站看看有没有当晚去成都的火车。我看洪宇也没有挽留的意思,正好蒋涛也说要走,洪宇从床上站起来时晃了一下,他说:我有点儿高,就不送你了,就让蒋涛代表大伙送一下吧。
我是跟着一帮人把他送到楼梯口,他下楼梯时还和我握了一把,他说:咱俩还比较能聊,本来我是可以好好招待大家一下,腐败一下,后会有期吧,将来一定还有机会。他的体温留在了我的手上,说明他的手很烫。
回屋后我问洪宇:这老哥怎么了?有事儿?
洪宇是一声长叹,喷出一嘴酒气:唉!有大事儿了!
这时洪夫人也要走,她告诉大伙说她去一个姐们儿家睡,就在走廊的东头,就我所见这也不是头一回了,这就意味着剩下的这些男人可以在她的家里彻夜狂欢。
老婆一走,洪宇就开始讲总编的事儿:唉!都是因为前几年太顺,人太顺了就容易张狂。我去北京组稿时碰见他的时候,他可不是用嘴和我说话的,整个人发出的都是鼻音。现在是忽然走背,人也变得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了,操!他当上总编还不到一年就开始贪,上边派人打开他办公室的保险柜,除了现金还有一点新发现,操!我说我都觉着恶心!有好多女人的阴毛,被装在一个个小信封里,信封上还有这女人的名字、年龄——没错!芳名和芳龄,而且这些女人差不多都是他们杂志社的。事一发他就跑了,对!一个在逃的贪污犯。不过听说也没贪多少,所以他想到外地躲躲也就过去了。我是早在电话里就听很多人讲起他的事儿,所以今天中午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在火车站,我的头嗡的一下就大了。我说我下午要去参加一个朗诵会,他非跟着。从农展馆回来的路上我跟他明说了,我这儿不能留他,他过来一看大概也明白了:这儿实在也是没法住。我这绝对不是嫌贫爱富,一听他犯的那些恶心事儿,我对此人有生理反感……
大哥,你这样不对。说话的是谈东。乍一听,我觉着有点儿突兀,但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俩刚才聊得比较好吧。
你说我怎么不对了?我发现洪宇面对这样的发问也是缺乏精神准备的。
反正是不对。
唉,你说我哪儿不对了?
对朋友不该这样。
操你妈的!你他妈是谁呀?洪宇噌地一下站了起来,我想如果不是喝了酒,如果不是有一大帮朋友在造成了面子问题,他也不会这样:你他妈是谁呀?一个小破孩儿也敢来教训我,我该怎么对朋友需要你来教我的话,我这十几年真是白混了。
大哥,算我多嘴,但这事儿跟我妈没关系,她把我生出来不是为了替我挨别人骂的。谈东的脸色有点白,可他这么说却丝毫无助于事态的平息。
操你妈!我就骂你了,你说怎么着吧?洪宇的手已经指过去了。
骂人不对,骂人不对。谈东回答软弱,脸色已经彻底地白掉了。
别说了,都别说了。喝酒,喝酒,咱们接着喝酒。我和其他几个人充当着和事佬的角色。
下午的朗诵会不错。
真不错!西安这种有意思的活动举办得太少了。
真是能数过来,上一次比较大型的好像是在陕师大吧?
对!是八八年的事儿了,就是洪宇他们几个组织的。
是杨争光担任的主持人。
这么几年下来给人什么感觉?江湖已老。
江湖已老的原因是因为人已经老了。
大伙拼命将话题往别的地方引,我甚至以为刚才的不愉快已经过去了——那不是酒桌上常有的小插曲么?
我玩诗那阵儿,你个小破孩还不知道蹲在哪个犄角旮旯玩尿泥呢!教训我,你他妈有资格吗?刚入圈子就这么嚣张,闯江湖,你知道江湖的水有多深?里面有多少王八?跟我玩,我他妈唾口唾沫就能淹死你!洪宇又来了,酒精使他只能选择走火入魔。
这一回噌地一下站起来的是谈东,他的脸已经白得有点儿发青:你他妈的太可乐了!就你这种戴眼镜的臭文人扎在一起也敢称江湖?我他妈玩尿泥那会儿就捅过人,操!你们别拦着我,我现在就把你腿给卸喽!
骂完两人同时就要动手,我也算眼疾手快,成为夹在中间劝架的二人之一,真的要打,洪宇文人的本性就暴露了,他不住地嚷嚷其实并不真的动手,谈东是真想打,面色发青地抡了几下,全抡在我头上,真他妈狠!
操!你他妈的是不是想打我?我突然有些恼火,他不是我领来的吗?
谈东一下住手了,站在那儿不动。
我走!你呆着!我冲他喊了声就往门外走。
我已经走到那所学院大门口的时候,才听到身后的脚步声,我回过头,见谈东低着头慢慢站住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请你喝酒。

坐在南稍门夜市的烤肉摊上,我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但已不想再说什么。
我今儿是太倒霉了,到现在右眼还跳。谈东说。
大哥,你公平说我哪儿错了?谈东说。
我说他不该那么对朋友,我是把他当朋友才这么说的。谈东说。
还有下午那个A,我一直把他当老师敬着,他那么介绍我。谈东说。
还有逸子那帮鸟学生,老他妈挤兑我,我没进过大学怎么了?有本事咱们比诗。谈东说。
现在就你还看得起我,还有严力老师。谈东说。
一瓶啤酒灌下去,再加上几串烤肉咽下去,我感到自己活在人间了——这是我在后来的日子里多次重临的感受,文人江湖其实是最没意思的东西。我开始注意到女人的存在,这是五月初,鲜艳的夏装让每个女人都变得美丽,而夜市上出现的女人都充满了可爱的人间烟火气。我看了表,十一点不到,夜市上的人已没有那么多了,不想听谈东是是非非的絮叨,我的眼睛盯着人群,从这一桌到那一桌,如果有什么不对的我应该能注意到——自然,这是事后的想法。
事情的发生突然到了我根本没看清楚:谈东怎么坐在地下,双手抱着脑袋?他身后已经站着一个人,一个乱七八糟的人,从稍远的地方又冲过来另一个,抡起一个啤酒瓶结结实实地砸在谈东的头上,酒瓶没碎,谈东倒下了。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前一个动作的发生,他是被这两个突然出现的家伙的两只酒瓶抡倒的:倒在地上,像个痛苦的癞蛤蟆那样双腿乱蹬。说实话,如果我的脑袋里还有一丝冷静的话,我也不会为谈东打架,原因简单:关系不到。但当时这一丝冷静是没有的,我意识到他会被打死。我是双手各操了一个酒瓶子冲过去的,瓶里残存的啤酒倒流出来将我裤子打湿的冰凉感觉我还记忆犹新。我是冲着后来砸谈东的那小子去的,一对二必须果断选一——这是打架的常识。他转身就跑,我在后面追,起先是沿着马路跑,就在快要逼近的时候,我抡了一瓶子,瓶子砸在他的肩膀上发出了咚的一小声,小子还算机灵,突然变向开始横穿马路,抢在一辆卡车的前面冲过去了。接踵而至的车辆让我刹住了,开始往回跑,也是抡一个算一个的打算。我看到另一个家伙了,他正朝我这边跑过来,这令我兴奋!快要接近时,他却放慢了脚步,踉跄着过来一把将我抱住:
伙计,别打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这孙子死死抱住我的两臂,头顶在我的下巴上,他蓬松的头发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汗臭。
伙计,你听我说,是这东西该挨打,谈东是个啥东西你可能还不知道,专撬哥们儿的女人。我刚泡了个大学生,是硬泡上的,哥们儿可怜得狠!刚泡上就让这东西给撬去咧,那女娃喜欢诗,他就老给那女娃写诗。把人糟蹋了又不要人家咧,那女娃又跑来寻我。伙计,你说他该不该挨打?咱都是走江湖靠哥们儿吃饭的人,咋能有这种哥们儿?这是狗!我只能说我被说服了——除非他说的不是事实。我被一个典型的西安闲人的说话方式和其中携带的简单真理,被那种拙朴的口音说服了。这很容易让人设身处地地想,如果这事儿让我摊上了我会如何办?——这还用回答吗?
我手中的两个酒瓶同时掉到了地上。
接下来的一幕是:一个闲人站在路边打车,另一个帮我把满头是血的谈东往路边抬。我和谈东坐在后座,两个闲人没有上车,那个“主打”从车窗伸进脑袋并塞进来一百块钱:伙计,医院我就不去了,我看着这东西老想打。我口袋里就这么多,不够你让他回头来寻我要。
红会医院。轻度脑震荡。两道伤口共计十三针。没用麻药的十三针。缝针时那张扭曲的脸是谈东留在我脑中的最后肖像。他用哭腔说:哥们儿认了,我是罪有应得。他是在后半夜趁我打盹时从观察室里溜掉的。从此再也没有出现,由于不知他的住处我也无从找他。
八年了,我落下了一种病,每次当我翻开各种诗刊时,我都试图找到谈东这名字,但每回都注定失望。连那个保险柜中出问题的中年总编都以个体书商的面目再度浮出海面,他还是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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