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悯的观察者——孙磊诗集《刺点》窥解

◎牛耕



【发布按语】此篇评论写于2017年11月,并登载于《新文学评论》季刊(中国新文学学会主办,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年第1期)。今将此篇评论发布于此,供有缘者阅读,兼作存仓之用。转发请联系niugeng70@163com。

 
悲悯的观察者
——孙磊诗集《刺点》窥解


在与上一部诗集《演奏》的出版相隔11年后,2016年,孙磊出版了他的第二部诗集《刺点》。我曾用一篇六万字的长文,阐述了孙磊《演奏》之前的作品,并以“超级读者”的身份,与他保持着松散的接触和持久的友谊。对于《刺点》,我愿承长文之旧论、以短制窥新解,给出简短的知见或误读。

    一、“经典现代主义深度模式所形成的美学气质”

《刺点》中的“美”,如诗人昆鸟所言,是“经典现代主义深度模式所形成的美学气质”。

孙磊的“经典现代主义深度模式”,或者他诗中的“现代性”,用波德莱尔的话来解释,就是“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在那篇长文中,我窥见孙磊诗中“艺术的一半”和“另一半”,是以呈现事物混杂、对立、相吸三种形态的纠葛和缠结,来揭示我们生存的“现代性”,并以此形成了他写作的某种驱力模型或者修辞惯性:

……而早晨,
你仍要在写作中
进餐。在你黑暗的胃里
总留有一些
用牛皮纸包裹的
热狗和星辰。

        ——《写作》

而消字灵也仅仅是让你
活在某个夹层里,并允许你
吞咽冰凌和月光。

        ——《生活》

在诗集《演奏》中,将某种工业制成品(“热狗”“消字灵”)和自然物(“星辰”“冰凌”“月光”)并置、并将自然物放至最后的遣词模式,往往预示着泅渡于“现代性”的“夹层里”的我们,需要来自于自然物的唤醒、接济和救赎。就“自然”带给孙磊慧启的来源(他曾从农村生活到七岁)和高亮度(《昨天》《半途》等诗中的呈现)而言,我曾戏称孙磊是一位“自然诗人”——显然,这里的“自然”,是挣脱了现代生存效率原则的网捕和消费规则的宰制后,涉过了“过渡、短暂、偶然”的“一半”之险滩后,所获得的圆融自性和身心依靠,是“永恒和不变”的另一半”。

演进到《刺点》里,其中 “热狗”和“星辰”并置场景,已然消失在更加驳杂的辩难里,以及更为深寂的沉默中。或许,伴随着技术至上、消费第一的热潮涌荡,伴随着大众对于“科技奇点”到来的普遍热盼,以及其逻辑自洽似的对于“自然”及其指谓的哗变,诗人只能更多地回退到自身的“绝境”里,回退到难以“朗诵”的“存在之难”里:

主人,我知道在远处,
垂暮的人正催动着
婴儿的功率。

        ——《雪安宁》

一阵风,先于
一个立场。

        ——《先于》

在这里,孙磊观察的视角伴随着他个人身位的回退,“婴儿”“风”等自然物让位于“功率”“立场”等现代工业和消费社会的产物。但从语义逻辑和语言感觉上,则更具有内在的坚实和直面的凛冽,因为是“垂暮的人”(孙磊说过,“暮年就是大海”)催动着“婴儿的功率”,“风”先于“立场”——自然的拯救虽然更多变成了托底的衬景,但道存来自于目击,拯救源自于直面,孙磊并非一个在“幕间”和“高压电”之间城市生活的“缺席者”,这更增加了“证在”的勇气和力量。

当然,铸就孙磊“深度模式”的,与他海量阅读现代主义经典,以及现代性场域里的跨界交往和交互熏习,不无关系。更进一步地,与他“虚无是我们的根”的虚无气质,以及“秘密太广了,它丰富、滋养着我的生命”的神秘感应,更有着无形而广泛的交合,以反对阐释的形式为我们的阐释投下阴影,并形成他独异的“美”。

    二、批判性的错用和观察者的正名

诗集《刺点》和《演奏》中,有一少部分诗作的重叠。在我看来,《观察者》是其中比较扎眼的有代表性的一首,包含着对于我们时代“存在之难”(“秘密闪出的音乐”,“双倍晕眩”,“一知半解的寂静”)和伦理状况(“不安的人格表”,“道德的恐慌”,“写作的责任”)的交替呈现和普遍沉思:

在文化路上度过的十年,抽烟,酗酒,
有足够的悲哀谈论未来。吃食堂,
一菜一汤,一份不安的人格表,填写中打盹,
几乎不画画,但团纸,做底色,或试着
哭。如果有一阵道德的恐慌,
就用遇见的第一个词去阻挡。
而写作的责任,是把一个场景当作
发电机。热力快而干净。比如一个冬天,
一个从冰刀上滑翔的傍晚,
从啤酒杯、果冻和两条河流的翻滚中
秘密闪出的音乐,强大的气流,
双倍晕眩。但诗歌!
进来:豹子和一知半解的寂静!

但从汉语写作传统上,“观察者”的立场常常备受责难,似乎是一种对于道义和责任的抽身和回避。如同陈先发在《养鹤问题》上的自我诘难:

我是个不曾养鹤也不曾杀鹤的俗人。
我知道时代赋予我的痛苦已结束了。
我披着纯白的浴衣,
从一个批判者正大踏步地赶至旁观者的位置上。

这里的“旁观者”,大体重叠着孙磊的“观察者”(《存在之难》中,有“他让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高声写作’”的句子,故而在孙磊的语境里,“观察者”和“旁观者”的身份是可以相互置换的)。 “从一个批判者正大踏步地赶至旁观者的位置上”,杨小滨谓之“从知识分子变成一个‘俗人’”。在我看来,站在“批判者”的位置上,最恰当的身份是职业、阶层或公民,而非诗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所倡扬的批判性,并非诗歌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一如臧棣对此的反思:“从文学境界上看,文学的批判性可以作为一种文学的境界吗?我的看法是,批判性只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功能,它还不是一种文学境界。”(《诗歌政治的风车:或曰“古老的敌意”——论当代诗歌的抵抗诗学和文学知识分子化》)

或许,与诗歌的知识分子化相比较,一种更为久远的更为深挚的“同情小人物/小事物”的文学品质或者诗歌境界,应该穿透和打碎这种由“批判性”所冷凝所强塑的文学意识形态的泥胎(怩态)。也如臧棣在《诗道樽言》中所强调的,“对事物至深的同情,是诗签过的一个神秘的契约。诗的同情令诗的反讽感到了真正的界限。”(在我看来,“反讽”亦是“批判”的一部分)就此而言,从“批判者”至“旁观者”的位置,也并非“时代赋予我的痛苦已结束了”;进一步说,陈先发、孙磊诗的基质,并非笼统抑或精确的“批判性”,而是一种长歌当哭的悲悯情怀或者悲凛气质,贯穿着“同情小人物/小事物”的热温或暖调。一如西渡指出的,“诗并不是一种放逸、超然的事业,而是一种哭的事业。”在《养鹤问题》里,“它哭着东,也哭着西。/哭着密室政治,也哭着街头政治。”在《观察者》里,“几乎不画画,但团纸,做底色,或试着/哭。如果有一阵道德的恐慌,/就用遇见的第一个词去阻挡。”

另一方面,陈先发回退到的“旁观者”位置,或者孙磊所在的“观察者”位置,也并非没有道义担当或公共事务负荷的“俗人”位置。主要还在于,它受制于写作规律自身的限制,必须留下站在客位上的观察视角和观赏空间,如同朱光潜先生所提示的:“艺术所用的情感并不是生糙的而是经过反省的……艺术家在写切身的情感时,都不能同时在这种情感中过活,必定把它加以客观化,必定由站在主位的尝受者退为站在客位的观赏者。”(《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更为重要的是,所有的“观察”即便构成“写作的零度”的话,也都以“切身的情感”为前提,并以这种“切身的情感”与“写作的零度”,形成相辅相成抑或相反相成的“人”与“诗”的复合统一体。这种“切身的情感”,最为根本最为基础的,在前述“同情小人物/小事物”、“悲悯情怀”或“悲凛气质”时就已经显露出来——“同情”也罢,“悲悯”也好,“悲凛”也可,合并同类项的话,均可以“悲悯”称之——而这,才是构成孙磊“观察”的有效前提和不移情志。对此,孙磊早有洞察和揭示,“事实上,悲悯正是对人的悲剧性命运进行关照的一种途径。作为对人类的情感悲剧的慰籍和安抚,它一直是汉民族文化的根基。……因此,诗歌中的悲悯情怀应该也必然成为一种汉语诗人的本真情结。”(《用于呼吸的声音——谈马永波诗歌》)

综上所述,“悲悯的观察者”,是我给孙磊的写作所下的定义或所作的提括。这里面,如果“观察”(反思、反刍)是构筑语言的要件,从而形成了“写作在诗内”的“诗内”部分,也即侧重于“汝果欲学诗”的“诗”的部分的话,则“悲悯”更侧重于“功夫在诗外”的“人”的部分。在一篇访谈中,孙磊曾指出 “作为人的部分比作为诗人的部分更重要”,这样的以“人”哺“诗”,方才坐实了孙磊“悲悯的观察者”的内在逻辑和语义纹理。

需要澄清的是,相对于孕育现代诗的民主社会和公民意识,古代“仕”与“诗”一体的写作模型,反而是一种需要改造和更新的特异的等级结构——不论写作者的意愿如何,将“仕”与“诗”两相分离,将“仕”还原到职业、阶层或公民等更为恰当更为本在的身份里,将“诗”升华到包含政治但又超越政治的审美本位里,是现代诗写作必然经历的阵痛和必须承受的变局;也如臧棣所言,是当代诗歌从代言性的对峙性的“政治诗”向阅历性的感受性的“时事诗”转型的现实选择和适用路径(《后朦胧诗:作为一种写作的诗歌》)。

经历了这样的两相分离和再平衡革命后,这“哭的事业”才“陷入一种热的修辞,/在更多的冷的风骨里。”(《雪野》)孙磊的诗歌写作,也才能在长达11年的跨度里,“演奏”成命运音阶里真实的“刺点”,并磨砺出灵魂真正的歌哭:

从四元桥下来,不多远
一个陌生人在瑟瑟发抖,但冷
永远在我身上。

        ——《望京》

    三、几点别注

在虚掷几千字后,我似乎只是借着孙磊的诗写,谈了几个自己认为重要的诗学命题,对于孙磊坐标于“同时代人”的写作,几乎少有触及——作为70后诗人的重要代表,放到当代诗歌的场域里,孙磊的“场强”,以及与他人的“域差”,又在哪里呢?这,实在是个问题!但我仍然不想过多地展开,只是以人本考察的形式,给出几条线索性的特别注解。余下的,留待将来加以补缀。

    1.装配钳工

孙磊的写作,一般会被归类到知识分子写作里,也有人给他以冥想诗人、浪漫诗人等称谓。也因此,一般人很难从中读出机床声和锯屑味,读出呛人的烟尘和满身的油垢。但在15岁到22岁之间,孙磊确实干过长达七年的装配钳工,在一个大型的机床厂里。而且,在一次闲聊中,孙磊说他曾经获得过全省钳工技能大赛的亚军——这足以让人吃惊的成绩,说明他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工人诗人”。

在我看来,孙磊与他喜爱的乌纳穆诺、西蒙娜·薇依的命运交集,是与他这七年的装配钳工生涯密不可分的,并以此强化了他对于人的悲剧性命运、人的“重负与神恩”的反复体认。他笔触中的沉痛感、救赎意识,均结缘于此,虽然他是以和车间领导打架,然后辞职考入艺术学院,来结束这段充满体力和汗水的工人生涯的。

《刺点》里探出的那些更深长更锐利也更缠绕更纠结的“存在与虚无”之“刺”(如《事实或者高处》《存在之难》《绝境》等),是否可以视作缪斯女神以“装配钳工”的身份,对他的继续装配和无形钳制呢?

    2.素食者

孙磊是一位素食实践者,但我不打算称之为“素食主义者”,因为他从不在我们朋友聚会时推销他的素食经验。虽然按照我的揣测,他的四川好友史幼波(也是一位诗人)所著的《素食主义者》一书,肯定对他有切身的影响和启悟。

如此低调的素食实践,让我想到古人那句“食肉者勇敢而悍,食谷者智慧而巧”(《大戴礼记.易本命》)的判辞,似乎合辙于孙磊超乎常人的诗歌感受力和洞察力。而且,那句判辞是辟谷术最早的理论描述,其下半段是“食气者神明而寿,不食者不死而神”——似乎素食实践可以进一步地升格为“食气”实践和“不食”实践,以达致“神明而寿”和“不死而神”的境界。我不知道素食是否有助于孙磊习践语言的“辟谷术”,但素食所倡导的简朴生活,确实让孙磊体悟出语言的“慧巧”:“词语掌握着你我的行动,它们居住在你体内最简朴最崇高的地带,因而词语高于我。”(《枫丹白露对话录:用一生的感激遭遇那些光芒》)

蓄养诗歌词语的最简朴最崇高的地带”,或许可以用庄子所言的“心斋”来对应之:“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在我看来,这种“虚而待物”的“心斋”功夫,正是催生孙磊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演奏》《朗诵》《相遇》《准备》一直到《刺点》的一系列优异作品的奥援所在——词语对于诗人的喂养和反哺,从来都是吝啬的,需要如孙磊所言的“只有新鲜的血词语才能去吮吸”。只是在此逐利、竞名的败絮时代,有此“心斋”功夫者,又几人欤?可谓“民鲜久矣!”

    3.音乐与绘画

孙磊酷爱西方古典音乐,早在1998年的那篇《枫丹白露对话录》中,他就谈到音乐是“诗歌语言不可拆离的血液”,“音乐催促着写作!”又谈到,“每当我写作,必要有一盘肖邦或维瓦尔第或巴赫……”秦晓宇在《孙磊的演奏》一文中,对于孙磊诗的音乐性,对于那“不可拆离的血液”怎样舞蹈出心灵的歌唱,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释和揭橥。及至《刺点》,诗意已可在高音区婉转自如地流动和鸣响。

需要指出的是,孙磊常常借助一些音乐性的处理来完成诗意的组合或转换,因而也常常形成某些靠语感维系的超语义指涉,从而设置解读的栅栏或者迷障。如在《交流》中,有一句“那些未被取走的消费,/明明灭灭的雷。”这里,为了与“费”押韵,以及与“明明灭灭”形成一致的压迫性的节奏感,“雷”的垫出几乎是触手可及、脱口而出的,这与它的常规含义未必有大的关联。

孙磊的职业是画家,而且是中国画的童子功画家。水墨质料的柔软和润泽,必然会对他的诗歌运笔产生先在而无形的影响。比如,他极少使用刚硬的粗鄙的词语来强化诗意。另外,绘画作为一种视觉艺术,极其讲究皴染的笔法和意境的营造,移到诗中,就会得到“而窗外,依然是/沿着类似细长的防波堤而涌来的驳杂傍晚。”(《事实或者高处》)这样一帧意蕴十足而又妙趣难言的水墨小品。

孙磊的另一个职务是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主任,各种装置艺术、行为艺术、前卫艺术的观念和履践,会渗透到孙磊的诗歌写作中,形成一些观念性和实验性很强的诗篇,如《汲水》和《信仰者》对于“复制”观念的挪用,《越来越不可能的一致》中单行成段的格言体形式的视觉追求,《立体几何》中“形”与“质”的对折对拆中的意义追问等,均拓扑了《刺点》的内蕴和体量。

将孙磊这些音乐和绘画素养的背景前推,猜度它们对诗歌技巧的润滑或规训,无非是让我们同频于庞德那句老话“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以及共振于臧棣对此的再强调上,“写作就是技巧对我们的思想、意识、感性、直觉和体验的辛勤咀嚼,从而在新的语言的肌体上使之获得一种表达上的普遍性。”——在我看来,轻慢一个诗人为了“获得一种表达上的普遍性”所付出的努力和所获得的成就,任何理由都是浅薄的草率的。

    四、结束语

最后,我要申明的是,我越来越觉得,孙磊的诗歌智慧是液体的流动的,而我的解读更近于固态的结晶的(与我自己二十多年的钢铁厂生涯是否相关?),这对于他诗作的广延、驳杂、异变和通灵形成了不当的剪刈和裁切,有些甚至送上了误解的“囚车”或“绞架”,从而极易造成解读孙磊的郢书燕说或南辕北辙。

就此,我愿意用孙磊《断语》中的两句话,来结束这篇大而无当的文章:“声音和失明一起到来”——这一句说给我自己的发声;“沉默也是一种迸溅”——这一句送给孙磊沉潜如昔的未来写作,以及我对他作品默而如沐的无尽阅读。

    2017年11月7-8日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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