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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广场中的个人声音·关于赵卫峰及其诗歌评论

◎赵卫峰



诗歌广场中的个人声音:关于赵卫峰及其诗歌评论
隐 石


  放眼身边,创作与理论兼善的人物其实并不多见的。2009年初,集中体现了赵卫峰作为一个诗人兼批评家的理论素养、批评视野与批评激情的评论集《当代诗观察》①面世,该集是他在诗歌写作的同时,进行自我精神突围和理论自觉(文化自觉)意识的一次展现;是对纷繁的诗歌与诗坛现场的理性的省察,是在纵深中发现、批判和赞美。他在一系列关于80后、70后、女性诗歌等的批评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批评解释热情,对一系列优秀诗歌的发掘和肯定,对一些诗歌活动的尖锐批判,对时下传媒时代的诗歌写作的冷静审视,体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批评家品质。恰如陈超先生所指出的“写得有活力,有针对性。”②



  当代中国诗坛,各种现象、思潮风起云涌,任何一个置身其中的人,都会感受到这种时代的颠簸,都会有自己的疑问和见解。赵卫峰的诗歌批评,是一种在时代风潮中把握自己把握世界的努力。这是一种有方向的向度,本质上是作者个人的文化自觉及拓展意识的体现。可能有人会对此不以为然,特别是那些对理论有偏见的低起点的创作者。事实上,一个诗人对现象和作品进行理论解释,并不仅是一种热情,实质体现了一种能力,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正如艾略特所说,“我们不妨提醒自己,文学批评就像呼吸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③
  诗歌批评文体和难度是显然的。诗歌这种文体,在当下越来越成为少数人拥有的特权,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染指,也不是仅凭雄心即能成就的。马永波对此深有感触:“诗歌与其说是作为文化一角的特殊知识,不如说是关乎灵魂奥秘的不可言传的特殊经验。说它与已知有关,不如说它更与未知、不可知有关,与辽阔得不可触摸的心跳和寂静,也许还要加上黑暗,有关。”正因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只有诗人才能谈诗,也只有诗人论诗的文字才对诗歌、对当下写作的诗人有作用。”④这已经成为诗人的共识。
  因为是诗坛中人,因此赵卫峰的诗歌评论就具有难得的现场感。这样的现场感在当下的批评文章中,是一种难得的品质,它使得具备这种质素的批评文章具有可信、亲切的品格。譬如他以个人眼光对诗歌的年度扫描(《混沌·焦虑·漂浮:2007年中国诗歌印象》),对诗坛涌现的“80后”诗歌的激情而细切的解释批评(《80后诗歌:他们从此踏上了不归路》等),对“70后”诗歌的冷静观察(《70后诗歌:虚妄的盛宴》),对涌现的城市诗歌的分析考察(《中国城市诗歌:我们必经的地方》),对当下的抒情诗歌的写作分析(《当下的抒情诗歌写作》)以及对当代诗歌出现的散文化倾向的考察等,特别是,因为有办刊的亲历,他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诗歌民办报刊现象认识与批评的文章,颇有反响。在某种意义上,这应和了他的“如果我们将诗歌媒介与诗人合二为一来看,那么诗歌媒介的制作实已属于诗歌的写作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话。
  诗坛杂色纷呈的现象,激发起赵卫峰的批评热情,同时使他的批评具有视野开阔和及物的特征。他敏锐体察到最前沿的诗坛动向,于纷繁现象中敏察到最新的走向(倾向)——这使他的诗歌批评显得坚实、紧贴着现实飞行。这样的特性,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如《复合或搅拌:抒情写作的一个变化》、《宽容与限制:中国女性诗歌环境》、《游戏、工艺诗歌与享受的幻想》中,有着具体鲜明的呈现。
  当下,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们全部都置身于“诗歌的传媒写作时代”。赵卫峰已经敏识到,这个时代中诗歌写作的个人性的失败、精神生态的失重,以及一切都置身于被消费的无奈境地。他尖锐地指出:诗歌写作中与之相应出现的口语化、散文化、泛审美化、情色化倾向,正是导致“休闲性、游戏性、享受性”在诗歌中如雨后春笋的导因。亦因为这一点,诗人指出“‘个人性’问题”的遥遥无期,表达了一种深沉的对“审美个性”能否归来的忧虑。在这里,诗人已经跳离诗歌写作的现象层面而进入到更高层面的理性思考和理论追问。
  读他的系列关于“80后诗人”的文章,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他们的关切和喜爱之情,让人感动。当此时,我很难想象外表似乎有些漠然的赵卫峰,竟然有如此的对“后辈”的拳拳爱心。在某些时候,因想到诗人交际场中滋生的是是非非,再加上能力浅薄的原因,像我等喜静之人自觉地退避了,由此也似乎与诗歌疏离起来;其实心下明白,这正照出了自己内心的软弱和情感的漂浮,好在人各有所好,可以顺遂自然而不必刻意强求。我以为,他与年青一代诗人结成的缘分,无论对他,还是对于他所“举荐”的“80、90后”,都是一种难得的殊胜的福分。



  赵卫峰的诗歌批评除了显得视野开阔和坚实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鲜明的问题意识。染指学术的人都知道,问题意识之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确实,问题的能否提出,并不仅仅关乎他学养的体现,它还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昭示出一些陷阱,暴露出评论者自身的局限,恰如刘小枫所言,“问题的提出不可避免地显示出提问者自身的存在有限性的边界。”⑤很多时候,我们正是通过批评者问题的提出,判断他是行家里手,还是不入门道者的。
  现代传播方式——网络——的出现,已经明显地改变了诗歌,甚至是诗歌写作。在赵卫峰的勘查下,诗歌已经出现了深刻的问题。针对与网络一起现身的写作者,由于他们的知识和文化感是直接从“网络的走马式阅读而不是书本以及足够的生活经验”中得来,诗歌写作难度的消失以及历史意识、深度模式的被消解,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诗歌写作中文化的缺省,即赵卫峰所不无忧虑的结果:“届时,我们仍然随时都可看到分行文字,但它们与思想和文化无关了。”我想,赵卫峰的忧虑和提醒,对那些以网络起步的诗写者,不啻一剂苦口的良药。
  针对当下诗坛上被传媒聚光灯照耀的种种“假面舞会”,以及蜂起的各色圈子、流派和主义,赵卫峰毫不客气地指出其中许多的“不及格者”,指出他们不过是“一群人扎着人文关怀的领带与悲悯的鞋带,一群人的文字与物质若即若离却高举享乐主义彩旗,”在他们手中,“诗歌与人的关系沦为人际关系,诗歌的亲和力取决于诗人的传统交际能力”。对这样的堕落的圈子化,赵卫峰的抨击是尖锐的。
  在赵卫峰就“现象或传媒背景中的诗歌问题”而写作的系列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理论勘探之后的系列发现:文化的缺省、公开的失态、警句的变化、摇晃的身份、技术的奴隶、难度的消失……这一系列理论省察和问题发现,使人惊觉和醒悟;从中我们在读出评者眼光的敏锐与精确之外,也不难发现他警觉、清醒的问题意识。
  赵卫峰诗歌评论的问题意识,并不仅只体现于对传媒背景中诗歌问题的考查。我们在他《诗歌口语的虚妄》、《诗歌选本的意思》、《诗歌经典的断想》、《诗歌阅读的变化》、《诗歌隐态的终结》等文章中,亦可以看到;同时我们看到的,还有他紧贴现象的理论概括勇气,以及足够强大的探索热情。
  对于当代散文诗的观察,我赞成赵卫峰提出的散文诗在形式上稳中须求变、抒情上变中须求新、作者须注意“有容乃大”的问题,以为他提出的问题切中了当下散文诗写作的症结,这对于散文诗的审美层面的拓展,无疑是十分恰切的。喻子涵也以为赵卫峰“对散文诗的批评很在理”⑥。但同时我以为仅此还不够,还要加上“思想维度”这一点,因为事实上正是思想的有无及其力度的深浅决定了一些作品的内在审美意蕴,决定其是“风花雪月”或“黄钟大吕”;甚至它还决定了作者写作之路的能否自我推进以及继续创作的是否必要。我们在今天仍然被《巴黎的忧郁》、《野草》等作品所深深触动,正是因为其内在的穿越时空而来的思想(人性)维度。这毫无办法,艺术史从来只“铭刻”那些具有思想(人性)维度的创新之作和体现人类灵魂之幽邃神秘的高度与深度的先锋之作。
  作为诗人,赵卫峰在诗歌创作的间隙,以点带面,以“札记”方式记录自己在写作中出现的困惑,如《诗方言》、《地方性》、《打工诗》、《细节感》、《道德经》、《诗训练》、《通俗化》、《形式论》等。这些札记或直指创作中隐秘的症结,或表达某种幽微的思考,相较于前述理论文章,别具跳脱的灵动和独特的韵味,思考亦不乏深刻独到之处。譬如对于“打工诗群”,赵卫峰在肯定他们的努力及其存在之后,亦冷静地指出其“必须尽快结束对身份的自我心理确定状态,转移到旁观与冷静的审视地位,安详且敏锐地捕捉目标,成为‘拾垃圾者’的同时,也成为处理垃圾者。”希望他们“软弱的祈祷与‘乞求注意’这种心态要拒绝”……无疑,这样的警告是必要的。——这些札记从另外一个方面,比较生动、立体地呈现了赵卫峰诗人兼评论家的角色,照出了他在诗路上的不懈探索和孜孜努力的身影。


  在赵卫峰的批评文章中,可以很显在地读出其文化角度的解读用力。这当然是一种勇力的尝试,一种企图从根子上来对诗歌现象进行解释的用力,一种更客观宏大的批评视野的运用,颇有承接文化批评之风的性格;虽然对于文化批评本身,人们的意见褒贬不一。需要指出的是,这种评论写作有着明显的体现“历史意识”的努力,正是在这种历史意识中,易透出泛文化的倾向。尽管作者的本意是借考察社会发展、文化沿革来绘出所评事物的轨迹,却易在某种程度上透出旁涉过多的弊端。
  关于新诗的文化根源,历来颇多争议。笔者尊敬的师长、诗评家陈本益教授在他的长文《中国新诗的文化根源》中,经过缜密的考察,指出“新诗所从属的文化,是由中国古代文化中有关的异质因素发展、壮大而来的一种新文化,这就是中国现代文化。这种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异质,却与西方文化同质,因而受到后者的刺激、鼓励和诱导,并必然表现为对后者更多的借鉴和学习。”“由于新诗所根源的文化与西方文化同质,它必然具有类似于西方诗的规律和特性。”⑦陈本益先生的观点精妙而独到,按他的观点深思下去,我们就会了然中国新诗史上的诸多现象,为何具有类于西方现代诗发展历程的思潮(现象)。譬如,众多有影响力的诗人坦承自己并不是受到中国古典诗歌、而是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影响进行写作的这一点,正说明了他们对西方诗(潮)歌的关注与学习借鉴;譬如,由美国后现代主义诗歌消解理性深度的非理性化表现对中国的“传染”:诸如以口语为诗,写日常琐事和俚俗、粗鄙的现象以及对此做出理论概括的“非非主义”等。
  赵卫峰诗歌批评的泛文化色彩在似乎已经严重“物化”的当下,无论怎样都有它的积极意义。在此他不妨放开眼界,关注国内同行相类的研究成果,充实、坚实自己的理论成色。
  我想特别指出,集中《虚妄的盛宴——中国70后诗歌回眸》一文无论在成色和思想上都是较为出色的一篇。许是评者有感于自已同属文中所论群体,深切的了解、自我期许的焦灼,使我们在文中见出评者“下手”的“狠”与“准”来,真正是让人看到了“盛宴”的“虚妄”。作者从命名的质疑、作为载体的民办刊物和文本入手,细细考察、梳理、比较,小心谨慎地鉴别、挑选,最后见出结果,某些地方因用心之苦而见出了用力的急迫:

  我们接着前人继续,我们可能无功而退,但作为反面的参照物,我们填补了岁月的空白,使后来者的继续能更好更快,我们只是默默付出的一代,是拾垃圾者。

  但作者也不无热切地相信,......“当酒气血气和热气冷却,‘70后’方阵将自行散去,群体将被过滤,个体即将凸现,拭目以待,可以相信他们中的一部分将成为热风过后的真正脊梁!”事物的结果当最终归于个体的现身,这是作者的期望,亦可视作他对自我的期许。至少,我们在作者的身上看到了这一贯的自觉与努力。
  在对赵卫峰的评论集《当代诗观察》的阅读中,有时我会停下,仔细地想他这样孜孜眺望当代诗坛的自觉身影。无疑,他身上体现的这种理论倾向维面是闪光的,值得肯定和推崇,但是我又很悲哀地发现,尽管现在的e时代使相互间交流的时空距离,几乎压缩到消弥的程度,他却是很孤独的,在中庸世故的惯性空间里,同行者鲜有。但是,他又因此而显出了难得的独立和顽强。
  赵卫峰本来的“诗人”身份,致他的诗歌“观察”更多切身感悟而非理论推衍、精细体贴而非隔靴挠痒、晶莹温婉而非长文铺排,因而显得结实、内在、含蕴深厚。许是诗歌创作思维的不能自觉排除,致使某些地方稍欠丰盈,在该细细追索下去的地方点到即止。
  综观其《当代诗观察》,在我看来,集中编目的分辑排序正好是诗人内、中、外精神城堡的象征。从大略的方向看,这三个维面,恰好生成了赵卫峰之为一个诗人的立体面,完整体现了他精神活动的三面向度。毋庸讳言,他的这种多维面向的打开自己和显见的求索精神,涵蕴了其个体创作的全部抗争和所有苦难,没有切肤的痛感就没有精神维面上的挣脱意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打破“在传统性思想文化、日常性物质文化、时尚性娱乐文化、规定性主流文化、地方性民族文化、流行性通俗文化诸背景中平衡与创造的艰难”。于此,我们相信,赵卫峰将在诗歌广场中继续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


【注释】

①赵卫峰:《当代诗观察》,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文中引文均引自《当代诗观察》。
②陈超:《当代诗观察》评语,转引自赵卫峰新浪博克
③托·斯·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学论文集》,第2页,李赋宁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④马永波:《客观化写作——复调、散点透视、伪叙述》,《诗探索》2006年第一辑理论卷,第117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⑤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88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⑥喻子涵:《散文诗的中年意味》评语,转引自赵卫峰新浪博克:
⑦陈本益:《中外诗歌与诗学论集》,第130、131页,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系西南大学新诗所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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