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舟专栏·血缘的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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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近代诗歌流向

◎薛舟



韩国近代诗歌流向

吴世荣   著

薛舟  徐丽红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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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史上的“近代”虽然说法不一,但一般是与历史上的时代划分一致,指朝鲜王朝向西方开放门户的19世纪后半期,特别是发生东学革命和甲午更张的1894年以后的时期。因此韩国近代诗歌一般也就是指1894年以后的诗。韩国文学史上把1894年作为一个基点,是因为到了这个时期韩国诗在形式上确立了自由诗形式,在内容上接纳了近代意识。当然这里的“自由诗形式”和“近代意识”并不是接纳西方文物的结果,一般来说,向上可以追溯到18世纪韩国社会的变革。但无可否认,它是在向西方开放门户的过程中得到大的发展的。
在韩国文学史上,确立自由诗形式和反映近代意识的诗创作具体开始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但是取得文学上的成功则要更晚一些,可以说是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即朱耀翰、黄锡禹、金億等诗人发表作品的时期。金億的《冬日黄昏》(1919.1)、黄锡禹的《春天》(1919.2)、朱耀翰的《灯火会》(1919.2)等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
因此,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之间的大约50多年,即韩国历史上所谓的“开化期”,也就可以看作韩国传统诗歌向近代诗转型的过渡期。这个时期的诗主要有民谣、汉诗、时调、社说时调、开化期歌词、唱歌、新体诗、四行诗、言文风月等形式。其中的民谣、汉诗、时调、社说时调等属于传统诗歌形式,而开化其歌词、唱歌、新体诗、四行诗、言文风月等则可以作为新登场的诗歌形式的代表。
所谓开化期歌词,指的是在开化期使用的歌词。本来歌词是由两句一组的诗行配上4/4拍的节奏,长度不限的朝鲜时代的诗或者较术的一种形式,但到了开化期发生了变形。它与传统歌词有如下的不同点。第一,从形式上看,开化期歌词比传统歌词更自由。不再固守定型而更多地构思变异律,试图分节并插入副歌和合歌。第二,从内容上看,显示出了近代意识。其中有的主张自主独立和文明开化,反对外国势力和封建意识,有的通过对现实的批判和讽刺主张社会变革和歌唱忧国衷情。

月光皎洁春日到来,教育界的青年们啊
抛弃与生俱来的习惯,勤勉热心地工作
开创独立思想,像春日一样灿烂
像望月一样饱满

这里引用了当时发表在《大韩每日新报》的《社会之灯》栏目,佚名作者的《春和月圆》的第三节。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歌词的不同点,即打破了两句一组的对应形式,分成几节,并插入了副歌(‘像春日一样灿烂/像望月一样饱满’)。
所谓唱歌,本来作为一种音乐名称,指的是配上西洋乐演唱的歌曲。这其中与文学有关的部分就是歌曲的歌词。登场于开化期的这种新式西洋歌曲之所以被看做是这一时期诗歌的一种新的形式,其原因在于唱歌的歌词律格出现了传统诗歌,即时调或者歌词中从未有过的7/5拍,8/5拍,6/6拍等。最早的唱歌《皇帝诞辰庆祝歌》是1986年7月25日当时新文沿教会的教徒们把为庆祝高宗皇帝的诗歌配上《合唱赞颂歌》第468章演唱而成的。这个时期代表性唱歌作家有崔南善(1890-1957)和李光洙(1892-1950)。崔南善著有代表唱歌母音集《警部铁路歌》。唱歌就是这样一种音乐也就是歌曲的名称,因此从文学形式来分类的话,应该是一种新体诗。这是因为唱歌的歌词一方面摆脱了传统诗歌形式,一方面又是与自由诗截然不同的一种格律诗型。
新体诗是指那些一般在体裁上不拘泥于某种统一的格律诗的规范,但在具体作品中具有个性化的定型性的诗。也就是每一个作品都固守着它本身的定型性。比如说,构成每一节的行数 没有规定,所有诗行也不需要一个共同的节奏,但是构成每一节的相对应的诗行却有它们本身相对应的节奏(例如第一节第一行与第二节、第三节第一行的节奏相同,第一节第二行与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行的节奏相同)等。从这个观点来看,可以说,新体诗原则上并没有很大程度地摆脱唱歌的歌词形式。因为它虽然根据诗行的不同对应着不同的节奏,但在本质上是一种立足于新的格律体的诗歌形式。韩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新体诗,也是被公认为代表作的是崔南善的《海上致少年》(1908)。
言文风月和四行诗是由1900至1930年间的一部分诗人以抵抗近代自由诗运动和确立新的格律为目的创作出来的。前者模仿汉诗的绝句或者律诗,每行五字或七字,每节四行,一、二、四行的末尾押韵。后者也是遵循这一规则,但在每行的长度上略有不同,不局限于五字或七字,而是采用4/4拍或6/5拍的节奏。四行诗的代表作家是李光洙。
韩国传统诗歌即时调、歌词在确立近代自由诗形的过程中,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体裁的内部解体。由18世纪时调的散文化倾向引起的社说时调的出现就是其中的一个范例。第二阶段是由于互不相同的体裁相互作用和渗透而引发的格律诗的解体。比如民谣与歌词、歌词与时调、时调与歌词等的混合。第三阶段是对外来因素的吸收。比如对各级学校的校歌、基督教的赞颂歌以及翻译诗的吸收造成的影响。在这一阶段西方世界观开始在诗中有所反映。第四阶段是抵抗传统诗歌自由化的文学保守派力图确立新的格律诗的活动。四行诗,言文风月,新体诗等的创作就属其中。但是这种与时代感受性脱节的逆行不可能取得胜利,而且经过了第四阶段,始于社说时调的韩国诗歌自由化运动终于达成了全民族的共识,并取得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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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20年代是在1919年3·1运动的精神史背景下展开的。虽然3·1运动的失败带给人们挫折感,但是通过这种体验,使韩国民众确立了民族的整体性和新的时代构想。正因为如此,20年代民族主义逐渐成熟,民众主义和民族主义也空前高涨起来。更多留学日本的机会,对吸收西欧的新思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邻国发生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也促成了共产主义运动在韩国的萌芽。在韩国,“朝鲜共产党”的创立是在1925年,但实际上可以说这项运动开始于1920年“劳动共制会”的形成。这种情况在文学界也有所体现,20年代的诗歌明显地具有了如前面所说的20年代特有的某些时代特性。例如:作为20年代主流的唯美主义诗,民谣诗,民族主义诗,马克思主义诗,现代主义诗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另一方面,在韩国诗史上,20年代是立足于自由诗歌形式完全形成的基础上的,从这一点来看,和之前的时期也有所不同。
20年代的诗坛上,同仁性质的文学活动占据着主导地位。其中的代表有《创造》(1919,金东仁(1900-1951)、朱耀翰、田荣泽(1894-1968)等);《废墟》(1920,金億、南宫壁(1895-1922)、黄锡禹、廉想涉(1897-1963)、吴相淳(1894-1963)等);《白潮》(1920,洪思容(1900-1947)、卢子泳(1901-1940)、李相和(1921-1943)、朴英熙(1901-?)、朴钟和(1901-1981)等);《蔷薇村》(1921,黄锡禹、卞荣鲁(1897-1961)、卢子泳、朴英熙等);《灵台》(1924,金素月(1902-1934)、朱耀翰、金东仁、金億、李光洙等)。
这一时期诗歌的倾向大体上从美学上来看是唯美主义,情感上是颓废主义,理念上是虚无主义。这种倾向的抬头,一方面是受了金億和黄锡禹等人介绍的法国颓废文学的影响,但更多的源于殖民地统治下理想和追求无法实现的知识分子们的虚无主义。但最直接的原因是全民族范围的3·1独立运动的失败,以及由于失败所带来的民族挫折感。在悲惨和绝望的现实中,20年代的诗人们为了逃避现实和生活,沉溺于感觉官能的世界里,或是在梦幻中游荡,或是在虚无中沉默。他们喜欢歌唱密室,梦想,病房,死亡,爱情,悲伤,眼泪,黑暗的洞穴一类的事物。这种倾向的作品中取得最优秀文学成就的是李相和的《向着我的卧室》。虽然存在着感情过分外溢和陈述过于思辨的不足,但在这部作品中,以美学空间形象体现了诗人们试图摆脱殖民地生活的决绝的挣扎和努力。
但是唯美主义诗人们不能永远停留在美学空间里的梦想生活中。他们停止了青春期的感性,对生活的认识逐渐具体化,开始摆脱唯美主义的世界,关心现实问题。李相和留下了不朽的抵抗诗《被夺走的土地上也会有春天吗》等作品,其他诗人也开始追求民族主义诗和无产阶级诗的倾向。当然他们开始的态度各有不同。但在反对20年代初颓废的唯美主义倾向、直面现实、战胜现实这一点上,却有着本质上的共同之处。
民族主义倾向诗人又可以分为民谣诗派、民族抒情诗派、时调复兴诗派等。民谣诗派是指主张以传统民谣的情绪、格式、形态、语言等为基础写诗的诗人,金素月、金億、洪思容、朱耀翰、金东焕(1901-?)等都属此派。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诗人们认为要摆脱日帝的殖民统治,取得独立,恢复主权,保持民族自尊,只有通过寻找被称为“朝鲜魂”或“朝鲜心”的民族魂或者国家精神才有可能实现。因此,他们拿起包含着民族魂或者国家精神的精神遗产,神话、传说、民谣、历史、宗教等,使这些精神遗产在文学上得到形象化的表现,使衰残的民族魂得以复活。这些想法与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和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者——赫德约翰、费西特、黑格尔等的见解相似。把20年代韩国民族主义文学称为泛浪漫主义的理由就在于此。在这样的脉络里,民谣诗派诗人主张用民谣的格式、形态、内容、情绪、理念、语言感受来写诗,为了把他们的诗与民众创作的民谣区别开来而把他们称为“民谣诗派”。
民谣诗派的诗人中最出色的要属金素月。金素月不仅作为民谣诗人,而且作为一般的抒情诗人也达到了韩国近代诗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虽然他的《招魂》和《坟墓》等作品展示了与20年代初的颓废虚无主义相近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他把民族情绪与传统的曲调相结合,成功地将其升华成为当代的国民感情。朱耀翰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创作了近代的完善的自由诗《灯火会》在文坛上备受瞩目,之后以民谣曲调为基础写下来很多歌唱乡土情怀的诗。金东焕在写作初期,用男性感情形象的表现北国情绪,或者追求近似于无产阶级倾向的诗,但20年代中期以后,他开始用民谣的格式表现乡土生活。关于金东焕还有一点另人瞩目,那就是他写下了《边境之夜》,《升天的青春》等韩国近代诗史上最初的叙述性的诗。但是这种叙述性的诗还不能看成是叙事诗,而应该说是一种接近于小叙事诗的抒情诗。
另一方面,韩龙云(1879-1944),梁柱东(1903-1977),卞荣鲁等也可以称为民族抒情诗派。这是因为他们把民族情绪和理念用自由诗形式加以形象化。他们在作品中把民族素材与抒情性有机地融为一体。这中间首推韩龙云。除了《变成论介①的恋人来到她的墓前》、《我看见了你》等几首可归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范畴以外,他的诗主要是立足于佛学思维,把生活的存在论问题和社会性问题用辩证法加以协调与融合。他在现实中是僧人,同时又是与日本帝国主义针锋相对的独立运动家,因此民族的悲伤与痛苦在他的诗中,或是象征性,或是直接地反映出来。与殖民统治下的抒情诗人,也就是金素月、李相和、卞荣鲁、梁柱东、辛夕汀(1907-1974)、尹东柱(1917-1945)等人一样,韩龙云的诗的内容也是“失去爱人”以及由此产生的悲伤。但是韩龙云与其他抒情诗人不同的是,他并不把从离别中生发的悲伤作为悲伤本身或者一种虚无意识来接受。他确信会与爱人重逢,即使在爱人离去的时空里,也还是怀着与爱人在一起、和爱人并肩工作的强烈信念。并且,在这种信念下,展现出他在悲剧性的现实里毫不沮丧,用新的希望克服悲剧的生活态度。
在由民谣诗派和民族抒情诗派组成的本时期民族主义诗派中,有一群主张用现代诗复兴朝鲜时调,使民族魂得以再生的诗人。崔南善、李光洙、郑仁普(1892-?)、李秉岐(1891-1968)、李银相(1903-1982)、赵云(1898-?)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不仅在诗歌形式,而且在诗歌取材、理念、感情等方面,也力求具有民族性,例如,盛赞国土,把民族的原型象征加以诗化,或者赞美民族文化等是其主要内容。崔南善早在1908年就创办了最早的综合教育杂志《少年》,并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被人们称为最初的新体诗的《海边致少年》。他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里主要创作了新体诗和唱歌,之后他提倡国民文学论并主持了时调复兴运动。他的代表性唱歌是《京釜铁路边》,代表时调是《一百零八个烦恼》等。这一时期最杰出的时调诗人是郑仁普、李炳岐、李银相等。郑仁普的代表作有《慈母思》、《早春》等,李炳岐的代表作有《兰草》、《下雨》、《春》、《荠菜花》等,李银相的代表作有《金刚归路》、《可考派》等。
20年代初期出现了所谓的倾向派,他们与民族主义诗人们一起用理念对抗颓废主义潮流。称为无产阶级诗歌或者阶级主义诗歌的这个流派的蓬勃发展,是从创立于1922年的共产主义艺术团体“焰群社”解体,1925年所谓“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家同盟”形成后开始的。无产阶级诗歌运动从此蓬勃展开并风靡韩国诗坛,但是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东亚战争、镇压共产主义运动以后,他们开始转入地下活动。公开的“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团体”在1934年解散,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朴泳熙、金基镇(1903—1985)、林和(1908-1953)等人宣告思想转型,看起来无产阶级诗歌运动似乎消失了,但是事实上表面看来团体解散了,除了1941年到1945年的黑暗时期以外,直到1948年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他们依靠新一代的支持,从未间断过文学活动。这些无产阶级诗人们在大韩民国政府成立以及韩国战争期间,大部分或是逃往北朝鲜,或是思想转型。逃往北朝鲜的诗人后来大都遭遇了被北朝鲜政府肃杀的命运。
鉴于在朝鲜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组织的力量才能实现独立的认识,无产阶级诗歌主要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暴露和批判当代社会现实,或者宣扬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沈薰(1901—1936)、李相和、金东焕等诗人也参与并负责过,但代表性的无产阶级诗人主要有林和、朴世永(1902—?)、李灿(1910—?)、安含光(1910-?)、朴八阳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和,不仅在诗歌创作中,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批评和文学理论方面都对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挥了牵引车的作用。《哥哥和火炉》、《十字路口的秩序》等是他的代表作。《哥哥和火炉》描述了一个思念因劳动运动坐牢的哥哥并强烈渴望阶级斗争的妹妹的内心独白。后来金基镇等无产阶级批评家把这种形式命名为“短篇叙事诗”,成为无产阶级诗歌的一种范型。但是无产阶级诗歌一般具有阶级斗争的直接性,意识形态的涂饰性,形式与内容的划一性以及无法逃避的内容优越主义, 因此没有取得大的文学成就。
        20年代出现了几位从韩国诗歌的一般倾向中摆脱出来的例外的诗人,例如李章熙(1900-1929)、金石松(1900-1950)、吴相淳、金东鸣(1900-1968)等。其中李章熙在用感性和知性描写事物和风景方面,表现出了特别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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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满洲事变开始,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取得独立为止,一直作为殖民地的韩国,用一句话说就是始终处于战时状态。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韩国抛弃了20年代所谓“文化政治”美名下的殖民统治方式,强行将“内线一体”和“皇国新民化”政策公开化。不仅如此,日本还将韩国变成他们发动大东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及兵站基地,进行了超乎想象的物质和人力的掠夺。共产主义运动在满洲事变后被全面禁止,1935年朝鲜无产阶级艺术者同盟解体。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文坛上,对20年代的理念诗特别是无产阶级诗歌提出了批判性的省察,通过更多留学日本的机会,西欧现代思潮得以广泛传入。
文坛内外的上述情况变化不能不在30年代韩国诗歌中有所反映。首先表现为在强化的检查制度下,批判现实的诗歌,或者民族主义诗歌,以及无产阶级诗歌等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诗歌创作无法进行。因此这一时期的韩国诗歌大体上脱离了政治主义和理念主义,开始具有纯文学的特征。具体可分为纯粹诗、现代主义诗、人性探索诗、自然探索诗等几个倾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地状况逐渐恶化,到30年代末期,日本帝国主义全面禁止韩国语的使用,甚至强迫韩国人把姓名也改成日本式。30年代末期以后直到解放为止,只有顺应日帝要求创作的御用诗歌和一部分把感情隐藏起来的抒情诗,以及地下创作的抵抗诗等。就这样,韩国诗歌艰难地维持着文学史的命脉。
这样的氛围持续到20年代末期,韩国诗坛上开始卷起了新的浪潮。出现了一批反对把诗歌作为意识形态的手段,主张恢复诗歌艺术性的诗人。其中有朴龙喆(1904-1938)、金永郎(1903-1950)、异河润(1906-1974)、金尚镕(1902-1951)、辛夕汀等诗人。在韩国诗歌史上被称为纯粹诗派的这些诗人,拥护像现代主义诗、人性探索诗、自然探索诗等的文学自律性,但是在歌唱纯粹抒情、尽可能排斥理性、表现手法上的女性化等方面,显露出独特的倾向。
纯粹诗派的代表诗人是金永郎和辛夕汀。金永郎在协调语言的美感上展现出过人的才能。他的诗歌的音乐性近似于20年代的民谣诗,但又与全罗南道的曲调相融合,创造性地对其加以改造。特别是全罗南道方言的适当使用,为韩国诗歌语言组词开辟了新的可能性。辛夕汀与永郎相比,是一名更具浪漫性、语言节奏悠远绵长的诗人。他的诗歌把在殖民地统治下的优秀抒情诗人的诗歌世界中常见的“爱人”或者“故乡”等高价值的丧失意识特征化,并把牧歌世界理想化。辛夕汀力图回归这种理想化的牧歌世界,可以说是为了表现对恢复这种丧失的价值的渴望。
在韩国,现代主义诗歌是从1926年郑芝溶(1903-?)的《爬虫类动物》,1927年金尼古拉斯的(?-?)的《运转印刷机和四层小楼》,林和的《地球的细菌》等近似于达达主义的作品,以及同一期杂志上郑芝溶的《法兰西咖啡馆》等近似于意象主义的作品的发表开始的。但是把始于20年代后半期的韩国现代主义上升到新层次的诗人是30年代中期登坛的李箱(1910-1937)。
这一时期的现代主义大体上有四种倾向。第一种是达达主义倾向。前面列举的金尼古拉斯、林和、郑芝溶,还有金华山(1905-?)等一部分诗人包括在其中。这些诗人试验性地从事了一段时间这种倾向诗歌的写作,然后放弃了创作,转变了态度,因此在韩国诗坛上达达主义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就结束了。第二种是超现实主义倾向。李箱和1934年发行的同仁刊物《3·4文学》的同仁们——尽管他们的文学成就微不足道——李时雨(?-?)、申白秀(1915-1945)、郑玄雄(?-?)等属于这种倾向。他们把潜在意识中浮现出的内在风景以“自动技术”,或者借用他们的用语即“绝缘”的手法表现出来。第三种是意象主义倾向。郑芝溶、金光均(1914-1993)、张万荣(1914-1975)等属于这一范畴。虽然并不等同于英美的意象主义,但他们的诗借助对意象的雕琢,力图把一切表意因素尽可能地感觉化。郑芝溶、金光均的会话诗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第四种是新古典主义(所谓的主知主义)倾向,金起林(1908-?)、吴章焕(1916-?)属于这一类。
代表韩国现代主义的两位诗人是郑芝溶和李箱。郑芝溶在《爬虫类动物》,《悲伤的印象画》等作品中体现了达达主义倾向,在《法兰西咖啡馆》、《玻璃窗》、《大海》等作品中体现出了意象主义倾向。这些作品在对异化的都市生活以文明史的观点描写和表现中引用对话,使用符号,字体大小的调节,近似于会话体的诗行的排列,冲突意象的展示等各种技巧的运用上体现了达达主义的特征,把崭新的感官意象用理性的语言含蓄地表达出来则体现了意象主义的特性。但是郑芝溶进入后期就放弃了现代主义,回到了东方的思维世界。《白鹿潭》,《长寿山》等作品则展现了在自然界中追求道家虚静世界的郑芝溶的超然精神境界。
李箱是同时写诗和小说的诗人兼作家。写下了韩国诗歌史上最难解读的诗歌的李箱正是以其难解性在韩国诗坛上直到今天一直引起众多的争议。他的诗歌世界混合着超现实主义倾向与达达主义倾向,将现代人分裂的自我,有时用潜在意识的外露,有时用自由联想的技法描写出来。他的诗歌的陈述以飞跃、断裂、飞跃与断裂并置的手法展开,超越日常的伦理。数字、标记、图案的采用以及公共文书或科学法则等非诗歌文体的借用,形成其诗歌的又一特征。组诗《鸟瞰图》是他的代表作。
金起林在长诗《气象图》中表现出了新古典主义的倾向。他在《气象图》中把现代文明理解为危机的状况,力图把台风袭来的气象图作为20世纪30年代世界政治或者社会现象的隐喻来表现。他的这种预言现代文明的终结及再生的文明史观似乎是从埃利奥特的《荒芜地》中受到了影响。
30年代的韩国诗史上无产阶级诗歌与现代主义诗歌都遭到排斥,与此相反相生的是追求“生命的最终本质”的所谓生命派诗人。他们抛弃无产阶级政治主义或者现代主义的文明批判意识,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人类本身,因此经常被称作“人类探索诗人”。以同仁杂志《诗人部落》为中心集合起来的诗人主要有徐廷柱(1915-)、金东里(1913-1995)、柳致环(1908-1967)、申石艸(1909-1976)、金达镇(1907-1989)、咸亨洙(1916-1946)等。他们毫无矫饰的语言中包含着直接的生命呐喊,他们的世界观中含有尼采或叔本华的一种生命哲学观。
徐廷柱是从1936年《东亚日报》新春文艺上《墙壁》的入选开始登坛的诗人。到现在为止60余年漫长的诗歌生涯中他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展现出丰富多彩的诗歌世界。在这里仅就具有30年代特征的倾向而言,可以说这些作品是用波德莱尔式的华丽感觉将人类内心的苦恼与挣扎富于美感地加以形象化。柳致环与他相比,关心的不是本能或感情领域,而是意志或思维问题。他的诗形象地展现与命运对抗的人类意志以及努力克服这种意志的精神。从这个观点看来,线条粗犷并具有男性化也是他的特征。
除此以外,30年代的重要诗人还有金显承(1913-1975)、金光燮(1905-1977)、卢天命(1912-1957)、李庸岳(1914-?)、白石(1912-?)等。
从1941年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韩国语开始,直到解放为止,是韩国诗歌史上被称为黑暗期的时期。这一时期,只有顺应日本国策的一部分御用诗歌和日语诗可以发表,韩国语诗歌的一切创作都被禁止。只有隐蔽从事写作的少数几名诗人继承着民族文学的脉搏,他们包括许民(?-1943)和朴木月(1917-1978)、朴斗镇(1916-)、趙芝薰(1920-1968)等所谓“青鹿派”诗人。
尹东柱是1936年前后通过写童诗步入诗坛的,但是他成为正式诗人为人所知却是从他死后遗体被发现,也就是其《天空,风和星星》诗集于1948年在汉城发行开始的。尹东柱日本留学期间因涉嫌参加独立运动,于1941年被日本警察逮捕,死于福冈刑务所。在他的诗中,表露出作为殖民地知识分子对生活的省察以及对受苦受难的同胞的一种赎罪羊意识。
在殖民地时代的韩国,出现了几名伟大的抵抗诗人。例如,李相和、沈薰、李陆史(1904-1944)、韩龙云等。代表性的抵抗诗有李相和的《被掠走的田野里也会有春天吗》,沈薰的《如果那天到来》,韩龙云的《我看见了你》等。李陆史在中国参加独立运动时,被日本警察逮捕,死于北京监狱。他的《绝顶》、《旷野》、《青葡萄》等作品不仅在文学成就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且这些诗在将韩国人的生活内化、形象化,以及唤醒民族意识方面,尤其引人注目。20年代的金素月虽然与其成熟期的诗歌世界距离很远,但《要让犁铧抵达我们的土地》等作品中,已经强烈地表现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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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以后的40年代后半期,正是新的民族国家建立的过渡期。一言以蔽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进驻韩半岛的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在这片土地上建立各自的体制——自由民主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主义国家即共产主义国家,而相互对抗。美苏对抗使得国内政治领导人与知识分子甚至全体民众都卷入左右意识形态的理念斗争的漩涡之中,韩半岛因此陷入有史以来从未经验过的混乱之中。这一情况导致了1948年以后的韩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裂为南北两个不同的政府。这一时期的诗人们也不例外。社会如此,诗人们也不得不在非此即彼中选择自己的政治立场,其结果是诗坛形成了因理念而两分的局面。所以解放以后到1950年韩国战争爆发的4-5年间,韩国诗坛的诗歌写作大体呈现出以下四种倾向。
第一,政治主义的诗歌创作。特别是身处人民民主主义国家阵线,并自视为其宣传煽动家的诗人更为激烈。解放之前就进行共产主义诗歌创作的林和、朴芽枝(1905-?)、朴世永、李灿、李治(1908-?)、权焕(1903-1954)、赵碧岩(1908-?)等依旧坚持,解放后加入这一路线的新集团李庸岳、吳章煥、薛贞植等诗人的活动也让人为之刮目。他们的诗主要以批判“美帝国主义”、揭露南韩社会的不条理与不正之风、赞扬北方人民民主主义、鼓吹民众的阶级意识、歌颂革命同志之间的友爱等为主要内容。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诗人薛贞植,他在大韩民国政府建立后逃到北方,在韩国战争中以间谍嫌疑被逮捕并处死。
第二,一些探究自然意义的自然诗人登上文坛。也就是韩国文学史上的所谓“青鹿派”。30年代末、40年代初,凭借《文章》杂志推荐登坛的朴木月、趙芝薰、朴斗镇等三位诗人一解放就结集出版了各自写于日帝黑暗时期的诗作,命名为《青鹿集》(1946),该集收录作品以对自然的客观认识开拓了新的抒情诗类型。这些自然诗包括通过《文章》自荐的郑芝溶在40年代的文学精神,即诗集《白鹿潭》中的道家世界,可以说是诗人们各自的自我蜕变。《青鹿集》收录的诗作虽然实际为解放以前40年代前期所写,然而三诗人在解放后的很长时间里追求共同的诗世界,并对同时代产生了相当的影响。40年代后期自然诗的亮相并获得诗坛的普遍认同,不嫩不归因于现实社会的堕落和政治纠葛所引发的不安,以及文学的政治主义带给人们的厌恶感。
第三,1948年,南韩成立大韩民国政府,文学上的政治主义热风稍为镇静,新的年轻现代主义者登上诗坛。赵乡(1917—)、朴寅焕(1926—1956)、金洙暎(1921—1968)、金奎东(1925—)等即在其中。朴寅焕、金洙暎等人在1948年结集出版了《新都市与市民的合唱》,为5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作了充分准备。
第四,个性丰富多彩的年轻抒情诗人登上诗坛。包括金春洙(1922—)、赵炳华(1921—)、金润成(1926—)、郑汉模(1923—)、具常(1919—)、金宗吉(1926—)、洪允淑(1925—)、金宗文(1919—1981)等。尽管他们所驾驭的诗歌素材多种多样,但在诗性认识人生和生活这一点上却具有与上述倾向不相同的诗学态度。
韩国的50年代是战争的年代。1950年6月25日,由于北韩的武力侵略而爆发的韩国战争虽然在1953年宣告暂时休战,然而其派生性问题却给以后的韩国现代史留下了深刻的后遗症。50年代最为直接地处于这种影响圈内。这一时期,南北分裂已成定局,冷战观念全盘支配着社会生活。这种情况下,思想与言论自由无疑会受很大限制。一方面战争带来经济的窘迫、人命的死伤、自由党政权的独裁和不条理带来人性的丧失、贱民资本主义的泛滥,以及全民性现实悲观主义的汹涌澎湃,另一方面美国与西欧对韩国的影响力增大,导致传统的价值观崩溃,西方思潮急速涌入。韩国50年代诗歌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这一现象。
50年代的诗大体上追求五种倾向。第一是战争诗创作,包括为战争进行而写的宣传煽动诗,控诉和纪实诗,战争抒情诗和内倾化的战争诗。柳致焕的《和炮兵一起》(1951)、赵芝薰的《在历史前》(1959)、全凤健(1928—1988)的《梦中的白骨》(1980)、赵灵岩(1918—)的《越尸山渡血海》(1951)、李永纯(1922—)的《延禧高地》、张虎岗(1916—)的《铳剑赋》(1954)等是其中的代表诗集,这些诗人或者在战争中作为从军诗人或者本身就是现役军人。另一方面,具常在其《焦土诗》中,控诉了在战争后方经历的生活悲剧,而朴凤宇(1934—1990)虽然不写战争体验诗,却在诗集《停战线》中最早吟唱了战争带来的民族分裂之痛。本时期的毛允淑(1910—1990)也留下了几首战争诗。
第二是现代主义诗歌的蓬勃展开。50年代可以称作韩国近代诗史上的现代主义第二期,现代主义运动在这一时期广为扩展,但是从本质上看,50年代的现代主义并没有在更大程度上从30年代的现代主义中摆脱出来,只是超现实主义倾向约略扩散。30年代的现代主义由少数精英分子来试验,而5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则成为文坛普遍的思潮。另外,50年代的现代主义运动开始在技巧或方法论上从与现代主义毫无关联的传统抒情诗中加以自然的借用。50年代的现代主义作为一次运动展开始于以40年代的一本诗话集《新都市与市民的合唱》为轴心聚集起来诗人们于1951年前后结成没有同人刊物的同人“后半期”。参与后半期同人的诗人包括朴寅焕、金奎东、赵乡、金璟麟(1918—)等,还有与之步调一致的诗人金洙暎、全凤健。此外,50年代登上诗坛的众多年轻诗人们也站到现代主义的队列中,他们是宋稶(1925—1980)、全荣庆(1926—)、成赞庆(1930—)、辛东门(1928—1993)、辛瞳集(1924—)、金光林(1928—)、金宗三(1921—)、金丘庸(1928—)等。其中金丘庸、全凤健、赵乡、成赞庆等人具有超现实主义倾向,金光林、金宗三等具有意象主义倾向,朴寅焕、宋稶、金洙暎、辛东门、辛瞳集等具有主知主义倾向。朴寅焕站在战争的废墟上凝望历史的背离,并以深深的忧愁和虚无感把这一切吟唱,他的作品可以说是确立了韩国近代诗中都市抒情诗的一个类型。金洙暎最初迷醉于现代主义,进行活跃的诗歌活动,4.19革命后,更主要地写作关怀现实的生活之诗。他在诗论中也积极倡导所谓的“参与文学”,并写下为数众多的论文,而他自己的作品实际上与现实参与有着很大的距离。
第三是探究传统的诗歌倾向抬头。这是对外来思潮的流入和战争导致的民族整体性毁损的反作用,但也不能说与当代欧美讨论的“传统诗”无关。属于这一倾向的诗人有徐廷柱、朴在森(1933—)、李东柱(1920—1979)、朴喜  (1933—)等。徐廷柱30年代后期登上诗坛,到他出版第一本诗集《花蛇集》为止,他还只是个以西方的感受性来探究生之苦恼的诗人。但从第二本诗集《归蜀途》(1946)开始,已经具备了韩国式的世界观以及对传统生活的关心。这一倾向在其第三本诗集《徐廷柱诗选》(1955)中更加深化并终于在第四本诗集《新罗抄》(1960)中得以本格化。他在享有灿烂文化的韩国古代国家“新罗”中发现韩国式的价值观、美学观和世界观,将之命名为“新罗精神”,并在诗中赋之以形象,诗集《新罗抄》即是其结果之一。
第四是自然诗倾向。但是严密来看,说50年代的自然诗表现与自然的亲和胜于表现自身会更准确。这不是郑芝溶或赵芝薰们道家风尚的自然,也不是朴木月早期诗歌中作为景物描写的自然,因为他们把与自然共同生活的生活、通过自然谈论人生的生活当成诗来书写。50年代的朴木月已经在第一本诗集《山桃花》(1955)中显示出这样的变化,在第二本诗集《兰及其他》中走向了完全的生活诗。此后木月一边写着存在的诗或探究存在的诗,一边从舍弃生活与自然的第四本诗集《庆尚道的枯叶》(1968)开始在70年代进行连载,因其逝世而中断的连载诗《砂砾质》堪称韩国近代诗中探究存在的颠峰之作。此外,50年代写作自然诗的还有诗人朴斗镇、朴成龙(1932—)、金润成等。
第五是人生与生活的抒情诗。这类诗人并不特别标举特别的倾向性,他们只是诗性地认知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与之相关的喜怒哀乐之情,并进而升华为诗。具常、赵炳华、郑汉模、金宗吉、金南祚(1927—)、洪允淑、李炯基(1933—)、文德守(1928—)等人即在此列。赵炳华自处女集《想要抛弃的遗产》出版以来,共出版了30余本诗集,成为韩国诗史上拥有诗集最多的诗人。早期他以一个现代主义者的感觉将对于生活的抒情形象化,以后逐渐转向追求人生论的真实性。早期郑汉模在生活之中发见韩国战争的伤痕并以幽默的视角加以形象化,以后开始对生存的本质性问题的探究。早期李炯基以富于节制的语言把透明而美丽的抒情形象化,却在后来凭借对事物敏锐的洞察力追求存在的真实性。
不在以上所述倾向的是朴南秀(1918—),他在登上诗坛之初写作一些描写乡土生活之美的诗,进入50年代后转入探究事物实在性的方向。李镐雨(1912—1970)、金相沃(1920—)、李永道(1916—1975)等人创作韩国传统诗歌样式的时调,并分别于本时期在现代时调写作上自成一家。
60年代有两次重要的政治变革。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4·19革命,另一次就是第二年爆发的5·16军事政变。如果说前者是粉碎了长期自由党独裁的民主化革命的话,那么后者则与此相反,回归到了军部主导下的独裁。但是已经通过4·19革命表现出来的韩国民众的成熟的民主主义意识,是无法因为军部镇压而抹杀的。韩国民众成熟的政治参与意识在诗中也有所体现,被称为“文学的现实参与”的新的倾向在60年代开始抬头,这在以前的时代是未曾有过的。对此从另一方面,拥护文学自律性并试图从政治问题中解脱出来的倾向开始形成。在“参与文学”的队伍里,这叫做纯粹文学,但是从严格意义上看,把它看作是拒绝目的文学划一主义的纯文学更为恰当。60年代出现的新诗人中,《新春诗》的同仁们大多站在前者的立场,而《现代诗》的同仁们则站在后者的立场。但是,概括起来说,所谓纯粹诗有下面几种倾向。第一,创作传统抒情诗的团体;第二,钻研东方思想的团体;第三,向往现代主义的团体;第四,摸索人生论本质的团体。
这一时期属于“参与诗”倾向的诗人有申东曄(1930-1969)、高银(1933-)、申庚林(1936-)、闵英(1934-)、金芝河(1941-)等,另外,《新春诗》的同仁,李盛夫(1942-)、赵泰一(1941-)、崔夏林(1939-)等也在其中。
纯粹诗倾向中,写传统抒情诗的诗人有朴龙来(1925-1980)、朴正万(1946-)、李嘉林(1943-)、姜寅翰(1944-)、许英子(1938-)、柳岸津(1941-)、慎达子(1943-)等。钻研东方思想的诗人有朴提千(1945-)等,研究人生论意义的诗人有金钟海(1941-)、郑镇圭(1939-)、朴利道(1938-)、李炭(1941-)、姜禹植(1941-)、柳承佑(1939-)、申奎浩(1939-)等。追求现代主义的诗人有《现代诗》的同仁金荣泰(1936-)、李裕憬(1940-)、李昇熏(1942-)、李秀翼(1942-)、朴义祥(1943-)、吴铎藩(1943-)、李健清(1942-)、吴世荣(1942-)等。黄东奎(1938-)、郑玄宗(1939-)、吴圭原(1941-)、卢香林(1942-)等虽然不是《现代诗》的同仁,但也可以算作属于这种倾向。他们中间,黄东奎、郑玄宗、吴圭原、卢香林、李昇熏、李健清、朴义祥等尽管在程度上存在差异,但都坚持着现代主义的倾向,而吴世荣、李秀翼等诗人在70年代以后改变了方向,开始写一些钻研事物存在论意义的诗歌。
谈到60年代的现代主义,最值得瞩目的诗人应该是金春洙。早期写传统抒情诗,然后写存在论诗的金春洙转向现代主义倾向是从进入60年代组诗《打令调》的发表开始的。因此,他在韩国诗歌史上构筑了以会话的形式描写潜在意识的内在景致的独特诗歌世界。
70年代中,有两个重要条件支配着。一个是政治上处于维新独裁政权之下,另一个是经济上进入资本主义成熟阶段,西欧产业社会遇到的各种问题开始呈现出来。自然,民众建设民主市民社会的政治意识高昂起来。与此同时起因于产业社会的人与人的疏远,崇物的价值观,以及劳动问题也引发出来。这些现象在诗中也有所反映,70年代的社会诗较之60年代的“参与诗”更具有斗争性。因此,60年代的“参与诗”进入这一时期,与立足于写实主义的新理论的确立一起,在同维新独裁政权的对抗中,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诗即“民众诗”运动。这次运动的主导者是50年代登坛的高银、申庚林,60年代登坛的申庚林、金芝河、姜恩乔(1945-)等,除此以外还有70年代的诗人金明秀(1945-)、李东洵(1950-)、金光圭(1941-)、金明仁(1946-)、高静熙(1948-1990)、李时英(1949-)、郑喜成(1945-)、郑浩承(1950-)等。
另一方面,伴随产业社会产生的人与人的疏远、崇物的价值观的膨胀,是通过对解体人类精神的揭示和分裂自我的挣扎来表现的。追求现代主义倾向的年轻诗人,即李晟馥(1952-)、黄芝雨(1952-)、蒋正一(1962-)、李世龙(1947-)、金勇范(1954-)、河在凤(1957-)、金盛熙(1952-)、曹敞焕(1945-)、甘泰俊(1947-)、李润泽(1952-)、崔胜镐(1954-)、朴相千(1955-)等。另一团体的诗人们,任永祚(1943-)、赵鼎权(1949-)、金汝真(1933-)、文贞姬(1947-)、金初蕙(1943-)、李起哲(1943-)、权宅明(1950-)等通过事物研究存在的意义,李圣善(1941-)、罗泰柱(1945-)、宋秀权(1940-)、李准冠(1949-)、金秀福(1953-)等诗人在乡土的世界里把具有韩国特征的美和抒情诗歌化。

5
70年代的政治状况在进入80年代之后仍旧持续,1987年6月韩国民众通过抗争粉碎了独裁政权,到民主政府成立时,形势更加恶化。80年代的韩国诗分为四种类型:第一,斗争性的民众诗;第二,劳动解放诗;第三,传统抒情诗;第四,近似于西欧超现代主义的田园诗。这一时期特别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在民众诗运动中出现了劳动解放诗,并且诗的传统或者传统规范被破坏,诗创作近乎盲目地陷入混乱。这一时期,伴随着韩国资本主义的成熟而产生的有产者与无产者的阶级矛盾自然地反映在文学上,其结果是导致了劳动解放诗的出现,而规范遭到破坏的诗歌得以流行,是对既成文学或者制度圈文学所作的偶像破坏工作和超现实主义形式解体运动对峙的结果。
进入90年代后,在政治上民主化切实进行,对实现经济协调发展的希望也不断展现出来,韩国现代诗有条理地总结了70,80年代的诗歌成果,踏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探索韩国诗如何才能对民族统一作出贡献。

注①:论介,韩国古代妓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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