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调和时代:民刊何为——兼论《大荒》创刊五周年

◎董辑



后调和时代:民刊何为
——兼论《大荒》创刊五周年

作者    董辑

     关于中国诗歌的“调和时代”,我有过如下的论述:

……一方面,国家的诗歌体制和标准还在有效中,甚至会有局部的加强,但是总体上已经不再能完全掌控中国诗歌和主导中国诗歌了,而且,其权力也不再是铁板一块,体制系统可以程度不一的和经济势力以及民间系统合作,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的合作关系开始出现。
高校系统开始以学术的方式或曰面目进入诗歌,进而形成了国家体制之外的诗歌权力系统,这一系统,目前还在进步和加强中,而这一系统,也不完全局限于学术领域中,其和国家体制、资本体制以及民间系统,也都有程度不一的关联。
随着经济的好转、网络技术的普及和有效以及印刷工业的技术性进步,民间诗歌/诗人的空间得到了拓展,其诗歌生态更为活泛和多样,甚至,可以以资本的方式尽可能的和有可能的利用一下国家出版资源。在这个生态中,诗歌一方面极度的活跃,一方面也极度的芜杂;一方面有最大化的多样性,一方面也呈现着高度的无序性。繁荣和贫瘠,有效和无效相辅相成,甚至呈双生状,繁荣的同时就是贫瘠,有效的同时就是无效。
中国诗歌以及诗人们,突然不再那么泾渭分明了,体制内和体制外,先锋和普通,官方和民间,学院和草根,前卫和保守,庙堂和江湖……不再你是你我是我了,开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多界限已经失效和模糊。
“调和”成了出入于上述诸系统或曰层面中的主体性用力和因素。
在调和的主宰下,权力系统和金钱系统可以合谋和互相借势借力,官方和民间也可以有条件的合作和互相给予,而学术系统也不能够抵御权力、金钱和民间的进入,诗歌界中的大量活动都是面目暧昧的,其目的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活动,以及活动所能达成的热闹与响动。
调和时代,成功和历史似乎都是可以操作的了,成功不再有界限分明的门槛,历史也不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很多混子和拥有权势或者金钱者,进而得以进入诗界和获得所谓的成功。
调和时代,出版,刊物,学术和团体,都不再纯洁和绝对有效,都不再是标准和提供标准,中国的诗歌界,一派活跃的气象中,乌云翻滚,浊流蜿蜒。……
      怎么就“后调和时代”了呢?这才几年?有这么快吗?
      我觉得有。
      后调和时代是调和时代逻辑发展的必然,是调和时代的最新和最高阶段,是现阶段中国诗歌总体的生态特征。
      在后调和时代中,中国诗歌的主体仍由体制内诗歌界和体制外诗歌界两大板块所构成,其中,体制内诗歌界主要由工作、依附和服务于作协系统、传统诗歌期刊系统(包括出版系统)的这些诗歌从业者们所构成,他们要么工作和服务于这两个系统中,要么主要呈现于这两个系统中,他们的写作和工作甚至思维模式、审美倾向、价值判断,都主要围绕这两个系统来展开。除了这两个系统之外,学院体系的诗人、批评家、学者、研究者;各种地方性的学会和内刊的有关诗歌从业者,也属于体制内诗歌界,他们及其工作和写作构成了中国的体制内诗歌界。
      体制外诗歌界主要由这几部分诗歌从业者构成:广大的民间诗歌写作者、研究者和批评者;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体制外诗人、理论家、批评家、评论家和研究者;持体制外思想具有体制外倾向的学院体系以及作协/刊物体系的有关学者、研究者、批评家、理论家、诗人等。和体制内诗歌界从业者主要要通过作协/刊物/出版及其相关活动和事务呈现自己不一样,体制外诗歌界的从业者的呈现和成立呈五花八门状,自媒体、融媒体(当然也会有不同程度的所谓的正规发表,甚至出版)、自费出版都有可能被他们所利用,但主要还是依赖于网络(微信、博客、论坛、网页)、民刊和独立出版以及自办活动或者完全沉潜。在当下的中国,中国的一大部分先锋诗人、有独立追求的诗歌从业者身处体制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见,所谓的民间,是泥淖状态的民间,是灰色地带的民间,是广大而复杂的民间,是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的民间,民间诗歌,民间诗歌界,民间写作,民间诗人,其暧昧、含混、芜杂、不专业和乱七八糟程度比体制内诗人、体制内诗歌界、体制内写作更强烈,更无底线、更无尽头。因此,不能一味的强调民间,民间不等于先锋,也不等于革命,也不等于活力和创造力,不等于有更高的道德追求和学术品格,更不等于中国诗歌的活力和成就部分。对中国诗歌来说,唯民间,是危险、短视、糊涂和可怕的。必须要在民间中分辨出真正的体制外以及真正的民间写作和本真诗人,糊里糊涂不加分辨的一口闷状态的民间,是无效和有害的。民间的绝大部分,无益于中国诗歌,甚至加害着中国诗歌。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就要大胆的喊出——省察民间,拒绝民间,警惕民间,批判民间,删削民间,民间才会成为真正的真诚的良性的向上的有益的有作为的民间。
      调和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体制内外的界限开始模糊,虽然各自的核心和向度、诉求不会变,但是边缘会出现大面积的互相渗透现象,呈现出复杂交错的互相浸染状,相应的,写作也会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模糊、综合、含混和弱化状态,体制内外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也能够互相包容、影响甚至呈现的,其所呈现出的最好的状态就是某种程度的齐头并进和互相影响。因为刊物式微,权力中心、价值中心、学术中心都开始涣散,标准因此而变得暧昧和多元,加上新世纪以来的网络冲击,以及金钱、商业的搅拌和黏合,调和开始深度地出现于体制内诗歌和体制外诗歌中,在中国诗界,没有一个诗歌从业者不是身处调和及其调和所带来的混杂、暧昧、多元、多向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中。调和时代,相应的好处就是,体制壁垒大面积不存在或者局部失效了,诗歌写作以及诗歌活动、事件开始多元和互相进入,诗歌场域变得多元、多维和质地丰富了;坏处就是泾渭分明的东西少了,先锋的成色会有所降低和暧昧,非诗的成分大量进入诗歌语境中,诗歌界、诗歌学术、诗歌写作、诗人的纯一性都大幅度的降低,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杂语喧哗、价值混乱、权威缺失、圭臬空置、劣币驱逐良币的诗歌时代。
      后调和时代,在国家持续进步、经济持续走高的总体国情的加持下,诗歌体制开始变得强大了,不论是作协系统、刊物/出版系统还是学院/研究院系统,都强大了。刊物因为金钱的助力而重又获得了强大的权力话语;作协则掌控着某种身份的发放、确认和扩大宣传的权力,并能为具体的诗歌写作者和工作者提供更为具体和直接的好处和利益,比如发表、出版、给奖金、开会、访学、游学、上鲁院进修、出国、开研讨会、申报课题、写作基金以及给予荣誉、甚至进入阶段性的历史文本中等等,作协体制因此而重新获得了巨大的吸引力、权力和权威性;学院系统和作协系统比较像,而有些利益更为巨大,甚至更自为和自主一些。刊物、出版、作协、学院,似乎都能让诗歌从业者摸到所谓的成功和现世的存在感,因此,在广大的中国诗歌界,趋之若鹜者众。俯首称臣者众,甘心处身于其中者众,所谓的民间诗人,有多少能远离、审视和拒绝刊物、出版、作协、学院系统及其后续的一切呢?很少。
      体制内系统强大的后果就是,权力话语重又出现,权力/利益分配又成了问题,体制内又开始高高在上和铁板一块了,体制内开始壁垒化,绝不轻易输出他们的权力和利益,绝对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分配权力和利益,这一切,都会影响具体的写作,出现在诗歌作品的方方面面中。
      后调和时代,金钱的威力持续加强,携金闯进诗歌者层出不穷、大有人在,他们来了,他们花钱了,他们就要说了算,就要营建他们自己的场域,打开他们自己的一条或者多条道路,他们和体制内诗歌界大量相加、相乘,他们双方互相借力,互相使用,互相裂变,权力和金钱的联姻、通奸、嫖宿和一夜情在后调和时代已经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因为各种原因,主要是因为利益、荣誉分配和标准的持有等问题,圈子在体制内外诗歌界大量出现,圈子化成为当下诗歌生态的常态和痼疾,没人觉得有问题,各地都有各地的诗歌大佬,掌控着各自的或大或小的圈子,圈子有时候比体制还恶毒还下作还有害还无耻还没有底线,但社会就是这样,人类就是这样,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独立于圈子之外的诗歌中人,何其少也。
      体制诗歌界的权力强化、人事壁垒化和利益固化、标准窄化,民间诗歌界的圈子化、江湖化、哥们义气化,金钱的有效和胡作非为,网络、民刊、独立出版的自由化和无门槛化,成了后调和时代的常态,在这种生态之下,中国诗歌的写作自然呈现为:标准变乱、向度混乱、诉求杂乱和杂质熵化。看似极端繁荣,融媒体的大礼堂里,官方、学院、民间、集体、个人、官刊、民刊、正式出版、独立出版等等呈现为浩大的大合唱、大舞会、大宴会状,但是含金量很低,真诗人和真诗歌产出量不高,诗人们多处于某种价值焦虑、前途迷茫之状态中,四处观望、八方探路、投石问路、见好就收、得过且过、自我封闭、无端骄傲、无端暴躁、互相倾轧、互不买账、互相拆台、评价失真等现象大量的充斥于中国诗歌界中,后调和时代,真正的体制外诗歌更加稀少,真正的体制外诗人更加孤立,真正的先锋写作和革命性因素更加稀少并且孤悬;后调和时代,中国诗歌中的活力部分和尖锐部分,更加被搁置、空置和视而不见。
      网络的快捷和无门槛以及手机带来的自媒体泛滥,极大地打击了诗歌的有效性,诗歌变成了一次性阅读和一过性阅读的东西,自媒体和网络不支持诗歌所需要的深度阅读和持久阅读,这无疑都在伤害和改变着中国诗歌的成色与可能性。
      在中国,从今天派诗歌开始,体制外诗歌、体制外诗人以及真正的先锋诗歌写作,都是通过民刊出现的,民刊承载、负担和弘扬着中国诗歌的活力部分、革命行为和先锋成分,民刊在中国之所以能出现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它这一特质是分不开的,中国几乎全部的先锋诗人、先锋诗歌、先锋诗歌诗潮、先锋诗歌流派、甚至先锋诗歌理论、评论都是从民刊飞上中国诗歌的天空的,民刊是中国先锋诗歌及其全部诗学的飞机场、工厂、自耕地、战场、兵营和后勤大本营,没有民刊,只有官刊和官方出版,中国诗歌就不可能释放其活力成分和革命因素,先锋诗歌就会阙如中国诗歌。民刊的本义和核心价值也就在于此。民刊的历史性贡献就在于此。
      这样,我们就明白民刊是怎么回事,中国诗歌为什么需要民刊,真正的民刊是什么样的了。我们也就明白民刊的反面——那些不好的民刊是什么样和怎么回事了。
      民刊的反面,反面的民刊,就是那些聚义厅、草寇山寨一样的诗歌印刷品,它们不能够承载真正的先锋诗歌写作及其他,它们也不能推出真正的先锋诗人、真诗人和先锋诗歌、真诗歌,思潮、流派、群体、新的倾向、新的方法论、新的萌芽、新的句子和新的名字,都无缘于它们,这样的民刊,就是坏的民刊和无效的民刊,是中国民刊的反面,是反面的中国民刊。在后调和时代,这样的民刊太多了,数不胜数。地域性抱团写作和小圈子排他化写作,天然地支持、强化和加冕这种民刊。
      我们费心力、耗精力、用财力的出一种民刊,目的何在呢?就是为了发一点自己发不出来的诗歌?就是给自己还未成熟的诗歌写作以揠苗助长之力?就是发点哥们朋友们的诗歌,形成自己的小圈子,小权力话语,小权力中心?就是把不能出版也不能发表(指正式出版和在官刊发表)的混乱芜杂的语言产品自己发表出来,就是自吹自擂,自弹自唱,自我粉墨,自己演出给自己看?或者把自己的语言产品印出来,以民刊的方式进入中国诗歌的话语系统和场域之中,待价而沽、犹抱琵琶半遮面,被选入某官刊的“民刊专号”,被选入某出版社的某某年中国最佳诗歌,欲说还休欲拒还迎,姜子牙钓鱼,投石问路……等待着鲤鱼跳龙门的盛大时刻的到来?然后登堂入室,从边缘突进到中心?
      当然都不是,我们出版民刊,是要呈现真正的先锋诗歌、先锋写作、先锋诗人和一切的真诗歌、真诗人、真文学、真价值,是要从后调和时代的众声喧哗的诗歌大礼堂中走出来,向前走,向高处走,向没路的地方走,走出新路来,面向星空,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和星光,一路开拓,走向中国新诗的下一轮旭日。我们出版民刊,是要打造自为的诗歌场域,营造自主和自由的诗歌生态,然后以一代人几代人强力的写作和纯诗歌精神,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诗歌史,向前推进那么一厘米或者半厘米。不是为了破坏,不是为了过瘾,不是为了敝帚自珍,也不是要挑战什么,要起义要造反要弄出大动静要杀的血流成河然后静待招安,不是对抗,也不是反对,而是要呈现、激情澎湃又心平气和的呈现,要成立、成熟、成果、成就、成功,要探索、实验、革命和前行,要远离一切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功利心、虚荣心、野心和机心,这样编民刊、出版民刊、在民刊上发表和发声,才可能让真正的民刊出现。
      孙守红弟是一个踏实但也有野心和雄心的诗人与诗评家,他接过前辈的接力棒,办民刊《大荒》,一晃,五周年过去了,从接续传统、呈现贵州诗歌、呈现中国诗歌的先锋部分这几个方面来说,《大荒》是成功的。它有民刊的气息,民刊的骨骼、民刊的气度和民刊的可能性与民刊的弱点和死角,目前,它已经形成了自己微小但具体的传统,它发出了一些好诗歌、先锋诗歌,它推出了很多真诗人、先锋诗人,它有计划有策划有规划,它甚至有野心有雄心,提出了续脉写作和黎明诗学等等,它想玩玩思潮和群落,它想在中国诗歌的大原野上种出一块它自己的花园和果园,它还在行进中,它还在发展中,它还在寻寻觅觅中,它有个性,它也有一定的先锋性,但是,它推出过哪些新的名字和新的句子了吗?哪些概念属于它?哪些名词出于它?哪些文章因它而黄钟大吕?在这大混乱大繁荣又大壁垒大凋敝的中国诗歌的后调和时代,在这融媒体的无门槛时代,在这海量资讯的经济时代,在这一切皆可消费的娱乐时代,在这诗歌正在远离一般读者和年轻读者的时代,在这先锋写作被搁置和无视的时代,费力费钱费事的搞一本民刊出来,意义何在?责任何在?诉求何在?目的何在?
      守红兄弟啊,我相信你心里有数,我相信你不会在后调和时代中,迷茫和迷路。

20201017日星期六
 


返回专栏
©2000-2021 poemlif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粤ICP备1814899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