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园 ⊙ 这苹果树,这歌唱,这黄金


 

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赞巴拉,并非捏造的神话国度

◎曾园



和我的预料相反,“赞巴拉”在中国并非默默无闻,中文Yahoo网站提供了多达一百多个有关字符串“微暗的火”的网页。关于“纳博科夫”,该搜索引擎提供了上千个网页。如您所知,我还没有输入“纳博柯夫”、“纳波科夫”以及“纳波柯夫”和其他可以想得到的组合。由此可以得出的一般性结论似乎是,有一些中国人已经很了解纳博科夫了。但是实际情况又远非如此——我看到的大多数内容都出现了为数可观的错误。有的文章说小说《微暗的火》里面的同名长诗《微暗的火》很平庸(根据是该诗只谈“生活琐事与观念讨论”),在小说中杀死谢德的凶手真的叫格拉杜斯。有的文章认为纳博科夫的父亲是在“拉选票”的过程中被人枪杀的。作家苏童在他那篇精彩的《读纳博科夫》里,也误把纳博科夫在德国写的《黑暗中的笑声》当成了“苏联时期作品”。事实上,终其一生,纳博科夫的文学生涯中并不存在一个“苏联时期”。这个现象令人费解,喜爱纳博科夫几乎总是伴随着误读纳博科夫。更令人费解的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把纳博科夫的姓名省略成了Vladimir Nabokov (正规场合的全称应该包括父名,即  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在介绍《普宁》时说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写一个移民到美国的昆虫学教授。”还说“他用英文写作的头两部作品成就不大”,等等。态度武断而漏洞百出。
纳博科夫(1899—1977)出生于彼得堡。祖父曾任俄国司法部长(我们可以在他多部小说里看到法官的形象,《斩首的邀请》则直接描写了监狱和死刑),外祖父是俄国皇家医学院首任院长(可以联想到他的小说中出现的许多精神病人以及后来他对弗洛伊德的不满)。父亲曾是一名法官。1917年在临时政府里任职,十月革命后全家流亡欧洲。在柏林办一份自由派流亡杂志(当时欧洲有数百万俄国侨民),1922年被流亡的右翼君主主义分子暗杀。(在《微暗的火》里,我们读到的故事却是左翼枪手要去谋杀一个流亡的君主。)纳博科夫1919年随家庭来到伦敦。1922年毕业于剑桥,主修专业是传奇文学和斯拉夫文学。与他同一年出生、同样爱好哲学、同属于“后现代派小说家”的博尔赫斯同时也就读于剑桥。(同时在校的还有我国诗人徐志摩,可作参考)。
纳博科夫在成为世界著名的小说家之前就创下了很多惊人记录。他的第一部英文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在俄文作家西林(纳博科夫流亡时期的笔名)那种细致、文雅、寓言般的风格中,出现了令人吃惊的大大咧咧的语气、广阔的视野、层出不穷的词语游戏,语言也更加诡异动人。该书1941年在美国出版后,就被下一代的许多美国作家悄悄奉为经典。1951年纳博科夫发表了自传〈说吧,回忆〉,尽管这时还没有写出他最好的三部小说的第一部《洛丽塔》,回忆的调子仍然是带有凯旋意味的。美国著名评论家怀特说这部自传写得好,应被列为大学英语系必读之书。
当然,众所周知的是,给纳博科夫带来“世界性声誉”的是1955年出版的《洛丽塔》。尽管纳博科夫本人也从不掩饰自己对这本书的偏爱。但是《洛丽塔》出版后红得发紫,越来越热。最后纳博科夫径直就成了“《洛丽塔》的作者”,“亨伯特”和纳博科夫的相似性成了学术研究中的时髦话题。到了这种程度,超然物外的纳博科夫未必不感到心烦。1957年出版的《普宁》从题材上可以说是逆《洛丽塔》潮流而动。一个老年的俄语教授,迂腐、善良、过时。这本书不像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没有引起广泛注意。摇滚乐队POLICE的一首歌《Don’t stand so close to me 》提到了《普宁》:he starts to shake he starts to cough,just like the old man in that famous book by Nabokov。既然连摇滚乐队都说《普宁》是一本“出名的书”,其他严肃的说法就可以存而不论了。
六十年代初,纳博科夫在写作《微暗的火》之前翻译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按照他的美学观点,采用了直译加注释的方法。但考虑到直译不能传达诗歌的全部神韵,注释也就变得相当长。这本书有两千多页,译文仅占208页,其他均为注释。可以想到的是,在撰写这漫长的注释当中,小说家纳博科夫摸索了一本新小说的偏僻歧路。事实上,这条歧路已经有人走过,18世纪英国诗人蒲柏曾以这种方式写过一部英雄双行体史诗《群愚史诗》(The Dunciad,1743),全诗四章,附带古怪的注释和可笑索引。纳博科人把这些特点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微暗的火》。所以当有人大谈特谈《微暗的火》的奇特结构时,我就想劝他把那些精彩论文综合起来一起献给蒲柏。纳博科夫的奇特之处在于他把注释变成了小说。当那些拆零的注释碎片像万花筒一样被纳博科夫玩转起来以后,他在小说中颇为满意地写道:“……这些话也说得够多了,还是让咱们转回来谈谈我们这位诗人家里的窗户吧,我无意把一些确切的供评论研究的资料编织调制成极像一部小说的样儿。”的确,这部小说的形式满足了纳博科夫的特殊要求:他必须把自己和通俗作家远远区分开来。《普宁》成功了,但还不够。还要来一个更加耸人听闻的“纯文学”小说。
从最初的效果看,他的做法有些过了头。当评论家用学院批量生产的直尺去衡量纳博科夫所酿美酒的容积时,他们便对自己遭遇到的捉襟见肘的困境提抗议了。纳博科夫于是大声疾呼:“给我具有创造性的读者。这个故事是给他写的。”同样的呼吁贝克特已经为他的《等待戈多》也许用更激烈的方式发出过了。《微暗的火》没有像《等待戈多》那样发生奇迹。这部天才之作只能慢慢发生作用,并等待公众的感受力发生变化。有评论家说,《微暗的火》是一个“捕捉评论家的陷阱”,如果有人企图给这本书下某种硬性的定论,那么它也许是一个“陷阱”;如果你确实把它“掰碎成一小块一小块——然后你才会在手掌间闻到它那可爱的味道,把它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细细咀嚼;”那么,作者纳博科夫向你保证“它那稀有的味道才会让你真正有价值地品尝到,它那碎片也就会在你的头脑中重新组合起来,显露出一个统一体。而你对那种美也已经付出了不少自己的精力。”
这部小说的表面形式是在模仿一首诗的详细评注和索引。诗的名字也叫《微暗的火》。来源于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诗的作者是美国阿巴拉契亚州(虚构的州名)的著名诗人、华兹史密斯大学教授约翰·谢德(1889,7,5——1959,7,21)。纳博科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毫不含糊地说约翰·谢德是虚构文学中最伟大的诗人。这首分成四章的诗一共有999行,谢德花了不到二十天写完。后来有一名罪犯误认谢德是判他入狱的法官而将他枪杀。(谢德住在法官的隔壁,长相也有点像法官。)真正住在法官房子里的另一个教授查尔斯·金波特实际上是遥远的“白色国度”赞巴拉国的国王,1958年5月1日被废黜后隐姓埋名躲到这个美国大学里教书。他一天到晚回忆赞巴拉的历史,忧心忡忡地设想一个叫格拉杜斯的杀手要来杀他。当他得知谢德在写一首长诗的时候,想让谢德把赞巴拉的历史写进这首诗里,让真实的赞巴拉永存于伟大的诗中。谢德很有名,在美国的诗人排名中“差一步排在弗罗斯特之后”。在遥远的赞巴拉谢德的诗作也脍炙人口,连王后迪莎都曾把谢德的诗抄在自己的摘记本里。金波特决心一下,题目都替谢德想好了,叫《孑然一身的国王》。但谢德虽然对赞巴拉的故事有兴趣听一听,却不想写进自己的诗里。对金波特的追问一向以哼啊哈的态度打发。谢德去世之后,金波特拿到了手稿,读完之后,气愤地发现这首诗里“我一直怀着催眠师的耐心和情人的激情催逼他接受我所提供的错综复杂的题材,根本就一点也没有。”这是首什么诗吧?金波特刻薄地说这是“一位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知名人士模仿蒲柏的韵律风格写的一首相当老派的自传体叙事诗。”
金波特没有泄气,他决心利用他独有的财富——手稿来行使他的编辑权,撰写他独特的注释。他声称:“我在诗中,尤其是啊,尤其是在那些宝贵的异文中,这儿那儿都发现了不少我那种思绪的回响和彩饰亮片儿,我那光荣业绩泛起的一阵阵涟漪余波。”
经过仔细地分析甄别,我们可以发现,那些“异文”许多是金波特自己杜撰的。另外,据金波特自己解释,“我对这首诗的注释,不过是试图拣出那些回响,细致的火浪,微暗的点点磷光和无数潜在的受惠于我的地方罢了。”把已故诗人的诗和自己的故国无端扯到一起,对于一向标榜自己言行正派的金波特来说,可能有点儿惭愧。但不这么做,注释工作对他来讲就毫无意义了。
先谈这首诗,纳博科夫代约翰·谢德写的这首英雄双行体《微暗的火》技巧炉火纯青,但在1962年看来,的确“相当老派”:弗罗斯特的风格仅仅风行于美国三四十年代。在国际 上,二战以后获诺贝尔奖的诗人是艾略特、希门内斯、夸西莫多、圣—琼·佩斯这样一些现代派诗人,受普遍欢迎的是让中产阶级读起来有点困难的、意象跳跃幅度很大的现代诗。50年代末,新一代诗人聚集在伊丽莎白精神病院接见室,聆听庞德在那个“诗歌圣地”传教(纳博科夫因此称庞德为“老骗子”)。在几乎所有的诗人都皈依自白诗运动时,在美国写诗的只有理查德·威尔伯和纳博科夫还坚持形式较工整的诗风。纳博科夫似乎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美国诗人”,他心中萦绕的是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另一个诗人——已于1938年死于海参崴的曼德尔斯塔姆。对于威尔伯他也只称赞一两句。对于美国“诗坛”,他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他的坐标或星座里,闪烁的是普希金、霍达谢维奇、爱伦·坡这样几颗寥落的孤星。他不在乎任何流派,所以他更自在。在这种形式里他更容易展开那些他心爱的主题:家庭、童年、爱情、来世、痛苦、艺术等等。包含着深沉哲思的诗句也容纳了纳博科夫的语言游戏和生活评论。他能或者说敢从拉伯雷临终的话:“我去寻找那庄严设想”想起“大山药蛋”(法语在英语中的谐音)。他在浴缸里洗澡时,无端地以一种奇怪的自嘲方式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期被刺死于浴缸的“鲜血淋淋的马拉”。他在刮胡子时想到自己正在“耕耘我那灰白胡茬的古老赞巴拉土地。”(这是该诗唯一一次提到赞巴拉的地方。)刮完胡子,他宣布了一条王尔德式的定律:“人类生活是深奥而未完成的诗歌注释。”然后,

我一边穿衣,一边穿堂过室,
漫步闲荡在家中,押韵吟诗,
手握一把篦梳或者一个鞋拔,
转眼之间又变成我吃鸡蛋的小匙。

我想,尽管纳博科夫对在俄国和欧洲颠沛流离的生活没有怨言,但在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在美国经历的一段宁静生活表达了感恩的情绪。写完《普宁》后1958年纳博科夫离开了美国,写作《微暗的火》和译注《叶甫盖尼·奥涅金》都是在瑞士。许多人对此不解,纳博科夫也讳莫如深,只含糊地说自己为了家庭的团聚。我猜想,在纳博科夫默默无闻的早期生涯中,他经历的痛苦来自于国家的暴力。在那里,一个词高喊着要枪毙另一词,一本书威胁着烧掉另一本书。而现在,他已成了世界著名作家,但理解他的人少之又少,支持他的人寥若晨星。在评论界,一种美学正企图强奸另一种美学。在这个喧嚣的国度,他感到了寂寞。就在《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英文版出版之后,多年的好友爱德蒙·威尔逊对译文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于是在二人之间爆发了很伤感情的争论。人们总结这场争论是“美国人说俄国人俄文差,俄国人说美国人英文不通。”从《叶甫盖尼·奥涅金》到〈微暗的火〉,这两部著作不能被理解为一个连带关系,比如说是前者触发了后者的写作灵感,它们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血缘关系。
所以,赞巴拉也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的幻想,金波特也不应该被理解成一个疯子。
对诗歌《微暗的火》的注释很长,注释者金波特尽管拼了老命要把这首自传性质的诗往赞巴拉历史上引,他还是有自己的原则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国王和内行的文学专家,做这件事的时候他有所为有所不为,读者应该细心辨别。如果认为金波特说的全是谎言,这部书就没有必要读了。
苏童在《读纳博科夫》那篇文章里谈到了金波特这个人物:“小说中有一个叫金波特的教授,行为古怪乖僻、言辞莫名其妙思想庸常猥琐,……”这种看法不太准确,其实金波特的行为谈不上有多古怪乖僻。他是前国王(查尔斯二世),“一个笨手笨脚、性情温和的巨人,想一想一位历史性人物,他对金钱的知识只局限于抽象的几十亿国债;想一想一位流亡的王子,竟然不知道自己的袖扣值一大笔钱!”他是个天生同性恋者和继发性的素食主义者。作为一个逃亡者,他不喜欢别人打听私生活,当有同事问他是不是真的在地下室放两张乒乓桌时,他反问道那是一桩罪恶吗?不,同事说,可是为什么要放两张吧?“犯罪吗?”他又反驳道。于是大家伙儿都笑了。这一段很有趣,说明了他的言辞并不是那么莫名其妙的。
至于金波特的思想,肯定与谢德不同。谢德不信上帝,金波特信上帝但是信仰不那么正宗。不过两人都痛恨残忍的暴力,在文学品位上经常有相似的地方。另外,在金波特偷窥谢德生活的那一段描写中我们感到了一种感人至深的力量。一个国王对一个诗人的崇拜,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了,也从来没有以这样动人的方式描写下来。这种真挚感情由于对手稿的占有欲和他的同性恋倾向的干扰有些扑朔迷离,但仍然是可信的。在谢德“在场”这个事实中他感到惊叹,一个伟大诗人活生生地出现在人们中间,他感到这是个奇迹。这个饕餮的偷窥者饥渴地注视着诗人的创作。诗人的情况都被他摸清楚了。他看到他用铅笔写作,有时候用铅笔掏掏耳朵,还把铅笔放到嘴里尝尝味道。他感到“主必定跟他同在。”在数次约见受阻后,他无礼地闯入家中,见到了诗人。他邀请诗人出去“遛个弯儿”,诗人“一边为自己辩解说身子不大舒服,一边接着挖他那个烟斗,挖得那么深,真像是挖空了我的心脏似的。”
熟悉纳博科夫的人会发现,《洛丽塔》里的亨伯特,《普宁》里的普宁,金波特,谢德,四个人有相似的地方。动用比较文学里的一个研究术语来说,他们四个人的“最大公约数”就是正在写作的纳博科夫:描写细致、思维快捷、对文学有独到见解、对“庸常猥琐”的文学见解常常怒不可遏地予以无情揶揄。
用当今讲求实际的晚报读者的眼光来看这个故事,会觉得它很荒唐(比如说一件事不可能在武汉发生,那么就被认为是荒唐的)。也许是我们当下的“视野”中既无大诗人,也没有一个王国的毁灭。按照金波特的思维方式(同时也是谢德和纳博科夫的思维方式),人们可以凭借传媒了解到数小时之前发生在地球任何角落的事(死亡、饥馑、暴乱等等)并为之感动,但对本民族几百年前的大屠杀无动于衷,这是件怪事。那么,一个统治者与诗人的故事以前以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发生过吗?发生过,比如说在中国,唐朝诗人杜甫在四川时生活上很受剑南节度使严武的照顾。《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严侍郎到绵州同登杜使君江搂宴》、《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都是杜甫献给他的。事实上严武算不上是个好官,史书称严武“恣行猛政”。后人读杜诗的人因推重杜甫也推重严武。那些治蜀政绩足纪的官员其名反不如严武。施鸿保在《读杜诗说》中感叹“然则公之依赖武者在一时,而武之依赖公者在万世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头脑灵活的统治者都很喜欢诗人,尤其是大诗人。在古罗马,维吉尔的《农事诗》就是配合奥古斯都皇帝屋大维的振兴农业的政策而写的。最著名的《埃涅阿斯纪》也是献给屋大维的。在写《农事诗》时,维吉尔的待遇不错,也没有人催逼,基本上每天只写出一行诗。古代遵命文学的精品就是这样诞生的。
就像屋大维也有令人称道的地方一样,前赞巴拉国王金波特教授也有他吸引人的魅力。他言谈滚滚、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地讲述赞巴拉历代君主的事迹,英雄义士、佳人命妇,还有那些不可或缺的篡位弑君、虐杀夺宝。在这些“宏大叙事”中金波特不时发思古之幽情,不少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哲理扑面而来(我们不妨把这看作是纳博科夫赠送给勤奋读者的小礼物)。
针对第493行谢德写女儿自杀的诗句“她自戕了她那可怜的年轻生命”,金波特大谈了一通赞巴拉人的宗教观之后,开始自由谈论那个“诱人的深渊”:“有些纯粹派人士则坚持认为一个绅士该使用一对手枪朝自己两边的太阳穴各开一枪,要么就是用一把光秃秃的丹麦匕首。”“比较谦卑的人宁愿采用各种窒息的方式;次要诗人甚至试用花里胡哨的解脱方式,诸如在一间通风的寄宿宿舍里那个四足浴盆内割断自己的静脉血流如注而亡。”“在自我解脱不太多的办法中,从空中栽下去,栽下去,栽下去,倒不失为一个最佳方案。”“您如果在一座高入云宵的商业中心大厦闪亮的顶层租一间房间,号码是1915或1959的斗室,然后把窗户提拉起来,——不是跌下去,也不是跳下去——像是为了透透新鲜空气那样把身子慢慢探出去……”“理想的一着莫过于从飞机上往下跳,您的肌肉会松驰,驾驶员会纳闷,您那把压实的降落伞解开,脱去,抖掉——再见,shootka(小伞儿),您就一头栽下去,不过您会觉得自己悬浮在空中,您像个困倦的翻腾鸽子那样,用慢动作翻筋斗,伸开四肢仰卧在空中的鸭绒垫上,或者懒洋洋地转身拥抱您的枕头,享受死亡之前的温柔而深奥的生命最后每一瞬间。……”
熟悉外国文学的人会吃惊地发现上面最后一段很熟。我们在拉什迪《撒旦诗篇》的开头可以读到,一架从孟买飞住伦敦的印度航空公司420号大型客机在英吉利海峡上空被锡克族恐怖分子炸毁,机组人员和乘客除两人外全部遇难。宗教演员法里施塔“在空中,用蝶泳、蛙泳的姿势漫游,而后像球一样滚动,将手臂和腿伸展在近乎黎明的近乎无限之中。”另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配音演员钱查“像一个微妙的影子……头朝下栽下去,身着灰色制服,每一只钮扣都扣得很好,双臂贴在身体两侧……一顶西瓜帽扣在头上。”可以说纳博科夫在60年代就预示了拉什迪1988年的《撒旦诗篇》的开头。
然而,熟悉中国文学的人也会奇怪,周作人1926年5月所写的散文《死法》里有这样的段落:
……揆诸吉人避苦求乐之意实属大相径庭,所以欲得好的死法,我们不得不离开了寿终而求诸死于非命了。
吞金喝盐卤呢,都不免有点妇女子气,吃鸦片烟又大有损名誉了,被人叫做烟鬼,即使生前并不曾“与芙蓉城主结不解缘”。怀沙自沉,前有屈大夫,后有……倒是颇有英气的,只恐怕泡得太久,却又不为鱼鳖所亲,像治咳嗽的“胖大海”似的,殊少风趣,吊死据说是很舒服,(注意:这只是据说,真假如何我不能保证,)有岛武郎与波多野秋子便是这样死的,有一个日本文人曾经半当真半取笑地主张,大家要自尽应当都用这个方法……
据周作人说这篇散文受正冈子规的俳句《死后》的启发,无法想象纳博科夫读过周作人的散文,但这证明了冥冥之中的世界各地流窜的奇思妙想是真实的。
想想看,《洛丽塔》里的亨伯特、《普宁》里的普宁都是教授学者,而金伯特是一个前国王兼文学教授,同时又是个同性恋兼素食主义者。后两项本身取消也无碍于小说的“主题”。说不定这是纳博科夫在给自己的写作设置难度。塑造金波特实际上要求作者掌握一种文学上的“口技”。俄罗斯艺术家一直有类似的爱好,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写过穆索尔斯基老年时期即兴创作了一些极好的幽默小品,如描写一个年轻的修女在走调的钢琴上感情丰富地弹奏《少女的祈祷》。有人被这种复杂的技巧搞花了眼睛,只好说纳博科夫是个蝴蝶迷,于是他们从蝴蝶一生多变、翅膀上的色彩幻变莫测来解释纳博科夫的炫技咏叹调。这种说法出现一次是允许的,出现多了变成“定论”就不好了。因为很有可能那段时间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大多喜欢搜集蝴蝶,比较出名的例子是布哈林和巴甫洛夫。
在《微暗的火》里,纳博科夫怀着无限爱惜在注释里置入了许多小玩意儿。比如说,诗歌里出现了一次飓风,名字叫做“洛丽塔”。在1962年的美国,可能大多数中学生都知道“洛丽塔”了,也许就有那么一个喜爱纳博科夫的气象工程师。可是金波特居然不知道,还在注释里反复琢磨“洛丽塔”这个费解的“不大使用的西班牙名字”。当凶手格拉杜斯在图书馆里找人时,他碰到了“一们身穿夏威夷衫,晒得黝黑的秃顶教授,满脸嘲讽的神情,在阅读一本俄文书。”这个人是普宁!看过小说《普宁》的人肯定会很高兴普宁虽然在上本书里被解雇了,可在这个学院过得还挺滋润呐!而最难的难题是,这本小说还有另一个读法,金波特可能是那家学府俄语系中的一们腐儒教授波特金,幻想自己成了赞巴拉国王,书中虚构的阿巴拉契亚又可能就是赞巴拉,长诗和注释也可能皆出自诗人谢德之手,等等。因为调皮的金波特说了:“我也许在另一个校园里,变成了一个上了年纪,快乐而健康,异性恋的俄国佬,一名流亡作家,没有名望,没有未来,任什么也没有,而只有他的艺术。”
在这本小说里,纳博科夫的确什么也不在乎,他没有“总的思想要去开拓”,没有想把道德理想灌输给谁。在这里,所有的情节尚在熔铸之中,原生态的艺术全身心地展示了自身。纳博科夫把滚烫的乡愁、对艺术的迷恋、沉思的癖好、对痛苦的玩味全部包裹在热切的幽默里奉献给了二十世纪。尽管二十世纪的读者有他们自己读书的习惯,“不理解幽默本身是伟大的,不需要附加什么道德说教。”(肖斯塔科维奇)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独立制作  版权所有 2003年5月

 

©2000-2022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