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克 ⊙ 树杈笔直而且向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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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波的风俗诗

◎桑克



——读诗集《孙文波的诗》

  孙文波是个谦逊的人,阅读者如果看到诗集《孙文波的诗》中的作者像,大约就会同意我的话,当然从面相和仪态来看人的品性,有点接近感性十足的巫术,似乎不该是我这个理性主义者所应有的行为,但我这个理性主义者依然相信一个自然法则:面相是生活踩在人类面部的脚印。从这个谦逊的面部出发,我们可以考察孙文波在这本书中所留下的道德轨迹(而其他的轨迹,我们暂时把它们储藏到心灵的硬盘里,并不打开)。
  中文诗歌讲道德是由来已久的,而在当代中文诗歌中道德却像一个陌生的访客,甚至有的霸道的(他明白,但拒绝)或者无理的(他无知,而胡乱地拒绝)人,怀疑它住店的资格,甚至鼓动店家把它撵到大街上。这其实也没什么必要,甚至也没有什么作用,道德是社会的必然属性,是社会人就有。而风俗诗的构成和道德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就像屋顶的瓦和屋内的水缸。当然把道德比喻为屋顶的瓦并不准确,但说明它是在上面的,尽管它很普通。
  我在《对六部诗集的随意阅读与刻意批评》里曾经写过孙文波是诗歌里的张择端,那仿佛是个提醒,或者仅仅点出一个思考的绳头,拉着它就能把后面的东西扯过来。后面是什么呢?可能是意识形态的老虎,也可能是头形而下的牛,更有可能还是自我的绳头。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具有概括性的这个时代的风俗。而这风俗的原始作者中是有你我的成分的。孙文波也有这个成分,但他有一点是特殊的,他是原始作者,同时又是现在的作者,这个现在的作者有批评的武器,他可以跳出原始的圈子,给我们上一节关于前历史的辅导课,而原始的作者就或多或少有些懒惰(中听一点的说法)。
  风俗是靠这些工笔画似的诗篇构成的。其中一些我刚刚在《诗生活》网站看过,而有些以前我精读过,比如孙文波的名篇《聊天》、《祖国之书,或其他》、《节目单》等,通过观察得来的材料,经过精心的编排之后,就制作成了风俗的台词。这个编排的精心,是有足够的证据的,我们可以为这个做个小实验,比奥雷良诺上校做小金鱼容易多了。你也以《搬家》为题写首诗,你能写什么呢?搬家的过程,搬家中发生的事情,或者自己的一些独特的感受……把这些用组织过的文学语言写下来也是很不错的。把你的这些想法大致构成的作品和孙文波的完成品对比一下,你就知道孙文波的不同在哪里了。他为“搬家”这个主题写了12节,他写搬家对“我”的自我体认的影响(第1节、第5节),写搬家的社会学前提(第2节),写搬家的社会环境(小一点的环境:第3节的“邻居”,大一点的环境:第4节的“省政府”)……这些都是关于主题方面的开掘,而在技术上,孙文波诗歌的自由体操的花样也是多的(花样是我的说法,其实孙文波的花样具有伪装的能力,而不像胡续冬那样比较明显,在表面形态上甚至达到了朴素的效果),第6节和第8节用对比的方式来确定“我”和“我们”的处境与思考,第7节、第10节、第11节、第12节用第三人称“他”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了对生活的哲学化认识上,第9节则虚拟了一个将来进行时的对话。“搬家”作为形而下的行为,现在则被赋予了更多的形而上的意味——这是在任何一个经过很多动荡生活的中年知识分子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一种特殊嗜好。如果你仅仅从叙事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恐怕就要丢失一些比较关键的东西。不过,在你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叙事倒是一个可以握住分析的拐杖。你如果把这些技术成分理解为戏剧性,我想就更接近准确的嘴唇了,陈均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戏剧性”的问题,可惜并没有引起更多的批评者的注意,反而把我、森子也和孙文波一起弄到叙事里去了。
  风俗当然是离不开景象的,比如在《戏剧笔记》、《在无名的小镇上》以及《回家》等作品里,孙文波就给我们绘制了许多我们自己也能遭遇到的共同的社会景象,这些给许多阅读者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但同时也留下了一些误会。其实,仅仅有景象是不够的,风俗是不能主动把老底亮出来的。这还需要对这些景象加以提升,像前面说的有关形而上的思考就是一种方法,道德评价更是很重的一个方面,孙文波是很擅长这个的。从某种角度说,这是孙文波的血液。从具体的句子中,我们可以轻松地找到这方面的证据。比如,“如果我们希望心中聚集更多神灵。/就应该如此。……”(《散步——给萧开愚》)这是讲诚实和希望的;“……爱情和早餐的价值相等。”(《假面舞会》)这是直接对爱情做的无遮掩的判断(如果你把这个理解为一种颂歌,一种抒情技术,也说得过去);“……我明白了你所说的痛苦,/为我曾抱怨你使我来到人世万分羞愧。”(《第二产院》)这说的是自责,属于自我批判的开始阶段。
  在当代中文诗歌中,想象力是普遍受到重视的技术,孙文波同样也享受这个成果,创造并改进着属于自己的想象力的展开方式。这种提升是更艰难的,因为过度的话,将会使风俗扭转,并滑向另外的领域。我以为,孙文波的分寸感是比较好的,他把一些假想变成了自己眼中的中国人生活的现实,并通过进一步的想象,把这个侧面的风俗景象发展为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这是有批判意味的。尽管有时候,这让我们感到担心。但在具体的实践中,这种想象的范围孙文波总能看得比较清楚,“所以聚会真是越来越乏味了。无非/一群人吃吃喝喝,高谈阔论。无非/使自己的做派越来越多一些名流的/意味。……”(《南樱桃园纪事(为臧棣而作)》)第一个“无非”,还是一种复现式的想象,是人人都可以想象到的,第二个“无非”之后,就进入了一个提升式的想象了,而这个想象的具体内容此刻就是孙文波独有的。这种关于风俗的想象式的判断,实际上已经是历史预言的一部分,而风俗本身正是历史家族的重要成员,而且是长辈,是前提。这就和西渡提出的“90年代的历史意识”发生纵向的联系了。

(《孙文波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定价16.00元)

    2001/8/3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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