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观察——或新诗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双重过滤之必要

◎夏汉



一个观察——或新诗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双重过滤之必要

夏汉

      在当代语境里,将汉语新诗置于中国现代文化的观照中——尽管有那么多诗歌文本的面世、编选,诗歌现象的经典化努力和诸多肯定性的评价与理论概括,以及风起云涌的诗歌节与诗歌奖,但依然会给人某种无以言说的尴尬或莫名的悲观,这或许缘于新诗与现代文化在相当一个时期,皆处于异常的混乱状态,且有为对方推波助澜之态势,不妨说,冲撞与损毁总是多于充实与建构。同时,我们还可以描述为双方尚处在某些动荡与变动不居之中,仍在走向各自尚未抵达“传统”自身与最终融合的路上。故而,汉语新诗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双重过滤就显得十分必要——或许这就构成了一个对于新诗与文化的观察畛域。
      弗罗斯特认定诗人是情感大师,那么“他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敏锐性——敏锐性,尽情品味上帝所赐的一切;所有这一切,灵魂的,精神的,还是肉体上的”(弗罗斯特《诗歌就是人性的优雅》董洪川 王庆 译)。源于此,诗歌在其本性中就有来自于对外在于“灵魂的,精神的,还是肉体上的”文化的一种“古老的敌意”和希尼所言的“寻求纠正主流环境中出现的任何错误或恶化”的明智动机,而华莱士•史蒂文斯所谓的诗歌的高贵在于它“是一种内在的暴力,为我们防御外在的暴力”为希尼的论点作了声援(引自希尼《诗歌的纠正》黄灿然 译)。这里,无论是把文化视为相对的对方,还是诗歌原本就是其文化的自身构成——这里取决于诗人不羁的个性追求,同时也应合了弗洛伊德的观点,他说,每个个体实质上都是文化(文明)的敌人(弗洛伊德《论文明》第一章第6页,徐洋 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在这个视域下,观察当代汉语诗坛其具体表现在就有如下的情形:
      首先,新诗对于文化的本能的敌视。新诗在本质上拥有一种斯蒂文斯所谓的“意识中不明就里的发生”的非理性因素(《诗歌中的非理性因素》华莱士•史蒂文斯 著,李海英 译,原刊于《上海文化》2016年九月号),乃至于在超现实主义诗人那里则表现为潜意识,这种内在的自由相对于理性的文化形态势必带来程度不同的僭越、破坏或不予认同。难怪王敖在谈论艾略特之际,会如此写道:真正的属于悠久文明的现代诗人,不论对此是否有明确的自我意识,正是那些致力于卸掉所有文明的重负,回到神经与脑电波的原点,从物质的层面进行触底反弹的诗人,而不是布罗茨基有意区分过的"文明化的诗人"。在曼德尔斯塔姆那里,所谓文明之子的工作来源于其头脑中"发声的模块"(王敖《诗的神经与文明的孩子》)。
      其次,新诗在其自身的发育中又显示出某种先天不足,并由此引起自我慌乱与不淡定。一个时期以来,新诗一直存在着的痼疾便是全盘承袭西方诗学与精神源泉,诗的语言形式趋于欧化与翻译体,在蕴涵的披示上,也以借用为主,舶来的痕迹异常严重。而在近年返回汉语古典传统的呼声中,却又出现食古不化或挖掘不出鲜活元素之嫌,忘记了艾略特的忠告:假若传统或传递的唯一形式只是跟随我们前一代人的步伐,盲目地或胆怯地遵循他们的成功诀窍,这样的“传统”肯定是应该加以制止的。我们曾多次观察到涓涓细流消失在沙砾之中,而新颖总是胜过老调重弹。传统是一个具有广阔意义的东西。传统并不能继承。假若你需要它,你必须通过艰苦劳动来获得它(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李赋宁 译)。这就让写作仅仅流于表面——要么刻意于汉语自身的狭隘修辞,要么陷入古意,不啻说,其写作试验给人一种类似于裹脚老太的感觉。而在另一个向度,因了美国盛行的口语诗的影响,汉语诗的口语化日趋严重,乃至于口水现象泛滥成灾,让诗歌堕落为一种低俗甚或恶俗的情绪分泌。他们哪里晓得,诗就是“牺牲掉日常言谈的那些期望”,博纳富瓦称之为散文的话语,并强调:“当诗歌成功地甩掉散文话语,它就能进入同样的深度”(博纳富瓦:“诗歌有它自身的伟大”,树才 译),故而,当下的不少口语诗人的单薄或浅薄的文本就成为一个司空见惯的症候。
      在当下,这个庞大的汉语诗坛也异常的杂乱,众声喧闹。自朦胧诗之后,国内各种流派风起云涌,仿佛一夜之间太多的诗歌名头冒了出来,特别是进入微博、微信时代,诗坛更是热闹异常。而在这背后,我们固然能看到人们在优裕的物性生活之余依然拥有对诗意的追求, 但也会出现泥沙俱下,从而产生诗歌的虚假繁荣。有更多的人,不去研究诗歌,仅凭兴致与冲动去写作,而且写得太多、太快、太过随意,很多文本根本不是诗,或者说就是打着诗的幌子在羞辱诗的清誉与高贵。而那些安静写作的诗人与作品虽没有被淹没,但总显得孤单与边缘化,或优秀诗人的总量与这个群体构不成比例。在曾经拥有唐诗、宋词的伟大国度和曾经诗神远游的美丽神话中,我们当下的诗坛该有不肖子孙的羞愧:不少地方山头林立,兀自圈地为牢,做成了诗人小圈子,对于之外的诗人及其写作不是充耳不闻,就是心生排斥之意。而不少诗人心仪于一些活动的势利性,把诗会看作实现自己虚荣心的平台,耽乐于那种马戏团般的出演,眼界之低下与狭隘也愧对于布罗茨基所说的诗歌是语言的最高形式和我们整个物种的目标(《表情独特的脸庞》,摘自《悲伤与理智》 )以及诗是我们的人类学和遗传学目的,是我们的语言学8和进化论灯塔(《一个不温和的建议》)的说辞。凡此种种,既不能自觉的走向文化自身,也难以融入文化体系,不被接受或抵制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结局。
      而在文化领域,由于历史惰性的存在和西方文化的鱼贯而入,也表现出不少问题。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固有的专制性一直是对于现代性相抵触的,不妨说,传统文化曾经的辉煌导致我们民族心理的夜郎自大,在看似包容的表象里其实有着天性的排斥。另外,我们传统文化的庞杂势必处于精华裹挟于腐朽与尘垢之中,就是说,我们在面对传统的时候,仅仅看到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一部分,一如盲人摸象,真正有着生命力的东西未必被我们所发现或接受,以至于在更多的情形下因了传统文化的沉滓泛起而误入歧途——诗的写作和诗人不与传统文化合作的态度大约也缘于此,故而王敖所谓的“极端的方式也意味着一种对创造力的激发与呈现。因为它既能利用文化,又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已经沉重僵化,以至朽坏的文化中介”(王敖《诗的神经与文明的孩子》)是一个很恰切的说辞。而正是这种自以为是的普世的文化固执,抵触新的文化萌动——其中就含括了诗歌的被接受。同时,在开放的环境里,西方文化资源一股脑地进入,导致当下文化形态的杂芜与错落,以至于扰乱了我们的文化自信与依存,也出现了或盲从或犹疑或逆反的文化心态,对于文化的发展与健全带来诸多弊端。
      在今日诗坛喜忧参半的形势下,我惟有认同张曙光的说法,那就是“诗是少数优秀人的事情”。不妨说,只有这个虚胖的群体中的少数诗人在写作有价值的诗,他们的文本方可进入诗歌史,由于这些诗文本的独有的诗学价值与现代优秀文化处于相向而行,故而才可以嵌入文化或构成文化自身的优质元素。当然,这里排除那些因写诗而成为文化名流的人物,不啻说,他们远不如那些安分而低调的写作者的诗更有与文化对接与融入的可能,可以说这些诗人的文本在某种意义上才更具有文化的价值。而更多的写作者,倘若有了随意涂写而向严肃写作的向度进取——即由自娱自乐、浅层次的形而下的情绪宣泄进入形而上的普遍性提升,张扬一种诗性正义,正如加缪说过的那样,作家不应为制造历史的人服务,而要为承受历史的人服务(加缪:《写作之所以光荣,是因为它有所承担》),那么我们今天的诗人也应该有所承担——即便这种承担已经化为内心的审美感受与对于社会的洞察。说到底,诗坛惟有自我保护与清过滤功能的强化,各类网站与纸媒的自我提升与规范,才能为诗人写作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催生更多的优秀诗人与作品涌现。同时,诗歌理论与批评亟待跟进,诗学经典化的力度亦需加快,尤其需要克服一种批评的低能与平庸,比如屡屡被指诟的一些虽为高学位者,但常常耽于末流文本的无效解读或过渡空洞的概念化写作。而诗人批评家的涌现为诗歌批评与写作的普及添加了新的力量,理应得到肯定与扶植。
      文化体系的自我纯净与包容性自不待言。如前所述,当下的文化现状杂芜而混乱,那么,假若要葆有其生命力与创造力,就必须拥有自我更新与沉淀的新体系,不妨说,“只有使过去复活,一个民族才能复活”([德]扬·阿斯曼《文化记忆》,金寿福、黄晓晨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6页),同时,在吸纳新的质素的同时过滤旧有的文化渣滓与涌进来的不好的病毒,如此方能滋润民众的心智,构成一个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柱。如此,文化则不以唯我独尊的强势与霸道自居,而对于诗歌这个独特的“异类”才能在包容中具有引导的资格,消弭不恰与敌意,吸收有效的诗学营养,从而在诗人、诗歌主流的自我融合与文化的融合及其相互认同中建构一个庞大而复合的优良、合理的文明系统。
      尽管在弗洛伊德那里,对于文化与文明并不屑于作出区别,但在对于诗歌的文化意义的考察中,其概念总是偏于文明这个向度。那么可否如此界定其差别,即文化含有了文明的全部,而文明则是文化中最富生命力的优良基因。不妨说,文化的根基在于文明的积淀,而诗是文明的要素,如此,诗的强盛则对文化的改变、推动与粹化有着根本的作用。诗歌向来都是第一位的,主动的,当诗人以其深厚的文化积累穿透诗歌,给予诗内在的灵性与神性创造,这就意味着布罗茨基在评价曼德尔施塔姆时所标示的当属于“个人的文明”,甚或就主题而言“再现了我们文明的发展过程”,并说明诗人并不是一个“文明化了的”诗人;他实际上是一个为了文明和属于文明的诗人”(布罗茨基:《论曼德尔施塔姆:文明的孩子》,刘文飞 译),这就意味着所有优秀的诗人及其文本就为发明、激活与更新现有的文化机理作了一份贡献——哪怕仅仅是微弱与微不足道的。我想起艾略特一个著名的论断:但当新鲜事物介入之后,体系若还要存在下去,那么整个的现有体系必须有所修改,尽管修改是微乎其微的。于是每件艺术品和整个体系之间的关系、比例、价值便得到了重新的调整;这就意味着旧事物和新事物之间取得了一致。谁要是赞成关于体系,关于欧洲文学,关于英国文学的形式的这一概念,谁就不会认为这种提法是荒谬的,即在同样程度上过去决定现在,现在也会修改过去。认识了这一点的诗人将会意识到任重道远(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李赋宁 译)。可以看出来,诗人(诗歌)的作用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是能动的与相互的,在此背景下,众多诗人及其诗篇就会成为合力,参与并决定着文化的构造与方向,而已经存在的文化也会对于诗歌的写作有所掌控,比如诗人对于传统的继承与吸收意义上——传统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引领与决定性。中国现代文化与汉语诗歌的关系也理应如此。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化只有在开放中,吸纳更多的文明元素——其中包括优秀的诗歌资源——那来自灵魂深处的力量和一份独异的精神文化财富,从而参与到当代文化有效的建构与发展,以期影响到大众的思想与社会实践中,那么,作为人类存在的基本条件——文化强大了,真正的民族复兴才更有可能健康而尽快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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