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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谎的故事》(短篇小说)

◎伊沙



撒谎的故事

伊沙


        三个月前黄燎原带唐朝乐队来西安演出,是录制中央电视台“同一首歌”那台节目。摇滚终于可以在我们的国家电视台上露脸了,但令人遗憾的是不是崔健而是唐朝以及更加等而下之的零点花儿什么的。我和光头黄燎原还有唐朝的两位长发乐手在鼓楼的一家烤肉馆喝酒,其间还呼来许巍,他正巧回西安休整。席间黄燎原谈起他就要完稿的一部书,名叫《目击——我所亲历的近二十年的中国文化》。由他来写这样一部书真是太合适不过了,所有的道他似乎都淌过,所有的人他几乎都认识,只有他敢说自己是“目击”和“亲历”。他谈起我们在北师大的一间男生宿舍里初见时的情景,那是十五年前,我们都还是大一男生。据他说在场的还有日后小说极棒的那个狗子,我们在一些细节的记忆上有出入,他做出更有把握的样子:我有日记,我是记了日记的!
        喝到一个阶段,我们准备转场,想转到大差市附近的一个酒吧再喝。我们在烤肉馆门前的那条街上打车,光头黄燎原有些动容地对着夜空长吁一口气,他说:80年代连空气中都有一种特殊的香味。他的话听起来有点酸,在场的人中大概只有我能够听懂,并有那么一丝感动,我感动于我们这代人都玩在90年代,80年代还都是一群毛孩子,可我们又为什么那么深的怀念着它呢?怀念着一个压根儿不属于自己的年代?
        这个故事就发生在80年代一个典型的有着特殊香味的夜晚。冬夜降临,北师大教七楼灯火通明,五百座的阶梯教室正在等待着一个诗歌讲座。6点30分,我和小钟提前到场。我们要做的是要在讲座开始前把一百张《散文诗报》卖掉。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我和小钟都是太阳风诗社的骨干成员,小钟还是这个诗社的副社长,这一百张《散文诗报》是当晚要来做讲座的老诗人差人提前送来的,那个老诗人正是这个《散文诗报》的主编,他也是以散文诗起家的。他差人送来一百张《散文诗报》的意思是明显的,卖掉这一百张报纸就是他今晚动了口舌的报酬了——那时候这方面的制度不够健全。身为副社长,卖报的任务便落在小钟身上,因为正社长要负责接待来宾和主持讲座,他拉上我纯粹是因为关系好,我们是一个宿舍的,而且他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卖报!卖报!《散文诗报》!
        随着来人增多小钟吆喝上了,他拟报童的发音引来一阵阵哄笑,也起到了良好的促销效果,有些人可能原本不打算买,但看到这个卖报的家伙如此好玩,那就买一张吧。
        卖报!卖报!《散文诗报》!五毛一张,《散文诗报》!
        小钟得了鼓励,喊得更起劲了。负责收钱取报的我手上愈加忙碌,我问他:菜票收不收?他说:收!那时候,四毛菜票可以在我们的学生食堂买份荤菜。
        卖报!卖报!《散文诗报》!五毛一张,《散文诗报》!《散文诗报》,一看就笑!
        小钟的喊声开始变得怪腔怪调,哄笑声又一阵阵响起。我知道原因,我在收钱取报的偶一抬头,看见尹玲玲进来了,和她宿舍的一个女生,在中间靠边的座位坐下。我知道尹玲玲和小钟的关系,是他三聚三离的女朋友。那时候,让我想想,应该是他们第二次分手的时候。我知道小钟是表演给尹玲玲看的,用一种自嘲自虐的方式来博取对方的恻隐之心,他的意图通俗易懂。
        卖报!卖报!《散文诗报》!……
        我知道小钟的目的是非把尹玲玲喊上来不可,我想尹玲玲也明白他的意图,开始她还绷着,在座位上坚持不动,后来他的声音越发声嘶力竭地折磨人,她便站起来,沿着阶梯教室的台阶一步步走下来,她走到我面前说:你们是不是想喝酒?说着掏出五块钱:我买十张。发生的一切小钟也是看在眼里,他说:快把钱收好,别辜负了尹小姐的美意。那张多肉的脸上,一双眯眼里漾着得意的笑,他的目的达到了。
        不卖了,不卖了。《散文诗报》,已经卖掉!
        他那么喊着,不管我手里还有那么十多张。我知道他已失去了吆喝的动力,就赶紧收摊。这时正好诗社社长陪着一位谢顶老头走进来,走上讲台。五百座的教室已经全满。
        我们撤到阶梯教室的门口,小钟问我:讲座你听不听?
        我说:不听。我说:我对老头没意见,但我对散文诗有意见。
        小钟说:说得太对了!诗就是诗,什么散文诗!小钟说:那你想不想喝酒?
        我说:随你。
        他说:那走。

        从北师大北门出去沿街往东走上那么百十米在路口有家小饭馆,是典型的北京80年代的平民饭馆,陈设简朴,什么都做,而且味道不错。在我的记忆中它永远散发着腾腾的热气,在腾腾热气中隐现着几张生动无比的面孔,嘴唇翻卷着吞下涮肉咬破饺子也高谈文化。在我的印象中北京在80年代出现的许多激动人心的东西,比如说《今天》诗歌,比如说地下摇滚,都是和这种小饭馆的氛围融为一体的,就像我想象中咖啡馆之于巴黎的许多事物。当年我们作为追求文化的小屁孩出入于这种场合,也有种赶时髦的意思在里头。十多年后——就是今年年初,我带着一个初到北京的哥们儿来找过这家饭馆,发现它已变成一家卖日本面的装潢考究的面馆了——也颇符合时代的变迁。
        当年,那个晚上,我和小钟是寻着一股涮羊肉的气味来到这里并隐没在那片热气腾腾的灯光中的。我们要了涮羊肉和零打的二锅头,尽管是已在学生食堂吃过晚饭,可那阵儿青春强健的胃有着见肉立马又饿的出色反应。
        小钟把酒小心地倒入杯中并显出怡然自得的神情,他说上学期他在留学生楼陪住(北师大有这传统)时与一位来自丹麦的留学生酒逢对手,啤酒他是每喝必栽,那小子可以那么一直喝下去,从上午一直喝到晚上,从来就没醉的时候。后来有一次他弄来两瓶二锅头,他往碗里倒上一点儿,然后划着一根火柴丢进去,那老外顿时目瞪口呆站了起来,嘴里用中文高叫着:火!火!在他面前的桌面上确实是一碗火。由于这老外坚决不喝这火的酒,这一次就算是小钟赢了。
        火!火!小钟还在模拟那个老外的山东腔(老外说中文都像山东腔),我也乐了。
        小钟在我们年级的男生中算是比较能喝的几个之一,四川人嘛。那时我也算是能喝的,或者说叫敢喝,所以我俩喝酒还是有点儿气氛的。我们喝二锅头是因为我们只能喝得起二锅头,说起来很好笑,那时我给自己喝二锅头找到了一个特别的借口,那就是二锅头对于嗓子眼儿的刺激力可以立马让你的嗓音变得沧桑无限,像虎妞她爸,所以我尤其喜欢在女人面前喝二锅头。
        酒过不知几巡,小钟说:来,给我剥皮!
        我说:得得,你有病啊?!
        我自然知道他所谓“剥皮”是什么意思,都是让莫言《红高粱》给闹的。当年《红高粱》也是刚打响,我们对其中剥人皮的细节印象深刻,用今天的话说那可能就是最“酷”的。与此同时还留行一“酷”,就是勇于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用这一“酷”来说那一“酷”,就是“剥皮”,这也是中文系式的学生腔,不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嘛!伟大领袖早倡导过的。此“酷”一流行,宿舍里一到晚上的“卧谈会”,人人都成了刽子手,剥别人的皮也剥自个儿的。身处其中我知道两方面都需要勇气,而在这两方面也都涌现出了真正的勇士,在我们宿舍里,杨林是剥他人皮的高手,小钟则是自我剥皮的大师,他们俩在一起正好是一台戏。那年暑假我们宿舍一起去山东青岛一带搞社会调查,杨林剥了小钟一路的皮,直剥得体无完肤。他竟能看出小钟对我们傻大黑粗的女辅导员的邪恶欲念,而小钟也竟然认为他看得很准,那一路,小钟自我剥皮的经典之作是供出了十二岁那年在家乡偷窥大姨妈洗澡的事。现在他又来折磨我了,他已被人剥皮或自我剥皮成瘾。
        我说:你让我剥你的皮,好吧,那就谈谈你的受虐狂和自虐狂倾向。
        小钟说:你不好好剥,我可就自己剥了。
        我说:那你还是自己剥吧,说说看,这回你想强奸谁?

        那天晚上小钟以“剥皮”为旗讲了两个故事。他一开讲我就被吸引住了,我觉得他很真诚。他的故事也比以往显得高级。
        第一个故事讲到了我们作为新生开学报到的那天。他独自一人从四川某县坐了两天一夜的火车到达了他只在梦里来过的北京城,显得傻乎乎的。傻乎乎的在火车站坐上了一辆到学校去的班车,在学校大门口的报到处,傻乎乎的守着自己的行李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有一个高年级的女生来到他面前,自我介绍说是中文系84级的,专门负责接待新生。她说:上一届负责接下一届,是中文系的传统。她说这话时已经骑在三轮车上了,车上是一堆行李和它们傻乎乎的主人小钟。
        我那时可是真傻啊!我明明会骑三轮车可就那么一言不发的让人家一个女的驮着,还有那些行李。人家问我话,家在哪儿什么的,我也是有一句没一句,带搭不理的,我那是自卑。那女孩不漂亮,但落落大方显得很干练。小钟说。
        女孩把他送到他住的西西楼下,还帮他把行李提上楼去,他甚至记得女孩额角的汗珠,在她白皙的皮肤上晶莹发亮。而当时他既没推辞又在事后没说一声谢,只是站在宿舍门口,望着女孩离去的背影——他还清楚地记得那背影是白色的,因为那天她穿着一件白连衣裙。他的嘴张了张,没有发出声来。
        这还是可以原谅的,小县城的孩子一进北京就傻了呗!不能原谅的是后来。小钟说。
        后来,那时已经开学一个多月了,有一天的中午他走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从开水房拐弯的时候,他发现迎面走来的一个姑娘有点面熟,肯定是在哪儿见过。想都不用想,他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已经记起了她——那个在报到那天用三轮车驮过他和他的行李的短发姑娘,是北京和这所学校留给他的最初的美好印象。那时她正朝自己走过来,一只手拎着两个热水瓶,一只手端着一个塑料饭盒,她的脸在秋日正午明媚的阳光下微微扬起,显得很朝气也很傲气。正是这一丝傲气让本来鼓足勇气要和她打招呼的小钟在瞬间改变了主意,他低下头,准备就这么混过去。但就在两人“错车”的时候,他忽然听到她说:你好!那一瞬间他心里一定是后悔极了,但当时的表现却是愣了愣,然后更深地低下头继续往前走。
        我真是丑陋极了!我脑后长眼的话一定能看见她失望的表情,对人性失望,也许她只是感到莫名其妙,怎么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小钟说。
        再往后他又在校园里多次碰见她,每一次他都鼓足了勇气要和她说话,但每一次——那次之后碰见他,她便再也不提供相互对视的机会,她的目光永远是在别处的,那张脸永远是微微扬起的,似乎对某种人或是某类东西充满了不屑。学校搞戏剧节的那天,科学文化厅里跻满了人,小钟先是在图书馆看了两小时书,赶到科学文化厅时已没有座位了,只好站着,身旁的两个女生正在议论台上的演出,学生自编自导的戏首先唤起的是同学的兴趣,他听出她们是中文系的,一扭头发现是她,这回他毫不犹豫当机立断充满热情地打了招呼:你好!看演出呐?有你同学在演吧?她愣住了,然后和身旁的女生相视一笑,笑声十分夸张。她的表情告诉他她分明已经不记得他是谁了,她的表情还告诉他她——她们把他当作一个无聊套瓷(词)的小男生了。当时他黯然退出了现场,默默的在人群中溜掉。
       我想,在毕业前我一定要正式找她一次,什么不说都可以。小钟说。
       我盛赞了这个故事,我说:你要这么自我剥皮,我爱听。
       那就……再讲一个。小钟说。他一边说一边搓手。他经常这么搓手,有时候会直接搓出一串串小泥儿来。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习惯是出于内心的自卑。
        他在第二个故事里讲到了宋光。宋光是我们的同学,也是他的四川老乡。还讲到不就前结束的苏联电影周。嗷,是苏联,那时苏联还在,真是恍若隔世啊!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小钟和宋光一起去看电影,是苏联电影周中的一部,名叫《稻草人》。是在西四的红楼影院看的。
        在47路车上我就开始给小钟大讲苏联电影,讲得神乎其神,我讲到一部名叫《丑八怪》的片子,拍得多么牛B,宋光这个没文化的家伙彻底听傻了,眼里满含着对我的崇拜之情。小钟说。
        车到站后,他们发现离开演还有那么一段时间。宋光就请小钟去红楼影院对面的延吉餐馆吃朝鲜冷面,吃完后还在影院门口请他喝酸奶。对宋光这种书上没教就自然不会的标准学生来讲,小钟真是太渊博了!朝鲜冷面他也能说出个一二三,一瓶酸奶他也能说出个ABC,更不用说电影这种“文化”了,那就更是专家的感觉专家的视角。宋光愿意和小钟这种渊博之人在一起,因为随便就能学到东西。也许还应该补充一点,这场电影也是宋光请小钟看的。
        在电影院门口还碰到许多师大的同学,跟包场似的。小钟说。
        进场落座之后小钟还在继续他的苏联电影讲座,面对一个人的讲座。讲的还是《丑八怪》。他已开始分析该片的人物和剧情了。电影开始后他还在讲,他是在回报宋光这一连串的请客吗?还是在过嘴瘾?他在讲《丑八怪》,银幕上在演《稻草人》,后来出现了令人废解又十分有趣(对宋光来说)的现象:他在底下讲上一段《丑八怪》的情节,银幕上的《稻草人》便会演上一段基本相似的。宋光终于忍不住说:你看,好像差不多……小钟安静地看了会儿便彻底地安静了,直到电影散场他再没有说一句话。
        我看了不到十分钟就基本上看明白了,《稻草人》就是那著名的《丑八怪》,只不过译法不同罢了,我他妈又不懂俄语。在黑暗中我的脸红了,红得发烫。我是吹牛遭到可耻的败露,其实我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我是在《当代电影》杂志上看过一篇介绍苏联现代电影的文章就拿来吹。我都忘了我是怎么坚持到底把那个片子看完的,那真是一种残酷的折磨啊!我成了一个十足的小丑!我在看电影,我感到宋光在看我的好戏。小钟说。
        我又盛赞了小钟的第二个故事。真的,我打心眼里觉得这都是很好的故事,第二个比第一个更好,因为更绝。即使是在当时我也不会愚蠢地以为绝事儿都让小钟碰上了,我相信那是因为他对生活有感觉,对生活有感觉的人是因为对艺术有感觉,所以他能够发现他的生活。
        那天晚上小钟喝高了,在一连串猛烈地抨击了自己的卑贱、猥琐、虚荣、下作之后,他喝高了。小钟只在一种情况下会先我而高——那便是心情恶劣。上一次喝高是在上一次和尹玲玲分手时,在我们宿舍。他没喝多少就往厕所冲,对着便池大吐不止。十多年前,小钟堕入的是一个丑男人乞丐式的爱情。是,他绝对算丑,在某女生宿舍私下进行的年级十大丑男的评选中,他有幸当选。丑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女朋友也是丑的,他也是这种心理,于是他要找长得还算不错的尹玲玲,于是所谓爱情就变成了乞求和勒索。他曾告诉我有一个晚上他在圆明园的月光下狂吻尹玲玲,他的一只手还抓在她的一只乳房上(是隔着衣服的——他们的关系到最后也仅限于此),不知过了多久,他偶一睁眼看到黑暗中的她杏眼圆睁,木然地望着天上的月亮。我真是见了鬼了!小钟说。见了鬼还不离开,这便构成了小钟无穷无尽的烦恼。说到底还是不敢正视那个对方不爱的事实。小钟的另一重病现在看来已经有点可笑了,但在那时却简直是命运的判决。因为高考时差了一些分数,他被弄成了定向委培生,毕业后要到山沟里的航天部基地去教书。令他感到前途暗淡。不去就得了呗!也许你会说。但对80年代的大学生来说这又谈何容易?那时我们还以为工作只能是国家给的呢。
        那天晚上小钟真是喝高了,我把他架回去时发现他的两腿是软的,他让我把他架到女生宿舍去,他要把尹玲玲干了,他说你信不信我要把她就地干了,我说我信。他始终没干,不知为什么。也许干了尹玲玲就会爱上他,我这样想。

        去年六月我到成都参加一个“电影与文学”的研讨会。那个会因为请到了陈凯歌、陈红夫妇,所以倍受当地媒体关注。一天晚饭后我刚回到房间,拿起一张当天的《成都商报》,报上整版都是这次会议的报道。房间的电话响了。我想是会议的组织者在安排当晚的活动吧。
        电话里的人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然后说:是你吗?
        我说:是。
        他说:猜猜看我是谁?
        我支吾着,猜不出来。只是觉得对方的声音有些耳熟。
        他说:操!你把老同学给忘了,我是宋光啊!
        宋光在报上得知我也参加了这个会,也是在报上得知我们所住的饭店,然后打电话到饭店的前台查到了我的名字和所住的房间,就这么找到了我。看来成心要找一个人的话并不难,哪怕十几年音讯皆无。
        我请他来饭店,他说去饭店有什么意思。他让我立刻下楼出门打车到明清茶楼来,我就照办了。
        司机听我说普通话就开着车使劲绕,南方人,咳!我作为一个北方长大的南方人最烦南方人这一点,也最知道该如何对付。车子终于停在了明清茶楼的门口,我说:师傅,你继续绕啊!我可以多欣赏一下成都的夜景。
        那个鸟人用四川话说:同志啊,那条路塞车。我绕也是绕了一下下。
        我也用四川话说:十五块你跑到三十三块也是一下下?我只给十五。
        扔下钱我就下车了。一进明清茶楼我就看见胖了一圈的宋光陷在一个高背的藤椅中,那副安逸舒适的样子大概就是成都男人标准的样子。中间隔了十多年,跟大学同学重新见面,我发现真还没有认不出来的,胖一圈几乎是所有男生共同的特征。
        相认。击掌。落座。寒暄。宋光毕业后分在成都的一个邮政部门做秘书,现在也熬成了处长之类的,挺有油水的一个职位,所以这个原来的瘦子已经变成了一个胖子,娶妻,生子,升官,发财,都是这十年的大事。很快的我们就聊到了小钟,这也很正常,我和小钟关系好,他和小钟是四川老乡,我和他在上学时很少直接来往,小钟成了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纽带,所以我们聊小钟。
        小钟毕业后真是沿着命运指定的方向到了四川的某山沟,在航天部一个基地的子弟中学里教书,宋光说那两年他有机会到成都的话总会来找他,一块喝喝酒发发牢骚什么的。九二年他实在呆不住了就去了广州,在报纸干过,后来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再后来他开始做期货——这是他真正擅长的项目,宋光说这家伙有赌徒素质,上学时就喜欢打牌赌个菜票什么的,他也确实因为炒期货而发了财,后来炒到北京的一家公司,那是九五年。他去北京的真正动力是为一个女孩,我们学校教育系的,他们是在出外搞社会调查时认识的,毕业后还保持通信来往,后来就开始谈恋爱。他在广州时每周末要飞到北京去谈恋爱,周一再飞回来。所以他要去北京。现在呢?宋光说:现在他早和那女孩结婚了,目前还没孩子。在山沟里那阵儿小钟和我有频繁的通信来往,那时他还在写诗,他初到广州干报纸时还来过一信,后来就断了联系。我听到的有关他的传说和宋光讲的出入不大,基本上就是如此。只是我听人说他不想和我联系的原因是因为他早已不搞写作了,怕无言以对,他的心态我理解,岂止是他啊,后来放弃了写作的不都是如此吗?所以当宋光拿出手机要拨他的号码时被我制止了。我说:等一个自然的机会吧。
        宋光说我陷在藤椅中的样子很像一个成都男人,我问他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因为你一脸享乐主义的表情。我说:我就是成都人,三十三年前我生在成都。
        我说:十二年前,小钟讲过一个故事给我听,其中还讲到你。
        宋光说:有我?怎么会?什么故事?快讲讲。
        宋光好奇的样子给了我复述那个故事的欲望,我讲了。成都茶馆特有的氛围让我把这个故事讲得很慢,也讲得很仔细。
        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我还没有完全讲完,宋光就叫了起来。我只和他一起看过一场电影,但不是这一部,是《野鹅敢死队》,你想他怎么可能跟我去看苏联电影周,那应该是尹玲玲的专利啊!宋光说。
        真没有?我说。
        我骗你干吗?尴尬的又不是我。《稻草人》我当时也看了,是和我们宿舍的人一起去的,老宿他们。宋光说。
        我忽然有点走神,说不清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是一种奇怪的挫败感吗?还有一丝丝与神秘交织起来的恐怖。说不清楚。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要说什么,在说什么:十二年前的那个晚上,小种还讲了一个故事,是和这个故事一块讲的。
        然后我又复述了另一个故事,不过这一个没有上一个讲得那么有耐心,我的注意力好像一下子飘走了。
        结果证明宋光是一个绝好的聆听者,他在我讲述的过程中听得非常认真(是做认真状),甚至还不时做出一些代表惊讶、会意、快乐之类的表情,但是,等我刚一讲完,这家伙又叫了起来:
        诗人啊!你可真是太好骗了,这是咱们上学那阵儿《读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是个大学生写的,很多人都知道,你怎么就没听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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