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沙 ⊙ 伊沙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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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中心》(短篇小说)

◎伊沙



急救中心

伊沙

        母亲病危的那个凌晨我正在做一个梦,后来我一直没有想起来我梦见了什么。只是当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突然惊醒的我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一个梦:我是从有梦的睡眠中醒来。没穿拖鞋我就去接电话了,也没顾上穿衣服——这在二月将尽暖气未停的房间里感觉不到,只是感到脚底冰凉(在大理石的地面上)。恐惧自下而上弥漫全身,我在迈进客厅走向电话的途中就意识到:出事了。
妹妹在电话里的声音还算平静,她说:妈病危在四医大,你快来!
我的声音倒是有点儿发颤:在……在哪科?
她说:急诊中心,一进大门就能看见。
撂下电话我回到北面的屋子——对,那天我是独自一人睡在北屋,并未和妻儿一道睡在南屋。写得晚了,那些日子我为一部小长篇夜夜写到倒头便睡的程度。我在北屋以军训那年培养的速度穿好衣服,重回客厅时,妻子正从南屋里出来,以三点式站在我面前一脸焦急地问:出什么事了?
我一面把脚伸进皮鞋一面对她讲。
怎么会?!春节在咱这儿不是还好好的吗?!她叫了起来。

出门时发现天黑得厉害,那时大概是凌晨三点多钟。打车没费什么事,这正是夜班司机在各夜总会歌舞厅门前载客的好时光,我家对面的一个也正霓虹闪烁灯火辉煌。这时候幸好没有碰上一位饶舌的司机,我说:到四医大急救中心,师傅请开快点。他只说了声好,就不再吭气了。我在想母亲的病,我想为这突如其来找到一些可靠的依据。母亲是四年前查出患有尿毒症的,那个可怖的夏天,父亲正在阿拉斯加工作,一听母亲的病情便急急火火地赶回来了。四年来,父亲一直陪着母亲在四处求治,他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死心踏地地走上了一条中医路线的?透析!是在母亲坚决不肯透析之后。四年来,母亲的病一直十分稳定,这带给我们一些虚妄的希望和幻觉。要说问题可能出在去年的那次白内障眼科手术上,本来医院是拒绝为她这样的重病患者实施手术的,她的肾功能差,无法正常地排毒,手术必须的麻药不会给她带来丝毫好处。后来父亲找了熟人,他是在母亲的央求下这么做的,母亲说她宁肯少活几年也不愿做个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手术就这么勉勉强强地做了,手术本身很成功,但身体的恢复很慢。她的身上开始出现可疑的红点,伴随着瘙痒的感觉,体力越来越差。春节期间,她几乎都是能躺则躺地在床上度过的,但是一见到小孙子的那股子精神劲儿却让大家多少忽略了这一点。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不愿去想这个病继续发展下去将会遭遇到的一个可怕的事实,而从根本上没有得到有效控制的病情却一刻也没有停止它的发展……
大约一刻钟后车子已停在四医大急救中心的大楼门口,我没等司机找钱就推开车门冲了出去。跑过走廊,我在第一急诊室的最深处望见了父亲和妹妹的身影,继而望见床上面如死灰的母亲:她的鼻孔里通着输氧管,被一条白色的胶纸随便地粘住,双目无神地望着我,忽然有些激动地说:儿子,你差点就见不到老娘了!
胡说什么?你不是被救过来了?你不是见到儿子了吗?父亲站在一旁说。在母亲的病上,父亲是乐观而粗心的一个人:他的乐观使母亲至死没有丧失活下去的信心,他的粗心也多少耽搁了母亲的病。
妈你不要太激动了,你儿子不是来了。妹妹站在一旁说。
我握住母亲未打点滴的那只手,一时找不到该说的话。现在我最想知道的是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两天前我们还通过话,那时候一切都还好好的。
昨晚睡前洗脚时她已经没有力气擦自己的脚了,睡下之后有些喘,勉强睡着,到夜里就喘得厉害起来,气上不来。我让你妹妹到楼下得哮喘病的张教授家借来一个氧气袋,作用不大,就赶紧送来了。手忙脚乱的,连给你打电话的空隙都没有。几分钟后,父亲站在急救中心的走廊上对我讲着事情的原委与经过。他一面讲一面很深地吸烟,头发有些乱,有一溜滑到额前,我发现父亲在一夜之间竟变得苍老起来。
我和父亲回到母亲的床前不久,就受到医生的干预,说母亲的情况已趋于稳定,急诊室里只能留一位家属陪护。我语气坚决做主一般的让父亲和妹妹回家,我想他们现在也需要休息。他们走了,说天亮后来接替我。拿过一个小板凳,我坐在母亲的床前,她看起来毫无睡意,我便说一些她感兴趣的话,我知道那个阶段她最感兴趣的话题是关于她的小孙子。她躺着,我坐着,我们说话——这是从那天凌晨开始在后来的十二天里每日都要出现的情景,十二天后的夜里,母亲去了。而当时我却全无预感,也许是为了能够全神贯注地做好现在的事我已杜绝了对将来的任何预测。母亲带着对她那漂亮小孙子的心满意足睡去了,那时我看了看表,大约四点半钟。我太需要抽一支烟了!就在护士换了一个新的注射液瓶之后,去了走廊。

楼门咣的一声被推开了,那帮人几乎是冲进来的。是三个壮年男子,其中一位背着一个满头银发面色青紫的老头,嘴里高声吆喝着:“让开!都给我让开!”然后进了第一急诊室。本来我是坐在走廊候诊的椅子上抽烟,现在也不由自主腾地站了起来。这是急诊中心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的日常风景,而对我来说几乎是初次目击,更也许我是想到了几小时前父亲和妹妹送母亲进来的景象吧。也就在我起身站起来的当儿,我的眼睛突然直了——死死盯住紧随那几个男人跑进来的一位老少妇。
杨——雨——虹!我几乎是一声怪叫,声音都有点走样了。
她明显一愣。还和过去一样她的任何情绪都会在面部激起夸张的反应。她带着标准的惊讶表情望着我,紧接着又是一个标准的释然表情,然后快步走近我。
我爸爸心脏病犯了,待会儿见吧。说完她一转身,跑进了第一急诊室。我注意到她腰臀结合部的曲线保持得不错,尽管丰腴了不少。
我又想抽烟了!便重新坐了下来。
十二年前包括更早的一段时间,我和杨雨虹在同一所中学读书,我们是从高二第二学期文理分班时一起分到文科班的,我们之间的一段恩怨就出现在那时候。刚才我能在十万火急千钧一发的时刻认出她来,几乎已算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然还不止于此。因为是我先爱上了人家。她在我那一时期的日记本里出现时的代号是一个酸啦吧唧的“女神”。我喜欢杨雨虹,在不大了解我的同学看来是多少有点儿奇怪的事,因为当时班里最艳的一支花似乎对我有点儿意思,这几乎尽人皆知。如若“早恋”,跟她会来得更加顺理成章一些。那是他们不了解,我作为一名某方面早熟的“文学少年”,看女孩的眼光已和他们拉开层次啦。客观公正地讲,杨雨虹的长相在班里的女生中肯定不是最出色的,但她是那种特别给人想象力的长相,那时我总觉着她是我读过的某部小说里的人物。用我后来知识分子的话说:她长得很有文化。所以我自己知道,我爱上她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能够如此欣赏她的人在班里或是年级的男生中也不会很多。我准备爱了,我真的爱了,我和她在一个小组,下课后打扫卫生的轮流值日是在一起的,有那么两次,我快速扫完自己的那一排,又一口气把她的那一排也扫了。我埋头猛扫的时候她就站在旁边,面无表情地看着,也不说什么。旁边总有那么两个男生在对我起哄:学雷锋,做好事!学雷锋,做好事!这么一来二去她也应该明白了吧?

抽完这根烟我回到第一急诊室,母亲仍睡着,发出细微的鼾声,瓶子里的注射液还有很多。那边医生、护士正手忙脚乱着,我在人缝中望见了初次见面但感觉上并不陌生的杨雨虹的父亲。当年,有一次听班里几个去了杨雨虹家给她过生日的女生回来说:杨父长得如何优雅有风度。我还暗想:杨雨虹就是得自于他爹的真传吧。而现在我是什么也看不出来了。我知道杨雨虹是昆仑厂子弟,当年我们那所中学有许多昆仑厂子弟,在本地这是普通市民也会知道的常识,这些取名“昆仑”、“黄河”、“秦川”、“延河”的都是国营的军工厂。当年我在“敌情侦察”中了解到杨雨虹的父母都是五十年代从上海迁来的普通技工还是有点吃惊:他们怎么生出了一个长相如此小资情调的女儿呢?现在,我远远地望着她,十多年的岁月改变一些也留下了另一些,发现当年那些荡我心魄的感觉还依稀尚存。
帮人做值日的小把戏玩过之后,我准备加大行动的力度。我要利用我在当时同学中“小诗人”的一点儿优势,就给她写了一首诗。我在诗中写道:黄浦江的波涛泛起了你的什么,而海关大楼的钟声敲响了我的什么——刚巧我妈也是上海人,我童年的记忆中有一段上海生活的时光片段,玩这一套就有点儿信手拈来。我把诗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上,然后把那一页撕下来装入信封,通过邮局寄回学校寄给了她。从此我便开始焦灼地等待她的反应,我好像看到了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比如说早操时我们目光相对时她莞尔一笑然后便把视线移开了;楼梯上我和她一上一下她文静的表情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还有一件事,就看你怎样理解了:年级足球比赛,只有15名男生的文科班绝对是一支烂队,但大伙众志成诚踢得十分英勇,竟然和那几个班难分胜负,最后一场球我们和最强的二班竟战至2:2,其中一球是我打进的,球场上的我已经兴奋像个疯子,为抢救一个马上就要滚出底线的球我飞身而上,结果球留在了界内,人飞出去了——单膝跪地是我的结束动作,我的面前正站着和全班女生在一起为我们加油的杨雨虹,她后跳半米一声惊叫:真粗鲁!——这不是冬妮娅对保尔的评价吗?我如是理解,内心甜蜜。那场比赛之后,我朝杨雨虹单膝跪地“求婚”的事成了同学间争相传诵的一条“校园新闻”,有一次课间,班里的女生又用此事来跟她打趣,她面红耳赤的样子让我看在眼里。
我的下一步行动是给她写了一封天花乱坠的情书,把自己所有的本事都用上了。这一次也没有通过邮局,连信封都没装。我已经急不可待了,就在一个上午的课间,当着全班那么多人的面,我走过去,来到她的面前,将那三页稿纸放在她的课桌上。我注意到在我往回走的时候,有些女生已经开始窃窃私语,我顾不了许多了,只是觉着自己做完了一件大事。也是在课间,也就是在当天上午的另一个课间,那封情书连同上次寄她的那首情诗一同回到了我的桌上,她悄然而来完成这一举动时真是做到了面无表情、一言不发。
我有些恼怒,但又无从发作,便把手里的纸页撕得粉碎,随手一扬,制造了一个真正的天花乱坠。

急诊室里的杨父好像没事儿了,医生、护士已经离开,只剩下三个男人围站一旁,不敢懈怠。杨雨虹不在现场。我想着她应该在哪儿,便迈出了急诊室。果然,她正坐在走廊候诊的椅子上,神情黯然。
我走了过去,我说:可以吗?
她没有看我,只是轻轻点了一下头。我就坐在她的旁边,不敢靠得太紧。
没事儿了?我问。
这次是过去了,谁知道下次会怎么样呢。光是今年,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说着,她开始带哭腔了。
到底什么病?
心肌梗塞。
那是……挺麻烦的。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老娘。比你父亲的病还要麻烦。
什么病?
尿毒症。
这么重……上学那阵儿我见过一次你妈,有次下大雨她来给你送伞,在校门口。听咱们同学说你妈也是上海人?
是。
我们就这么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我们说的话很快超过了当年我们说话的总和。她的气息萦绕着,似乎比当年更具诱惑。我低下头去,看见了她那为我熟悉的一双脚。
这双穿着黑色的玻璃丝袜被裹在黑色高跟布鞋中的脚当年是裸露在一双红色的凉鞋中的,洁白耀眼。我因受不了它的刺激而表现得胆大妄为,严重出位,像是一个变态者。那是在一个下午的两节自习课上,没有老师,她又因要求教于我身后那位学习好的男生而和原来坐在此处的女生换了座位(这种临时换一下座位的现象在我班自习课上并不鲜见),所以,那天下午她从一开始就坐在我身后——这也成了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前提。心猿意马是有的,我几乎听到了她和那位“学习专家”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在探讨数学,她特别小学生的请对方指出她在学习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态度恭顺得让我羡慕。当事情过去了很久之后,我也曾暗自再三反思:我是不是由于突然滋生的嫉妒而产生了一种破坏心理,或者由于求爱遭拒而破罐破摔。答案是否定的。老实说,失败使我对其感情蒙上了一层悲壮色彩,生性自恋的人易于做一点自我感动的事,有一点对我来说已经很明确了:小爷我就是要将单相思进行到底。排除这些因素我是想说:那个事件的发生纯属偶然。
我的三角规掉了,我侧着脑袋往下看什么也没看见,便回头往后排课桌底下看——一眼便看见了我的三角规!那天我为什么要用三角规?因为也在攻数学。那天我那可恶的三角规为什么要往后掉?那就只有天知道。当时我侧下身子(同时也就低下了头)伸左手去检我那躺在地上的三角规,我的手在接近地面的地方停住了。与此同时我专注于地面的眼睛被一道白光闪了一下,随即脑袋里嗡的一声就全乱了。当时我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做什么——这一切都是在事后一点一点回想起来的:那道白光来自杨雨虹,来自她裸露在一双红色凉鞋中的白得耀眼的双脚,当时我的眼里只有这双巧夺天工的美脚了。我后来的性趣特征让我怀疑自己多少有点儿恋脚癖,如果真是这样,那当时完全失控的行为状态也就很好理解了——我伸向三角规的左手在短暂的停滞后改变了方向,伸向了杨雨虹的一只脚并坚决地握住了它(转瞬即逝中这个动作还是圆满完成了),手摩挲在白皙脚面上的美妙感觉也是我在事后回想起来并反复回味过的。杨雨虹大概是被这突然降临的脚上的感觉惊住了,像是被什么烫了一下,她的双脚同时往回一缩,我那罪恶之手似乎还可耻地往前够了一下,没有得逞。我的脸随着脑袋浮出桌面的时候挨了一记不够响亮的耳光!在那火辣辣的感觉升上脸面的同时,我看见杨雨虹平素白玉般的面孔已经变成了一块红布,她已经不知该怎样表达自己的羞愤了,在声音走调地骂出了一声“流氓”之后,她动静很大地冲出了教室……
杨雨虹离开教室之后找来了班主任。后来,我被叫到班主任的办公室里,受到了一连三声地盘问:说!你对她干了什么?说!你对她干了什么?说!你对她干了什么?最后我也只好如实禀告:我摸了……她的脚。我的那位教语文的文学修养相当不俗的班主任还挺幽默:看了那么多小说你不知道:男人的头女人的脚只许看不许摸!幸亏遇上他,就算大事化小,逢凶化吉。在故作严厉的一番批评教育之后,他说:我把这事儿给你记着,咱们高考完了再说!我心想:高考完了还说什么呀!咱就拜拜了您哪!他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后来常被我从记忆的仓库中提出来自娱一阵儿:你走吧!记住:以后不许乱摸女同学的脚了,别的地儿也不许摸。
此事在校方没有闹大,可我在班里的形象算是倒了,尤其是在女生中间。第二天,我的女同桌就跑到班主任那里要求调座位,一副怕被我骚扰的样子,也没有任何一个女生愿意和我坐在一起,所以我身边的座位就一直空着了,我就那么孤家寡人地坐到毕业。在从此到毕业那段突然又变得漫长起来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一个女生对我正儿八经地说过话,除了对我有点儿意思的那个“班花”:瞧你那点出息!什么人的臭脚你也摸!如果不是在意识深处老有个声音提醒我时间已经不多,我一定会把释放未遂的满腔热情献给她,哪怕只是为了让杨雨虹嫉妒一下。
终于毕业了,我如愿考上了一所北京的大学,杨雨虹由于数学太差拉了分只考上本地的一个大专,毕业后分回了她父母所在的昆仑厂——这是后来我回到西安之后在一次中学同学的聚会上听说的,在更后来的一次聚会上又听说了她嫁人的消息——她的老公也在她那厂,她的两个哥哥也在,他们一家子都挤在一个军工厂里——对这一点我印象颇深。我以为我不大能够再碰上她了,对于故人,想碰上的总会碰上,不想碰上的就永远碰不上——这是我的一点经验。
昨日洁白的一双脚现在变成了黑色的。我盯着它们,浮想联翩。
可能是她注意到了什么,把脚往回收了收。
你是不是很讨厌我?我说。
没……没有。她说。你把我吓坏了。那种事……你提出来……太早了一点……那时候谁敢啊……
这时候那三个壮年男子中的一个出现在急诊室的门口,冲她招了一下手。
是你那位?我用压得很低的声音说。
是。她说。我先过去了。
我仔细地看完她从椅子上站起走向急诊室的全过程,她走路的样子依然透着当年那优雅的韵致,她的“那位”也让我欣慰: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粗人”。让摘不到的鲜花插在牛粪上——不正是我乐于看到的吗?
之后我去了一趟厕所,是一次颇为费时的大解,酣畅淋漓。在这样的地方邂逅当年的“女神”带来了生理上的反应。

回到急诊室,母亲已经醒了,她说:你在外边抽烟吗?我说:是。然后我们又聊起了一些别的,我认真地谈论着母亲感兴趣的所有话题,没有注意到周围环境的变化。正聊到我有无可能破格晋升高职的问题时,医生走了进来,像是在问大家:心肌梗塞的病人呢?这时我才抬眼注意到:杨雨虹父亲的那张病床已经空空如也,那一行人已在现场消失。医生大惑不解,像是在对自己发问:这么危险的病,说走就走啦?老头不要命啦?!
这时一名小护士踢踢踏踏地走了进来,发出的声音像是正在遭遇歹徒的强暴:啊?!就这么走啦?快把他们追回来,这帮人还没交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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