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季 ⊙ 写作与拯救

       

     首页

     诗人专栏

     管理入口

       作者信箱 留言板

 

书评八篇

◎吴季



书评

⒈《火与灰》
⒉《吹牛大王历险记》
⒊《傻瓜城的故事及其他》
⒋《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⒌《全球化——人类的后果》
⒍《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
⒎《平等还是精英》
⒏《知识分子论》


 
书评:《火与灰》


【葡萄牙】马努埃尔·达·丰塞卡 著
范维信 译,罗诗黛 评介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澳门文化司署/东方葡萄牙学会
《康乃馨译丛·文学系列·葡语作家丛书》
1999年11月第1版
国标编号: 7-80645-303-2/I.32


  这是一些小地方上的小人物:小镇的广场,男子汉和“孬种”,老爷们,酒鬼,老人,怯弱而好吹牛的消防队长,乞丐,小店主……这又是一个日渐分崩离析的世界:“当年,这广场曾是世界的中心。今天,它只不过是个区区的交叉路口……这里空无一人。生活转移到了镇子的那一边……是火车毁灭了这个广场。”(《广场》)但是作者着意描绘的,仍是那未开化的小镇,以及正向“文明”过渡的小镇。《阿尔巴朗庄园的末代主人》里的梅迪纳老头注定在无穷尽的怀旧中度过余生:“集市,嗯!这算什么集市?我那个时代才叫集市呢!”“那时候人才是人呢!……”他痛心地描述那个鲁莽、粗暴而刚强的——在“我”这个年轻人看来却是“野蛮人”和“好一个怪人”——末代庄园主帕尔马·阿尔巴朗:“那种有血气的人已经不存在了。那是另一个时代了,活见鬼!”“有他在,周围就没有贫穷。阿尔巴朗的所有农工都吃得饱饱的,穿的衣服和鞋也很好。你们看看现在,庄园主们只顾赚利润,把土地和人全都吃了,一切都吃,不停地吃。”这首理想的田园诗在篇末戏剧性地戛然而止:“我怎么会想到,刚才在那边加汽油的男人,就是把白色外衣搭在肩上的那个讲究吃穿的家伙,竟然是那么刚强的男子汉的孙子。”
  《乡野之恋》刻划了一种迥异于我们当代流行的表达“爱情”和择偶的方式,粗鲁又单纯的阿尔巴·格朗德对前来威胁他的埃利亚斯·卡鲁斯说:
  “我是在一个月前开始跟你妹妹恋爱的;我认识札贝拉要早得多。我坦率地告诉你:我还不知道更喜欢哪一个。等我知道了,就要我喜欢的那一个。”
  《值得回忆的半个面包》和《我们的同类》写的是饥饿和穷困。尤其后一篇,是典型的“新现实主义”作品,短小精练,其讽刺之辛辣,批判之彻底,足以与契诃夫等大家媲美。
  《好歹是个伴》的主题同样是“以前和以后”,恰与第一篇《广场》相呼应:一部以欺骗手段强行卖给小店主巴托拉的收音机为这个封闭、荒凉而寂寞的村庄带来了“美好生活和希望”。然而,收音机除了“整天整夜地演奏音乐,或者唱歌。还有法都曲和吉它曲!世界各地的消息”之外,还有“从早到晚播放战争消息……”这是一个意味深长、充满矛盾的隐喻。
  这部短篇小说集的作者马努埃尔·达·丰塞卡(1911-1993)是葡萄牙当代著名作家,他的短篇小说诗意浓郁,功力深湛,被列入葡萄牙语基础教育计划中现代文学部分的必读作品。小说之外,他还创作诗歌。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50年代末,葡萄牙国内实行以萨拉查为首的一党专制,没有言论和集会自由,社会贫富分化十分严重,尤其农民,过着悲惨的生活。新现实主义运动就成了对抗萨拉查专制的重要武器,带有“直接的社会意图和间接的政治意图”。像丰塞卡的小说和诗歌,就是一种“揭露压迫者,要求立即实行社会变革”的“承诺文学”,但不是“遵命文学”。




书评:《吹牛大王历险记》



  去年年底我和表妹到云南旅行。由于出发的时间不同,我们兵分两路,在丽江会合。她先前去了趟泸沽湖,同她寄宿过的主人家相处甚欢,打算跟我再走一遭,便思量着去买些礼物送给主人家读小学的两个男孩。我们逛到书店,买了些文具。表妹挑了本带插图和标注拼音的《中国古代神话》。我说,不如买《爱丽斯漫游奇境记》和《吹牛大王历险记》(缩写本连环画册)。我的理由是:中国的神话传说迟早接触得到,但是“异国情调”的,有趣的神话和童话,更有助于孩子们拓宽眼界,培养想像力——列宁说过:我们必须梦想!
  不久之后,我在上海的书店里看到全译本《吹牛大王历险记——闵希豪生男爵的自述》(【德】毕尔格著,王克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吹牛大王》),喜不自胜,一口气买了五本,自己保留一本,其余分送给朋友。我至今记得上五年级时翻阅连环画《吹牛大王》时,是怎样笑得喘不过气来,这种经验,只有读连环画《新西游记》时才能相比。《新西游记》讲的是唐僧师徒在西方(美国)的游历。我只读到两册,后来逛书店都特别留意,但始终没有买到。我常常给心情欠佳的朋友讲些流传不广的笑话,包括《吹牛大王》里头特别好笑的一些故事,每次都能让他们开心起来。比如:男爵在林中打猎,碰上一只公鹿,可惜没了霰弹,遂顺手将一把樱桃核塞进枪膛里,一枪射去。过了一两年,男爵又遇上了那只公鹿——鹿角间已长出一株十来尺高的樱桃树。另一次,男爵看见湖里有几十只野鸭,子弹却只剩了一颗,于是急中生智,掏出作干粮用的一块猪油,拴在绳子上,自己躲到芦苇丛中。猪油是这样滑,被野鸭一口吞下之后,竟带着绳子,顺着胃肠溜出了身体,第二只野鸭凑上来……最后当然是大获全胜,大快朵颐。
  男爵的历险包括打猎,作战,海上旅行,周游世界,等等。这些荒诞不经的故事,讽刺了十八世纪德国上层社会妄自尊大、说空话的恶劣风气,不仅为儿童及童话作家,而且为广大德国人民所喜爱。高尔基甚至将它与歌德的《浮士德》,莱辛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相提并论,称之为受人民口头创作影响的“最伟大的书本文学作品”。不过,用“寓教于乐”的态度来看,它没有“重量”,它的“教育意义”已变得次要。但它确确实实是活生生的生活和机智的产物,比起那些“局限于愿望满足”、“带有一点稚气和奴性”、“沾染着受剥削阶级特有的愚蠢”、“充斥着运气、金银、神奇的美餐和幸运的儿子——所有这个阶级明显缺乏的福气”的迷信和传奇(考德威尔语,见《幻象与现实》),它同时是自发和自觉的,它在想象力方面是丰富而新奇,甚至离奇的,在思想观念和心态上是“解放”的。
  主人公据说实有其人,真名是卡尔·弗利德里希·闵希豪生(1720-1797)。他所吹嘘的种种故事,很早就流传民间。中世纪时有通俗话本。1785年,移居英国的德国学者拉斯佩(Rodolf Erich Raspe 1737-1794)将其辑录成书,叫作《闵希豪生男爵旅俄猎奇录》,出版后风靡英伦三岛,共出了五版。德国叙事谣曲的奠基人、诗人毕尔格(Gofftvied August Burger 1747-1794)将之译为德文,并加以改写扩充,使之前后相承,首尾一贯。全书文笔生动,主人公夸夸其谈的劲儿读来如在目前。故事匪夷所思,令人绝倒。对小朋友而言,固然是绝妙透顶的笑话集。对成人来说,同样大可乐也。



书评:《傻瓜城的故事及其他》


  (【美】艾·巴·辛格著,任溶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


  这是美国犹太作家、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 1904-1991)的童话故事集,原名《给孩子们的故事》。在买《吹牛大王历险记》时,我顺便翻看了这本同一系列的童话书,开篇就把我吸引住了。其中一节故事讲道:
  波兰海乌姆(即“傻瓜城”)的长老们在镇长格罗纳姆家开会,因为那年春天遇上了干旱,母牛奶不多。可是依犹太人的惯例,五旬节需要大量的酸奶油配上薄饼卷一块吃。大家苦苦思索着,镇长忽然灵机一动:“让我们定一条法律,把水叫做酸奶油,把酸奶油叫做水。既然海乌姆那些井里水多的是,每个家庭主妇就有满满一桶酸奶油了。”
  于是买下来。关于傻瓜城的故事,大抵就是这样好笑的。其他故事,感觉上也颇为亲切、温馨。我向几个朋友推荐了这本书,还把它借给厂里的工人看。他们也最喜欢前面关于傻瓜城的几篇,后面的就觉得沉闷些。
  为了写书评,又重读一遍。应该说,感觉不像初读时那样敏感或强烈。比如《三个希望的故事》,写弗兰波尔镇上七岁的男孩什洛马,妹妹以斯帖,以及朋友莫谢,在住棚节的最后一夜溜出家门,因为有人说只要半夜里看到天门打开,就有一分钟时间可以提出一个准保能实现的希望。他们在疲惫中等了三个钟头,忽然天门打开了,以斯帖冲口而出:“我肚子饿,我希望有一个薄饼卷。”什洛马气坏了:“我希望你就是一个薄饼卷。”于是妹妹真变成了薄饼卷。爱她的莫谢万分绝望,马上叫了声:“我希望她恢复原来的样子。”
  这一部分相当生动和感人,可是后半篇讲他们遇见“天上的守夜人”(一个老头)劝导男孩学习,女孩外表美还要配上心灵美,要有爱心和奉献精神,后来他们各有所成,莫谢和以斯帖结为了伴侣,等等,智者式的说教意图太明显,且拘泥于某一类民间传奇的套路,就没有什么特出了。其他如《好运和恶运》、《莱布拉比和女巫库内贡德斗法》等,也有类似问题。《挪亚为什么选择鸽子》,讲的是谦恭之道,对话和形式有趣,道理却平庸,没有说服力。
  像《约瑟夫和科扎》、《熄灭的灯光》一类故事,宣扬上帝,弥赛亚,圣经的秘密比肉体所能享受的快乐更快乐,等等,对于不信奉犹太教的民族,尤其对不信教的人来说,恐怕隔阂太深。就像茨威格批评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中的说教内容一样:那要以读者都接受圣经的教义为前提。比如《邪恶的城市》,讲的是所多玛的毁灭,当然,比较地现代版。然而其架构和主旨同圣经是一致的,对一个仅仅把圣经当作历史或故事来看的读者,其“教育意义”同样要大打折扣。其中部分内容甚至只有熟悉圣经中相应章节的人才明白。即此而言,辛格“他(作家)越是民族的,他就越是国际的”的信条,恐怕多少是一厢情愿的。
  《节日前夜的故事》不像童话,倒像是写给孩子们的一篇小说或自传,有童趣,有亲切的宗教气息和生活气息,较为独特,这是辛格许多故事的优点和独创之处。《蟋蟀唧唧和小妖精佩齐扎》有点魔幻意味,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特别能表现作者文笔的亲切和诗意:
  “有时候,佩齐扎请唧唧告诉她,外面到底是怎样的,唧唧会回答说:‘我的妈妈说那里只有烦恼。寒风呼呼吹,残忍的动物你吃我我吃你。’
  ‘不过,’佩齐扎会沉思着说,‘我倒想亲自看看魔鬼们在那里到底干什么。’
  这正是命运女神所想的。”
  以及末段:
  “以前听屋里的人讲话听了那么久,佩齐扎和唧唧早已听懂人话了。他们也早已明白,跟蟋蟀和小妖精一样,人也是梦想着爱情和幸福的。”



书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



  台湾诗人郑愁予有一首诗,写苏联红旗落地之时,没流一滴血(十月革命却是真枪实炮的战斗)。言外之意:共产主义是残酷和不人道的。就诗论诗,它只触到了事情的表面特征,虽然是一个重要特征。诗人局限于他的人道主义立场因而不可能了解:“不流血”只因为那是一场政治革命,来自上层的革命。
  “来自上层的革命”(或自上而下的革命)即不触动社会基础的革命,简言之,政治革命,而非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人对非人生活的抗议,因而采取了整体观点。”它必然同时是政治革命。而超离社会基础的政治革命仅仅是个别的阶级、阶层或集团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其结果是:“靠着牺牲社会本身的利益,在社会上组织了一个统治阶层出来。”(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
  具体地说,苏联体制的终结,包括联盟的解体,是合乎苏共官僚集团利益的选择,而非劳动人民的意愿。这是《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的主要结论之一:
  “大部分身居要职的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威尔私下结识了许多苏联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这些人大多玩世不恭。……我们的结论是,苏联体制的瓦解,不是源于与经济崩溃一道而来的群众暴动,而是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本书的另一重要结论是:“让苏联走到尽头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类型——即那种非民主的、强制性的、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它取得了一定成就,在没有导致严重的贫富分化的情况下实现了快速的工业化。“但它离马克思和历代西方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全民拥有和控制社会生产组织的体制太远了。”
  其实,俄国革命家托洛茨基很早就给苏联官僚下过“玩世不恭”的定义,并且指出,此种变质的社会主义国家,除非通过来自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以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否则就会通过反革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为“特权若不能传给子孙,就只有一半的价值”。
  1991年5月对俄罗斯欧洲地区展开的“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人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只有不到1/5的人说他们喜欢那种相对无管制的资本主义。”(亦所谓自由资本主义)。P183
  可见,选择走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道路的并非苏联的劳动人民,而是整个官僚阶层和知识份子阶层。红旗落地之后,正是原先的统治集团和改革后的新富通过将国营企业私有化、官商勾结而大发横财,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占据政治前哨,全面操纵传媒和舆论,从统治集团上升为统治阶级。于是,“不流血”的政治革命迅速转化为社会反革命。
  然而,这场革命的“不流血”,却有赖于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迷惘、麻木,和消极态度,这不仅缘于几十年来的政治高压,还缘于生活水平的逐渐上升,以及工人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就业、收入、免费教育和福利保障,跟上级讨价还价的能力,等等。但这些还算不上社会主义,因为,工人阶级并不拥有对国家财产的控制权,产品分配权,充分的政治自由和权利,他们远不是社会的主人。
  《来自上层的革命》对苏联体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休克疗法的前因后果都有着极为详实而精到的分析,但是,对旧体制的批判并没有使作者掉进社会主义已经失败或历史终结之类的陷阱。作者没有像那些戴着主流意识形态墨镜的知识份子那样,泛泛谈论独联体的政治、经济、战争,仅仅着眼于政权更迭,或是叹息俄罗斯之沦为二流国家,却几乎不曾关心过苏联劳动阶级每下愈况的命运。相反,在全书结尾处他们写道:“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及其破灭的最重要的教训是:我们不是处在社会主义挑战资本主义的终点,而是处在这一挑战的开端。”


  (《来自上层的革命》,【美】大卫·科兹 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 孟鸣歧 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书评:《全球化——人类的后果》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郭国民 徐建华 译
商务印书馆《现代性研究译丛》2001年8月第1版


  从本书的绪论来看,作者应该是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我们现代文明的当代状况所存在的问题是它已停止了拷问自己。不提出某些问题充满了危险……沉默的代价是以人类受苦受难来偿付的。”书中谈到的问题并非都是无的放矢,有不少意见看起来似乎简明易懂,也切中要害,比如:
  ○ 资本和资金转移的自由,削弱了当地被剥削者反抗的力量,并“把舔伤口、修复损失及处理垃圾的任务留给”当地人。投资者不必担负“对人类日常生活以及社会繁衍的责任”。“资本……可以毫不费力地卷起铺盖去寻找一个更热情好客——不加抵抗、温驯柔和——的环境”(在第三世界“吸引外资”的恶性竞争中,资本家以转移投资来要胁罢工工人、压低工资,或者跟政府讨价还价,已渐成惯例)。
  ○ 发达国家同样为投资转移而损失了大量就业机会,许多经济杠杆已不再起作用。
  ○ 城市空间萎缩,传统的公众场所渐渐为消费场所代替。
  ○ 由于自由贸易的无限制,使得国家经济愈益脆弱。“纯投机性的货币金融交易额每天就高达13000亿美元——这比商业交换额大50倍,几乎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银行’储备总额15000亿美元相当。因此,帕塞斯断言,没有一个国家,能长达数天顶住‘市场’的投机压力”。
  ○ 全球性的贫富差距拉大,而目前世界资源重组不过是一种新的拦路抢劫形式。技术进步、财富增长与穷人的现实绝缘。
  ○ 媒体的有意掩盖和误导:力图证明饥饿是出于懒惰,而不提地方经济的毁灭;把贫困仅仅约化为饥饿,从而回避了“恶劣的生活条件和住房条件、疾病、文盲、敌对行为、家庭解体、社会联系削弱、毫无前途和生产力”等错综复杂的问题;媒体展示的灾难既用于发泄道德情感,又支持和加剧了道德冷漠,“譬如,那些用于把遥远的国度变成杀人战场的武器其实全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兵工厂提供的”。
  ○ 现代社会几乎不再需要大批的工业劳动力和应征军队,而需要它的成员有能力去作消费者。
  ○ “弹性劳动力”概念的虚伪:其本质是资本对劳动的开战——废除劳动和收入保障。
  ○ 为了“树立投资者的信心”,结果必然是严格控制(削减)公共开支,降低税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和“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墨守成规”。
  ○ 各党派为了选票利用公众对“安全感”的忧虑,热衷于宣扬“治理犯罪问题”,却回避了导致犯罪率增长的社会根源:人类生存的日益无保障。而且,监狱在“改造”犯人方面是无效的,甚至毋宁说监狱本身就是“犯罪学校”。
  不过,事实上这本书我是勉为其难地读完的。不是读不懂,而是……真的非要这么写吗?我边读边想——“从空间管理的角度看,现代化意味着地图绘制权的垄断化”,什么意思呢?“全球人其实‘置身于这世界之外’,可他们一天天地,肆无忌惮地在当地人世界上空盘旋萦行”,这又是多么大不了的事呢?太过“学院派”的习气,对某些无关紧要的细节的过分夸大,整段整段文字的毫无必要的抽象化,对大部分引文(理论部分)轻易认同而不加分析和批判,甚至许多顾左右而言它、避重就轻的写法,都是我所不能认同的。
  至于摘出来的那些,仅仅是我自认为“简明易懂,切中要害”之处,而其中有不少应该已经是“常识”了。假如用淘金作比喻,书中所剩的主要就是砂粒而已。



书评:《权力与货币》


《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
【比利时】厄内斯特·曼德尔 著,孟捷 等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年1月出版(社会批判译丛)
ISBN 7-80109-425-5 : ¥19.80 登录号:P174758


  厄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 1923-1995),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长期担任托派第四国际领导人,1939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二战期间积极投身反纳粹斗争,两次被捕。曼德尔具有“巨大的写作能力”且从不牺牲质量,其作品“可以容易地集成几十卷”。不过,曼德尔既非学术马克思主义者,亦非职业理论家,对他来说,理论活动是革命活动的一个完整部分。他的巨著《晚期资本主义》力图描绘极端复杂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全景:长波,危机,第三次技术革命、军备竞赛和资本主义结构转变之间的关系,世界市场,等等。“恼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都选择忽略它,不要冒与它的作者争论的危险。”曼德尔的重要作品如《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和《晚期资本主义》等曾先后译介到中国。90年代至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陷入的持续衰退证实了曼德尔关于资本主义由繁荣长波转入衰退长波的正确性。
  像大多数真正的革命者一样,曼德尔一直保持着坚定的乐观主义精神。但是1990年之后,东欧事件之转向反动直到苏联解体,而几乎没有遇上无产阶级的有效抵抗,使他深感失望。在此背景下,他“平静地完成了对官僚层的、他已计划了长时间的理论著作:《权力与货币》”,他深刻地感觉到“没有一个系统的关于工人官僚的理论,也就是关于从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工人国家中产生出来的官僚的理论,就不能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即苏联和东欧悲剧的历史根源;如何防止悲剧重演;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等等)。”这是他创作此书的目的所在。
  曼德尔承认自己“严重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和官僚专政对工人阶级的一般觉悟所造成的长期的、灾难性的影响”,认识到“要重新具备夺取和直接运用国家权力所必须的思想觉悟和政治领导能力……苏联和东欧的工人阶级就必须经历一系列的群众性斗争,从中学习实际的经验”。这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但是,没有任何捷径,因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自己去争取”,教育和宣传是必要的,而包办替代主义只会招致新的灾难。
  本书系统论述了官僚制和商品生产之间的关系;形成工人官僚的物质基础;局部胜利辩证法(工人阶级由于必须估量在斗争中是否会失去已有成果从而导致了一定的保守性);官僚政策和社会现实的交互作用;对种种包办替代主义的批判;防止工人政党官僚化的途径(激发工人阶级的自我能动性和自我组织);资本主义国家的官僚;最后,通过对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一定义的解释、澄清,批驳了哈耶克和米赛斯的观点,重新论证了计划经济的合理性,在当今社会实现自治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缩短工作日以削弱资本的统治力量的首要任务(在发达国家,较工资增长更为重要)。
  就像从曼德尔的许许多多著作中,我们可以从这本开拓性的书中学习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如何看待几十年的历史和当今现实,用深刻的唯物主义辩证法。



书评:《平等还是精英》


【英】巴特摩尔 著,尤卫军 译,斐池 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二辑》
1998年3月第1版(照片为英文版封面)


  本书英文名《Elites and Society》,应该译作《精英与社会》才对,却用了书里末章的标题《平等还是精英》作书名,其实很不恰当。因为本书重点正在于分析精英与社会(阶级)的关系,即使末章也不是在做抽象的思辩,而是为“无阶级社会”辩护。
  作者巴特摩尔(Tom Bottomore)是著名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编著了不少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辞典。本书探讨了帕雷多、莫斯卡等人的社会精英理论,以及一些论及精英问题的当代作者的意见。巴特摩尔指出:“有关精英的思想最初是作为与关于社会阶级的思想相对立的理论而产生的”,“通过揭示精英的不断流动现象来表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统治阶级’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们拒绝承认马克思在近代资本主义中所预见到的潜在的无阶级社会”。也就是说,这些精英理论,乃是为了对抗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产物,甚至藉此否认阶级的存在。
  本书从方方面面考察了各种精英理论,以及在各种社会中精英的作用、构成、精英与阶级的关系,批判了精英理论的种种矛盾和谬误。
  巴特摩尔认为:这些作者对精英的定义是相当含糊和不确定的,“精英概念并不是纯粹科学的产物,而是有其意识形态背景的”。由于缺乏恰当的方法,仅仅举个别人物的升迁为例而不具体研究精英流动的比例,使得理论变成了图解和凭空虚构,夸大了精英的流动程度。事实上,精英的补充主要来自上层阶级。最致命的是:“在帕雷多的历史图画中不存在真正的社会结构的过渡,只有无穷无尽的周而复始的运动(即精英的流动)……尽管发生了这一变化,社会形态却依然故我,因为社会的抽象定义是精英对多数人的统治。”
  由于精英理论对历史的这种简化,它无法解释精英的权力基础,而且,“用较小的精英集团的活动无法解释当代革命——革命是由整个阶级的行动所引起的。这些阶级必须受到领导,但是领导层的精英集团产生于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之共生的。精英集团并不造就阶级,其本身也无法带来革命运动”。即使在精英或精英集团最能够发挥作用的不发达国家中,“单凭这些精英和领袖的行动远不足以决定他们所参加的发展进程的形式并使这种发展获得成功。”
  最后,巴特摩尔论证了生产领域自治、民治政府和消灭分工的可能性,并指出,人类在体力、情感和智力方面的需要是基本相似的,个人之间的差异有限,而个人特点的差异与社会地位的区别是两码事;所谓的“机会平等”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存在。
  这是一本论证严密、分析透彻的佳作。可惜本书自由主义者的“代序”(刘军宁的《平等的理想 精英的现实》)却是一篇令人惊奇又好笑的文章——将平等和平均主义以及“贫穷面前人人平等”划等号,宣扬“平等的权利”(即平等的机会),“还有什么比金钱决定一切更公平呢”,等等。代序中的观点,大部分都可以在巴特摩尔的论著中找到相应的驳斥。



书评:《知识分子论》


【美】萨义德 著 单德兴 译
2002年4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一版
《学术前沿》丛书  国标编号: 7-108-01574-9/B



作者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 1935年生于耶路撒冷,接受英式教育,50年代赴美,取得哈佛大学博士,1963年起任教哥伦比亚大学迄今,讲授英美文学与比较文学,同时以知识分子身份积极投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萨义德在中国已颇有名声,国内出版过他的《东方学》。
本书是作者应英国广播公司瑞思系列演讲(Reith Lectures)之请所作的演讲稿,其宗旨:
  “在有关知识分子汗牛充栋的研究中,定义知识分子的不胜枚举,但对于他们的形象、特征、实际的介入和表现的评量却不足,而这些结合起来才构成每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命脉。”
  所以,本书重在讨论知识分子应当如何:应当是流亡者,边缘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要“对权势说真话”,“不管个别知识分子的政党隶属、国家背景、主要效忠对象为何,都要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的真理标准”,“诉求的(而不是叱责的)大众应该尽可能宽广”,应当有“反对的精神(a spirit in opposition),而不是调适(accommodation)的精神”,“对现况提出异议,面对为乏人代表的弱势团体奋斗的不公平处境”,但“不必是没有幽默感的抱怨者”,“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分子的两个必要特色”,等等。
  除了持左拉、阿多诺和萨特等作为知识分子典型,以及引述他人有关论述之外,萨义德还诉诸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如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乔伊斯《一位年轻艺术家的画像》中的戴德勒斯,福楼拜《情感教育》中的摩罗和德思拉利尔(反面形象),探讨理想的知识分子的面貌。
  因此本书算不上“学术著作”,而是对知识分子提出近似道德的诉求。诉求和批判的内容——比如批判对权势(包括国家、民族、其他群体)的依附、专业化和对专门化的迷信,等等——未可厚非,问题在于它成了仅仅对“知识分子”的诉求,从而将之与其他人群割裂、对立起来。自由、独立、怀疑和批判精神、关怀,等等,这些并不是唯知识分子才应当拥有的品质。难道其他人就不能、不该拥有这样的品质吗?
  说没有关怀、操守、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就不是知识分子,或只是“伪知识分子”,就像指责一个见利忘义的资本家是“伪资本家”,一个草菅人命的公仆、父母官算不上“真正的”官僚一样,只是把社会及社会学问题转移成道德问题罢了。于是,“改造世界”的责任有意无意地被分派到像知识分子这样特定群体(其本身并非独立的阶级)或“精英”头上。虽然它是作为要求和义务提出,但这种义务却终必在实际上变为权利(特权)乃至优越感。
  书后附有两篇访谈,有助于我们了解作者的思想经历、写作背景和动机,谈得比较具体,因而我觉得也更有价值些。


返回专栏

 

◎ 诗生活网站策划制作  版权所有 2001年2月

 

©2000-2022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