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集《有限事物的无限吸引》后记

◎程一身




《有限事物的无限吸引》
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6月
属于“我们”的诗丛书,另两本为胡少卿《微弱但不可摧毁的事物》,邵风华《另外的时间》

十四行诗及其变体

  在赵瑜兄的帮助下,我在2004年出过一本《北大十四行》,当时之所以出诗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年我获得了第一届“我们”文学奖。非常荣幸的是,许霆在《中国十四行诗史稿》(北京大学版2017)第十二章第4节论及了这些诗。从2008年开始,我写了一些三行体诗,当时以为是个发明,就在2010年编了一本诗集,并写了序《从十四行诗到“三行体”诗》,但并未出版。本来我想到晚年出一本总结性的集子就可以了。这次少卿兄提供了一次机会,唤起了我出诗集的热情,就在2010年编的集子基础上整理出了这部诗稿。
  在编排上,这部诗稿注重诗体意识,全书分成十四行诗、双行体诗、三行体诗、杂体诗,以及组诗与叙事诗等几类,然后再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这样编排虽然有些麻烦,但能提供比单纯的时间排列更多的意味。需要强调的是,“行”是现代汉诗的基本单位,这里的“双行体”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欧洲诗歌观念,也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对句或对联,只是取其成双成对的意思。汉诗重双轻单,这在近体诗里体现得十分突出,绝句其实是两个对句,律诗则是四个。《神曲》(约1307—1321)是“三行体”诗的杰作。全诗共三部,每部33篇,前面有一篇序诗,共100篇。三部的名称分别是地狱、净界和天堂,它们各分为九层,每部都以“群星”(stelle)一词结束。每部篇幅基本接近:地狱4720行;净界4755行;天堂4758行,合计14233行。在形式上,每节三行,连锁押韵:aba,bcb,cdc……就此而言,《神曲》足以成为“三行体”诗的典范。它的出现应是基督教“三位一体”观念的产物。意体十四行前两节各四行,后两节各三行,我谈的“三行体”诗主要源于意体十四行后两个三行诗节的启发,因此可以把“三行体”诗看成意体十四行诗的变体。除《浣溪沙》外,中国古典诗歌里很少出现这种诗行结构。“三行体”诗的核心是复杂关系与民主精神,其美学风格主要是不对称、戏剧性及多声性,非常契合现代汉诗的内在要求。至于杂体诗则是“双行体”与“三行体”的融合,其实意体十四行诗就是这样的融合。
  新诗诞生之初,“增多诗体”成了诗人和诗论家们共同努力的目标之一。试看朱自清的回顾:“新诗形式运动的观念,刘半农氏早就有。他那时主张(一)‘破坏旧韵,重造新韵’,(二)‘增多诗体’。‘增多诗体’又分自造,输入他种诗体,有韵诗外别增无韵诗三项……”今天来看,可以称为“自造”的诗体应是闻一多等人提倡的新格律体诗,以及所谓的“民歌加古典”;从国外输入的诗体主要是十四行诗。至于“有韵之诗外,别增无韵之诗”实即自由体诗,它一直是新诗的主流。但从句式来看,《天狗》与《蜀道难》并无多大差异。就此而言,自由体诗可以视为古风与乐府的变体。除此以外,新诗的诗体建设似乎乏善可陈。不过,我提出“三行体”诗并非仅仅出于对诗歌形式的考虑。把一首每节四行的十二行诗变成每节三行的十二行诗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有可能会破坏原诗的结构。之所以提出“三行体”诗,是因为我觉得它更适合描述现代生活,尤其宜于揭示现代人的精神状况。按照闻一多的意见,艺术应当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画人物,不仅要画个人而且要画群众,要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表现出人在社会上的关系。”而现代人际关系是复杂多变的,现代人的感情体验也往往更加起伏动荡,甚至倾向于极端:理解与隔绝、依赖与伤害、信任与怀疑、贪婪与矜持、冷漠与慈悲、诱惑与欺骗、冲动与绝望、痴情与背叛、稳定与嬗变,如此等等,而且这些状态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里,它们两两结合、彼此交织,在人们隐秘的精神世界里汇合成“三生万物”的无尽图景。总之,为了更恰切地表现现代人这种错综复杂的精神状况,这是我提出“三行体”诗的内在依据。因此,“三行体”诗无意于提炼一个明确的主旨,而是致力于描述现代人内心世界的各种领域和不同层次,并尽可能揭示其多元性和相关性,在不同意向之间形成饱满的张力关系。当然,一首诗应围绕一个具体的题材展开,以免使作品显得过于涣散。在“三行体”诗里,往往会出现“物”,其作用是把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它并非一个简单的媒介,而是和人一样重要的意象。也就是说,“物”和人都属于意象主体,它们是主体间的关系。
  至于“三行体”诗的艺术形式,首先从整体上应具有严谨的结构。每首诗都应根据写作的需要探索与题材契合的诗歌结构。当然,古人总结的“起承转合”仍然有效,但应灵活处理。在诗节方面,无论一首诗分成几节,每节都应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在保持完整性的同时体现一定的连贯性。这种既封闭又开放的诗节更有利于形成诗歌的密度和弹性。在对偶与押韵方面均不刻意追求,以达到与心灵节奏相符的自然状态。在建行方面首先要注重大致整齐,根据表达的需要,诗行内部可断可连。跨行要慎重使用,因为借助跨行有时固然可以创造一种悬置与接应的诱人效果,但跨行太多就会破坏诗歌形体的稳定性,使作品陷入破碎松弛的窘境。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并不乏单数,如正月正、三月三、五月五、七月七、九月九等,只不过经过重复之后,便产生了变单为双的效果。在“三行体”诗中,同样也可以变单为双,甚至形成对称关系——对称的未必是字句,而是语意。新诗诞生之初,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等人都有尝试性写过三行体诗。新时期以来,北岛、多多、欧阳江河、萧开愚、张枣、海子、臧棣、韦白等人也写过这种形式的诗歌。其中有些“三行体”诗非常注重“三行”与“三元素”的整体对应关系。此外还有些“三行变体”诗,主要是三行与一行,以及三行与二行的混合体。尽管“三行体”诗的数量不多,还不成规模,但一直绵延不绝。而当前这个复杂的时代更为“三行体”诗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我相信“三行体”诗拥有的并不只是一个美好的前景,而且能产生一批成熟的诗歌。
  这部诗稿仅选取题材不太敏感、表达相对完善的部分,大体上处理的是自我经验以及对他人的观察,前者可能有些抒情,后者一般比较冷静,有时也将它们融合起来,并显示出相应的时代背景,但我希望它们同时包含着某些超越时代的因子。
  2018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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