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沙 ⊙ 伊沙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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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孩子的中国保姆》(一组)

◎伊沙



上帝不公

伊沙

        我几乎没有见过比杨青更失败的人,我从他身上体会到上帝有时确实不那么公正,上帝在对待一些人时确实有打盹睡觉的时候。
        他在自己的职业上是失败的:作为一家电影公司做发行工作的人,他已沦落到在公司下属的一家录象放映厅门口支着桌子卖票的地步。有一次我碰巧从那家录象厅门前走过,他从桌子后面站起来一把拉住我,非要让我免费进场看录象,那是他仅有的一点特权了,他要用在自己的朋友身上。在“社会地位”之类的玩意越来越淡化的今天,如何衡量一个人在职业上的成与败,连我都觉得应该用钱。当年单位集资建房时,他连一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四十上下的人了,一直住在父母家。
        他在自己的事业上同样是失败的:他从少年时代开始一直把文学当作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三十多年玩下来,各种文体都尝试过了,最终只在一家青年杂志上发过一首8行的小诗。更让人深觉难堪的是:他的父亲是一位资格很老地位颇高的著名作家,也曾四处举荐儿子的作品,几无成功,也就是说走后门也没有走成过。尽管杨青也经常在本地的一些文学活动中抛头露面,但在别人眼中,也就是一个有点名气的大龄“文学青年”。
        福禄不灵,寿又怎样?——杨青在自己43岁那年的秋天,在一次出远门会文友时因哮喘发作抢救不及而死,客死他乡。
        上帝太狠了!曾经我以为杨青在一个方面是有福的:身为男人他有艳福,命带桃花。他是这样一个英俊的美男子,岁月不过是给这种纯正的英俊多了一抹极富魅力的沧桑,而且他还气质高贵、谈吐不凡。美男子往往在女孩面前欠主动,杨青却不是这样的,并且深通技巧。老单身再加上落魄才子,我以为他有艳福是必然的。在那些公开的文学活动的场合中,人们已经对他最终将最漂亮的女性带离现场的情景习以为常。
        可是,在他死后六年后的今天,我刚在一家酒吧里听到他的一个老情人哭着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总觉着他是个老流氓,他是一个废人呀!他心里太苦了,太苦了……”

好女人

伊沙

        我和细细是同一拨进那家杂志社的,只不过我一去就成了她的领导,担任相当于主编级别的“策划”一职。新组的那套班子第一次开策划会是在杨陵一所大学的招待所,我记得那次是由我主持会,有一项内容是由各位编辑轮流发言,谈对杂志的看法和想法,该细细发言的时候,她迟迟不说话,好像这件事情和她没有一点关系,我有点尴尬地说:“谈谈你的看法吧?”她的回答很干脆:“我没有看法。”把大伙全都逗乐了。从那以后,开任何会细细不发言就成了大家默许的特例。
        细细是个好编辑,这是我最终获得的一个印象。每期杂志她不是发稿最多的,但是非常稳定。她不是对杂志没有想法的,只是不在公开场合说。那时候下班以后我们总是同路回家,她在公共汽车上讲起杂志该如何搞也是一套一套的,让这份杂志发行量上扬知名度暴涨的那个“十差作家评选”的策划就是细细最先提出来的。细细到杂志社来之前我就听说这是一个“才女”,她写那种叫做“青春美文”的东西,发得满天都是,在读者中的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而在杂志社内部她却成了一个著名的“怪人”,有一个关于她孤僻的段子不知是怎么传开的:说她住在父母家,有天晚上洗澡,在浴室里一呆就是两个钟头,急得父母和她两个妹妹不断去敲门,敲得多了,她还很不高兴。她二十大几的人了,没有男朋友不和男人约会也是被议论较多的,说她接听男士的电话,有两句著名的台词:“不吃!”、“不喝!”——有人推想电话中的对方一定在说:“请你吃饭好吗?”、“那我请你喝茶吧?”我听到一种说法是:她如此对待男人的盛情是因为初恋遇挫,挺好的一个男孩,仅仅因为出生于农村而被自己的父母活活拆散了!
       在这个封建家长式的杂志社里,由一些“灵魂的妓女”构成了一种叫人恶心的气氛,就是我即使和老板没什么事儿,也要暗示别人我曾给老板洗过内裤。人们也传诵着细细的“另类壮举”,有一次老板请几个人吃饭,其中也有她,到饭桌上大家惊异地发现她根本没有来,有狗腿子偷偷跑出去打电话叫她,她的回答很简单:“不吃,吃饭无聊。”——可爱的女孩,在她眼里老板和那些约她吃饭的男人没有区别。
       从她身上我意识到:所谓“怪人”真是人民群众发明出来的一个最阴险的词。她“怪”么?一点也不:无人可爱就不爱,多余负担全省了。我曾想过:我如果先她之前离开了这家不正常的杂志社,我就还算是个正常的男人,好在最终的结果如我所愿。



可怕的女同事

伊沙

        我原本是很感激她的,我头一回向学校申请从院报编辑的岗位往教学上转的时候,她帮我吵吵过,跟汉语教研室的头儿。虽然事情在当时没有办成,可我还是很感激她。
        本来我想着到了新的工作岗位上以后,一定会和这位老姐姐成为朋友的,最起码也该成为关系不错的同事,但却事与愿违。开了几次会之后,我发现她是一位专跟领导做对的“刺儿头”,而我在这种会上却是从不主动发言的角色,她对我似乎很不满,有一次在会下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说:“你怎么那么蔫儿啊?”——她的不满在于我没有成为她反潮流的“同党”。
        出于一种回报心理,我也很想找个机会回报她一下,在某个问题上出于观点的一致而自然地站在一个立场上,但却始终未能找着。有一次,全系教师排练大合唱,有位女教师站在她身边,出于友好的表示,对她做出了一个搂住肩膀的亲昵动作,反被她歇斯底里地臭骂一顿,原话极其恶毒:“干吗干吗干吗?!你放尊重点儿好不好?!我可不是同性恋!”那个女教师手足无措地臊了个大红脸,所有在场者都看不下去了,系主任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大家的不满:“你这样也太过分了吧?!”——这时候她很孤立,可你怎么帮她?
        据说她愈加显得变态的根源在于她的家庭,几年以前,她的丈夫出国去了,竟一去不返。这些年来,她带着一个小女儿艰难度日,也没有再婚。据说更早之前她是个护士,属于刚开放时没上过大学直接考上研究生的那批人,在业务上有明显的缺陷不说,内在的自卑往往体现为夸张的自负。
        她终于将矛头针对我了,看到我在外面发表东西挣了稿费一贯对单位的工资条漠然处之,就当着很多人的面讥讽我说:“旧社会里卖文为生的人是最可耻的,一边教书,一边卖文的人是最最可耻的。”当时我一笑了之,一走了之。上学期期末,她给学校领导反映说,我在写作课上大讲足球,学校派人下来调查,听取十多名学生的汇报,结果那个调查会开成了关于我教学方法、风格和经验的一个研讨会,学生一致要求学校增开我的课。我在事后才知道的,别人替我总结说:“人家一直认为自己的课是最好的,不就是听学生吵吵你的课上得好嘛!”



小黄借钱记

伊沙

        我在杂志社兼职那会儿的同事小黄爱跟人借钱是出了名的。杂志社里几乎所有人的钱他都不止一次地借过,而且他借钱的数额是固定的——即每人每次只借十块钱,后来大家才领悟到这是一种多么艺术的借法,十块钱,他借了也可以忘记,而你好意思索还么?
        说起小黄爱借钱,还得说起他的那著名的家庭矛盾,据说小夫妻俩经常打架,而且还是女的经常把男的骑在身下打,偶尔出现在小黄脸上胳膊上的抓痕可以为证,老婆对其所做的虐待不光体现在打架方面,在经济上也是很封锁的,小黄挣来的钱全部上交,每天出门上班前老婆给他发上几块零钱。我看到小黄的一天总是处于没有支出的状态,想抽烟就问别人要,我和另一位抽烟的同事管住了他在白天里的烟,下午下班前他会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摸出一块口香糖放在嘴里嚼,大概是怕回家之后老婆嗅出他嘴里的烟味吧。中午他老处在等饭局的状态,如果同事们搞AA制,他要么不参加,要么就先借谁十块钱。下午下班前也是他爱借钱的时刻,小黄不带钱,却爱打个的,一伸手,十块。
        大概是我老管他烟的缘故,所以他很少向我借钱,三年下来大概只有几次,有的还了,有的没还,但有一次我却追着他非让他还了不可。一天中午我和他从一个饭局回来,走到编辑部楼下时看见一个老人坐在墙角哭,我们便上前问,老人不肯讲,越发哭得伤心。问了半天才知是火车站拉货的三轮车夫,拉的一车货被一帮小痞子抢去了一些,货主让他赔,他赔不起,就把他的三轮扣下了——吃饭的家伙没了,难怪老头哭得如此伤心。我们问他吃饭没有,老头摇摇头,小黄比我反应快,马上对我说:“借我十块钱!”我从口袋里掏出十块钱给他了,他把那十块钱塞到了老头手里。在此之后,我又拿出十块钱塞给了那个老头。我以为这十块钱他会马上还我,因为你是用心付出的,自然应付自己的钱,但却没有。等到下一月领工资时,我就追着他要,他面无表情地想了想,还是给我了。
       小黄离开杂志社的时候,有人替他算过一笔账,这十块十块加起来的未还的欠款已经上千了。还有一种说法替代了以前的:小黄夫妻经常打架是真,但老婆对他实施经济封锁是假,那是他自愿的,是他自己策划的省(存)钱方案,小黄的哲学是:钱这东西,只能进,不能出。


台湾特务

伊沙

        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海霞》这部电影?由名导谢铁骊在70年代初执导的,电影的女主演就是现在已经不知跑到哪去的上影演员吴海燕,那部片子的音乐很美,抒情性很强,我后来知道它出自名作曲王酩之手。四人帮统治那个时期的电影,如果四人帮(主要是江青吧)自己不满意,那就算好的,《海霞》在当时就是这样一部电影。我看这部电影的年龄大概在六、七岁,其中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人物极其相关细节几乎左右了我对一个人的看法。
        当时我家在附近街道的一家奶站订了两瓶牛奶,订奶似乎是我家的一个优良传统,家里再穷父母也会把我和妹妹的营养问题放在第一位。我开始担当取奶的任务是在看过《海霞》那部电影之后的事,所以当我第一次见到奶站的主人就被他吓坏了,这是一个少一条腿并拄着双拐的中年男人,脸孔瘦削而带着阴郁的表情,我之所以被他吓了一跳的原因是《海霞》那部电影也有一个少了一条腿并拄着双拐的老渔民,开始大家都把他当作一个好人,最终发现他就是在这个渔村隐藏了十多年的一个国民党特务,为配合蒋匪帮反攻大陆而留下来的,与台湾方面联系的电台就一直藏在他那半截假腿之中。我头一次取完奶回到家中就对父母说我以后再也不取奶了,他们问我原因,我支吾半天才说出来:“管奶站的那个人是个瘸子,像个台湾特务。”父亲哈哈大笑说:“你放心取你的奶吧,他吃不了你,台湾特务也吃不了你。”
       我就接着取下去了,但越看他越像一个特务,奶站的旁边有一个公用自来水管,一天早晨有几个上学去的孩子路过那里停下喝水并趁机打开了水仗,他一声大喝,扔掉一支拐,抡起另一支拐就打,那木拐重重地打在了那些孩子的身上,龇牙咧嘴地就跑开了。取奶的人多的时候,有人想加塞儿插队,他嘴里也是不干不净地高声叫骂。我每次取奶都非常紧张,老是紧张就出了事儿,他收回空奶瓶给我在取奶专用的小篮子里装上有奶的奶瓶时,我不敢抬头看他,他一装好,我拎起就跑,结果“咣”的一声,一只奶瓶碎在地上,一地乳白。“你咋搞的你?!”他凶相毕露,“你说算谁的?!”令惊恐万状的我大感意外的是:他即刻又收敛了,重新取了一瓶奶插在我的小篮子里。


洋孩子的中国保姆

伊沙

        这个老太太在外语学院是很有名的,我敢说他比绝大部分教授的名气都大。
        她是培训部电教室一位姓梁的电工的母亲。梁师傅的父亲死得早,她母亲很早就离开蓝田老家跟着儿子到城里过,她在外语学院里已经呆了近二十年了,来的时候四十来岁,现在也就六十来岁的样子。在这二十年中,她似乎只干了一件事,就是给历任的外籍教师带孩子,并成了这方面的一个专业户。外语学院有一所很不错的幼儿园,但总是有一些外教怀着纯真的想法要找她来带,他们认为孩子住在中国人的家里,一方面可以在生活上受到很好的照顾,一方面可以成长得像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学院里的人都把她叫做“梁他妈”,那真是一个善良而又母性十足的老太太,她把所有的孩子都当成了她的儿子来带了,有一次她指着小推车里的一个黑孩子说和梁小时候很像,在场者眼泪都快笑出来了!不知为什么,梁一直没有结婚,所以她也是把对孙子预备的一份感情倾注到了这些孩子身上。这些外教的选择是没有错的,他们的孩子在中国的这一两年中不是为了得到什么教育,而是为了得到爱,而在中国这位老太太这里孩子们得到了真正的爱。外教来中国工作都是挣双工资的,原先的那份工资还保留着,所以他们付给“梁他妈”的报酬按中国人的标准是比较高的,肯定比外院教授的工资要高。“梁他妈”也愈发敬业,还到外院夜大学自修了英文口语,尽管带着浓重的蓝田土腔,但和那些外国小孩就可以交流了。
        一对新西兰夫妇双双在这所学院做外教,后来女外教的肚子眼见着大起来了。夫妻俩都是工作狂,孩子快下来了他们才动身飞北京再转飞新西兰,结果孩子生在了北京,索性就不回国了,把孩子带回学院由“梁他妈”带着——这个叫“史京生”的黄毛小崽子成了“梁他妈”的一个代表性杰作:三岁离开中国的时候,满嘴标准的蓝田土语,英语几乎不会,走的那天,他在学校门口,死死抓住“梁他妈”的白头发不放,一边哭一边说:“饿(我)要婆婆!饿(我)要婆婆!”一边朝自己的生身父母挥着小拳头:“坏蛋!坏蛋!滚蛋!滚蛋!”……
    据说史京生走后,老太太就病了一场,歇了一年才恢复重带洋孩子的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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