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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诗人与诗歌批评家的沈奇先生，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但当七卷本的《沈奇诗文选集》摆在眼前的时候，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沈奇先生本人多年的诗作和包括诗歌在内的各门类文艺批评文章的一次汇集与总结，更是让我们了解到一个更加全面、立体的沈奇。这一过程，不只是 “量”的充实与扩展，而且也是质性的聚变。贯通诗歌与艺文、写作与批评、文字与生活，让我们豁然之间，充分理解了沈奇的追寻与向往之所在：我们看到的是一片持存于“上游”的、光亮的诗性时空，它仿佛近在眼前，但又不易轻易触及；它仿佛是来自更高的维度，但又并存、浸润于当下经验之中；它不仅仅是作者的诗艺实践与学术观点，更是其圆融、通透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部《沈奇诗文选集》似乎在证明：若不能达到如此地步，无论写诗为文还是理论批评，不只是让人怀疑其内在的真诚度，也会导致艺术思致与理论观念上的结构性窒碍与缺陷，而难以做到周备圆通。在沈奇这里，诗与文、写作与理论、文艺与人生，完全可以互通、互证、互换。 

一

　　西方现代性的观念与价值谱系的核心就是从“低处”来理解人性和世界，是一种主动寻求的“无甚高论”的卑俗之论，而不仅仅是一种时间刻度和历史标尺。它充满为了叛逆而叛逆的偏执、处处追求自我合理化的自说自话的逻辑强迫症、以及消解一切人性化标准以外的价值系统的虚无主义，所以，它更像是西方在数个世纪以来积累的一种病理性特征。对于现代汉语新诗、“现代诗”来说，从理论上说固然此“现代”非彼“现代”，但人们实际上看到的却是，在中国百年新诗历史上，无论是在写作实践还是批评领域当中，“为了现代而现代”永远是可以通行无阻的正当性来源与说辞，甚至直至今天仍然如此。而这种自我合理化的“现代性”强迫症，正是西方文化历史的“现代性”逻辑的虚无核心。在这种情况下，说现代汉语新诗之为“现代”，已经摆脱这种当初主动卷入、依附、寄生的观念参照系统与文化价值漩涡而得以长足的自主性成长，实在令人难以置信；说新诗其实在多个维度、多种意义上“枉道以从势”，倒是更接近事实：
　　新诗百年，初以“浅近”为开启，争得“与时俱进”之先声，横空“标出”，立身入史，后来便也在在自得于“势”的层面之“浅近”功利，难得本体澄明而潜沉修远。新诗后来又被称为“自由诗”，也便“作了”浅近的自由。再后来新诗又被称为“现代诗”，也便“作了”浅近的现代。[ 沈奇：《浅近的自由——说新诗是种“弱诗歌”》，《沈奇诗文选集》（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页。] 
　　在这种情况下，新诗修辞技艺层面上的“模仿性创新”与“创新性模仿”，就不仅仅是体现在诗歌艺术表层的一种迟滞或者惰性，而是刻写在现代汉语这一新诗母体当中的文化缺失与文化基因混乱：“你操持的母语原来并不完全是‘你’原本的母语……你翻译的外国诗原来也不完全是‘他’原本的外国诗”。但这不仅仅是诗歌翻译或翻译体诗歌的问题，这种或被动、或主动的“翻译性”，是现代汉语诗歌的本源性生成机理，当然也是其本质性缺憾：“只要我们还在依赖现代汉语的‘编程’，我们就走不出听由‘养父’主导的阴影。亦即，我们的新诗写作，极而言之，大体只能是翻译诗歌之‘另一种汉诗’的模仿性创新或创新性模仿的‘子文本’，而很难完全真确地写出汉语诗性的‘你自己’”[ 沈奇：《浅近的自由——说新诗是种“弱诗歌”》，《沈奇诗文选集》（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页。 ]。就此而言，在“模仿性创新”与“创新性模仿”的表象背后，其深层根由在于沈奇所精审地加以概括的“主体精神之弱”“诗体意识之弱”“汉语气质之弱”[ 沈奇：《浅近的自由——说新诗是种“弱诗歌”》，《沈奇诗文选集》（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0-24页。 ]；或者换一种大体对应的说法，也就是“缺乏高远的理想情怀”“缺乏深广的文化内涵”“缺乏细切的诗体意识”[ 沈奇：《“自由之轻”与“角色之祟”——有关“新世纪诗歌”十年的几点思考》，《沈奇诗文选集》（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85页。 ]。新诗或许是西方诗歌、语言与文化的“梦中的产物”，是西方文化地图上的旅行。
　　因此，新诗的这种匮乏与“弱”质，就不是局部性、技艺性与偶发性的，“钥匙或许并不在聚光灯下”[ 沈奇：《从“别立新宗”到“百年和解”——新诗百年反思兼谈汉语诗歌之“大传统”与“小传统”》，《沈奇诗文选集》（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4页。 ]，因而是新诗从自身出发难以索解的、根性上的先天隐疾与底气不足。这就涉及到中国新诗的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问题。关于新诗有没有自身的“传统”问题，已经争执了许多年。但新诗时至今日的状态似乎说明，说新诗有没有自身的“小传统”，其实都无关紧要——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结论，只是表明了不同的认知角度、主观态度与“乐观”程度。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新诗有没有形成自己的“传统”，新诗仅仅立足自身“小传统”，通过否定性地依赖三千年古典诗歌“大传统”来确立自身合法性与前行“动力”的“方案”与“策略”，都只能走向空乏无力的失重与虚无状态；新诗仅仅从含混不清、来源不明的所谓“现代性”观念与价值谱系出发，无论如何都已经不足以驱动自身的发展与创造、明晰自身的道路与目标。  
　　在这种情况下，谢冕先生提出的“百年和解”说 [ 沈奇：《从“别立新宗”到“百年和解”——新诗百年反思兼谈汉语诗歌之“大传统”与“小传统”》，《沈奇诗文选集》（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4页。  ]，当然不是终点和结论，而是可以看成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开端。“百年和解”不只是一个说法上的转变，“百年和解”之说背后，是走出进化论的单向通道与历史窄门之后的、比较宽绰文化语境与相对从容的文化心态。它事实上指向了一种可能性，即古典与现代、“中国”与“西方”之间原有关系格局的松动与新的价值坐标的重置：“现代”如果只是一个时间刻度，又有谁不属于“现代”、不存在于“现代”？“现代”如果也是某种价值谱系，那这样的“现代”怎能如此不加检点就标榜自己的正当性？仅仅因为时间上属于“现代”就能证明价值上的正确？时间上的“现代”标尺什么时候变成了价值标准？它不是拿西方所谓“现代性”的观念与价值谱系进行的偷梁换柱、自觉不自觉的偷换概念，又是什么呢？这里需要更根本、更丰富、更全面、更具体的内容，来取代所谓“现代性”的虚无尺度的自我标榜。
　　所以，“百年和解”之说背后，集聚着新诗一个世纪以来的成败得失的经验，有待人们以更坚实的立场、更高远的视野与更沉静的心性，从更内在与更复杂的关联性层面，来重新审理与疏通两个“传统”的关系，寻求新的视域融合与价值会通的理论基点与工作平台。这实际上是诗学理论发展的新的契机与新的基点：“百年和解”应该走向的，是“小传统”的小“统”小“宗”放弃偏执与“我执”，对于“大传统”的认祖归宗，而不只是情绪化的对立与反叛姿态，以及“为了现代而现代”的、自欺欺人的“现代性”的自律性逻辑；同时，这个“小传统”也应自觉担负起为“大传统”的别开生面的职责担当。具体来说，基本路径就是“内化现代，外师古典，融会中西，重构传统”[ 沈奇：《“味其道”与“理其道”——中西诗与思比较谈片》，《沈奇诗文选集》（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1页。 ]，而核心任务或许就是“返回对汉语本质属性的再认识”[ 沈奇：《“汉语诗心”与“汉语诗性”散论》，《沈奇诗文选集》（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 ]。“新诗自身的传统”这种说法本身就是权宜之计，汉语新诗要走向成熟，就要及时明了自我放逐的俄狄浦斯终究无处可去，浮士德式的渴望、野心与无限性其实都是虚无的幻象：这里其实没有什么选择余地，舍此之外基本别无他途。 
　　要完成“重构传统”的任务，所需要的就是从“诗”与“思”两个维度，同时领悟与通达汉语的本质与汉语诗歌真正的传统，并在写作与批评当中伫守、融会这种汉语诗歌传统的本质与本源性的源渊。为此，沈奇所作的工作就是“返回”，即回到中国诗歌与汉语文化传统的这种“源头”，回到“上游”：“上游的孩子 / 还不会走路 / 就开始做梦了 / 梦那些山外边的事 / 想出去看看 / 真的走出去了 / 又很快回来 / 说一声没意思”。中国诗歌的所谓“上游”，肯定是出自沈奇的某种深层次的生命价值与文化价值体认，而不仅仅是学理观念。沈奇这首早期的诗作《上游的孩子》[ 沈奇：《看山·上游的孩子》，《沈奇诗文选集》（卷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隐然昭示了中国新诗的文化轨迹与发展历程，对于沈奇本人的诗艺观念乃至人生历程，或许都有着某种原型性的规定性：映衬着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历程，以及沈奇所从事的诗歌写作与批评工作，“上游”以某种近乎宿命般的逻辑轨迹，最终融铸、落实为沈奇所说的“上游美学”。

二

　　沈奇的“上游美学”说，一方面针对的是百年新诗功利化的进化情结、造势运动及其“浅近”的价值诉求，另一方面，也是出自汉语诗性文化自身深度的内在逻辑与自我超越格局，及出自本源性的汉语诗性心灵的汉语文化之自我理解的高维度的澄明性：“一是已然典律化的、历时性的、可重新认领的‘上游’，如上文所提及之‘汉唐精神’；二是隐于当下的、共时性的、需要重新探究的‘上游’”。因此，“上游美学”就是“诗意”“自若”与“原粹”的境地 [ 沈奇：《诗意·自若·原粹——“上游美学”论纲》，《沈奇诗文选集》（卷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16页。 ]，“上游”既是艺术的“上游”，也是生命和生活本身的“上游”；“上游”既是不妥协的，也是随和的、包容的；既是严格的，也是自由的。它是“高过真实 / 高过梦想”的“高妙之界”[ 沈奇：《天生丽质·如焉》，《沈奇诗文选集》（卷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88页。 ]。“诗者，持也，持人性情”（《文心雕龙·明诗》），“上游美学”在沈奇这里，所指向的就是那样一种光亮的汉语诗性时空的高维度持存。“上游美学”召唤着中国新诗这一“上游的孩子”的及时“返回”与“归来”。 
　　当代诗歌界曾把沈奇当作“口语写作”群落及其批评的代言人，实则是一种包含了时间历史的错位、耦合关系的简单化与标签化，会遮蔽很多东西。沈奇早期的诗歌写作实践，接近于一种以富于生命质感的口语性、叙述性诗歌语言为主基调的“生命诗学”形态，而“禅味”及与中国古典诗学精神的会通，是沈奇发自其文化生命深处的、由来已久的自觉探求目标[ 吴思敬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18-819页。 ]。这种诗艺探索的踪迹，体现在沈奇的多种诗集，如《看山》《和声》《生命之旅》《寻找那只奇异的鸟》《淡季》《印若集》等所铺就的诗歌实践路途当中。这是一条既有风格与主旨的连续性，同时又在明晰的理论引领与观念觉悟当中逐渐走向成熟与“完成”的诗歌道路。在这其中，作为现代诗体诗话的《无核之云》[ 沈奇：《无核之云——现代诗体诗话二百则》，《沈奇诗文选集》（卷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页。 ] 是一种探索方式与方向，而《天生丽质》则是到目前为止，沈奇诗路历程的最高成就，也是当代诗歌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 
　　《天生丽质》的写作，是在明确的理论意识与理论思考指引下的实验性写作，同时又具有极大的理论蕴含与理论阐发空间。它的成绩取决于沈奇的诗艺才能与正确理论，以及二者的对等、平衡与互证、融通——这一点在当代诗歌领域堪称奇观，也是作为诗人与批评家的沈奇的不可替代性之所在。《天生丽质》是沈奇诗思并进、通过多年的诗艺实践与理论探索，在当代汉语文化与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当中所开拓出的一方高维度的、“上游”的诗性时空。它是沈奇诗艺与诗思的集成与升华，它的意义与价值是全方位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或许也非沈奇不能为。
　　从起源性的、本质性的意义上讲，汉字和汉语的“诗性”是一个令人神往、同时令人困惑的问题，也或许只是一个容易被带向神秘化的思考歧途的比较性特征；但就结果与现实而言，说中国当代诗歌写作与当代诗人，处于一个伟大的汉语诗性的传统当中，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问题只在于，我们对于这个传统与其所谓的诗性，对于这种语言和文字的诗性机制，理解的还太表面、太肤浅。在这样的基础上，当代诗歌写作喜欢标榜的所谓“创造”“开拓”“自觉”“可能性”之类，未免只是经不起推敲的“沙丘上的城堡”与追新逐异的表面文章。而沿着西方“现代性”“现代诗”的文化逻辑的诗性寻索，大概也只会走向愈鹜愈远的虚无之境。《天生丽质》可以看作是沈奇以作为现代汉语诗歌的命运“人质”的决绝与勇毅，进行的一次“返回”的实验。这样的“返回”，在一部分人看来或许是匪夷所思的，但对于沈奇自己来说，可能只是“顺流而上”的自然选择。
　　从“上游美学”视野出发，“自若”与“原粹”的汉语诗歌传统，原本就“在那里”，在“上游”。但它不是一种古典语言文字、古典诗歌体式意义上的自在存在的客体与客观性，而是汉字、汉语所联系着的一种诗性生活与诗性文化传统的绵延与弥散。然而，只有我们能够沉潜、进入汉字与汉语本身的诗性质地与诗意逻辑深处，才能重新“看到”它们，才能深度地接近、经验与重新激活它们的诗性；或者反过来，它们才能重新引发、照亮现代汉语的诗性逻辑、诗意秩序与诗性质地。否则，它们只是精致但无用的装饰品，或诗歌博物馆里的珍贵馆藏。但这个“上游”的诗性与语言传统，似乎与失重、粗粝的塑料般的现代汉语诗歌传统不相侔、格碍难通，就像是两种文化、两个国家的诗歌，或就像是出自两种不同诗歌概念的诗歌：“热爱新诗是一种痛苦，有如热爱汉语的痛苦，因为我们百年来所遭遇的一切，说到底，都是汉语、尤其是现代汉语带给我们的；而不热爱新诗有如不热爱汉语更是双重的痛苦，因为我们生在新诗的历史进程中，有如我们活在汉语的‘基因编码’中，舍此又何以存在？！”[ 沈奇：《从“别立新宗”到“百年和解”——新诗百年反思兼谈汉语诗歌之“大传统”与“小传统”》，《沈奇诗文选集》（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2页。 ] 在这样的情形下，汉语诗歌成了有着文化诚挚与智慧心性的诗人的痛苦之源，却也是必须面对的唯一现实、再次出发的必然起点。
　　语言的“家园-本体”论与其反面“传达-工具”论一样，如果没有具有悟性的文化直觉与诗性智能的深度开掘，就只能锁闭在理论的抽象性与自我标榜的空洞旗号当中：是《天生丽质》的写作，让人们“看到”汉字和汉语本身的质性，“经验”到汉字和汉语本身的诗性。《天生丽质》让人们看到，是汉语的这种诗性质地与诗性系统本身，在对于生活世界进行编码与组织、加工，所谓“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在此情形下不再是一个比喻性修辞，而是语言当中的生活与诗性化的现实。《天生丽质》凸显了以文字、汉字为单位和范型的汉语诗性思维与诗性修辞之“字思维”的本质特征：“字与字、词与词偶然碰撞到一起，便有风云际会般的形意裂变，跳脱旧有的、符号化了的所指，而生发新的能指意味，新的命名效应，及新的语感形式”[ 沈奇：《我写〈天生丽质〉——兼谈新诗语言问题》，《沈奇诗文选集》（卷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97页。 ]。在这种新的思维与意义逻辑当中，文言文与现代汉语之间的语言结构形态的古今隔断，被最大程度地跨越与消解。文字、语言也不再是表达工具，但也不是“语言本体论”式的物质实体，而是诗意的活跃之生成机制与萦回结构。
　　在这其中，作为穿越时间历史隔断的汉语本质的再次体认与汉语诗性的再次生成，古典诗文与古典字词及古典意象在现代诗歌语句当中的穿插与重置，往往有一种轻微的反讽意味。但这种反讽并不导向解构性，而是更加凸显出汉字、汉语“本身”的实质性与本质性在场，以及一种诗性的直接性、明晰度同诗性的复杂构成与纵深格局的并存关系：古典诗句经过重新排列（断句、竖排等）和重新识读（谐音、转义等），其被重新激活、引发的诗性，仍然顽强而又生动、鲜活地流溢在现代汉语诗歌的诗句与语境当中；反过来，现代汉语的诗性与灵性，也被重新打捞、淬炼、淘洗出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代的旧体诗词写作，恐怕也就不是只用简单的“怀旧”情结就能解释得了的 [ 沈奇：《从“大中国诗观”与“天涯美学”——与洛夫对话录》，《沈奇诗文选集》（卷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0页。  ]。经由这些，也让人们看到一种复杂性与多维性的汉语诗性之基质构成。总之，诗性点亮了语言，语言联络着生活，通过所有的这些，古典与现代之间的时空与心理距离，被重新连缀与贯通起来：在二者的水乳交融当中，在汉语与汉字的深度质性当中，融会出一条贯穿古今的汉语诗歌传统的河流。 
　　《天生丽质》达到了一向为沈奇所神往的“语境透明”的艺术境地 [ 沈奇：《风清骨奇心香远——评吕刚的诗》，《沈奇诗文选集》（卷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34页。 ]，这种“透明”不是清浅与直白的透明性，而是汉语穿越时空的尘雾，所发散与熔融出来的诗性的光亮与明晰。《天生丽质》的“返回”性探索实验当然是现代的——究竟谁能够、或者真的试图要回到古代呢？但《天生丽质》让人们从语言现实与诗歌实践的层面上看到，超出语言（文言与白话）、文体（诗体与散文）、形式（格律与自由）这些表层构造与价值标准之外，汉语诗歌显然有着更为深广的经验质地、诗性逻辑、文化坐标、价值谱系：在这样的层面上，说到底，只有“一个”伟大的汉语诗歌传统。然而新诗百年求索，从整体上还没有走出上述那些表层化与形式化的认知格局、观念语法与价值格套，以及这其中在所谓“现代性”诉求当中的自我剥夺与自我放逐。在此前提下，沈奇的《天生丽质》不能说包含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全部可能性，但它是那条激进和浅表的诗歌传统河流当中的一个深沉的涡旋，即便不能立即导引这条河流从此转头他向，也是其深刻地返照、回思与彻悟自身的某种重要契机。 

三

　　台湾现代诗是沈奇诗歌批评与诗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沈奇将台湾现代诗定位为中国新诗的“三大板块”之一：“台湾现代诗的出发，落脚于‘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之交叉坐标上，其起步是稳健的，方向的明确的。这里的‘横的移植’，不仅是指西方诗质，也主要包括了西方精神；这里的‘纵的继承’，既指中国传统人文精神和古典诗美，也含有对新诗前30年成就的承传”[ 沈奇：《中国新诗的历史定位与两岸诗歌交流》，《沈奇诗文选集》（卷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页。 ]。基于对于台湾现代诗歌的这种认知，沈奇的台湾诗歌批评与研究，一方面通常并不突出、甚至“有意识地消隐”其特定历史与地域性的创作背景，而突出其“民族性”与“世界性”[ 沈奇：《深渊之眼——痖弦诗歌现代意识散论》，《沈奇诗文选集》（卷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1页。  ]，另一方面，其研究主旨是着力于提供一份“来自彼岸诗人之经验之提示之参照”[ 沈奇：《“意象的姿容”与“现实的身影”——简政珍诗歌艺术散论》，《沈奇诗文选集》（卷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3页。 ] 、为当代汉语诗歌提供一个“参照星座”。因此“三大板块”的说法，根本上不是在提供分离的理由，而是在强调整合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即超越种种隔碍与误读，将两岸现代诗的存在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大中国现代汉诗”场域来加以识读与考察。这些年来，随着两岸诗歌发展与交流的不断深入，这样的境地应该虽不至、亦不远了。
　　《选集》也收入了沈奇对于其他艺术形式，如书画、篆刻、版画、摄影、陶瓷、紫砂等艺术门类的一部分批评、阐释文章。涉足于这些广泛的文艺门类当中，沈奇的解读文章也都贯彻着诗性的思维、诗性的逻辑与诗学的概念。所有这些文章，一方面让我们见识到了沈奇的风雅与渊博，另一方面也让我们重新确认了那种深入骨髓的诗性，及其从耐人寻味的纵深、宽博与厚度当中彰显的实在性：
　　只有不断由创作意识重返生命意识，重返生活现场的真情实感，和一己本真生命的个在体验，而非观念和主义的演绎，你才能坚持永远居住在诗歌的体内，并成为其真正的灵魂而不是其他。也才能不断超越时代语境的局限，活在时间的深处，并悠然领取，那一份“宁静的狂欢”。[ 沈奇：《我的诗歌写作——〈沈奇诗选〉自序》，《沈奇诗文选集》（卷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87页。 ]
　　由此，也可以再次反证沈奇的“上游美学”与“上游”的诗性，不仅仅是一种文体的质性，也是一方悠然自若、粹然自持的生命本真光晕。在此情形下，所谓“重返”也就不仅仅是回归与退守，而是以其在“重返”当中持守自身的、加倍的丰盈与润泽，向着时间深处绽放开来的真意、厚重与狂欢。
                                                           

【张大为，文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