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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一间自己的屋子·李以亮诗歌简论

◎赵卫峰






 

“多年前我就这样设想/一间自己的屋子/屋子朝南或者朝北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一把自己的钥匙/以及一种长期住下来的想法”——题为《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这首诗写于1989年,我想那一年李以亮大概像如今刚出校门的青年,亟需寻找“一间自己的屋子”——拥有这间自己的屋子,不是像弗吉尼娅•伍尔夫那样,让它成为抵抗性别政治的精神堡垒;也不是像这一年离世的海子那样,让它成为“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学幻象——而是在“钥匙”和“长期住下来的想法”之间,让它成为一个栖身兼以安心的生活居所,成为一个朴素的现实愿望。可见,李以亮的理智重于感性的诗学性格在当时就已初见端倪。

实际上,永别的人可能比活下来的人更幸福。特别是类似李以亮这样的智识者,年复一年,需要逐步与情感对证,与孤独对抗,与虚无对峙,写作的过程,也便是建设自我的过程。慢慢地,诗歌就成为了自己的“屋子”。这并非原地呆立而是能动的“屋子”,也并非躲避式的安乐窝,而是个体稍带隐秘色彩的精神根据地,是一个可退可守的移动式据点,是灵魂的、梦想的、记忆的坐标。

以此为凭,李以亮自在地瞭望,描述着他所观察、想象和理解的世界。其时,窗口与“屋子”都成为瞭望的途径与凝视的平台,如《秋天》:“秋天落在窗外的/树枝上/季节里最后一只鸟儿飞逝”,如《天气》:“有时我转动座椅,看见窗外阴沉的天空”,如《燕子》:“我只见过一次/燕子往我家屋梁上衔泥/终于,半途而废”;再如《雨中》:“而你一个人在一棵梧桐树下/暗自唏嘘,那些一生不被雨淋的人”,还如《大风过境》:“一夜大风。大风检查 /每一寸土 /每一扇门和窗户”……在李以亮的诗中类似的言词不少,显然这位擅于沉思的诗人其实已将可能的“屋子”改装成了貌似不动声色的“战车”,随时出击,进行着一次次纸上远征,“一生里我所经历的/太多不在我的设想/或掌握之中,唯有在这间屋子里,宁静/依然是最高的秩序,仿佛杯子在我手心。”(《天气》)

其实“屋子”本身也是一种通道。它朝向内在自我的同时,也包括并切合了风声雨声读书声,通向万物万事和浩瀚宇宙。自我与世界的“平衡术”,在李以亮这里,诗歌之力体现得均衡得当:一方面他对自在、自足有相当程度的自律及控制力,另一方面对外部世界或身心以外的大小环境,亦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和恰当的兴趣。其实诗歌的涵义或作用,也正在于自我尽力的完善与对外部环境的适度介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李以亮的写作里,“自足”与“介入”可以同在,且表现得非常从容和巧妙:

“我有着一点简单的尘世阅历/和一些不甚简单的精神遭遇。……我在距离坟墓的路上,慢步而行/避开富人的汽车,沿途胡思乱想”(《步行》),结尾处“富人的汽车”的嵌入自然而然却颇有四两拨千斤之效:“但今天我驾车逆行了/仅仅是出于,对那么多非正常行驶的一点反抗”(《逆行》),这种自嘲和反讽,拿捏得恰到好处。曾几何时,当代诗歌在题材上,乃至在观念上的分化非常明显,似乎着力于个人情感的探究就总是会云里雾里、凌空蹈虚,涉及现实环境、倡导介入就得把诗歌弄成明晃晃的投枪匕首,似乎那样才算有“姿态”,其实不然。在李以亮这里,相对完好的对立统一,这意味着对“文学性”、“艺术性”和“诗意”最大限度的保留和发挥。




我一直认为,情绪的有效梳理与情感的适度抒发,是李以亮诗歌的亮点。很多时候,他作为诗歌翻译家和评论家的外在身份——这两者确实一般会让人以为这样的作者必然是理性大于感性,当然这样理解其实也没错,只是我们不可忽视诗人的感情其实更多是隐藏在诗里:

“秋天落在窗外的/树枝上/季节里最后一只鸟儿飞逝//林中的空地/空无一人/风穿行其间,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我在冷雨敲窗的晚上,写我的小说/许多模糊的情节/因某种照耀忽然生动而透明/有一种爱/注定以幻想的形式实现//我想起远方/树木披一身繁花/百鸟歌唱/我在黑暗里倾听/听到或听不到,都令我不能平静”(《秋天》)——这是发生在“屋子”内外的一幕情景剧。面对“不能平静”的情绪,诗人的叙述的语调却又是如此克制!这就避免了一直以来诗歌写作里表现出的一种常见病,要么枯燥教条、有意无意高冷,要么煽情矫情落入滥情。就此而言,李以亮的确比绝大多数诗人都做得好,他已擅长于情感的把控与有度稀释。或许这与他兼擅的翻译与批评有关,让他在对语言的参照和对诗学的阐释中习得了驾驭情感的本领。

他的“情感”关涉常情,亲情、爱情、友情——其实如此分类或许并不精准,因为一个真正的诗人,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情感之躯,就是一间有自我内容的“屋子”。李以亮的诗歌里情感抒发比较明显的篇章里,有对父母的怀念,有对异性的思忆,亦有更为广泛的情愫起伏,如《一只射程内的鸟》:“由于我的到来/一只射程内的鸟/获得了重新起飞的可能”,如《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我和她谁是谁的家/——而我的心里温暖极了”,以及《燕子》《孩子们》里体现出的怜悯或感怀;而我以为,诸如《秋兴》这样的篇什则更胜一筹:“又到了我们用脆弱的后颈收集太阳光照的时候。/一个声音在说:请多加衣。//一场年轻的赛事在城市如期举行。你我的约定被搁置/只有心,仍然像道路一样,是干净、笔直而坚定的。”情感被收束在一种适度、冷静而节制的口吻中,携带着直击人心的精神力量。

我注意到李以亮很少涉及“乡情”这个题材。或许,这是对俗滥主题的逆反、对诗界常规性题材的主动避让。当“乡情”被无限放大,被各种夸饰的抒情推向滥情,对于一个自觉的诗人,就有了警惕甚至规避的必要。其实,在李以亮这里,也可以理解为他的相关经验与认知是属于另一类层次的。正如他也写有《一块邮票大的地方》:“给我一块邮票大的地方,只是必需,我也要创造世界”,“无名者也可享有自己被遗忘的生活。/所以,有时我只要一块邮票大的地方安顿我疲乏的肉身。/是的,给我一块邮票大的地方,我也要拥你做我的女王,/摆放鲜花,摇篮,新年的吉祥物。”他的“地方”不是故地或家乡,仍然是他一直在追寻的“屋子”。这间“屋子”承载了诗人对于世界的丰富想象,盛放着他执拗、朴素的“存在之思”,直至进入他的“理智之年”。




李以亮的“屋子”,是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地栖息自我的地方,也是一个可以持续创造和容纳他者的世界。其实对于像李以亮这样的诗人来说,可能真正的家乡就是自已随身携带的“屋子”,或者说其实自己就是“家”。

他在其中静坐漫游,旁观着“天气”,“一生里我所经历的,/太多不在我的设想/或掌握之中,唯有在这间屋子里,宁静/依然是最高的秩序,仿佛杯子在我手心”(《天气》),构思着《履历》,感受着“我独自一个/深陷黑暗之中//我的出场是我的退场/我的存在是我的隐匿”(《黑暗》),“活着,谨小而慎微,屈居屋檐”(《大风过境》),或者,衡量着《和一个美国诗人的距离》(暗示罗伯特•布莱),或者,与自己论写作:“在幽暗的/角落,打磨命运的/矛和盾。必须经受/虚荣的诱惑和烘烤——/那最后出现之物,不过是自由”(《论写作》)。

的确,“那最后出现之物”,只能是自由,只能对自由的思虑、揣摩及向往。

值得继续追问的是,还有多少因素是可以让自由受限的?或者,在隐喻的意义上——让诗人“禁足”?回望年初,我们不禁百感交集。关注公共事件是人心同向,而疫情归疫情,诗歌归诗歌,作为“武汉”居民的李以亮,这首相关题材的诗《禁足》,仍然是他的风格,“还有多少病毒/是口罩也不能隔离的”、“唉,多少人呵,多少人/死于窒息……”——冷峻,脱俗,有一种情理之中深刻,深刻于言此及比的感喟。

冷峻,脱俗,深刻,也正是我所认为的李以亮诗歌的重要特色。他始终是智性的,内视的,但并不拒绝具体的“生活”,相反,他能将之从容消化,让雅俗互融,令出世与入世并行,典型如《买断工龄》《与某成功人士交谈》等诗。成熟的诗人理当如此,肉身与凡心可以与众同行,灵魂却总能与众不同。于此,李以亮便像是那种能把诸多事物或多类“信息”一起填装的高手,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其实也并不排斥市井,相反“市井”为其写作注入了恰到好处的人间气息,我们不妨理解为,这也体现了诗歌的另一种作用,即坦然于生活同时又暗含自我救赎的必要。

事实上,李以亮从未规避对时代、社会、文化诸多现象和事件的关注与抒写,他深刻领悟到,如何以诗歌的方式介入和参与历史,以轻小型叙事、个人化风格抵达和穿越庞然的物质、消费、数字和传播语境,而不是一直呆在自己的“屋子”里闭门造车或者异想天开。这首先保证了一间“屋子”和“我”之实在,然后就是在对现实世界的审视、批判与启发中,由此及彼、向更广袤的存在跃进,并在自我思辨的追问中,不断校正个人精神的焦距。

我想,这肯定是一个难度层出的心路之旅。正如李以亮很久前曾写过的:“一间石垒的屋,我习惯称之为我的家/我久居此地,初衷不曾更改/我平静地生活,仅仅根据/内心自然产生的愿望/这是多么简单,又是多么艰难”(《断章》)。作为个体精神建筑的诗歌之屋,这也是个人主体建构及完善的复杂历程。不过我相信,作为中国“六零后”诗人群体中独立特行的诗人,作为拥有翻译家、随笔作家等写作身份的多面手,数十年来,一直执着于自我建构、追求完善,李以亮在“理智之年”已取得可贵的成绩,我相信他跨越中年的门槛,在未来也将持续寻求新的突破。
(202012月于贵阳煤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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