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沙 ⊙ 伊沙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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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堡酒店接人》(短篇小说)

◎伊沙



在城堡酒店接人

伊沙

        来自广东中山市的自费生仇光在教研室门口堵着了我,他来得很是时候,我每天最多只会在那个地方晃上一下。我们初次见面的那天上午,大概十点钟左右(是在头两节课与后两节课之间),一番简短的寒暄之后,他便自我介绍说是“写诗的”,并问我在西安和哪些写诗的来往。我如实说经常来往的有沈奇、南嫫、李震和刘亚丽夫妇。十年前秦巴子还没到西安来,我也不认识他。后来成为朋友之后他说我对文学青年太实诚了,有时候没必要那么实诚。但我始终以为谁又不是从文学青年过来的呢?我们做“文青”的时候不是也常做这样的拜访,不是也满心希望着碰上的都是好人好脸吗?但在那天上午,后来的一段对话却让我决定不再和他谈下去。
        你们是一个组织吗?他问。在其广味普通话的语气中像在审问。
        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只是偶尔聚一下,聊聊诗。我一本正经地回答说。
        嗷,你们在一起只是写写诗,谈谈诗?
        对。怎么啦?
        诗这玩意,说的再大也是小器……
        对不起!我要去上课了。
        其实那天上午后两节我没课,但这样的谈话我觉得应该终止了。和他匆忙道别后,我回了宿舍。关于刚刚认识的这个人,我在脑子里想了一下,甚至是和他来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孙中山的家乡联在一块想,既然诗是小器,那么他是来寻找组织的,他想投奔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他究竟想干什么?我管他妈想干什么!我已经不想再见到这个人了。
        我在宿舍里一直待到中午。看书,灵感来了就写上两首诗。这也是我十年前的日常生活。十一点半,高音喇叭里传出学生广播站的播音时,我正手拿饭盆准备到教工食堂吃饭。这时有人敲门,敲得随便而且声音极重,只能是熟人敲的。开了门却见仇光。
        咱们吃饭去吧。我在校门口的火锅店预定了一个锅子。仇光站在楼道里说这番话时,那表情,那口气,以及稍微夹带的一点手势,真像是一位老熟人。
        像是不能拒绝。我说:那就去吧。
        到了那家店,老板娘热情地招呼我们。店里客人并不多,但仇光确实预订了位子。
        边吃边聊,我问起了他的家乡,因为那是孙文的家乡。此人了不起,绝对是一牛B人。那时我刚看过一部电影,正是丁荫楠导演的《孙中山》,摄影师是我们西安人侯咏。那部写意风格十分强烈的片子中的一个镜头让我陡然产生了上述想法:一张大得不得了的桌子占满了整个镜头,孙文俯身用一双大手支撑在桌子的一角,然后是越来越多的银元自空中抛下,叮咚作响地落在那张桌子上。说的是自海外募捐而起的孙文的革命,屡败屡战的孙文的革命。八年后我和我兼职所在的杂志社的老板驱车在珠江三角洲旅行,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去广东,在深圳到广州的路上,我们去了位于中山境内的翠亨村,拜了拜孙文先生。我们未在中山市区停留,即使停留的话,我想我也想不起要和这位当年来自于孙中山家乡的自费生联系,况且已中断联系多年。
        边吃边聊,仇光讲出了他的身世,家里有钱(几乎成了所有广东学生的特征),父亲在中山开了一个超市,他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就在家里帮助父亲料理那个超市,到中山来的海外游客很多(这自然与孙中山有关),他家的超市也跟着沾光。有一天父亲突然开窍似的说:光仔啊,你找个地方学学外语吧,店里来的老外越来越多,我们父子俩都不会外语这会影响生意的。到中山最多的海外游客,除了港台就是日本,所以仇光就选择了学习日语。至于为什么会选择西安,他的回答既让我吃惊又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他说是因为西安有我,他说他是冲我来的,他说学什么鸟日语啊,他到西安来就是来写诗的,他从中学时就开始写诗,他是在《青春诗历》上初次读到我的诗,初到西安他并不知道我就在这所学院任教,直到昨晚在一个讲座上遇着邻座的女孩正巧是我的学生,所以今天上午他就找来了。
        他这么一说,我倒好像为他肩负了什么使命似的,这就是后来我有事要带着他玩的原因。
        吃到一个阶段,我点了支烟,我问他什么是“组织”,为什么会问起“组织”这个词。当然我是笑着说的。
        他也笑了。他说你别误会。他说我从你的诗中读出了革命的激情,想象你身边应该有一伙像你这样的人。
        我说你别吓我,我只是写点诗,如你所说,诗是小器。
        他说诗歌需要革命,文学需要革命,中国应该来一场文艺复兴运动。
        那请你告诉我,这革命的对象是谁?
        就是那帮老家伙。
        哪帮老家伙?
        我也不知道。
        那咱们还是先搞清楚革命的对象再说。
        我发现他对文学和文坛、诗歌和诗坛几乎一无所知。就这么一路瞎聊,竟也聊到了那天下午的两点半。

        是我的妹妹(有必要声明是亲妹妹)提醒我:仇光长得很帅。与仇光相似的一点是,我妹妹高中毕业后也没能考上大学(而且还考了两届),也是属于到此来学外语的自费生,但和仇光并不同班,她学的是英语。有一次她像是无意间问起了他,她说那个经常来找你的很帅的男孩是谁。我说他很帅吗?我怎么看不出来。妹妹说因为你是男的。她说不光是她个人觉着他帅,他已成为自费班女生议论的话题了。我说不至于吧,我觉着他长得比我强不了多少,我怎么没这么好的福分。她说主要是他的长相比较南方,比较港台,这是一种比较时髦的长相。妹妹说得我没词儿了。她关于他的最后一句话我印象至深,因为后来应验了。她说,他知道自个儿帅,所以不可爱。她说帅而不知其帅的男孩才真的可爱。
        有一天仇光来我处时我正在刮脸,他拿起我搁在桌面上的小镜子照着自己,一边用手把头发往旁边掳一边赞叹着自己:帅!长这么帅还写诗干吗?操!我觉得这是一个娘们儿所为。我已经满身鸡皮疙瘩的时候听到他问我:诗兄(认识之后他就坚持这么叫我),你说我长得像张国荣呢还是像刘德华,我们班的女生一半说我长得像张国荣,另一半说我长得像刘德华,而我自己呢?我觉着我长得像周润发,诗兄,你说呢?我一边刮脸一边说:我呀觉着这仨人跟你都不像,有那么一位倒是跟你神似。他一脸认真地问:谁呀?我说:曾志伟。他马上开始撒娇:诗兄,你开玩笑吧,我哪能长得那么丑。我说那你长得像王祖贤。那是女人啊!他说。这时我已刮完了脸:你以为你不是女人?!
        这哥们儿是有那么点儿病,轻骨头,有做面首的心理。他在那个时候暴露得比较彻底的原因我倒是能够理解和宽容,一方面他在我等面前什么都不是,他把其诗打印成册后到处散发,在沈奇、李震们面前得到的是一片令他发虚的沉默,我觉得就写诗而言他在起码的素质上有所欠缺,但当其面我没有这样说,而他投往各刊(我提供的地址)的诗册都如泥牛入海;另一方面,就是在女生堆里,人家可是白马王子,人气颇旺,他两度皱着眉头对我说,他每天都处于“为情所困”(他的原话)的境地,他所谓“为情所困”就是追他的妞太多,他不知道该选择谁,我说你把那些妞都带我这儿来,我来帮你解困,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浪费。他痛苦(?)地摇摇头。总之,他是在找平衡,在用一个方面的心理优势来填补另一方面的空虚,另一方面他越空虚,他就越要强调或者说虚构他在这方面的心理优势,人就愈加成“病”。
        L女士是西安这个江湖码头上大名鼎鼎的人物,她不写不画但大名鼎鼎。因为她是著名的“大师情人”。在江湖传说中,她先后(亦有同时交叉一说)与著名作家某某某、著名国画家兼书法家某某、著名青年作家某某某有染。前两者已是中国意义上的“大师”,后一者也已然成腕儿正在当红。还有传说得更邪乎的,就是说在遇她之前此三人还什么都不是呢,而经她一染便一日千里飞黄腾达。我在北京读书时就听说过此人,我刚回西安工作那阵儿有一位上海诗人写信给我说:现在她就差弄出一诗人了,你要好好努力啊!我当然没有主动去找这位点石成金点人成仙的L女士,我有病啊?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她的一封信,信中说她是在严力主编纽约出版的《一行》上读到我多首诗,她说从那些诗中能够看出我的潜质与可能性,她说希望我有空时能上她家坐坐,聊聊。
        我是和仇光一起去 L女士家的,在一个黄昏。晚饭以后,我们各骑一辆自行车往东郊去。带上仇光不是我多事,是我收到信时他正好在场,坚决要求同往。他对江湖传说的了解已经远远大于他对诗歌本身的了解了,富于传奇性的L女士他当然要见。那天他非常明显地刻意收拾了自己一番,头发被打得过多的摩丝搞得湿漉漉的,像刚刚穿过一场雨,衬衣领子(明显是新换的)雪白,反称出他广东式的焦黄肤色。我开玩笑说:你小子像是去相亲。他说他有预感,L女士会爱上他的,他说她过去经历的那三位可组成丑人阵线(他根据对媒体上照片的研究所下的结论)。骑着自行车,我在暮色苍茫中面带微笑,因为有这么一位傻B同往的缘故,我忽然对这次会面产生了真正的兴趣。
        用“美人迟暮”来形容L女士方向是对的但未必准确,“迟暮”是真,她显然已在四张左右,但“美人”未必,我想即使在她风华正茂的时候也未必就算个真正的美人。家里好像没别人,传说中她是在很早以前有过一次婚姻。落座之后,她冲了两杯咖啡给我们。我问可以抽烟吗?她说当然可以,拿出的烟灰缸像个工艺品。总之,我们置身其中的环境是很有格调的。女主人不算漂亮而且已不年轻,但气质高雅举止得体,在西安这种土地方已足以叫人眼前一亮了。关于那次谈话的记忆在我脑子里已经比较模糊了,只记得她说了很多名人的名字,文坛上下好像没有她不认识的人。令当时的我有一点小兴奋的是,已经有人(也算名人)在给她的信中谈及了我。她谈到的至少有两个名字是有含金量的,而且我是在事后才明白就有点儿小佩服她。她说的是两个日本人,她说她刚从日本回来,刚刚见过两位很了不起的日本作家,一位叫大江健三郎,大江获得诺贝尔奖是四年以后的事。另一位叫谷川俊太郎,全日本最好的诗人,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日本诗人,我在大学时期就喜欢他的诗,但始终记不住他的名字,直到后来。谈话中对文学本身很少涉及,但我对L女士这样的人并无反感,她能构成某种氛围甚至还可能促成一些事,其实这样的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活动家”,而且她并不是代表某个机构在做这些事。整个晚上,谈话过程中,仇光几乎一言未发,他是插不上话。有那么两次我试着将话题引向他,我说这是一位很有希望的青年诗人,但女主人不以为意,只顾自己主讲了。当你冷落了仇光的时候,他便会用一种故作挑剔的眼神与你针锋相对,整个晚上,他差不多就一直是那副鸟样。
        这老婊子肚里没什么货,只知道贩卖人名。十点多钟,我们刚刚下楼,还未走出楼道,他就骂上了。这种老得掉渣的东西也有人要,倒找我都不要。骑车上了大路,他还气哼哼的。诗兄,不是我说你,你跟那老婊子黏糊个什么劲呢!我真想拍屁股就走……
        我实在没想到这小子的病已经得的这么深了,我将车把手一拐向他猛然一靠,吓了他一跳:你屁放完了没有?你听好了,以后我去哪儿,你别跟着。

        到城堡酒店接人,准确的说是先到城堡酒店预定房间再到机场接人。此事发生的时间我记得异常精确,即1991年5月11日晚8时许。因为4月30日是我的结婚日,10天婚假,我在11日上午去单位上的班(有两节课),在教研室接到一个电话,是台湾长途,当天中午就开始忙乎接人的事。电话是台湾诗人杨平打来的,我在北京读书时和他认识,之后有通信来往。杨平请我接待另外四位台湾诗人管管、张默、碧果和大荒,是台湾著名诗刊《创世纪》的四位同仁,四位老先生。安排一下酒店,再找一辆车供他们外出游览之用,费用他们自理,这事儿看起来不难办。我立刻想起了一位能办这种事儿的人而且想对了,接到杨平的电话我就马上给L女士拨了一个电话,也正如意料中的,她表现得十分热情,说就住城堡吧,四星级,她有熟人,可以打五折,车子嘛,她说她可以在一家单位找辆车,让公家的司机挣点外快,人家也是愿意的,价钱当面再说。其实,那四位老先生已在大陆了,五一游的承德,然后返回北京,当晚他们是从北京飞来。我在电话中问L女士要不要准备一块牌子写上他们的名字,她让我把名字报一个给她说让司机去办。
        事情就是这样。当晚七点我们在城堡大堂碰头,我、L女士、司机。我们在前台预定房间的时候,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仇光。我不知他是怎么来的,如何知道这事儿的,凭感觉应该和L女士有关,不可能是别人了。我实在是懒得理他,就当他不存在。手续非常简单,因为更复杂的手续得等客人到了之后亲自办。因为飞机要到晚上九点多才到,而机场(那时还是老机场)很近,L女士建议到咖啡厅坐到时候再走,她说不要急着赶过去,机场哪儿有这儿舒服啊。我们正要往咖啡厅去的时候,L女士的熟人来了,一个挺漂亮的小丫头,是酒店歌舞厅的经理。她对L女士姐姐长姐姐短的,说去咖啡厅干吗,去她哪儿可以边喝咖啡边唱歌,跳舞也可以。所以后来我们就去了三楼的歌舞厅,在那儿一直待到八点多钟,然后去的机场。离开时出了一点小问题,仇光不见了,歌厅里已不见他的踪迹。下楼来到大堂,也没有找到他。我说不找了,本来他就不该来。在去机场的路上,我问L女士,他是怎么知道的。L女士说,今天中午她在接到我的电话之后刚巧又接到了他的电话,他问她我最近在忙什么,她就说了今晚接人的事儿,所以他就来了。她问我:怎么?你们闹矛盾了吗?我说没有,只是不大来往了。她说他肯定是忽然有了什么急事,没准儿等我们把人接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在大堂等着。这种小男孩就是这么一种风格。她说。
        人顺利接到,一个都不少。四个老头挺可爱的,是四个老顽童。回到城堡,又在他们的房间待了有半个钟头,仇光却始终没有露面。而且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直到九年以后的几天前。
        我的呼机忽然响了,上面出现了两行字:诗兄,仇光在城堡酒店1357房等你,请务必前来。这年头,忽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故人很多,混得好也罢坏也罢,人到了西安大多还是想见个面喝顿酒的,只要人家有此心愿,我还有什么好说的,赶紧揣了钱打车踮去。这次也不例外。当年的那点小不舒服都已留在了当年。
        没有想到,当年的小靓仔站在城堡1357房门口的形象是一个小号的叶利钦,我哈哈大笑着说:你现在既不像张国荣,也不像刘德华,更不像周润发,你已经回归大陆了,整个一活脱脱的刘欢!他一边让我进屋一边说:惭愧惭愧,小弟这几年什么都没长净长肉了。我问他:发财了吧?他说:你想嘛,九年前我家就有一个超市,现在已经有四个了,广东人嘛,赚点钱比较容易。他的普通话比起当年还要不如,再加上形象的裂变,让我一时难以适应,感觉是另一个人。
        他坚持要在城堡请我吃饭而驳回了我请他到回民街去吃西安著名的烤肉的建议,我说这可是一个宰人的地方,他说无所谓啦。他说他想留在酒店吃饭的另一个原因是想在吃饭时告诉我一件事,一件当年发生的事,与这家酒店有关。

        以下是我和仇光在城堡二楼中餐厅用餐时的主要对话,没有录音,但都录在我脑子里了。
        诗兄,你知道那天晚上,就是在这儿接台湾人的那天晚上,在三楼歌厅我为什么突然消失了?你知道我是去哪儿了?
        我哪儿知道?那天你乍一出现,我都觉得突然。还是后来去机场的路上问了L女士,才明白。
        歌厅里的事你还记得多少?
        基本不记得了。那天好像客人不多……
        对,时间有点早,八点不到,客人们大多还没吃完饭呢,估计大部分都在这儿——餐厅。
        我们好像是坐在一张桌。
        对,你、我、L女士、司机。那个漂亮的小经理招呼我们。给每位上了一杯咖啡,鼓动我们点歌。
        L女士点了一首《英雄赞歌》,就是电影《英雄儿女》里的那首歌,王成牺牲时唱的。她唱的时候嗓门倍儿亮,把我乐坏了。
        我看见你在黑暗中窃笑,可见你对L女士不是真心的。
        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你还记得你自己唱的什么歌?
        《恰似你的温柔》。
        没错!你记忆力挺好的嘛。
        那是我第一次唱卡拉OK。
        唱得不错,就是到高音时有点发飘。还记得我唱什么歌?
        不记得了。
        光顾了和L女士聊天了,那天你们一直在窃窃私语。
        她对台湾诗的了解仅限于余光中、郑愁予,我对她说痖弦、洛夫最好,来的这四位,管管最好。
        她听得非常专注,一脸对你小佩服的样子,我就是在这时候离开的。
        去哪儿?
        没去哪儿。去了一趟洗手间,在歌厅门口溜达了一阵儿,我回来的时候看你们正聊得热火朝天,司机傻坐着。我就没有回那桌,随便找了个没人的桌子坐下了,还要了一罐啤酒。
        那后来你去哪儿了?我们八点多离开时你不在歌厅里。
        有一个waiter你是否有印象?瘦高个儿。
        没有,男的女的?
        男的嘛,那时候人少,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在忙。
        不记得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提那晚上的事儿?
        我也正想问你呢?你看你一直在折磨我,挺好的一桌菜,胃口都没了。
        对不起,请请请,边吃边谈,边吃边谈。
        你……说吧。
        九年前城堡酒店发生的那起谋杀案你还记得吗?
        记得。两位来旅游的日本老太太被杀了,被人杀死在房间里,捅了无数刀。
        正确!这你倒是记得很清楚。
        案子不是早就破了吗?起先怀疑是修淋浴器的一位临时工干的,后来侦破出是她们家族派来的一位职业杀手,以游客的身份混入中国,也住在城堡。还是为了家族内部争夺遗产继承权的事,好像是她们的一个侄子指使的,这两位孤老太太是一对姐妹对吧?
        对,对,对,这件事你可太清楚了。
        不是我清楚,关于这案子,每位西安市民都能说出一大套来,包括细节。
        但你知道是1991年5月11日晚上发生的吗?就是我们来接台湾人的那个晚上。
        不知道。
        你知道案子就发生在我这次所住的1357房吗?
        不知道。
        你知道案发的那个晚上我曾在1357——也就是后来的案发现场待过一个半小时吗?
        不知道。你小子别吓我,我这人没胆儿,真的,去年胆结石割掉了。
        那好,等咱们吃完饭,回房间再讲,在现场讲会更真实。

        以下是我和仇光回到1357房间之后他的主要自述,没有录音,但都录在我脑子里了。
        我在那个空桌旁坐下之后要了一罐啤酒,那个waiter先过来送了一次酒,后来又过来一次。是在我唱了第二首歌下来之后,又过了有十分钟。我没事儿可做只好多唱歌,我唱的两首都是王杰的歌。waiter第二次过来是来换烟灰缸,换过之后他把一个小纸团放在我面前,动作十分明确。我在烛光下打开纸团,是用写歌单的圆珠笔留下的一行字:先生,请到大堂,有人找。
        忽然接到这么一个字条我竟然有些兴奋,我不知道谁在找我,我也不去想在这个地方怎么可能有人找我,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我才兴奋。我在接到字条的第一时间离开歌厅下楼去了大堂,离开前我看了你们一眼,见你和L女士仍在密谈。我在大堂的沙发上等了可能有五分钟,猜测着周围的人哪一个会是找我的。先生,您好!这时有人从我视线之外跳进来,是歌厅里的waiter,刚才递我字条的人。
        先生,有件事想跟您谈一下。他在我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来说。您歌唱得不错,形象也好,很专业的。先生,您不是酒店的客人吧?我的意思是您不住这儿?
        不住。我来玩的。
        先生,您看有这么件事,我跟您说了,如果您同意,咱们就算做成了一笔生意,以后还可以长期合作。如果您不同意,就当是没听见我的话,也不要对外人去讲,咱们就算交个朋友。
        你说,只要不是贩毒。
        先生您别开玩笑,掉脑袋的事儿我哪敢啊!我可说了嗷,有两个日本老太太,来旅游的,晚上闲着没事儿,想找个小伙子……放松一下,价码很高,人民币两千,您看……
        我全听明白了。我坐在那里发愣,足有一分钟,然后故作老练地说:可以干。
        太好了!他凑近我说:我去给她们打电话,您十分钟后上去,记住,在1357房。完事之后请到歌厅找我,我请您喝酒。
        我问:我这两千是不是有你一份。
        不,不,都是您的,我已经拿过小费了。说完他走了。
        在沙发上等待的十分钟里我已经开始有些后悔,在电梯上也是。到后来似乎只剩下最后的一点好奇心在吸引着我去做这件事,你知道我从不缺钱也不缺女人。
        那天晚上,站在1357门前的我腿软了,犹豫了几秒钟后,我摁响了电铃,门开了,探出头来的真是一位老太太,那老太太真像个鬼。进屋后我见到了一模一样的另一个,原来她们是一对双胞胎。我前后学了不到一年的日语似乎只是为了应付这个晚上。她们请我坐在沙发上,其中一位给我泡了茶,简短地聊了几句,都是一般话,然后建议我去洗一下。我当着她俩的面脱光衣服进了卫生间,我把水温调得较低,当水流从头顶喷下来的时候,我紧张的情绪得到了缓解。从卫生间出来,她们已换好了睡裙,屋子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香水味,床头灯也被调至幽暗的程度。我仍然是故作老练地问:谁先来?两人叽哩哇啦地笑着说:一起来。当然用的都是日语。她们让我躺在靠里的这张床上,两人同时俯下身来开始舔我的身体。都是日本黄碟里的那一套,那时我看得不多,所以觉得满新鲜的。也就慢慢地来了情绪,在她们争抢着开始吹萧之前,那萧已经一枝独秀了。总体来说,我的表现不错,尤其是第一个,第二个稍微勉强些,但对方已经足够满意了。当然是穿着雨衣做的,雨衣是她们自备的,估计是从日本带来的,非常精致,一只是透明的,一只是红色的。如果不穿雨衣(我最烦那玩意),我的状态肯定还要好些。和这种老娘们儿做,只要找到一点感觉你就闭着眼瞎弄呗!完事之后两人情绪不错,叽哩哇啦的交谈着,我也听不全懂,大概是在交流刚才的体会。看来她们经常这么干,在世界各地性旅游?我纳闷这把年纪(两人年龄相加至少有一百岁)的日本女人也会这么开放。一位从冰箱里拿了一罐啤酒给我,我喝了两口,点上一支烟,我一边抽烟一边快速地穿衣服,我想赶快离开这旧社会般黑暗的房间。钱,她们搁在电视机上了,提醒我刚才所发生的一切都不属于艳遇的性质。
        我当然没再去找那个可恶的waiter,大步穿过城堡的大堂,逃也似的去了。
        真正的惩罚还在后头呐,有一天我听说两个日本老太太在城堡被人杀了,我知道警察随时会来找我,那天晚上我在那个房间里留下的蛛丝马迹可太多了。我甚至还想到在这个案子里,那个瘦高个的waiter会不会是一个角色呢?等了三天,警察没来,但我知道他们终究要来。我来了一个当机立断:回家!其实我并未马上回家,去珠海打了半年工后才回家,那时我已和西安的同学通了电话得知此案已破。

        你的故事讲完了?
        完了。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还写诗吗?
        你忘了,刚见面你就问过我了,不写了,早就不写了。
        那你是不是正在写小说?
        没有,生意都照顾不过来呢,我哪有时间去写什么小说。
        你没听明白,我是说你很有写小说的才华,不写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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